档案里有一张“我是特务”的白条
战斗剧社重新集合演出。刚放出来的我很高兴，写了一个配合抢救运动的戏《失足恨》。戏中有个上海青年“李先生”，被特务派到延安。晋绥锄奸部长姓李，他看完演出后，问我“为什么特务和我一个姓？”我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骂自己“你这人真是，刚摘掉‘特务帽子’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怎么能让特务姓锄奸部长的姓？”戏中特务不能姓李，姓水吧，“水先生”。文化大革命后我看到“百家姓”，还真有水姓，幸亏没有姓水的当大官，要不我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948年春，部队开展“三查三整”（查阶级、思想、作风和整顿组织、思想、作风）。我们战斗剧社也不例外，业务骨干基本上都受到了影响，我最“出类拔萃”。查出我不是无产阶级，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被划为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了我的党籍。我只知道查到我家五代以上曾给皇上教过书；还查到我在上海混了几年有洋奴思想，练习写作时还写了一些“小资”情调的“风花雪月”，以及我历史上犯过几次错误。但这些并不足以开除党籍，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我不知道。
我入党已经八年了，而且我真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对党忠心耿耿，我又痛苦又不甘心。那时我们住在兴城附近的深山沟里，我每个月还照交党费，党小组长也照收不误。我仍然照常努力工作，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另眼看待，甚至有人对我表示同情。不久，战斗剧社划归第一野战军，我们离开了晋绥军区，渡过黄河奔赴西北巡回演出。返回野战军政治部驻地的第二天下午，为司政机关和警卫部队演出。我作为演出主任，从侧幕查看观众的反映，突然我看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他是我的老上级，演出一结束，我就去找他。我十分委屈地说：“我被开除出党了。”甘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说“错了，错了，没事，没事，你放心。”过了几天，我的党小组长刘莲池对我说：“我代表党支部通知你，恢复你的党籍，从今天起过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我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八一厂搞专案的一个同志过去与我一块工作过，他对我说：“根据长期考验，你没有政治问题，你档案里的这个条子还给你。”我一看，妈呀！一张白条，上面写着在延安整风时，严寄洲曾交代是特务，后做结论纠正，但他这段历史没有证明。就是这样能置我政治上死地的一张纸条，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一直装在我的档案里，几十年“忠实”地跟着我。当时延安整风已经给我做了“不是特务”的结论，档案里却一个字也没有。我这才明白，原来我的好多倒霉事都与这个“白条”有关。难怪次次运动逃不掉，老有个阴影像老鹰一样在我头上转，老鹰不抓到我这只小鸡，不算完。
老婆孩子也受到了我的牵连
我的家被赶到酱油坊改成的“牛棚”里，地上还留着锅炉印子。儿子这时也从云南插队的地方回来了，一家四口总算团圆。
看到我被放回来，全家都很高兴。“牛棚”太小，东西放不下，
书架放在桌子上。我捡碎砖头，在门口垒了个小厨房，终于可以
自由自在地做点好吃的了。
1951年严寄洲回常熟与家人合影。左前起：父亲严翊程，母亲严归氏，外甥沈振亚，后右起：严寄洲、妹妹严寄群，妹夫沈凡
获得自由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和老伴王荣华讲了一夜的话。老伴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一是李德生为我们“黑帮”说了话。李德生到八一厂，说严寄洲是严寄洲的问题，与他家属无关，家属和子女不能动，所有“黑帮”的家属都不要动。李德生时任党的副主席，又是总政治部主任，八一厂的顶头上司，八一厂不敢不听。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李德生，非亲非故，他完全出于公心，把我和许多“黑帮”的家属保了下来。因为李德生的态度明确，后来我们这些“黑帮”也没有怎么挨打。再一件事情是我的母亲去世，老伴没有告诉我，我放出来以后老伴还是没有说。过了半个月，看我情绪平稳一些，老伴才说，你妈就等你回来，她死不瞑目。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母亲住在上海我妹妹家。妹妹和妹夫老骂我不来信，老伴也不解释，每个月照寄几十元钱。
在我被关押的时候，组织上找我老伴王荣华谈话，要她划清界限，离婚。也怪，“黑帮”家属没有一个提出离婚。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反革命，谁心里不明镜一样？我挨斗回家，老伴对我照样很好，孩子们对我也很好，衣服破了给我补，给我倒好洗脸水，做好饭，总有绵延不断的温暖。如果连老婆孩子都成了对立面，我作为“黑帮”还有什么活头？
我成了“黑帮”，家里一团糟，老伴成了“黑”老婆。儿子、女儿也都跟着受苦了。我被“专政”后工资停发，就靠老伴几十元钱，穷到买点挂面泡酱油吃。过年厂里会餐，我把所有的菜倒在一起，再买一颗大白菜，炖一大锅，一家人吃得热热闹闹。中秋节，老伴在干校，我的经济力量只能买六块月饼，我和儿子严可、女儿严小秋一人两块。孩子们很馋，还没到中秋节就吃完了，眼巴巴望着我的月饼，我又分给他们一块。现在想想，这种感情，是有钱人家体会不到的。
我最痛苦的一次是老伴王荣华上干校后，那时我还在监督劳
严寄洲老伴王荣华（右）和女儿严小秋
动中，刚满15岁的儿子严可马上要去云南。女儿说哥哥要走，哥哥愿意走，“黑崽子”在北京更没有出路。我没有自由，也没有钱，我那时一个月才20元生活费，为给儿子买点东西，借了100元。到百货大楼给儿子买个箱子，买个手电筒，都是挑最便宜的。再买半斤肉末，炒成咸菜，儿子要坐四天火车，到昆明还要坐四天汽车，才能到边疆，让他路上吃。
我请了一天假，送儿子走。永定门火车站人很多，一大帮孩子哭天喊地。也没说什么话，妹妹拉着哥哥的手，久久不想放。儿子哭着上了车，车开动了，窗口全是人，儿子挤不上去，挥着一只帽子。帽子我认识，我只看见帽子，看不见儿子。我从来没有这样过，送走了儿子，身体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真正是妻离子散啊。坐在地上好久好久，我才拖着疲惫的两条腿坐公共汽车回家。
儿子走后几天，就要过1969年国庆节了，可非让我到干校去。老伴已经去了干校，儿子也走了，我再走，家里只有一个才13岁的女儿。女儿小秋拽着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没有人身自由，不走是不行的。旁边住着一位作曲家，我只有请他照顾一下。第二天厂里通知我，你老婆回来。有老伴和女儿在一起，这下我放心了。干校有人带回老伴一个条，她把行李放在干校，不拿回来，我就不用带行李去了。我从北京走，老伴从山西回，我们没见面，火车擦肩而过。
女儿严小秋继承了她妈妈的高个子，被工程兵女篮选中，参了军。节假日回家，到八一厂门口脱下军装，不敢穿。“反革命导演”的女儿还参军？怕人告状。
四年后，儿子严可从云南回来探亲，坐了八天八夜的车，两条腿全肿了。儿子严可插队，真可怜，苦得不得了，叫他们“黑孩子”，逼着他们互相用鞭子抽。他死也不愿意再回云南，怎么办？那时我还在干校。他要坐火车到干校，跟我一起劳动。那怎么行？我还被“专政”着。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女扮男装的女演员王苏娅是我当年招的兵，在云南省话剧团工作，我托她给儿子办了“病退”。
儿子严可在家成天和一帮人喝啤酒，我们怕他学坏，想让他学点什么。那时我已经补发了工资，给他买了照相机和洗印的一套设备。儿子从此迷上了摄影，成了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以后到历史博物馆摄影科专搞摄影。1976年3月底至4月初，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形成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数十万群众自发汇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和挽联，儿子天天跑到天安门广场拍资料。后来天安门事件被错误定为“反革命暴乱”，我叫他把照片全部烧掉，儿子说全烧了。以后“四人帮”倒台，儿子把天安门事件中拍的照片拿出来，有几百张，其中好几张得了奖。儿子说，那时不答应不行，怕我担心。他把底片放在博物馆的底片库里，查三天三夜也查不出来。就是查出来，也不知道是谁放的。
儿子性格内向，不像我爱说话，他心里有创伤。后来他到了澳大利亚，再后来得了癌症，回到北京。直到最后，几次动大手术，儿子从来不多说难受，我总以为还能好。那天半夜不行了，找几个战士来帮忙抬下去，他们都不让我去，我一直以为没什么问题。他们骗我，说还在为儿子轮流值班，其实儿子已经死了多少天了。直到要火化才告诉我。遗体告别没让我去，那是我第二次脑子空白。儿子严可的死对我老伴王荣华刺激最大，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被打成“黑帮”，如果儿子不去云南插那四年队，也许不会这样，我恨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