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洲华人公开集资往香港创立公司，始自西澳的陈霞（陈霞在西澳非厘文度与李殿洪等人合资，号称该埠中西商店的第三）。1901年陈霞声称在西澳已集资7万员，并到雪梨拟再集资8万员，合计15万员，以此准备在香港成立和利公司专办在外埠入口洋货及其它；公司的特点是仅招华股而不在香港招洋人入股，故利润与洋人无关（东华新报：“集股既成”,1901年10月7日第3页）。陈霞的雪梨之后即多以雪梨华商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直至1904年10月宣称拟到贪勿埠经商（东华新报：“饯别开筵”,1904年10月29日第1页）。
陈霞所称的“香港和利公司”的资料在网上查不到，后来亦没有看到和利公司派息及分红的消息。这有几个可能，公司本来就是预备阶段，是“到香港香港时必须细心探察果有妙处始行开办（东华新报：“集股既成”,1901年10月7日第3页）；假如开办不成应有退回股本的消息，然而没有看到。或许已开办而业迹不佳，略去不提；更或者资金被康有为移作他用，哑口无言。
资金被康有为移作他用的情况可参照1903年在澳洲再次招股在香港开办中国商务公司。中国商务公司由郑蕃昌﹑刘汝兴﹑陈霞﹑李官益四人牵头（东华新报：“华商庆会”,1903年7月18日第3页），1903年8月1日，刘汝兴﹑郑蕃昌﹑李官益﹑陈霞在东华报刊登倡办中国商务公司，每股收银中国银20大元，据说已收到85250元的认股。8月19日，又刊登称将“中国商务公司”（前文说 “华益公司”，是 “中国商务公司”控股的，并购有商铺在德辅道中，以附揭汇兑及代理出洋船票生意为主 - 见东华新报：“振兴商务”,1905年8月12日附张第1页）按每股收银中国银20大元折合每股收银2英镑。
香港的中国商务公司只是康有为意图北上勤王失败后走商业救国之路的一部份，实际上自1903年开始，保皇党在美国开设华美银行、琼彩楼饭店等；在墨西哥投资地产、电车、铁路、轮船公司，开设华墨银行；在香港开设中国商务公司、中华酒店、华益公司；在内地开设广智书局、插手振华公司等等。通过收党费和集资做生意，保皇党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迅速成为一个外表看来是资产雄厚的“公司”，而康有为本人也从一个流亡者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行列。然而在他率先垂范下，保皇党的党营生意完全以长官意志为转移，不按市场规律和契约精神办事，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全党上下一起吃大锅饭，在企业中随意提款，大肆挥霍，账目混乱。除广智书局算是正常运作外，其余公司一塌糊涂。
党费本来是用作支撑党的正常运作，部份移作投资来扩大资产，也算正常，外人或党员也不能说些甚么，有规章制度管理就可以了。集资部份就不一样，除规章制度外，还有董事会及监事会管控着，随意提款和账目混乱的情况在市场运作是走不通的，尤其是在党内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在进行集资的过程中得考虑对投资者的影响。是故在后来集资的香港华益公司就有脱离保皇会控制的企图。
至于刘汝兴在1903年8月参与中国商务公司的倡办后，于次年(1904年)2月以安昌号有新船出海而随船考察为由离开澳洲（东华新报：“华商之光”,1904年2月6日第3页），直至7月15日才回到雪梨（东华新报：“开欢迎刘君会并议举行庆典事”,1904年7月16日第1页）。
数月间对刘汝兴而言已有点物是人非了，被边缘化了。1904年7月雪梨成立了“保商会”，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专营香蕉批发事业的华商黄来旺及郭标正式登上华商领导者之一的舞台，而非如学者郭美芬在她的“二十世纪初澳洲都市化下华裔社群的「华侨」叙事与政治结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1 期（民国100 年3 月），157-202）中所说的“以梅光达为首的旧有华商势力”，恰恰相反的是在逐渐取代保皇会的地位。在后来的日子中，代表安昌的是叶炳南，而刘汝兴则多以华商身份出现各种场合。
当刘汝兴还在保皇会当总理时还跟随美洲的保皇会在雪梨成立“干城学校”。关于干城学校，学者是这样说的：“干城学校以振兴中华相号召，以武力捍卫祖国相激励，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意在培养报国救时的军事人才。其它如东京大同高等学堂、横滨大同学校等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效” （见王明德 谢俊美：“草堂万木森·变法维新政：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
实际上的干城学校是保皇党企图在海外成立的军事学校，意在培养军事人才。当时已有人报名，刘汝兴在向纽省政府申请前向一些议员征求意见却“无不反对”。理由是“如非入英籍者，不能在本处习操”， “如已入英籍，则一旦英国有事，必归英国调遣”。保皇会将这些议员的意见看成是“仇视华人”的一种表现（东华新报：“干城学校之中止”，1905年4月15日第1页）。
这让人想起清未民初向美日德等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的往事，同样是的事却结局不同，只不过参与的人身份不一样。前者是学生，后者是居留者。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假如外国同意允许或赞助，那就不是被攻击为“仇视华人”这么简单，而是赤裸裸的“干涉我国内政”了。
刘汝兴似乎不大愿意被边缘化，在1905年4月17日又以“本埠全体华商”的名义召集“合议禀求六省政府禁止鸦片入口”。 刘汝兴痛心疾首声称“鸦片烟之害尽人皆知”， “海外旅民，亦均嗜而不悔”； “耗八万余镑之巨款，以有用之财，散之无用之地”； “且令人笑我为野蛮，讥我为污秽”； “况乎我同胞之来此者，原为求财起见，拋妻子，离乡背井，乃以年中所获之工资，尽耗之洋烟之巨毒。一念及此，能毋痛心”（ 东华新报：“本埠全体华商合议禀求六省政府禁止鸦片入口事”，1905年5月27日第1页）。
对于早期华人吸食鸦片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昌是这样说的：“在社会组织形式上，早期赴澳华工多是以赊单制（Credit Ticket System）形式赴澳，淘金华工生活在集体营地里，收入微薄，在这种制度束缚下，多数华工终日为偿还债务而劳作，赊单债主（the Merchant）严密监视着华工的劳作，对华工管理十分严格，控制着他们的经济收入，只有偿清债务才能获得自由身，如果不偿清债务，就必须永远淘下去。澳洲政府也严格控制淘金华工的活动，有些地方专门制定了金矿区中国人条例，对中国人营地的搭建地点、搭建方式、营地的搬迁和用水都进行明文规定。在赊单船票负担、澳洲政府的严苛管控和国内家庭各种债务负担的压迫下，很多华工厌倦了艰苦的淘金生活，感觉淘金希望渺茫，幻想通过赌博的方式迅速致富，早日回家。…在澳洲，赌博与吸食鸦片常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赌徒在输钱后往往会大举借贷，持续的输钱使他们开始通过吸食鸦片寻求慰藉，甚至有人彻底绝望，通过吞服鸦片而死” (赵昌：“澳洲淘金华工恶习滋生问题探析”http://ayzx.jsnu.edu.cn/bf/76/c9304a245622/page.htm)。
赵昌在文中的一些错误结论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然而研究中的赊单债主却是华商为主。刘汝兴是安昌的大股东，也是历年来最大的鸦片入口商，却在合议禀求“禁绝鸦片入口”。梅光达在生之时以年余的时间奔波游说政府禁制鸦片，其它华商不见行动，更不要说刘汝兴了。另一方面澳洲政府两院在这一年正在讨论关于管制鸦片的政策，刘汝兴只是在走“政治正确”的路。要注意的是，梅光达要求的是“禁制”， 刘汝兴领导的华商要求的是“禁绝”，连医疗上用的鸦片也要求一刀切的“绝”了。
整个世界对鸦片的作用和遗害在历史上有个渐进的过程，一如不少医药的使用。即使到了今天，毒品依然是个世界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至于对刘汝兴对澳洲华人“禁毒”的贡献，应该看的是时间的关节点来评价。将污点证人说成是英雄，始终不妥。
再看雪梨办理禁烟会的成员，原保皇党的有刘汝兴﹑冼俊豪﹑郑蕃昌﹑欧阳可冠（欧阳庆之子），另有牧师周容威及专营香蕉批发事业的华商黄来旺及郭标等。于是乎又有禁烟开捐一说了（东华新报：“善举申告”，1905年6月24日附张第1页）。
1905年刘汝兴除兜兜转转在纽省及维省的几个华人较为集中的城镇宣传禁烟外，下大功夫的是在拒约会上。
拒约会亦称“抵制美货运动”， 导火线是1894年葛礼山-杨儒条约（Gresham-Yang Treaty，全称“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条约订明1904年12月7日到期之时若两国未另行再议，则自动延期十年至1914年。清政府希望重新议定条约，1905年5月美国派出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到北京谈判时，上海商会借机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保皇会资助的《时报》，把杯葛（boycott）奉为一大发明，鼓吹抵制美货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王冠华：“爱国运动中的 ‘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 《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问题是因为广东华人无序的去美国，从而导致限制华工到美国来保护在美华人利益的事，本来的结果是有损广东华人的利益，但运动却是先从上海开始而蔓延至全国，并将“该活动为清末中国人面对外国入侵时，爱国心的展现，也是第一次有效的外货抵制运动，该方式也成为后来对抗外力常用的一种手段”，那究竟是甚么“面对外国入侵”？
在1906年捐侐旧金山地震华人时刘汝兴仅捐1镑（东华报：“救济同胞”，1906年1月16日第5页），而同年1906年粤汉铁路招股，刘汝兴似乎下重本来认购5000元（东华报：“粤汉铁路认股芳名”，1906年3月17日第6页）。在于墨西哥银行认股，刘汝兴也认了200元（东华报：“银行认股”，1906年7月21日第5页）。同年9月香港风灾，刘汝兴仅认捐1镑1元。
1906年11月黄厚成与随员翻译来澳洲，“一为访察民情，一为查设领事。将来如雪梨埠，如美利滨埠，如庇利士滨埠，如黑列埠，如澳洲外岛鸟丝仑埠，华人众多，交涉纷繁，均宜参酌情形，分派领事以资保护” （东华报：“详记黄委员来游雪梨事”，1906年11月10日第5页）。是故刘汝兴被清廷在1906年委任为副领事的事，纯属子虚乌有。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在12月9日在美国纽约《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公告，通知海外170余埠的保皇会，在1907年元旦改名为“国民宪政会”，雪梨的保皇会也随即改名，刘汝兴又摇身一变成为总理之一。然而清政府并不允许国民宪政会回国活动，刘汝兴则在1907年10月以“游历”为名乘船往上海及日本，实际上是回香港参加振华公司的活动。
有关香港振华公司的运作，能搜到的资料不多。在筹建阶段，刘汝兴人在香港，筹款则委托安昌叶炳南代收。香港振华公司的地址在上环德辅道297号，而英文名称就有点怪：Jun Wah Sut Yip Co., Ltd （“振华公司招股告白”：东华报在1908年11月7日第7页）。该公司五大股东中并没有刘汝兴的名字，但刘汝兴却是该公司的活泼人物，大概他是在香港时较为空余时间走动的人。
1909年广东各县开始预选议员，刘汝兴亦为此奔波在增城各乡之间。在初选时刘汝兴以商人身份胜出，其后在覆选中落败。他的竞选纲领是：(1) 政府宜集权中央；(2) 行各省分治；(3) 改良教育，以国文为重；(4) 改官制；(5) 兴海军；(6) 行全国皆兵之制；(7) 兴农业制造；(8) 轻入口税；(9) 倡收入息税地税及士担税；(10) 禁赌博鸦片；(11) 禁早婚及多妻之制；(12) 禁制妇人选举；(13) 创设善堂；(14) 言论自由；(15) 宗教自由。（“纪刘君汝兴得列初选议员”：东华报在1909年9月11日第6页）之所以将他的竞选纲领列出，是可以看到当年的政客们是如何迎合社会思潮的倾向，至于如何实施，则多在他们的演讲中发挥，及有机会当选时怎样实践。在他的十五条中有些是老生常谈没有新意，但毕竟是百年以后才见曙光，例如兴海军﹑收入息税地税及士担税；“行全国皆兵之制”，毛泽东在上世纪尝试过，现在已是过眼云烟；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到今天是某些人能口上说的，莫谈国事却是依然保身的绝世良方。毕竟百年前还有选举一说，而现在是“被代表”的年代，不知道“宪”在何方。说远了。
1911年1月在雪梨的宪政会中，刘汝兴再次被边沿化，成为12个名誉总理的末位（东华报：“雪梨中华帝国宪政会职员表”，1911年1月24日第6页）。同年10月刘汝兴回到雪梨（东华报：“宪政会之一迎一送”，1911年10月28日第7页）,并处理粤汉铁路股票事宜。
1912年7月雪梨华商响应黄荣良总领事的号召，发起国民捐。事缘民国初建，清末留下一大堆债务而没有能力对外借贷，是故以国民捐款来济急，是次捐款中刘汝兴以募捐至1000元而获财政部第六等纯银爱国徽章。
民初的奖章徽章发的太多了，就第六等纯银爱国徽章而言在澳洲就颁了近百个。
在后来的几年，刘汝兴几乎是挂着一些虚衔，不断地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即使在出席雪梨中华商务总会的时候，也仅是会员而已（东华报：“雪梨中华商务总会恭饯总领事”，1913年8月9日第7页）。
到了1915年雪梨中华商务总会会长叶炳南决意归国而辞职，安昌则交新的年青人管理了（东华报：“中华商会之集议”，1915年12月11日第7页），雪梨已没有刘汝兴甚么事了，于是他转往添么罅埠Turramurra居住，而当雪梨有些事时他才会专程到达（广益华报：“雪梨上海中西餐厅开张闹热”，1917年4月14日第5页）。
刘汝兴开始考虑远离雪梨过半隐居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