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附小草稿
俞敏
2004年
2004年元月12日，94岁高龄的斯霞老师驾鹤西去，我们班吴宁，马守维，李蕾，吴桐蕾和我五位同学到殡仪馆为老师送行。回来后，我把那天的照片以电邮方式发给几位同学。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叶梦华的回信。接着，又收到方扬眉，马守维的信和电话。大家都对逝去的老师和当年的南师附小有着深切的怀念。叶梦华还热情地倡议大家收集照片，写文章，出一本我们班的纪念册。马守维很快发来了他以前发表过的两篇文章，接着方扬眉的大作也出来了。对于附小那段童年生活，我也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落笔。
3月3日，我到附小去了，本想为我们未来的纪念册寻找一点校史方面的材料。在崭新的教学大楼里，我找到年轻的校长（他给我的名片上还有高级讲师和博士生两个头衔），他听了我们的想法，非常高兴。他把我介绍给学校兼职管档案的老师，我到档案室看了，原来这么有名的堂堂南师附小，文革前的这一段校史竟然几乎是空白，找不到一点七十年代以前的文字和照片。面对眼前这个现代化的校园，其校舍，其师生，哪里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是的，如今这里的老师，大多很年轻，论年龄该是我的晚辈。他们对过去这个学校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却又一无所知。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呢，都该叫我奶奶了。半个世纪前，我在这里当小学生时，也是仰起头来看老师的啊。当年我们的启蒙老师，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斯霞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那样高大，那样可亲可敬。可现在，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里我已找不到一个同龄人，更不可能找到比我更年长的当年的老师了。我感到惘然若失，离开大楼独自到校园漫步。
走着走着，突然，脑海深处尘封多年的记忆宝库被打开了！五十年前，彼时此地，在这个校园里发生的一切，一幕幕鲜活、清晰的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下子找到感觉了！我要把它们记下来，和我的同学们分享此时的心情，重温当年的快乐。更是为了纪念我们的恩师，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他们辛勤劳动撒下的种子，早已在学生们的心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受益终生。学生们对社会作出的点滴贡献，都包含着当年老师们的功劳。
让我们从校门口看起吧，这就是今天附小的大门。宽敞的大路直通现代化的主教学楼（原来的主楼已于三年前退位）。左侧，新修了一个漂亮的金鱼池；右侧，原来幼儿园的地方，是一个新建的体育馆，再后面，是一大片平展鲜艳的塑胶操场。仔细看，所幸原主楼前的那棵雪松还健在，原来分立于它两旁的那排柏树，只剩下五棵，左二右三，显得有点不对称。但在我的眼里，这六棵老树竟是那样亲切，那样珍贵。它们站在那里大半个世纪，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要是能开口说话该有多好啊！道路西侧，原有几棵日本樱花，每到春日，那粉红色的花瓣随风飞舞的迷人景象还历历在目。遗憾的是，樱花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往前走，印象中主楼的西侧应是我们一二年级教室的那个小楼。可眼前所见，校园西侧沿进香河路整个是一排灰色两层楼，这是后盖的门面房。现在很多学校都把临街的房子用来出租，门朝外开。走到最北头，终于找到一扇大门，上面挂着一块牌子，“斯霞教育教学思想研究室”。后来，经校长提示，我才知道这就是我们低年级教室的那栋楼。现在，进门一堵墙，楼梯应在墙那边。只留下右手边相当于当年一乙班教室的那间房子作为“斯霞教育教学思想研究室”。小楼与南面后盖的门面房连成一排，北边又接出去几米，下面是体育用品库房，上面是鸽舍。啊，难怪我没认出来。我后退几步，仔细观察这四扇木门，似曾相识！对，这就是我们小学生活的开始之门。1953年9月1日，我们有幸成为斯霞老师的学生，她就是在这个门前迎接我们的。
在斯老师关爱下成长的两年，有太多美好的回忆。关于她的教学，只记得上她的课非常轻松，作业也非常少，但给我们的基础知识却非常扎实。就比如我此刻打字用的汉语拼音，就得益于斯老师五十年前给我们打下的基础，不过当时用的还是一套“注音符号”。前两年，我偶然看到一本有那种“注音符号”的书，我试了一下，居然还能拼读，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看到那些符号，就好像又见到斯老师！时光进入21世纪，不少老年人在学习使用电脑时都会遇到“汉语拼音”这个拦路虎，而附小的学生们得天独厚，“汉语拼音”这个工具，我们至今用得得心应手。
此刻在我面前浮现出更多的是课堂以外的画面——在她的引领下，我们的童年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在她的要求下，我们养成了文明卫生勤劳节俭的好习惯。
我记得，我们早晨上学走到教室门口，常会碰上斯老师检查我们的个人卫生。首先伸上双手，手心手背指甲都要看，有时还要张开口看看，摸摸下巴和脖子，查查是否带了干净手帕，一切都“达标”时，斯老师会摸摸我们的小脑袋，“上位去吧。” 一二年级，正值小孩换牙，斯老师还是拔牙高手。每当有同学牙齿松动，要掉未掉时，常会在课堂上表现出注意力分散，或用舌头舔，或把手伸进嘴里去摇。斯老师会在下课时把他叫到办公室，洗净双手，“来，让老师看看你的牙，哪颗活动啦？”孩子乖乖张开口，斯老师一边和他说别的事分散注意力，一边伸手进去——啊！不到两秒钟，那颗牙已在斯老师的手指之中拿到口外。漱漱口，还来得及拿上这颗牙齿去向同学炫耀一番，“看，这是斯老师给我拔的牙！”大家围观着，在孩子们的眼中，斯老师神奇极了。
我记得，斯老师教我们出墙报，表扬好人好事。当时我们的班长赵运鲜，比我们大好几岁，她暑假里到南工参加锄草劳动，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钱交学费，买书本文具，斯老师表扬了她。有位同学画了一幅画，我现在还清楚记得，画面上骄阳似火，一个小女孩拿把锄头在锄草（侧面），脖子上有毛巾，头下方还有几滴汗珠，还没落到地下。这幅画就是贴在墙报上的，或许当时我们识字不多，就以这种形式来表达吧。不知这位小画家，您还记得这事吗？
我记得，斯老师很注意培养我们独立生活能力。那时的小女孩大多留辫子，斯老师鼓励我们自己梳辫子。哪个同学的辫子编得歪歪扭扭不好看，反而会受到表扬，因为老师能看出这是小孩自己梳的。一段时间，班上女同学的辫子都变得不怎么好看，却常能听到斯老师的表扬声：“***今天也学会自己梳辫子了，真好！” “***梳辫子有进步，真好看！” 再过一段时间，大家的辫子都好看了。我想，现在很多的大女孩都不会收拾自己的头发，皆因从小缺乏斯老师式的表扬。
我记得，二年级时有一篇关于蚕宝宝的课文，斯老师就带领我们养蚕。观察蚕宝宝的成长过程，
还鼓励我们每人自己在家里也养几条蚕。我也得到几粒蚕种，那附着在草纸上的几个小黑点，竟是几条小生命吗？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用纸包上，藏在贴身衣袋里暖着，一天看几次。终于，我的小蚕宝宝出来了，再把它转移到一个小纸盒里，放上几片桑叶。从此，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亲近我的蚕宝宝。一眠二眠过后，蚕宝宝一天天长大了，饭量也大增，附近难采到桑叶了。我就和琚曼华到南工去找，那段时间，我们跑遍了南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总共有几棵桑树，我们了如指掌。终于，我的蚕宝宝快吐丝了，记不清是谁教我，不要按常规的办法让它们在稻草把上做茧，而是找一个碗，用绳子沿着碗边外把一张粗糙的纸固定在碗口上。这时把快吐丝的蚕宝宝放在这个粗糙的圆形平面上，它无法围着自己的身体作茧把自己裹在里面，只能左右摇头把丝吐在这个圆形平面上，而且均匀分布到整个圆面。看着蚕宝宝的身体一点点缩小，直到“春蚕到死丝方尽”。纸上留下了一个洁白的，薄薄的圆片，这可是真丝的啊！再把它对折剪四次，成为八个尖尖的类似三角型，画点小画，系上丝带，八个漂亮的小书签就做成了！当然，对于这些有杰出贡献的蚕宝宝，我把它们埋葬到花圃里，坟前插个硬纸片，上书“蚕宝宝之墓”。
我记得，我们一二年级小楼与礼堂之间那块空地，是当年的乐园。那里有滑梯，秋千，木马，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小“动物园”——里面养了一些小兔子，小鸡，小羊，还有鸽子。斯老师教育我们爱护小动物，引导我们观察小动物的成长过程，还鼓励我们从家里带些菜叶，胡罗卜等食物来喂它们。看着毛茸茸的小鸡，洁白的小兔一天天长大，我们既长了知识，又学会了关爱小动物，体会到与小动物和谐相处的乐趣。后来，每当我看到有的小孩（也有大人）残忍地折磨、伤害小动物，以为乐趣，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唉，他们小时候没有遇上斯老师！
一年级下学期，七岁多时，有段特殊经历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开学不久，一天下午上课前，我在滑梯上玩时掉了下来，右小腿很疼，哭了起来。同学们找到值班老师把我抱到办公室（那时每到课间孩子们在操场玩耍时，总有带红袖标的值班老师在校园里转）。办公室里所有老师都围过来，察看伤处，不红不肿无异常。她们安慰我，哄我安静下来，然后鼓励我，让我试试能不能站起来。只试了一下，不成，右腿不能承重，疼得我又哭起来。老师们又哄我，一边七嘴八舌出主意，只听说“上夹板”“要送医院”，“骨折”等等。一位老师到木工房找来几块木板，不行，都不合适。另一位老师立刻递上几本硬壳厚书，又一位老师找来布条，他们把硬书绑在我的右腿上。这时，不知是谁又叫来了三轮车。因为斯老师要上课，学校派另一位老师送我到医院。当三轮车正上鼓楼坡时，妈妈骑自行车追上来，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立刻踏实多了。进了鼓楼医院，拍片子，上石膏，一切都很顺利。石膏是从大腿一直包裹到脚，只露出脚趾。那位医生伯伯也特好，他一边告诉妈妈和我，一个半月后拆石膏，其间的注意事项；一边用棉签蘸墨水，在还热乎乎的石膏上画我的腿骨。“你看，这儿是你的膝盖，下面有两根骨头，一粗一细。现在你这根粗一些的骨头在这个位置断了，要让它慢慢长好。用石膏固定，千万不能让它错位……”后来，听妈妈说，多亏老师们的及时正确处理，否则我要多受好多罪。现在想来，附小老师真的很有经验，上夹板固定伤肢，通知家长又不死等家长，直接送医院。
躺在家里的头几天，斯老师常来看我。后来，我的腿一点也不疼了，斯老师不常来了，却派了同学来。同学们说，现在班里除了打扫卫生的值日外，斯老师又排了一个值日表，每天有两名同学放学后到我家来给我补课。告诉我该写哪些生字、做哪几道算术题，并把我的作业带到学校给老师批改。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在家里，坐在床上完成作业，斯老师每天都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两个月后重返校园，我的功课一点没落下。斯老师这一招真正是高！其效果决不仅仅是让我学习上没掉队，同时也培养了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记得那时每天下午，我眼巴巴地盼着同学们来，更是想知道班上又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听着同学们绘声绘色的讲述，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快乐的集体之中。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斯老师排的这第二个值日表，我那两个月的生活该是何等苍白，无奈。
二十多年后，命运安排我也成了一名小学老师。不过我的学校是在八千里外的新疆，一个野外地质队的子女学校。我发现班里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立正时右臂伸不直，且胳膊肘向外拐。一天做课间操时，身边有位老教师，我问起这事。“可惜啊，骨折，耽误了，又错位。这里县医院的医生只会打石膏，不会正位。”“那还是医生！”“有什么办法，这就叫边远地区，缺医少药。我们这里，这样的孩子还有好几个呢。你看，”这位老师随手一指，我又见到了好几个这种胳膊异常的孩子，“好在都是伤着胳膊，要是伤着腿就更惨，非成小瘸子不可。”啊！这时，我突然联想到我的小腿骨折。我这才意识到，当年我是多么幸运，事情发生在南师附小，那里有鼓楼医院！——孩子们在嬉笑玩闹中造成骨折伤害是常有的事（幸好这戈壁滩上的学校当时还没有滑梯、秋千什么的，没人伤到腿），如果在第一时间遇到的大人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好心给揉捏一番，或耽误了不及时送医，或碰上根本不会正骨的医生给胡乱打上石膏——大人们的失误是一时的，造成错位愈合，孩子的伤残可是终生的啊。
关于这次骨折，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个小片段。有一次斯老师来看我时，把几张钱塞到我的枕头下面，说：“交给妈妈。”那时我太小，还不怎么认得钞票。妈妈下班回来我告诉她斯老师留下了钱，妈妈拿上钱又出去了，连饭都没顾上吃。小孩子对钱很淡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好在妈妈还健在，八十多岁，思维很清晰。近事遗忘，几十年前的事却记忆犹新。问了老母亲，我这才搞清楚关于这几张钱的故事。那时我妈妈也是一位老师，在九中教书。我们家的经济全靠妈妈一人的工资，养活三个小孩，并不宽裕。妈妈知道当时他们学校对于在学校发生的学生意外伤害，学校可以负担医药费。于是托人向附小领导问了一下，回答是附小没有这项规定，这事也就作罢。后来不知怎么斯老师知道了，就把自己的钱（包括医药费和车费）塞到了我的枕下。那天妈妈拿到钱，转身又出门，就是去附小问个明白。得知这是斯老师自己的钱，说什么也不肯要，硬还给了她。“斯老师也很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几十块钱工资，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贫。你跌断腿，又不能怪老师，我怎么能要她的钱？可她的心意让我记了一辈子。”这是五十年后妈妈对这件事的追忆。听到这里，我感到鼻子发酸，真没想到，这段往事竟让我受到如此的感动！是啊，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提高了，可精神境界呢？
关于斯老师的家庭，当时我们小孩子不懂事，只记得那时她带着两个女儿就住在学校里。主楼的二楼上面是阁楼，中间是个走廊，两边隔成许多小间，那就是当年附小许多老师的家。斯老师的那间小屋，我们班不少同学都进去过。她的小女儿安安在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上，安安的姐姐只比我们大一岁，高一年级。安安的爸爸是个病人，一个人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我有时下午放学做值日后又赖在学校玩，回家较晚，就不止一次看到安安拎着饭盒去给她爸爸送饭。我们一起出校门往东，同路走一段，她就向右边一个巷子拐弯去了。那个小小的背影，好似一张照片留在我记忆的磁盘中。
最近，我看到一本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关于斯霞教育生涯的书《爱心育人》，里面有一篇“斯霞之家”。我才知道，教我们时，斯老师应是43岁，她的丈夫是位工程师，因为长期在野外从事水利和公路建设，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常年不能工作（几年后去世了）。五个孩子只有大儿子在清华上大学，下面两个儿子在南师附中住校读书，身边的两个女儿才七八岁。她自己几十元的工资，要照料重病的丈夫，还要供给几个孩子上学和生活（有三个孩子因病休过学）。如此的生活重担压在肩上，而我们见到的斯老师，总是精神饱满，乐呵呵的。她的家在附小那个顶楼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小屋里，住了三十多年（从解放前到1979年），她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花在了孩子们身上。
这就是一位平凡的小学教师（教我们时她还没出名）五十年前做的一些小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的，通过这些回忆，在我的心目中，斯老师的形象愈发高大了！
我的目光向主楼的东侧望去，那里原有一排只有两间教室的小平房，那是我们三四年级时的教室——现在当然找不到了。现在的主楼太大了，一直占到东侧围墙附近。U字型的四层主楼U字开口朝西，把原来的后操场也全占了，全校的教室和办公室都在这南、东、北三部分连成一体的大楼里面。U字中间是一块不太大的长方形空地，冠名为“斯霞广场”，立有斯霞塑像。楼后便是与南工接壤的北围墙，沿墙是一排几十米长的厕所，。当年我们在时有好几个厕所，但加在一起也没有现在这一个的规模大。可不是吗？那时我们每个年级只有甲乙两班，总共12个班，约600名学生。现在每个年级有六、七个班，2000多名学生，老师就有100多人呢！
老校园的东南角，别有一番天地。那里有一些苗圃，花匠胡伯伯在那里培育花苗；还有几块菜地，那是我们劳动课种菜的地方。印象很深的，幼儿园东边，有块不太高的土坡，上面种了一些果树。初春时节，梅花开得非常烂漫。三四年级时，我和一个邻居小女孩吴华，同级不同班，我们每天同路上学。在梅花盛开的日子，我们改变行进路线，不从大道走到主楼前向右拐去教室，而是进校门就右拐，穿过幼儿园的院子去看梅花，享受一下那醉人的清香。梅花渐渐谢了，我们还是舍不得，依然天天去亲近那最后的几朵。突然，我们发现花先谢的那棵树上，挂着一些比玻璃弹子还小的小青果果。那是什么？啊！是小梅子，小梅子结出来了！我们高兴极了。此后，我们进校门还是天天绕道那里看望小梅子的成长。小梅子一天天长大，有几颗已经有点发黄了。小孩子不是不馋，梅树也不高，伸手可得。但按那时的行为规范，我们绝对没有动伸手的念头。机会终于来了，一夜风雨过后，我们发现，地上掉了几颗最大的！冲过去，检起来，掏出手绢使劲擦擦就往嘴里送，刚咬一口——哇！舌头第一次受到如此的酸刺激，唾液腺功能紧急启动，两秒钟后，不由自主，那块梅子和满嘴口水一起吐了出来，再也不敢咬第二口。经过这次对酸梅的尝试，后来看到“望梅止渴”这个成语时，立马心领神会了。再后来，中学生物课上讲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我又想起了南师附小的那颗酸梅。
如今，南师附小的校园比过去是漂亮多了，气派多了。但，水泥和塑胶封住了学校几乎全部地面，只剩下数得过来的几棵老树。师生人数多了好几倍，花草树木却少了几十倍！过去一进校门那条路的中间是花圃，一年四季月月有鲜花，几个花圃还有不同的鲜花，每次换了新品种都有花名牌子挂在花上，孩子们在欣赏一个新品种的同时，也就记下了它的名字。附小的树木种类也很多，每种树上都挂着牌子，整个校园就像一个植物园。孩子们随着识字增多，自然也就认识了各种植物。几十年后，有同龄人问我，“你怎么认得那么多花草树木？”我就想起附小的校园。现在，我的小校友们，你们可尝不到附小的酸梅喽！
那时，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校外活动。比如寒暑假胜利电影院为小学生开的儿童专场电影，放假前在学校班主任处登记买票，家长大都尽力支持。学期结束时，我们除了拿到成绩单，还有一大把红红绿绿的电影票，甭提有多高兴了。南京的夏天是火炉，那个时代没有空调，但电影院却有“冷气开放”。那些适合儿童的影片让我们长了知识，又能享受到难得的凉快。那几百上千名孩子随着影片剧情发展一起笑，一起跺脚，一起叫的热闹场面，绝对不是现在的独生子女自己坐在家里空调旁看电视所能体会的。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现在的孩子有电脑玩了，可以在家里上网冲浪，还有的到网吧去玩游戏，家长们的担心却与日俱增，其负面作用的威胁确实太大了。五十年前的家长，花五分钱就可以让孩子看一场儿童电影，回来听孩子们讲述故事情节，那也是家长的快乐。
再比如当时的南京图书馆有个儿童阅览室，里面有许多长方形的小桌子，每张桌子周围有六把小椅子。柜台里有一大排书架，上面放了许多连环画（又叫小人书），每十本不同的书用皮筋一捆，就那么一捆一捆整整齐齐排放着。每天下午放学后或节假日，小读者们都可以免费去看书。凑够六个人，选个小组长，就可以“开一桌”精神会餐——大家选定一张桌子围坐下，组长去向管理员借一捆书来，人手一本，细细品味，谁先看完，桌上还有四本供选换。为了扩大影响，儿童阅览室还到附近学校发“阅览证”，因为我家就住在成贤街南图对面，班主任肖老师就把我们班的“阅览证”交给我保管，让想看书的同学去找我拿“阅览证”（实际上后来不用阅览证也能去看书）。当然，由于路途的原因，也只有住在附近的同学常去那个儿童阅览室。我因近水楼台，比别的同学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个读书环境。
过去的小学生下午放学到吃晚饭，中间有很长的自由活动时间。玩的花样也很多，踢毽子，跳皮筋，拍皮球，跳绳，抖嗡（？），抽陀螺，还有滚铁环，等等，等等。每种游戏都能玩出各式花样，名目繁多。比如踢毽子，就有“xuan, 踢，guai, ba, gong, ling, 盘，左，右，跳”，就说“跳”，还有各种不同的跳法。如果玩连续跳，我记得吴桐蕾跳得又多又轻松，漂亮极了！这些能让孩子们四肢灵活，动作协调的很有益的传统游戏，现在不知怎么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那时只有薄薄的课本和作业本，书包轻轻的。现在的小孩一上学就有一大堆的参考书，练习册，书包足有几公斤，整天在题海中挣扎。为了巩固某个概念，本来做十道练习就够了，现在的孩子得做一百道，哪有玩的时间？营养过剩又缺乏锻炼，身高体重是上去了，但体能和协调性却下降了。眼睛不好，牙齿不好，跑不快跳不高，还要减肥，成长的烦恼可真不少呢！我真有点不明白，这是进步还是倒退？或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麻烦？在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我们因为无知或疏忽，丢失了不少传统的好宝贝，我们应该尽快把他们找回来。如果丢失时间超过两代以上，恐怕就难找回了。就比如踢毽子，现在要让三十多岁的妈妈或老师教孩子，大约极少能踢出我们小时候那么多的名堂，而会玩那些花样的已是奶奶辈的人，多半踢不动了，做示范都困难。再过几十年，这些传统的游戏要是真的随着爷爷奶奶们到火葬场而一起灰飞烟灭，该多可惜啊！
附小的西北角还有一座二层小楼，那是我们五六年级的教室。现在它被刷成了黄色，是老师宿舍，我第一眼也没认出来。朝东开的那个门，里面的木楼梯还在，显得非常破旧。整个楼好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被擦了粉，却遮盖不了满脸的皱纹。幸亏它藏在校园的一角，得以存在至今，它与前面的新楼和操场实在太不般配了。看到这座小楼，我又想起了当年在这座小楼里发生的五甲班和六甲班的许多故事。故事的主角应是我们的班主任金镜蓉老师，在它的引领下，我们从天真的孩童变为懂事的少年。
金老师教我们时也是四十出头，作为小学教师，那也是她教学生涯中经验丰富和精力充沛的最佳时期。那时附小各年级的班主任都是带自己班的语文和算术两门，其它课才由别的老师教。五六年级，也许是年龄大了点，记得的事也多了点，金老师课堂教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语文课上，她教会我们分段，分析课文。尤其爱听她的作文评讲，我就是在那两年中，对作文有了一种开窍的感觉，满肚子的话跃然纸上，很痛快，再也不必“挤牙膏”。金老师的算术课也讲得极好，条理清楚，很复杂的四则运算应用题，经她一分析，就明明白白了。她教会我们的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直到上中学后，我在解数理化题目时能保持思路清晰，肯定得益于小学五六年级金老师算术课上打下的基础。
金老师不仅课讲得生动，课外也是一位活泼好动，平易近人的大朋友。金老师的爱人徐伯伯是位体育界的名人，也和金老师一样很爱孩子。我们星期天常到金老师家去玩，她家原在北京东路有一个带前后院子的小二楼。有时有一二十位同学到她家，楼上楼下，满院子热闹。有一次正碰上金老师家准备去玄武湖，于是把我们一群学生都带去了，进解放门时，我记得收票的人一边数人头一边说：“这家怎么有这么多小孩！”那时，家长极少有时间带孩子去公园玩。能和老师同学一起到玄武湖，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后来，有关部门要用金老师家那个带院子的小楼办幼儿园，她家才搬到南工兰园宿舍的一套公寓房。我们依然经常去她家玩，不过地方小多了。
1957年10月，第一届全国田径运动会在新建成的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举行，金老师带我们去参观。我们是第一次看运动会，五台山是当时全国第一流的运动场，又是第一届全国规模的运动会。金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前，一位体育教授领着他的学生，发现还是荒山的五台山这处地形非常适合建一个大型运动场，他们还做过实地测量，并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过建议。但蒋介石忙着打仗，哪顾得上中国的体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教授又向人民政府建议，那份蓝图终于成了眼前的现实。而那蓝图的创意者，就是我们已经认识的徐伯伯。啊！听到这里，我们全班同学都分享了金老师那份特殊的快乐，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一种国富民强的振奋。如今的五台山已经完全变了样，又建了许多现代化的场馆设施，但我对五台山最美好的印象，还是定格在57年的那次全运会，还有金老师的那个故事。
金老师教我们时，正赶上大跃进那个火红年代，我们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特有活动。大炼钢铁时，我们敲过矿石，也曾拿着脸盆，毛巾，水桶，茶杯去慰问地质学校土高炉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那时进香河路还是进香河，可惜并不香，是条臭水沟。地校与附小隔河相望，大石桥下有水流过。河这边，是我们种的菜地；河那边，是地校学生炼铁的高炉。
听金老师说，在古代，这是一条又宽又深又清的河，善男信女们是沿着这条河坐船去鸡鸣寺进香的，所以名曰“进香河”。59年，这条臭水河被填成了路，下面埋的水泥管道直径有一人多高，我们目睹了工程的全过程。在进香河路的北端靠近南工这一侧，挖出了一个防空洞，大约是抗战时期哪个有钱人建的地下室。记得是郝珍珍带我们几个同学去看的，她头天放学路上见人围观，已经跟别人下去过一回。我们到了洞口，只见下面黑洞洞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还听到一些别的版本的传说，例如里面有棺材之类的，很神秘，很害怕，又想看个究竟。郝珍珍很有经验地从水泥板上撕了几大片黑乎乎的东西，也不知她怎么会有火柴，那黑东西能被点燃，有红枣大的火苗，慢慢燃烧。有了照明物，我们就壮着胆子跟她下去了。原来底下有好几个房间，没有家具，但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新新的。看样子建好就没用过，因为封存完好，里面还挺干净，在那个年代堪称“豪华”，比萨达姆被抓时的洞子高级多了。那段时间，我看探险小说着迷，这次下防空洞探秘，正好给我增加了感性体验，所以印象很深。不知现在那个钢筋水泥结构的地下室是否还在地下沉睡，即使存在，一定很脏很湿了。长大后我才知道，水泥顶上的沥青层是防水防渗漏的，被我们这些无知的参观者破坏了。
那时讲阶级斗争，人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对动物也定了“四害”，其中麻雀大概应属冤假错案。其实它是杂食动物，也吃害虫，但有人说它一年要吃掉多少多少粮食，所以被戴了“帽子”。有一次全市总动员，大人停工停产，小孩停课，全民上阵。那一天，机关，工厂，学校，居民院落，所有空地，所有房顶上都站满了人，见麻雀就喊，就轰，不让它落下。据说这样就能把麻雀吓死，累死。结果人倒是累得半死，声嘶力竭的，却没看到一只麻雀掉下来摔死。还有打苍蝇，不知什么人出的馊主意，死苍蝇要收集在火柴盒里，每天上报除四害战果，还要打开火柴盒数死苍蝇核对。打死老鼠也要把尾巴剪下作战利品来上交，数老鼠尾巴定成绩。
为了完成消灭四害的任务，我们曾经下午放学去北极阁打苍蝇，每人一手苍蝇拍一手火柴盒，那时的北极阁不是公园，只有一些自生自长的树。有一次我战果辉煌，火柴盒差不多装满了。原来我在乱树林里发现一堆粪便，于是守粪待蝇，围着这堆粪便忙了一下午，当时居然不嫌臭，傻乎乎地只为能多打到苍蝇而高兴。现在想想真荒唐，既然是为了讲卫生而消灭苍蝇，却让孩子们主动去和苍蝇零距离接触，不是适得其反吗？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并非南师附小的发明。总之，那次打苍蝇给我留下很不好的回忆，后来一辈子见苍蝇就恶心，起因就是北极阁树林里的那一次经历。
那时还兴全民办工厂。小学校能办什么工厂呢？经过多方考察，金老师带领我们搞了个小造纸厂。工艺流程是：把废纸撕碎，用水泡烂了，装入布袋，经揉洗去色，再调成浓度合适的悬浊液，用钉在木框子上的纱网捞起来，关键是掌握好厚薄及均匀，晾干，就成了再生的纸。据说可做包装纸用。那时商店卖糕点都是用纸包装，熟食酱菜还有用干荷叶包的，比现在用塑料袋环保多了。
记得我们的造纸厂是五年级快结束的暑假前搞起来的，。大家收集了很多废书废作业本，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参与了—— 一天下午，幼儿园的老师领着一群小娃娃抬着一个大纸箱到我们教室，还有一个小弟弟代表发言，说是他们也要爱劳动，用他们的小手撕了很多废纸给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造新纸。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好自豪啊！
不久就放暑假了，我们五甲班教室成了造纸作坊。金老师把全班同学分了组，每天有一个小组的同学到学校去造纸，还要给第二天的同学泡好浆。金老师不一定每天都去，她有事不去时同学们也会自己干。教室里还有一个记录本，每天完成多少张纸都有记录。那时兴“放卫星”，破纪录，虽然小组之间同学不见面，但这个记录本却把大家联系在一起。每次一去先看纪录，就知道哪天哪个小组干了多少，大家都想争第一。
记得有一次天气特别热，我们小组的人又没到齐，好像男生就叶梦华一个。大家一看小本本，前一天的同学创了最高纪录。大家等等金老师也没来。叶梦华不知哪来那么大干劲，说：“今天我们一定要超过昨天的！”有位女生小声说：“昨天天阴凉快，今天太热了，人又少，我们不要干那么多了吧？”老叶子没答话，拼命三郎似的带头干起活来。大家也就分头开始干了。记得洗纸浆是要顶着烈日斜穿校园到前操场音乐教室那个小楼前的水井旁，用井水一遍遍洗，直到水清了。井水凉凉的，真好。我们忙，知了也帮忙，拼命叫着为我们的劳动伴奏，大家都忘了累。纸浆洗好抬回教室，倒在大盆子里加水搅，调好浓度，就要开始用纱网捞了。这是大家最喜欢干，也抢着干的一道工序。但人多纱网少，只能轮流干，比如一人捞十张，其它人围着看，帮着数，谁也别想多捞一张。至今，我的脑海里留着一个清晰的记忆片断，叶梦华一边手拿纱网捞纸浆，一边口里念念有词数着张数，还说，“一定超过他们，一定要超过他们。”他当时那汗流满面的样子，让我想到一个词——“挥汗如雨”。那天，我们真的是破了纪录才收工的，离开教室往校门走去，大家七嘴八舌，非常高兴。
当然，这样由一群孩子七手八脚造出来的纸是没有质量保证的，派不上什么用场。那个时代办什么事都是一哄而起，不了了之。我们的造纸厂不久也就停产了。好像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游戏，让我们学了不少知识，也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那个年龄已开始分男女界限，平时男女同学都不讲话，但在劳动中，却一起干得热火朝天。现在想来，这个造纸厂的确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最大规模也是最有意义的一场游戏！
我还记得，我们小学毕业前的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这次作文是算语文毕业成绩的。事先我们猜测了好几个题目，并有所准备，谈理想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们的作文基本上都是两节课当堂写完就交，题目多半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人或事，很好写。在小学毕业前谈理想，即“长大以后干什么”，很有意义。记得我写的是要当个新型农民，用科学知识种粮种菜，培育新品种，设想得非常美妙，金老师在讲评时念了我的作文，给与很高评价。李蕾那篇文章写得有独创，她给自己设计长大后同时干几项工作，其中之一当然是当画家，其它当什么我忘了。记得作文评讲时金老师说到她这篇作文，文字方面写得很好，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有几种职业，所以很遗憾不能得最高分。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原因有二：一是暗自庆幸，我刚开始也曾想写好几样的，觉得干这也好干那也好，都不想舍弃。但最终没有李蕾那么浪漫，老老实实选中了当农民。二是有点为李蕾叫屈，内心还是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为什么不能同时干几样呢？但是在那个时代，金老师是对的，似乎每人只能有一种身份，一种职业，且终生不变。
现在，45年过去了，不知当年六甲班的同学是否还记得自己那篇作文怎么写的？这几十年走过的路和小学毕业时的“理想”又有多大差距？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让我们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小学毕业六年后，我真的到新疆的一个牧场当了月工资25.8元的“农工”，直到七十年代。不过与我小时候理想中的科学种田人相距甚远，只被当作了纯粹的劳动力。好在戈壁荒漠虽缺劳动力，更缺的是有文化的人。两个月后，我被调到医务室当“农工”身份的“赤脚医生”，七年；又调到边境地区一个地质队子女学校当教师，十四年；又调到乌鲁木齐地矿局测试中心搞化验，41岁得以参加成人高考，44岁那年拿上大专文凭，最终以“岩矿测试工程师”的身份在新疆退休。再比如吴宁，高中毕业支边新疆，先分到一个技工学校当学生，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然后分到南疆一个小县城，几经周折，终于登上了“县太爷”官阶，却又被他放弃。回到故乡南京，当了夫子庙地下商场的老总，后来又创办了新街口地下商城，还是老总，成为商业战线的一位高手。又比如李蕾，南工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西一个小县城当中学物理教师，而县城马路上的各种大幅宣传画（那时还不叫广告），多半出自她手。八十年代回南京，后来在市园林局当了总工程师，为南京城旧貌换新颜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还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成了名人。……我们这个班很多同学都得到过若干种风马牛不相关的职业，或身兼不同的工作，能在一个岗位上稳坐几十年的恐怕反而是少数。这一点，应是当年金老师不曾预料到的。但我敢肯定，我们这些“螺丝钉”，不管被党“拧”到那个位置，都是好样的，什么工作都能胜任，而且干得出色。这得感谢南师附小当年给予我们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素质教育，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得以从容面对后来几十年的风雨考验。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如果三十年后，我们有幸与金老师在天堂相聚，那时或许能对公元1959年的这篇“我的理想”的作文来一番研讨，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未完，还想写点，关于杨鸿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