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54：江南往事 （一）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9年第08期
作者：魏迟婴、于公孙、李西始
第一章 接头失利
江南的深秋，下的是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密密麻麻的牛毛细雨。这种雨通常一下三四天，然后就是那种潮气很重的大雾，深吸一口沁人心脾——我们那里叫雾露。老人说“三朝雾露发西风”，那是很准的，连续三个早晨的雾露后，呼啸的西北风就像守信的君子那样，在第三天的黄昏准时而至。次日开门看外面，已是地面白硬，河沿结冰，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开始了。
我要说的那桩事儿，就发生在入冬前第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爷爷经营着一家中药店铺，名唤“一源堂”，他同时也是今州城的中医外科、伤科名医。我们孙家的医术据说是祖传的，还有一段说法——
我的曾高祖父是南京人，长毛造反那会儿，他就是太平军的军医，至于是觉悟高自愿参军光荣入伍的，还是被长毛胁迫的，那就不清楚了。清军攻占南京，大开杀戒，曾高祖父化装出逃，以游方郎中的身份一路行医逃到了我们今州。料想他老人家途中肯定遇到过一些凶险，不过老人没留下资料，不提也罢。不过，后来确实有南京来人为修家谱到过我家，最后一次是1948年，解放后就没啥说法了。我父亲晚年想要寻根，托了江苏省的一位老友去公安厅找人打听，费了若干周折，还上过“江苏卫视”，遗憾的是，没有查到我们这一支。
说远了，扯回来。旧时规矩，中药店必须全年三百六十五天昼夜十二个时辰随时接待登门赎药的病家，所以，一源堂底楼的店堂里晚上是常年有人值夜的。那天晚上值夜的店员名叫刘九龄，是爷爷的大弟子，已经满师，相帮爷爷打理店务。后来知道，他和爷爷一样，也是地下党。那年我父亲十三岁，跟刘九龄是忘年交，只要两人都在家，我父亲总是跟屁虫似的跟着他。他晚上睡在店堂，父亲也睡店堂，两人一起打地铺。
那天半夜，父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刘九龄敏捷地一跃而起，打开电灯披上衣服，几步来到门口，隔着排门板小声问：“啥人？”
“赎药的！”
刘九龄刚把门闩拿下，外面的人就推门而入，却不是赎药的主顾，而是一个三十来岁衣衫褴褛的乞丐。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他脚上的那双旧布鞋——原因后面会说到。乞丐身上已经被雨水湿透，布鞋当然也是如此，还粘着烂泥。乞丐进门后，反手把门关上，急促地说：“快！我要见你们老板！”
刘九龄问：“你哪里不舒服？”
这时，外面不远处传来了保安团士兵的砸门声、叫骂声。乞丐神情倏变，急煎煎又问：“你们老板在哪儿？”
爷爷已经从后楼的卧室下来了，别说外面有异样动静了，就是平时深更半夜有人上门赎药，他也是要出面接待的。于是，便从内堂出来，问乞丐有什么事。
乞丐说：“老板，我要讨一点儿五香。”
爷爷微微一笑：“谁家的狗倒霉，落到了叫花子手里，必死无疑啊！九龄，给他拿。”
乞丐闻言神色大变，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爷爷，又扭头四下扫视：“贵号是一源堂吗？”
爷爷点头不语。
外面的砸门声、叫骂声已经响到我家对面的南货店了，乞丐又把那句讨五香的话说了一遍。爷爷对刘九龄说：“你还愣着干吗？给他拿五香，他们还等着烧狗肉啊！”
乞丐的神情越来越焦灼：“藕粉圆子烧猫肉必须要放五香的！”
爷爷嘴唇动了动，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药店虚掩着的门已经被一枪托撞开了。几个团丁看见乞丐，个个面露喜色：“原来你小子躲到药店来啦！带走！老板也一起带走！”
爷爷看着这帮家伙，从容发问：“诸位老总，哪位负责？”
一个右腮有一道刀疤的团丁说：“老子负责！怎么？不能带你？”
保安团经常到附近学校操场上出操训练，因此爷爷对这人有点儿印象，知道他姓李，是个班长。爷爷说：“常言道，钢刀虽快，难斩无罪之人。这叫花子叩门而入，是问敝号求乞五香的，敝人开着药店，半夜三更但凡有人叩门赎药，必须开门接待——哪怕是叫花子，也要施舍些常用草药。这是祖师爷的规矩，开药店的必须遵循，不敢有一丝一毫走样。老总，您说呢？”
李班长沉吟着还没开口，乞丐冷不防突然发作了，冲站在跟前的那个大个子团丁一个黑虎掏心，将其击翻后正要夺门而出，却被另一个团丁伸手揪住了后衣领。狭小的过道里随即展开了一场打斗，刘九龄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把将我父亲托上了柜台。父亲站在柜台上，看完了这场以一对五的不公平打斗。乞丐可能会点儿武术，不过团丁平时也是进行过擒拿格斗训练的，况且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不过片刻就被人家制伏，扣上了手铐。经此一番折腾，李班长意欲带走爷爷的话头也给忘记了，一干人闹哄哄押着乞丐出门而去。
这一番闹腾，一家老小包括店员、学徒全给惊动了，爷爷让他们都回去睡觉。等他们离开店堂，爷爷一把将我父亲抱下柜台，让他趴到地板上，把柜台下的东西拿出来。
柜台下是什么东西呢？一只鞋子——打斗时从乞丐脚上掉落下来的鞋子。爷爷还真不简单，一片混乱中，竟然看清乞丐故意把一只鞋子踢到了柜台下面。
爷爷拿着那只鞋子翻过来调过去查看时，外面又是一阵脚步声，店门给砸得“嘭嘭”响，团丁一迭声吼着“开门”。爷爷脸色一沉，急把鞋子往店堂的两个药甏之间一塞，朝刘九龄做个手势。后者会意，即刻到门前应答以拖延时间。爷爷则取过账台上的一杯冷茶，把茶水泼在地板上，又将杯子轻轻放下，用脚踩碎。
这时，刘九龄也把店门打开了。进来两个团丁，头里那团丁说一口客边话（旧时今州人把所有外地人称为“客边人”，他们说的话也就是客边话了），进门就把长枪对准了爷爷和刘九龄，喝令他们靠墙站着别动。后面那个团丁问话，主题是：叫花子的一只鞋子不见了，是不是落在你们店里了？
爷爷打了个哈欠，懒洋洋道：“那你们找找看，有就拿去，敝号对一只破鞋没有兴趣。”
刘九龄接话：“就是！又不是济公的宝屐。”
两个团丁在店堂里找了一番，茶几、椅子都挪开了，当然也没有放过柜台下，自是没有找到。后一个团丁是我们今州人，跟爷爷有些脸熟，查到这里，也就适可而止了。可那个客边人团丁却不同意：“李班长说了，汤团总下过死命令，这个叫花子随身所有的东西哪怕是打狗棒都不能遗漏，少了一只鞋子怎么向上峰交代？必须查遍整个儿药店！”
可以想见爷爷当时的心情。后来父亲和我提起这段往事，说看到那二位把店堂内侧墙边那些药甏一个个挪开时，他估计爷爷肯定已经在打腹稿编说辞了。可是，两个团丁把药甏全都挪开了也没发现那只鞋子，还把店堂的地板踩得又湿又脏，先前乞丐那只湿漉漉的布鞋留下的痕迹反倒给混淆了（爷爷把茶水泼在地板上，也是这个目的）。
那只鞋到哪里去了呢？被我父亲偷偷拿到内宅去了。一源堂是江南一带常见的前店后宅格局，分前、中、后三进。前面是店堂；中间是炮制中药、加工成药的工场间，称为内堂；后面是家，称为内宅。那只鞋，被父亲拎到内宅，开了后门扔大盈河里去了。
两个团丁在过道里搜查的时候，父亲瞥见刘九龄朝他眨眼，就知道他的意思了。父亲个子偏小，店堂内光线又暗——今州城的电灯厂经常供电不足，半夜时分尤其如此，电灯有时跟鬼火有一比，再加上柜台的掩护，那两个团丁竟没发现。
搜查无果，两个团丁悻悻而去。爷爷问清鞋子的去向，才松了口气。然后就跟刘九龄低声嘀咕着什么，好像是在商量是否要把那鞋子捞起来。父亲少不更事，倦意袭来，也没兴趣凑那份热闹，上楼睡觉去了（店堂地板给踩脏了，不打扫没法儿打地铺）。
天亮后传来一个消息，昨晚那个乞丐已经被处决了，头颅挂在一源堂附近的北门城头。这天是星期天，不上学，父亲赶紧吃完早饭，正要出去叫上左邻右舍的那班小伙伴去看，店里的学徒小庆匆匆奔进来，向爷爷禀报，来了个警察，说警察局朱局长有请。
爷爷听着，脸上的筋肉稍微颤动了一下，点点头：“你对来人说，一会儿就去拜访朱局长。”然后，叫住正要往外溜的父亲，“恩亭，你和我一起去。”
后来我父亲参加革命，成为爷爷直接领导的一名地下交通员后，方才明白当时爷爷面临的处境。他老人家是1929年革命处于低潮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党采取的都是单线联系方式，爷爷的上级名叫曾贵臻，对外身份是牧师。组织上严格规定，爷爷只接受曾牧师的指令，其他任何人前来联系，哪怕确切知晓对方是党内同志，甚至是老曾的领导，也一律不予理睬。
那个人头已挂上北门城头的“乞丐”名叫吴明全，是地下党另一条线上的秘密交通员。这次，他奉组织指令前来今州，向一源堂送交一份紧急情报，按照原计划，爷爷将通过另一条渠道把这份情报转送中央苏区。没想到，原本安排得好好的事儿，却因为一个事先没预料到的小小失误出了岔子，导致人头落地、情报失效的严重后果！
严格地说，这个失误并不是哪个同志造成的，纯属偶然。吴明全跟爷爷素不相识，也从未建立过任何上下线关系，他奉命来今州传递情报，组织上事先应该把时间、接头暗语等情况通知爷爷。这一点，组织上当然是考虑了的，也确实指派了专人去通知爷爷的领导曾牧师。可曾牧师事先并不知道会有紧急任务下达，去县里的另一个教堂办事了。交通员没能找到曾牧师，又知道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密函（具体内容自然不知道），组织上甚至交代了最晚送达曾牧师手里的时间，当下急得双脚跳。可着急也没用，只能在教堂附近的茶楼等候。曾牧师一夜未归，眼看过了最后时限，交通员无奈，只得按照纪律销毁密函原路返回。
另一交通员吴明全却不知道有此变故，严格按照组织的命令行事。要说他的运气也真不好，途中遭遇敌人临时设卡盘查，耽搁了不少时间，赶到今州时城门已关闭，他是从南门那边的水城门下潜游进城的。那时的夜生活极度贫乏，晚上九点钟后基本上已是万家灯熄，一个叫花子还在街上行走，难免引人怀疑，他就被保安团的暗哨盯上了。
吴明全发现被盯梢，自是要想方设法甩脱尾巴，不过这样一来，暗哨就愈加起疑，遂报告了上司。保安团长汤宗俊闻讯，决定全城追查。吴明全就是在保安团的重重追缉中，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一边躲避敌人，一边寻找一源堂。不幸的是，当他找到一源堂时，敌人也发现了他。本来，以吴明全的机智，完全可以脱险，但使命紧急，于是他不顾危险，毅然叩响了一源堂的店门。
万万没料到，见到了一源堂的老板，他说出的暗语却并未得到对方的认可。老资格的交通员吴明全意识到出了问题，便趁乱把藏着情报的那只鞋子踢到柜台下面。讯问时，敌人发现他只穿着一只鞋，顿生疑窦，就派人到一源堂搜查。搜查无果，汤宗俊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监视一源堂；二是出动保安团士兵，在全城大街小巷寻找那只鞋子，找到者有赏，找不到也有犒劳——返回后每人一份肉丝炒年糕。据说那天晚上今州城曾经热闹过一阵，只不过我父亲睡得太熟，什么也没有听见。
昨晚父亲上楼去睡觉后，刘九龄喝了几口烧酒，下到冰凉的大盈河里，把那只布鞋捞了起来，用剪刀拆开，在鞋底里找到了由三层鱼鳔、三层油纸紧紧包裹并上了蜡封的密信（由密写药水写就）。爷爷随即把密信重新密封，装进一个瓶子，灌满大米，封好瓶口，让刘九龄再次下水，用细麻绳牢牢地拴在后门外滩渡下面的木桩上。那只鞋子，则剪成碎片扔进大盈河。
爷爷也已经考虑到汤宗俊会对一源堂产生怀疑，跟刘九龄商量了一旦出现最坏结果的应对方案。但汤宗俊并未公然逮捕他，倒是警察局长朱维信出面邀他谈话。这就是说，汤宗俊把此案交给今州市警察局办理了。爷爷知道，这是必须去的，而且还不能拖延。可是，去了之后情况如何，一时无法预测。如果朱维信将其逮捕，最要紧的是必须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报告组织。因此，爷爷就把我父亲带在身边以备不测。
警察局长朱维信的儿子朱耀先是我父亲的同学，父亲跟他关系还不错，经常一起玩耍，互相串到对方家里也是常事，有时玩得晚了，就留在对方家里吃饭。
前往警察局长官邸途中，爷爷给了我父亲五角钱，说如果朱局长留住他，一时回不去，就赶紧回家告诉奶奶和刘九龄，这是坐黄包车的钱。爷爷还叮嘱，不论朱局长或是其他什么人问到昨晚那个叫花子登门的情形，就一口咬定睡在楼上不知道，至于那只鞋子的话头，更是一个字也不能提。我父亲起初还不明白爷爷叫他一起去朱公馆是为什么，听爷爷这么一说，禁不住有些紧张。
第二章 087交通站
昨晚吴明全在一源堂被捕后，团丁给保安团长汤宗俊报告了情况。保安团和警察局各有分工，保安团巡逻时抓到嫌犯无权直接处置，得交给警察局，于是汤团总就给朱维信打电话。朱维信是有点儿资历的，据说是“力行社”早期成员，也确实比较注重身体力行。这人喜欢出风头，有一次我父亲去找朱耀先玩，竟然看到他拿着一把大扫帚在自家公馆门口扫大街，弄得父亲一见朱耀先就问你老爸是不是犯了错误被撤职了。
移交吴明全的时候，汤团总建议派警员把一源堂彻彻底底搜查一遍，叫花子的那只鞋子，肯定还在一源堂。朱维信不置可否，先审吴明全。吴明全说，叫花子以天下为家，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他断定自己从南门水城门潜游进城之举未被保安团发现，谎称已经来今州两天了，白天没吃饱，晚上饿得睡不着觉，只好在外面转悠。闻听保安团士兵吆喝让他站住，他以为是抓壮丁，所以一路躲避。到了北门那里看看像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叩开了那家中药店（他没说一源堂）的门。北大街上沿街都是店铺，为什么偏偏要叩中药店的门呢？因为中药店有规矩，夜间店堂里必定有人值守，可以保证闻声便开。至于那只鞋子，吴明全说自己慌不择路，几时掉落的也不知道。
朱维信随即招呼抓捕吴明全的李班长等几个团丁来到北大街一源堂路段，让他们把当时追逃的情形现场演示一番。李班长几个肚里把朱维信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却不敢违拗，而且做得还很逼真——万一朱局长不满意，让他们重来一遍，这寒风瑟瑟的雨夜可不是玩儿的时候。团丁还原场景，朱维信就淋着雨站在大街上看着，还掏出金怀表掐时间。
汤团总没那份闲情逸致，坐在北城门的城楼上喝茶抽烟。一会儿，朱维信返回城楼，对汤团总说：“老兄，你多虑了，一源堂不可能藏起那只鞋子。”
朱维信得出的这个结论基于一个前提，他相信之前吴明全所说的已来今州两天之语。如果那只鞋子里藏着什么秘密，吴明全有足够的时间在白天交给一源堂，无须在这么一个寒冷的雨夜去叩中药店的门。另外，根据团丁的现场演示，从发现叫花子的身影到挨个儿敲响几家商户的门，最后追到一源堂，前后不超过三分钟，还要扣除叫花子走过这段距离以及一源堂里的人起身应门的时间，也就是说，叫花子刚进中药店，团丁就追到了。这么短的时间能做成什么事呢？总不见得进门就把一只脏兮兮的臭鞋脱下来交给人家吧？还不立马让人家打出去？
“依敝人之见，这个叫花子没有问题，警察局不能收押。”说罢，朱维信冲汤团总作了个揖，“告辞了！”
而汤团总对于朱维信给出的结论难以接受，坚持认为吴明全的那只鞋子里藏着秘密。当即下令保安团全体出动，于是就有了昨晚大街小巷间热闹的一幕。保安团折腾了半宿，没甚发现。汤团总恼羞成怒，遂下令把吴明全处决，割下脑袋挂在北门城头示众……
我爷爷到了朱维信府上，才发现是一场虚惊。朱局长把爷爷叫去，不是审问，而是请爷爷推拿。整个推拿过程中，朱局长对昨晚之事只字不提，倒是频频夸赞爷爷的推拿手法。也就个把小时，我爷爷收了诊金，告辞离去。
当天下午，教堂来了个差役，说雷登神父最近要回英国省亲，想带些滋补性的中药回去作为礼物赠送亲友，烦请孙老板拿些样品去让雷登神父挑选。这自然是曾牧师向雷登神父提的建议，显然，返回城里后，他已经知晓昨晚之事，通过这个方式紧急约见爷爷。这回爷爷没叫我父亲跟着，是一个人去教堂的。
从爷爷口中得知事件经过，曾牧师意识到情况紧急，破例用教堂的电话机向上级汇报，请示应该如何处置那份情报。上级指示，让我爷爷携带情报前往省城镇江，交给省委秘密机关。当天晚上，爷爷就坐上了前往省城的夜班火车，顺利完成了使命。
次日，今州迎来了入冬以来第一个滴水成冰的严寒日子。此后直到放寒假，爷爷和刘九龄的出差活动显著减少，后来我父亲才知道，这个阶段爷爷正受命组建一个地下党的秘密中心交通站。
吴明全烈士用生命保护下来的那份重要情报，尽管急如星火地送往江西苏区，可就是因为耽搁了一天多时间，失去了应有的效用。组织上对此事件进行了分析和反省，最后经中央批准，决定改变地下交通线的运行方式，在今州设立一个地下中心交通站——今州的地理位置与大上海相邻，位于江浙沪的交界处，属江苏省管辖；且兼交通发达之便，既有公路、铁路，又有水路。
组织上把组建今州地下交通站的使命交由我爷爷孙景轩负责，曾牧师则奉调离开今州，前往镇江的教堂任职，次年遭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
交通站建成后，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从此爷爷跟今州乃至江苏省的中共地下组织不再保持关系，他本人以及他担任站长的今州地下交通站，划归中央相关部门直接领导，代号087。
寒假的第二天，父亲一反常态早早就起来了，因为上一天爷爷答应带他去市商会。爷爷是今州市商会的理事，商会不定期举行理事会议，每次开会时桌上都会摆出糖花生、五香豆之类的零食，我们那里称为茶食。因此，父亲很希望爷爷把他带去，也好跟着解解馋。可是，这种机会很少——我父亲平时要上学，商会开会通常也不会安排在星期天；另外，爷爷也不大愿意父亲跟他去，他不想给别人留下贪小沾光的印象。不过，自交通站建立以后，逢到这种会议，爷爷倒是很乐意带他去，这可能是由于唐四海的原因。
唐四海是市商会会长，我家的紧邻。唐家是今州的名门望族，唐四海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当过清朝的官，而且最小的也是四品官——相当于如今的副省级。到了唐四海父亲这一辈，可能文曲星不再关照唐家了，三个儿子参加过若干次科举考试，唐四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也不过考中了一个举人。唐四海原本还要再接再厉拿下个进士，至少也是同进士，可不久清廷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只好死了那份心。一年后，唐四海的老爸、清廷原宁（波）定（海）守备道台唐正相病殁，唐四海用分家所获的财产作为本钱经商，十几年间就赚了个盆满钵溢。
唐四海在今州拥有米厂、榨油厂、米行、典当行、茶食店各一家，在南门外的谭家庄、沈家湾有良田上百亩，是我们今州地面上实力最强的富豪。不用说，商会会长的位子非他莫属。不单是商会，其他重要机构也都聘请他挂虚衔，所以，唐四海还是市参议会的首席参议、市警察局的高级顾问、保安团的名誉团总、市教育局挂名的学政主任，等等。
唐四海的独子唐季昌高中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一去八年，竟然杳无音讯。寄函过去，退回，盖了枚印章说是查无此人；托人去东京登门寻问，留学生会馆的人说他早已离开，不知去向；在日本几家大报纸上连日刊登寻人启事，都是石沉大海。于是，唐四海就认为他这个独子已经横遭不测了。唐四海这年五十挂零，中年失子，自是备感凄凉。
我父亲上小学一年级时，一次唐四海亲自送他最小的女儿上学，听见我父亲说话，竟和童年时的唐季昌惟妙惟肖，从此就对我父亲特别亲切。偶尔闲着无事，从宅子里溜达出来，顺便到一源堂小坐，跟爷爷聊天，得知我父亲的生日跟他是同一天。唐四海讲迷信，认为这是前世缘分，从此对我父亲关爱备至。后来，我父亲就成了唐府的女婿。
市商会在城隍庙旁边，爷爷带着我父亲过去时，唐四海的女儿唐季娴正坐在院子里看连环画。唐四海迎出来，说恩亭来了正好，你们两个一起玩吧。唐季娴和我父亲是同学，关系不错，就和我父亲一起玩起了“跳格子”，商会的工役还端出茶食，让两个孩子边吃边玩。唐四海则和爷爷进屋，商会里的一干人正在研究一桩事情：是否批准一个从上海来的名叫井少岳的商人在今州城内开一家饭馆的申请。
这里需要说一下，民国时是没有工商局的，相应职能分别由社会局、商会承担，社会局负责被列为特种行业的妓院、舞厅、印刷、刻章、锁匠等，其余就概由商会负责了。商会的职责一是审批开业执照；二是调控当地商品品种和价格——这都是跟商家老板协商着办的，没有强迫人家接受的权力。不过，商家老板一般都会接受商会的意见，因为这是江湖规矩，既然入了这一行，那就得遵守游戏规则；三是接受商家和消费者的投诉，对不公平交易行为（比如销售假货、哄抬价格等）进行调查处理，最严厉的处罚是吊销营业执照；四是维护商家的共同利益，调解商家之间的矛盾等。
上海人井少岳的申请是元旦后向商会提出的，唐四海受理后，先跟本城的饮食行业诸老板进行了沟通。当然，同业老板对于别人是否能在本市开饭馆是没有决定权的，你若让他们投票，肯定是投反对票，沟通不过是了解餐饮业当前的情况，便于商会开理事会时讨论定夺。现在，商会举行的就是决定是否允许井少岳在本市开饭馆的会议，十一位理事各自发表了意见，表示反对的多。
中间休息时，爷爷和唐四海出来抽烟，悄声讨论这件事究竟如何解决方为妥帖。爷爷的观点是，既然主张公平竞争，那就应该允许人家前来今州开店，倾向于赞同。唐四海的观点跟爷爷不谋而合。会议继续举行，爷爷就此发表了意见，又有唐四海的支持，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六比五通过。
于是，井少岳获准可以在今州开饭馆。可是，井少岳的饭馆还没开张，爷爷就为此感到后悔了。
第三章、冤家对头
小年之后，中药店就忙起来了。这倒不是过年了人们会多生毛病，那么，中药店忙碌什么呢？忙着包五香。过年了，千家万户都要准备年饭，烹饪时的调料 少不了五香。当时的五香只有中药店出售，因此，那些日子各家中药店都是老板、伙计齐上阵，连家属也要帮忙。
忙到除夕下午关门打烊，就吃年夜饭了。先是举行祭祖仪式，然后才开席。爷爷的酒量很好，可他吃年夜饭时却是滴酒不沾，总是以清茶一杯替代。吃过年 夜饭守岁时他才喝酒，通常是独坐店堂，账台上置一盘子，里面装着几样卤菜，旁边的炭火炉上热着酒壶，内盛三斤绍兴花雕。爷爷一边喝酒一边看书，总要喝得一滴不剩，迎来年初一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后方才上楼歇息。
可是，那年的除夕爷爷却过得跟往年不同，年夜饭时他喝酒了，饭后，他和刘九龄在店堂里围炉喝茶，低声嘀咕着什么。而刘九龄往年都是回宁波老家过年的，那年却是例外。
解放后，我父亲担任今州市公安局侦讯科长，受命主持国民党今州市警察局长、汉奸、潜伏特务朱维信的案子，终于弄清了一些之前一直难能释疑的问题， 其中包括那年除夕之夜爷爷和刘九龄反常的原因。
朱维信除了担任国民党今州市警察局长，还另有一个隐蔽身份——“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今州站站长。当时，复兴社特务处刚从特务科升格，担任处长的戴笠心高气傲，一心要跟其浙江同乡徐恩曾执掌的“中统”（当时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争个高下，决定在上海通往江浙和首都南京的必经之道今州市设立一个特工站。按照复兴社特务处的规矩，他们的所有机构都是不对外公开的，所以由朱维信负责的这个特工站只有一个名目，并无办公场所，该站的特务活动都是借用警察局的名义进行的。
春节前一周，戴笠向朱维信交代了一项使命：复兴社特务处获得一条情报，称共产党拟在今州建立一个秘密机关，要求今州站尽快查明情况，切勿打草惊蛇，更不能对嫌疑对象采取逮捕、暗杀等措施。
朱维信曾留学德国攻读警察专业，工作中时不时显露出德国人的那种严峻细致但又有些教条的作风，我爷爷因朱维信教科书式的现场复原被排除嫌疑就得益于此。而且干警察与干特务是两码事，朱局长接受命令后，一时感觉仿佛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于是，他就想到了市警察局的高级顾问唐四海，随即登门拜访。朱局长向唐四海请教，倒不是这位商会会长在特务方面有什么实践经验，唐四海对特务这一行一窍不通，跟徐恩曾、戴笠也素昧平生，可是，他有着丰富的阅历， 对今州地面又十分熟悉，应该能说出个道道儿来。
朱维信没有透露他的特工身份，谎称警察局最近收集到这样一条情报，他想查一查，尽早掌握情况，免得日后出了乱子，对上峰不好交代。唐四海当着警察局的高级顾问，朱维信按月差人送来一笔顾问费，虽然他家大业大不稀罕这点儿钱，但于情于理，也还是得替朱局长分忧。不过，他对朱维信说需要花几天时间打听一下。
唐四海打算跟谁打听呢？首先是商会里的另外十名理事。这十位理事，都是所在行业里德高望重、人缘最佳的人物，信息自然也灵通。唐家跟我爷爷家挨着，唐四海第一个找的就是我爷爷。
可以想见，爷爷得知这个消息该是何等震惊和焦虑。送走唐四海，爷爷随即就写了一封密信，以“贺年信”的名义让我父亲去邮局投递，我父亲后来告诉我 ，信封上写着是寄往上海的。
接下来，爷爷就跟他的部下刘九龄密议如何开展建站工作。商量得如何不得而知，估计是颇费了一番脑筋，这就是除夕之夜爷爷略显反常的原因。
年初五接了财神，一源堂老板、伙计照例吃了一顿东伙酒席后，我们这家中药店的麻烦来了，制造麻烦的就是不久前获准在今州开饭馆的井少岳。
井少岳开的这家饭馆名唤“天益馆”，不幸位置恰恰选在北大街上，就在一源堂斜对面，原“大祥糖坊”的店址。大祥糖坊的老板潘其祥三年前痨病去世，糖坊传到其子潘福和手里。潘福和在今州城十大鸦片鬼中名列第四，又称“潘老四”。继承遗产后，潘老四花钱没了老爸的约束，排名迅速飞升。如此，糖坊难以 为继，只好关门，年前，糖坊的房子卖给了井少岳。
起初，爷爷得知和井少岳做了邻居还很高兴，说以后请客下饭馆方便了，听说井老板是从上海带来的厨师，烧的菜肯定胜过本地厨师。可是，天益馆的菜还没吃到，倒是尝到了井老板的蛮横。
年初七，井少岳请了一班匠人师傅对原糖坊进行改建，他从上海带来的那帮伙计则给匠人师傅打下手。爷爷打眼一看，就知道这帮伙计不简单，一个个身手 敏捷，颇有几分膂力，像是习练过国术。那几个身手不凡的伙计与匠人师傅配合默契，工程进展颇快，还没到正月十五，已经弄得差不多了。砌炉灶时，有人发现他们在与一源堂正对面的“德兴南货店”之间不到一尺宽的夹道里开了一个墙洞，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
后来才弄明白，这是天益馆用来排厨房油烟的出口，也是老板井少岳的一个小发明。那时还没有绿色环保之说，饭馆厨房间排油烟都是通过烟囱。这位井老 板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在我们今州搞起了技术革新。他画了一份图纸，请木匠制作了一架手摇风车，安装在墙的内侧，使用时只要摇动手柄，就能把厨房的油烟排出去。
南货店的金老板自是恼火，寻思如此一来，自家的墙肯定要天天遭受烟熏火燎，用不了多久就会难看得不成样子。于是，就请爷爷出面跟井少岳打个招呼。 爷爷向来热心，被北大街上众商号视为主心骨，自是当仁不让，遂以今州市商会理事的身份前往天益馆拜访井少岳。
井少岳对爷爷很客气，吩咐伙计上茶奉烟，茶是极品龙井，烟是罐装哈德门。爷爷掏出名片时，他也是站起来恭恭敬敬双手接下的。爷爷暗忖交涉烟道通风之事料无问题，就言归正传，说了说南货店金老板的意见，请井老板考虑。井少岳脸上笑容依旧，说话语气也同样客气，不过他的答复却是不同意，说他特地从上海请来风水先生看过，墙洞必须这样开，不但于天益馆，就是于孙先生的一源堂也是大有好处的，还说这是风水先生的原话。
这就没法儿谈下去了，不过爷爷涵养好，哈哈一笑就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去了。告辞时，井少岳礼节比较到位，挽着爷爷的手送出了大门。就是这一挽，让 爷爷暗暗心惊。爷爷是今州有名的伤科郎中，常年练气功，手上的那份劲力，至少在一源堂里没有人比得过。不料，被井老板看似不经意地轻松一捏，顿时整条 膀子都酸麻了。再联想到那几个身手不凡的伙计，爷爷不禁大惑不解，怎么这天益馆上上下下都是练家子？有如此功夫，还开哪门子饭馆，不如开武馆好了。
不久，天益馆正式开张，一源堂马上就尝到了井少岳搞的那个绿色环保小发明的苦头。烟道出口在饭馆和南货店之间不到一尺宽的夹道里，厨房里的油烟经 井少岳发明的风车排出来，从理论上来说，油烟应该向上流动，升到夹道上方散开。可是，夹道实在太窄了，几乎相当于一个横置的烟囱，如此，油烟就冲向北大街，直扑一源堂。
不得已，爷爷二访天益馆，这回是以一源堂老板的身份前往的，跟井少岳交涉烟道出口问题。井少岳仍旧很是客气，极品龙井、罐装哈德门照奉，但对于烟 道问题丝毫不松口。爷爷也算是常在江湖走动的，却从未见过如此难缠的主儿。
其实，天益馆此举得罪的不单单是南货店和一源堂，北大街那几家位于天益馆下风口的商号，诸如竹器店、理发店、成衣铺、笔墨店等，无不叫苦连天。和 一源堂紧邻的唐四海家位于上风口，倒是没受多大影响，但风不可能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吹，殃及唐家是早晚的事。
众商号咽不下这口气，几次三番前来跟爷爷商讨解决此事的方案。爷爷遂跟唐四海沟通，请唐会长出面跟井少岳交涉。唐四海出马，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为什么说是部分呢？因为井少岳坚持风水说，不肯挪动烟道出口位置，只同意加装一根两层楼高的白铁烟囱。从此，北大街上就多了一道异样的景观，那根高而 细的白铁烟囱四周虽然设置了保险索，可在风大时还是难免晃晃悠悠，让路过的人心惊肉跳。我父亲晚年还经常梦见天益馆的烟囱倒了。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过，天益馆跟一源堂也结下了梁子。
第四章、全城搜捕
早春二月，北方的一位中共省委负责人化名沈关蓝，前来上海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根据纪律要求，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应该立刻离开上海，各自按照组织上 安排的路线返回。可是，那位沈关蓝出身东北农村，后来当了铁路工人，从未出过远门，好不容易来一趟大上海，不想放过这个开开眼界的机会，擅自在上海逗 留了几天。要说随便逛逛也就罢了，他竟然逛到了四马路的妓院里，不巧遇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临检。沈关蓝是经不起检查的，被盘问了三两句就张口结舌，巡 捕当即对他进行搜身，搜出了皮箱夹层内的会议文件。
当时中共和国民党在租界巡捕房都有内线，沈关蓝被捕，双方同时做出了反应。国民党方面立刻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引渡请求，一般来说，这种请求肯定会得到批准。中共方面则指示内线继续打听情况，如果沈关蓝经受住了刑讯，没有泄露组织机密，那就组织营救，反之，就要考虑锄奸了。同时，不管沈关蓝是否叛变，都务须在第一时间切断与其的所有联系。
中共方面立即开始行动。由于北方省委没有电台，上海这边的中共组织跟他们的联系主要通过地下交通站。事关重大，组织上决定指派两名交通员同时行动 ，一个从上海去杭州，再从杭州去北方；另一个从上海去南京，再从南京去北方。两位交通员接受了任务刚刚准备动身，巡捕房内线送来了第二份情报——
巡捕房对沈关蓝动用了电刑，沈招供了。不过，沈原本就患着严重的高血压症，受刑时血压飙升，等到他熬不过表示愿意招供的时候，脑子里的血管已经破 裂了。他本人当然不知道，以为是电刑引起的反应。敌人呢，那就更不知道了。沈关蓝仅仅交代了自己在中共担任的职务，往下就语不连贯，吐字不清，断断续 续说了几个人名地名，继而陷入昏迷。
巡捕房急把沈关蓝送往医院，沈生命垂危，神志一直没有恢复，当然也就说不了话。次日，公共租界当局批准了国民党方面的引渡申请，沈关蓝被转移到沪上最好的医院——法租界广慈医院，国民党方面重金聘请法国专家抢救，还出动了三十名便衣前往广慈医院提供保护。可是，沈关蓝大限已到，纵然华佗再世， 也回天乏术，当天，他就死于广慈医院。
组织上立即指示二位即将上路的交通员暂缓动身，待了解到叛徒的供词内容后再作决定。内线设法搞到了沈关蓝的供词，是十几个人名和代号，还有一些路名街名。沈关蓝的直属上级是北方中心省委，上海这边的地下党并不知晓他供出的这些内容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沈是省委的重要负责人，他供出的 那些人都是在党内担任相当职务的同志。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交通员带上沈关蓝供词的抄件，仍分两路前往北方向中心省委报警。
很快，内线又送来了一份情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向国民党方面引渡沈关蓝时，未把沈关蓝那段断断续续的供词交出，这倒不是想帮中共的忙，而是为了掩饰其刑讯逼供致使沈死亡的真相，免得回头沪上华界警方抓获租界通缉犯时，也照样来一下子。
这就为我方争取到了一些时间。国民党方面在巡捕房的内线想必也要设法弄到沈的供词，但能否成功，尚未可知。解放后，我父亲讯问朱维信时得知，国民党方面尽管花了很多钱钞，甚至向承办该案的英国探长行贿，但他们的目的并未达到。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规定，引渡案件的卷宗一律送交工部局档案库封存，如需查阅，必须由所在部门的外籍督察长出面向警务处打报告，审查通过后方可。本来，敌人对此已经不抱希望了，谁知这时发生了意外。
这个意外，发生在上海开往松江的公交汽车上。前面说过，组织上指派了两名交通员分别途经杭州、南京前往北方。本来，是可以乘坐火车离开上海的，可 是，敌人在上海北站设有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公安局（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上海市的警察部门称“公安局”）、党调科（即“中统”前身）、复兴社 特务处（即“军统”前身）以及铁路警察五个部门的成员组成的检查站，对旅客盘查得极为严密。组织上不敢让那两个交通员冒这份险，就让他们分别乘坐公交车和轮船先离开上海，抵达属于江苏省管辖的松江和青浦后再分赴杭州、南京，然后北上。
没想到，最近这段时间，敌人对于公路和水路的盘查也很紧，刚好让走杭州线的交通员老邓遇上了。汽车一开出上海市区，就被几个便衣特务拦下，二话不 说命令包括司机在内的全车人统统下车，挨个儿搜身。老邓担心逃不过检查，把缝在衣服缝隙里的情报悄悄取出来塞进嘴里咀嚼，轮到检查他时，他还没来得及 把情报咽进肚子。嘴里有东西，回答问话时难免异样，敌人也不笨，几个家伙一拥而上，掐脖子抠嘴巴，从老邓嘴里挖出了一团嚼烂了的纸团。
老邓是安徽和县人，早年来到上海，学会了开汽车，后来又和王亚樵的那帮斧头党混在一起，受那些亡命之徒的影响，他的性格中颇有些临危不惧、死路求生的因子。虽然没有应对这类危急局面的预案，可他的行动比有预案的还有效。眼看被敌人团团包围，立马就要扣上手铐，他喊出了一句话：“我投降！车上还有重要东西，我交出来！”
敌人信以为真，两个特务持枪押着老邓上车去取。这时敌人也大意了，不是一前一后押着老邓，而是让他走在前面。首先上车的老邓突然转身，冲着身后紧跟着的第一个特务的面门就是一记重击，那主儿往后栽倒的时候，把身后的特务也一起撞翻了。敌人还没回过神来，老邓已经跃上驾驶座，司机下车时没拔出钥 匙，当下老邓发动引擎，把车开了就走。这个过程，可以用说书先生“说时迟那时快”的套话来形容，等敌人醒悟过来，汽车已经窜到数十米开外，根本追不上 了。
逃离险地后，老邓弃车步行返回上海市区。当晚，组织上获悉情况，意识到这个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位经南京北上的交通员小陈。从时间上推算，小陈当天应该在今州过夜，遂决定发挥今州中心交通站的作用，连夜从邮局给087拍发了一份暗语写的明码电报。凌晨三点，邮局送报员把电报送到了一源堂。
我爷爷接受的任务是，天亮后密切注意今州城内敌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样情况，就做好接应小陈的准备，双方接头时可启用907号暗语。小陈所携情报转 移到087交通站后，组织上授权087可在“速转下家”与“立即销毁”这两种措施中视情选择。爷爷跟刘九龄商量的方案是：天亮后，由我奶奶出面，佯称我父亲生病不能上学，托唐季娴向老师请假，以此为由到唐家查看动静。通常来说，警察局如果遇上重要任务，朱维信肯定要跟他的高级顾问唐四海商量，说不定在唐家能看出点儿端倪。
可是，次日早上开门一看，我奶奶就不敢迈步出门了：北大街上警察、保安团团丁已经设起了岗哨，唐宅门口就有三个家伙待着，不时拦下路人盘查，连挎 了个竹篮子进城出售小鱼小虾的网船婆（当时今州人对“渔家女”的称谓）也不放过。爷爷闻知，对刘九龄说如此情况已经清楚了，也没必要去唐家探风声了，赶紧启动紧急预案吧。
后来知道，敌人在公路上拦截老邓失利后，原本是不想向上峰报告的，可是这一彪人马是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保安团、党调科、复兴社的大杂烩 ，人人各怀心思，想保密不太可能。那就只好寻找补救的法子，这个法子也被他们找到了，他们竟然在从老邓嘴里抠出来的那团烂纸上发现了若干不连贯的汉字 ，于是就作为战果呈报上去了。至于那个交通员，则称因拒捕已经击毙。
根据那几个汉字，敌方判断应该与沈关蓝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供词有关，遂将这个情况上报南京。南京方面指令，由复兴社特务处负责调查该案。
戴笠于当晚抵达上海时，统管江浙沪三地的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已经完成了对该案的初步分析和外围调查。应该说，他们的分析是比较到位的。按照中共情 报机关的一贯做法，遇上这种紧要情况，会指派两名甚至更多的交通员传递情报。他们认定，在公路上拦截的那个交通员只是两个交通员中的一个，另一个显然 也已经出发，正在北上的途中。
接着再分析路线。由于对铁路交通的严密监控，中共交通员只能走公路或水路，而这两条路线都绕不开今州。只要把今州这个咽喉要道牢牢卡住，宽进严出 ，就可以把另一个交通员死死困在今州。
为此，复兴社上海区立刻对位于曹家渡的内河航运码头连夜进行调查，把售票员从被窝里叫起来一问，得知曾有人购买过一张从上海到今州的联票。所谓联票，就是从上海乘坐轮船到北新泾，再从北新泾坐长途公交车直达今州。这种联票的优点是节省时间，可以保证在一天内抵达今州，不过少有旅客买这种联票——票价太贵，时间嘛，倒是耗得起的。售票员对于卖出一张联票的事记得很清楚，但具体到买票者的情况，他就说不上来了，因为码头的售票窗口很小，他看见 的就是一张戴着大口罩的脸。
据此推断，共产党的交通员今晚应该在今州城里过夜。戴笠认同这种分析，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主任何家谟随即向今州站站长朱维信下令，命其设法抓获那个不知姓名、相貌、体形、年龄、性别的共产党交通员。朱维信提出一个要求，请上峰跟江苏省警察厅、江苏省保安总队联系，让那两个部门连夜向今州市警察局、保安团下达命令，命令中要讲清楚，由朱维信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今州的保安团自团总汤宗俊以下都须服从命令，违者查办。戴笠认为这个要求合理， 点头同意。
一切都协调好，已是清晨四五点钟。警察局会同保安团联合行动，全城搜捕，就出现了我奶奶一大早开门时看见的那一幕。
第五章、险象环生
爷爷一看外面那阵势，意识到敌人这回是志在必得，不由得暗暗担忧。当时他自然不可能知道朱维信背后的总策划竟是戴笠，也不清楚自己此刻已经承担起保护党的北方中心省委的重任。看着门前荷枪实弹的警察和保安团丁，他考虑的是，这是单单针对北大街的呢，还是全城如此？
正想着的时候，唐四海从隔壁宅第里出来了，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从容不迫，甚至看都没看一眼站在自家门口的团丁。爷爷正要跟唐四海打招呼，却见一个团丁朝前几步，把手中的“汉阳造”一横，挡住了唐四海的去路。那个团丁是新来的，又是客边人，不知道唐四海是何许人物。这时，那个带队到中药店里抓捕吴明全的李班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对那个团丁一阵拳打脚踢：“有眼不识泰山，唐团总也是你拦的？”
唐四海涵养功夫很好，当即拦住李班长：“不知不怪，不要打了！”转头看见我爷爷，招呼一声“景轩”，就奔中药店过来了。爷爷要把唐四海往店堂里让 ，唐四海微微摆手，隔着柜台告诉爷爷，今天街上这一幕是什么来路，他并不知晓。按说他是市警察局的高级顾问、保安团的名誉团总，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朱局长、汤团总总该知会一声。他现在就要去一趟警察局，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辞前，他掏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任何人不得留难持片人”，落款唐四海 ，他把名片交给爷爷，以防爷爷出门办事路上遭到阻拦刁难。
爷爷愈发忧心忡忡，那个交通员被困今州城，人地生疏，昨晚也许还能下榻于哪家旅馆、客栈，今天该怎么办呢？今州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乃是江苏 省的一个专区行署所在地（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自己又该到哪里寻找这个交通员呢？
这天，受全城搜捕的影响，人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一源堂的生意自然萧条。不仅仅是一源堂，全城的商铺也大抵如此。整个儿上午，爷爷一直坐在店堂过 道的那副座头上，貌似悠闲地抽着水烟、喝着茶翻阅报纸，内心却是焦灼如焚。他之所以一直泡在店堂里，其实是在等唐四海从警察局回来。
唐四海这一去，整整三个钟头。去过警察局之后，他又去了他的几家工厂、商铺关照几句，回来时坐了他的私家黄包车，没进家门，先进了一源堂。爷爷赶紧把他请进店堂，沏茶奉烟。唐四海喝了几口茶，连连摇头：“景轩啊，这种事情，今州可是第一次遇上！为了侦缉一个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什么共产党交通员， 竟然把全城搞得鸡犬不宁……”他把从朱维信那里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越说越气，“小时候听大人说，闹长毛那会儿，清廷追缉余党，我们今州城榜 上有名，那可是奉皇上圣旨呀，也没有今天查得这么严。一个共产党交通员，就那么厉害？”
爷爷给唐四海的杯里添水，又叫过学徒小庆给老爷子捶背。小庆来一源堂前曾在剃头店做学徒，旧时规矩，学剃头先学敲背，所以，一源堂里人人都享受过小庆的敲背手艺。现在唐四海给小庆敲了一阵，气顺了，又告诉爷爷，听朱维信那意思，如果找不到共产党的交通员，警察局和保安团就不会收手。
中午，爷爷和刘九龄在内堂一边炮制中药，一边密议如何跟交通员接头。这时街上虽然仍旧处于半戒严状态，但爷爷或者刘九龄出去转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一是他们身边没有情报，二是有唐四海的那张名片，三是师徒两人都是郎中，以出诊为借口也算是名正言顺。不过他们担心，主动寻找若是无果，反倒会惹得敌人起疑。那么，那位交通员小陈的处境究竟如何呢？
复兴社特务处方面的判断是准确的。小陈确实买了联票，但买完没多会儿就后悔了。怎么呢？在曹家渡码头上轮船后，听检票员说他是唯一一位购买联票去今州的旅客，不禁一个激灵，一是担心到了北新泾汽车不开，为一个乘客跑一趟今州那不是赔本了吗？二是即便汽车开了，如果路上遇到敌人检查，就他一个乘客，那不是一点儿掩护都没有？幸好，到了北新泾上岸一看，去今州的汽车正常发车，而且是满座——还有其他几处码头以及当地直接买票去今州的。途中未曾遇到敌人检查，只是因加油耽搁了些时间，抵达今州已经天黑，汽车进城后城门就关了。
小陈是化装成和尚进行这趟特殊旅行的。之所以化装成和尚，是因为他确曾有过当和尚的经历。九岁时，小陈父母双亡，被亲戚送入家乡湖州的一所寺庙出 家，正式接受剃度，法名大觉，头顶还烫了香疤，痛得他哇哇大哭。七年后，小陈离开寺院，成了一名游方僧人。从湖州到杭州，从杭州到南京，再从南京一路 经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最后到了上海。他到上海时，正赶上中共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七年和尚当下来，他没修炼成什么，加之年轻好动，经不住几个青年工人的怂恿，参加了起义。起义中他不幸受伤，被送进医院，待到伤好出院那天，正赶上“四一二”。小陈看看情势不对，重新穿上僧衣，剃了光头，还原了僧人这份“主业”，在上海市区、浦东、郊区的那些寺庙挂单。
这年夏天，小陈在南汇一所寺庙里巧遇当初鼓动他参加武装起义的一个青年工人，此人姓钟，由于个头儿高大，故人都称他“大钟”。大钟是中共党员，“ 四一二”后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他到南汇也是为躲避追捕。大钟以居士身份在寺院住了半个多月，给小陈灌输了一些革命道理，于是小陈就提出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大钟说他做不了主，但他可以向组织上转达小陈的意向。
大钟离开后，小陈就等消息。一直等到初冬，大钟才再次出现。这天，是1927年11月29日，小陈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大钟通知他，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从今天起，他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据我爷爷说，这个入党情节真真切切，尤其是“四一二”后的那段非常时期，入党手续一律简化。
组织上量材录用，小陈既是和尚，四处云游是很方便的，就让他做了交通员。这次小陈接受使命后，知道身负重任，自是加倍小心翼翼。昨晚抵达今州后， 小陈本已找了个角落换上便装（旅途中和尚打扮容易掩人耳目，但接头时穿着僧衣，那就惹人注目了），也许是久跑交通形成的直觉使然，他没来由地有点儿心惊肉跳，遂打消了下榻旅馆的念头，又把僧衣换上，敲开了城内大悲寺的门。游方和尚夜晚叩门挂单是常事，再者小陈以前云游时曾经来过大悲寺，跟全寺僧人都混了个脸熟，寺庙方面根本没有在意。
敌人今天凌晨进行的全城搜查，当然发现不了小陈的影踪。一夜好睡的小陈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直到早晨寺院开门，方才发现不对头。早饭后，外出买菜的僧人带回了一个确凿的消息，警察局、保安团在全城搜查共产党，对出城者的盘查尤其严格，已有数十人被捕。小陈多年来执行过数以百计的交通使命， 从来没出过岔子，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他应该是“金牌交通”。金牌之誉的获得，除了运气好之外，更多的是未雨绸缪的意识和果断的行事风格。这次他接受使 命时，组织上给了他今州、南京两处交通站的联系暗语，嘱咐他一旦发生不测，可把情报转移给当地交通站。现在，小陈认为是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时候了，而且要快。机会只有一次，干地下交通这一行的没有“下不为例”之说。
大悲寺靠近西门，敌人在全城大街小巷巡逻搜查，直接前往北门一源堂中药店交接情报恐怕不现实。情报藏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串佛珠之中，那颗佛珠是以蜜蜡制作的假货，粗看没问题，但经不起仔细检查。小陈正盘算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监院请他去帮忙。
江南惯例，每年阴历三月来临前，当地宗教界要联手举行一次慈善活动，请当地各科中医举行义诊，持义诊中医开出的药方前往指定的各中药店赎药均可免费，一应费用由发起者，也即寺庙、道观等均摊，不足部分由政府民政部门承担。今州宗教界于此事一向热心，今年轮到由大悲寺出面组织此项活动，监院请小陈相帮给各中药店、中医写请柬。
别看小陈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在湖州寺庙出家的那七年中，跟的师父曾是清朝同进士出身，师父教他识字，他由此练出一手像样的书法。这也是小陈在各寺院挂单均受欢迎的原因，他在大悲寺早有书法方面的名气，昨晚到此，监院正好抓他个差。小陈听监院一说缘由，心中不由窃喜——可以借机向一源堂发出联络信号了。
于是，当天午后，我爷爷忽然收到了一封由大悲寺指派一个小沙弥送来的请柬。该函原是密封的，小沙弥在路上被警察、保安团拦下检查，就给敌人拆开了 。小沙弥受命送的请柬有数十封，敌人尽管每封都拆开了，可是哪会认真检查，草草浏览而已。函件送到一源堂，是由学徒小瑞收下的，马上送到了爷爷手里。 根据爷爷定下的规矩，凡是送到一源堂的信函、包裹，都须在第一时间呈报给他——这自然是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
爷爷拆开这封函件，初看并无异样。再检查信封，印在信封左下的紫红色落款“大悲寺”三字与下面的“缄”字之间留出的空隙（用于填写发信人姓名）中写着三个小字“大悲寺”。这个小小的异常引起了爷爷的注意，思忖片刻，他就把我父亲唤去，作了一番交代。
那段时间，今州的小学每周三下午是放假的，不但学生开心，大多老师们也乐得轻松，不过，我父亲的班主任水老师例外。
水老师名叫水宽正，三十来岁，客边人，说一口北方话，不过他能听懂学生说的江南话。他喜欢运动，操场上的双杠、单杠、吊环什么的玩得比教体育的洪老师还好，可他教的却是地理课。不过，他的教法与众不同，并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规定的那些内容，时不时组织学生进行简单的测绘、画地图之类，这是需要到校外去的，有时还要出城，自然深受学生欢迎。小学的马校长是个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很支持水老师搞教学改革，况且马校长的夫人宋老师是教算术的，明白水老师的课外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算术能力也有很大帮助。当然，水老师很注意跟其他老师的关系，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其他老师的课时，需要出校门的活动，很多都安排在星期天。
本学期一开学，水老师宣布将组织考察本城的寺庙、道观和尼姑庵，自愿报名，男女生均可参加，时间定在每周三的下午。这种在城里进行的活动，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的，不过我父亲还是报了名，唐季娴和朱耀先也报了名。开学以来，他们已经先后考察了城隍庙、关帝庙、三清观和碧莲庵，按计划，今天下午应该去大悲寺。
我爷爷对此当然是知道的，奶奶还曾跟他商量，外面这么乱，今天下午是不是就不要让孩子出去了。我父亲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同去的还有唐季娴和朱耀先，一个是警察局长的公子，一个是保安团名誉团总的千金，谁敢找他们的麻烦？爷爷当时未置可否。他不点头，我父亲自是不敢去，那顿午饭就吃得有些沉闷。 接到大悲寺的请柬后，爷爷决定亲自去一趟。他把父亲叫去，说恩亭你可以参加水老师组织的活动，我也正好要去大悲寺跟海澄法师谈一下义诊事宜，不过，有 一点你必须听爹爹的，你可能不能全程参加活动，我说离开你就得跟我走，有些事情我可能还需要你帮忙。父亲马上表示没问题，一定听话。
出门前，爷爷找出一顶几年前一源堂出资定制的帽檐上方印有“一源堂”字样的白色广告帽子，那是专门发给乞丐的，可能也是今州商界独一无二的创意。原打算父子俩一起去大悲寺，还没出门，唐四海的包车车夫老郭来了，说奉老爷之命，把孙少爷和唐小姐一起拉到大悲寺去，免得路上遭到警察或者团丁的惊扰。 爷爷就让我父亲上了黄包车，说他随后就来。
我父亲和唐季娴坐着黄包车到达大悲寺时，水老师和十来个同学已经到了。进去后，正听水老师讲解如何测绘大雄宝殿时，爷爷也到了。待水老师的讲解告一段落，他才跟水老师打招呼，两人互递名片。他告诉水老师，他是来大悲寺跟海澄法师谈义诊事宜的，边说边取出广告帽给我父亲戴上，关照我父亲说，一会儿还要去走亲戚，办完事会来叫你，如果你们的活动结束得早，可到后面的方丈僧房找我，也可在寺里转转，只是千万不要出去，今天外面太乱了。
爷爷刚刚给我父亲戴上广告帽，坐于大殿门内蒲团上佯装诵经的小陈就注意到他俩了。不久，爷爷从海澄法师的屋里出来，小陈借机跟他对上了暗语，那颗假佛珠里的情报也转移到了爷爷手里。
父亲他们这时已经完成了测绘，正在大殿前做游戏，水老师则在大殿里和僧人聊天。爷爷从父亲头上取下广告帽，用手帕给他擦去脸上的汗，又把帽子给他戴上，捏了捏他的耳朵。父亲于是明白，爷爷可能有东西藏在帽子里了。接着，父子俩跟水老师和同学们打了招呼告辞。
在门口叫了辆黄包车，父子俩打道回府，不料眼看就要来到一源堂门口了，却遭遇了拦截。拦截者是由一名警察、两个保安团丁组成的巡逻小组，喝令三轮 车停下。我父亲寻思事儿来了，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爷爷悄悄扯了他一下，暗示他镇定，然后从容不迫地对为首的警察说：“三位老总这是……”
“奉命查缉共党分子！下车搜身！小孩儿也下来！”
爷爷怕耽误车夫的时间，付了钱让车夫离开。刚刚掏出钞票，却被警察一把抢过去，一张张查看过后方才给了车夫，却还不让车夫离开，待团丁检查过三轮 车后才予放行。敌人检查得这么严，我父亲的心再次吊到嗓子眼儿。爷爷依旧笑容可掬，双手抱拳：“这位老总这等敬业，不才佩服之至！”说着，递上一张名片。
这张名片，就是唐老板上午留给爷爷作为护身符的。不料，这个警察油盐不进，随手把名片扔到地上：“唐先生系市警察局高级顾问、保安团名誉团总，这都是虚职，根据规定，非实职长官无权直接对具体执行者下达命令！请阁下配合检查！”
说罢一挥手，两个团丁上前，一左一右逼住爷爷，正待动手搜身，我父亲瞅个空子拔腿就奔。那警察伸手抓了一把，没抓住他，却抓走了他头上的帽子！此举就像踩了一脚刹车，一下子绊住了父亲的脚步。警察一手捏住帽子不放，另一手抓住我父亲的衣襟：“好小子！胆子不小！”
正在这危急时刻，身后有人沉声喝道：“住手！”
声音不大，声调也不高，却透着一份难以抗拒的威严。在今州，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这样说话，那就是唐四海。警察和团丁闻声立即住手，冲着正从茶食店门 口向这边走来的唐四海立正敬礼，口称“唐团总”。
唐四海走到那三位跟前，用手杖指点着面前的警察：“你姓什么叫什么？”
“卑职姓丁名文恭，今州市警察局巡警大队巡官。”
唐四海点点头：“保安团二位兄弟一旁站着，我知道朱局长跟汤团总有过约定，这次行动以警察局为主，你们保安团受警察局节制，所以眼下这事与你们无 关。”继而，他转头看着丁文恭，面如寒霜，“丁巡官，你胆子不小……”
丁文恭赶紧从地上捡起名片，只是刚才那一阵混乱，名片上已经被踩出道道污渍，当下慌忙掏出手帕好一阵擦拭，双手奉还爷爷，爷爷却是不接。
“拿过来！”唐四海一声暴喝，接过名片看都不看，随手撕成碎片。“老朽在今州市警察局的高级顾问也好，今州地方保安团的名誉团总也好，确实是虚职 。以党国的官制职衔论，我唐某什么也不是。不过，既然蒙朱局长和汤团总的抬爱叫我一声大哥，我就替我的兄弟管教管教你。保安团二位兄弟！”
“有！”
“下了这厮的枪，让他到茶食店门口面壁思过两小时。你们二位持枪看守，不到时间，不许他离开！”
“遵命！”
唐四海处置完毕，这才陪着爷爷，拉着我父亲的手，一路往一源堂的方向走。哪知刚走到茶食店门口，唐四海冷不防摘下了我父亲头上的广告帽。父亲吓得 腿都软了，定睛看时，却见唐四海已走进店堂，把花生、麻饼、硬香糕、寸金糖等茶食装了一帽子，让父亲捧着回家。
当天的晚饭桌上，多了一道面拖白米虾，那是爷爷转走小陈那份重要情报时向属于087领导的一位秘密交通员购买的。那位交通员是个渔夫，撑着一条小船 在大盈河上以捕鱼捉虾为生。发现我家厨房临河窗外挂出的暗号，他就把小舟停泊在对面。爷爷向他买白米虾时，悄悄传递了情报，还多给了一些钞票作为旅费 ，让他替小陈把情报送往南京。后来听说，由于水城门也被敌人封锁了，他是等到天黑后从南门泅水出城的。
第六章、栽赃陷害
爷爷刚把情报转移走，住在附近的同学杨晨曦来找我父亲玩，告诉他警察局在街上贴出了布告，让老百姓协助政府缉拿潜入今州的共党分子，提供消息的有重赏。两人刚出门，隔壁的唐季娴可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了，从家里出来跟他们招呼，邀请他们去家里跟她一起玩其父托人刚从上海永安公司购买的一副金属积木 。
唐家的占地面积要比我家大一倍多，房屋也多，还有一个小花园。不过，同学去她家玩，一般情况下是不进内宅的，比如今天，就在她家的墙门间玩。所谓墙门间，就是步入大门的第一间，也可以说就是一个过道，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唐家的女佣搬出了一条长长的春凳和三个短凳，三人就兴致勃勃地照着图纸用积木搭房子。孩子凑在一起玩耍，自然又喊又叫的。正热闹间，对面德兴南货店的阿兰——她是我大孃孃（我父亲的姐姐）的同学——奔进来对我父亲说：“恩亭你还在玩啊，警察到你们家去抓人啦！”
父亲倏地一惊，立马起身往外奔。刚出门，就看见几个警察、团丁从一源堂里出来，押着一个双手被铐在背后的男子。有个警察身子背对着大街正对爷爷说 话：“孙老板，这人我们带走了，是不是共党分子，自然一审就明。在未曾证实此人清白之前，你不能出门一步，否则，只好给你换个地方待着了。老牛，你在 这里盯着，敢违抗命令，可以采取措施——包括开枪击毙！”说罢一摆手，“把人犯带走！”
待那警察转过身，父亲看清了，不就是先前被唐四海罚站的那个丁巡官吗！这真是“六月债，还得快”，唐老爷子对他的处罚刚刚结束，他就来一源堂抓人了！
爷爷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提高了声音说：“洪坤兄弟，如果他们敢对你动手，要记住是谁打的你，回头我要一个个跟他们算账的！”
这个被捕的洪坤，家住今州北门外七里的龙须湾。那里是我们孙家在今州的第一个落脚地。当年长毛兵败，天京陷落，我的曾高祖父从南京一路逃来，在龙须湾替一个已经被今州城内所有郎中打了回票的张姓老财治内伤，一帖药吃下去就停止了吐血。张老财全家跪地挽留，曾高祖父就在老财家住了下来，一住三月 ，彻底治愈了张老财的内伤。张老财感恩图报，给曾高祖父盖了三间瓦房，还张罗着帮他成家立业，撮合了他和今州城西门外“仁慈堂”中药店秦老板女儿的婚 事。如此，龙须湾就成了我们孙氏家族这一支的发祥地。
后来，我的曾祖父在今州城里购房开店，就把龙须湾已经不住人的老宅还给张老财的后人，张家人感念曾高祖父当年的回春之恩，坚决不肯收。最后，经过 协商达成协议，张家收回老宅，把村外的另一块大约七分面积的好地送给曾祖父。这块地，就成了我们孙氏家族的墓地。
墓地是需要有人照看维护的，曾祖父在龙须湾雇请一户洪姓贫农承担此事。到洪坤，已是第三代守墓人。洪坤小爷爷几岁，他管爷爷叫“孙先生”，爷爷则 唤他“洪坤兄弟”，父亲孃孃他们则叫他“洪坤阿叔”。守墓人会在墓地周边见缝插针种一些蔬菜，每到收成时节，洪家人都要挑选些整齐精致的，专程送到一 源堂来让我们尝鲜，爷爷也总是要留饭，并让奶奶准备一些礼品回赠。
记得上月天益馆开张那天，洪坤来向爷爷报告今年修缮墓地的预算，顺便带来一些鲜嫩的菠菜。爷爷留他吃饭，特地开了一瓶好酒。不过，此时已过午餐时间，爷爷说不能用剩菜招待洪坤兄弟，就让小庆到新开张的天益馆炒两个菜来。天益馆开张时爷爷是送了贺礼的，但那天商会有事，爷爷让刘九龄代他前往祝贺，顺便说明情况，表示歉意。祝贺的时候没来，却又差人来叫菜，使天益馆老板井少岳感到不可思议。按照商界惯例，开张头天即去消费的行为视为捧场，井少岳为表谢意，同时也想看看孙老板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就随送菜的伙计一起来了一源堂。两个老板见面后，自有一套真真假假的礼节。爷爷向井少岳介绍了洪坤，井少岳对洪坤说，兄弟你以后有新鲜蔬菜要卖的，直接送到天益馆来，我有多少收多少，绝不会亏待兄弟！
今天，洪坤是来向爷爷汇报修理墓围的材料费和工价的，照例拿了一些蔬菜，一部分送到了天益馆，井少岳没有食言，以超出市价的标准支付了菜钱。然后，洪坤就进了一源堂。这时爷爷刚处理好情报转移，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那个丁巡官就登门逮人来了。联系到警察把洪坤带走时对面天益馆的伙计那份得意的神情，他怀疑是天益馆向警察局告了密。
当然，对于爷爷来说，此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洪坤救出来。可是，他已被丁巡官派人看住，相当于就地圈禁了。没办法，还是要请唐会长出面。
我父亲拿着爷爷写就的纸条去了隔壁唐家。唐四海正和小舅子兼管家顾相准商谈账务上的事，看了爷爷的字条，不禁拍案大怒：“真是岂有此理！这个朱维信，怎么连手下一个小巡官都管不住？”又对我父亲说，“恩亭，回去告诉你爹爹，叫他放心，我这就给朱局长打电话。”
父亲刚从唐家出来，就听得身后一声汽车喇叭响，回头一看，一辆黑色雪铁龙已经在唐家门前停下。我们今州全城人都知道，这是警察局朱局长的座车。父 亲还纳闷儿，这朱局长怎么来得这么快呢？
果然，车门打开，朱维信下车了。另一侧车门也下来一个人，即是人称“苟麻子”的市警察局侦缉队长苟霄汉。苟霄汉解放前夕给我方干掉了，父亲不知道 他的来路，只听说是东北人氏，以前在军阀部队里当过工兵，至于怎么来的今州，那就不清楚了。承办朱维信的案子时，因其交代中涉及苟霄汉，我父亲也曾问 过朱，朱答称他从苏州警察局副局长任上调来今州时，苟霄汉已经是侦缉队长了，据前任局长介绍，苟的业务能力还不错，对今州地面比较熟，再者也没有更合 适的人选，就把苟霄汉留用了。
唐四海也有点儿吃惊，电话还没来得及打，朱局长怎么未卜先知？把二人迎进屋，这才知道，朱、苟二人登门是有要事相商。说正事之前，唐四海先把丁文恭抓走一源堂看坟人洪坤之事说了说。朱维信立刻意识到洪坤肯定是无辜的——他是刚刚从唐四海嘴里知道这事，如若洪坤真的是共党，哪怕是有些微的共党嫌疑，底下人还不早向他报告了？
他把目光转向苟霄汉：“苟队长，这是怎么回事？”
苟霄汉解释，侦缉队接到天益馆方面的报告，说一源堂来了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怀疑是官府正在追缉的共党嫌疑分子。对于侦缉队来说，有举报就要调查， 他就下令去一源堂把那个嫌疑分子抓了。朱维信当下就让苟霄汉给局里打电话，速速放人，还特意交代，让丁文恭亲自把人送回一源堂。
经此一回，那丁文恭情商再低，也该猜测到爷爷跟唐四海甚至朱维信的关系了，知道眼前这个中药店老板是不能得罪的。他不但亲自把洪坤送回一源堂，一 迭声道歉赔不是，接着还安排属下把洪坤一路送回了龙须湾，以免洪坤出城的时候再遇到麻烦。
回过头来，朱维信带着苟霄汉到唐四海家商量什么呢？自然是为追缉共产党地下交通员之事。这一天里，上海区三次电话、两次加急电报，向朱维信催问进展。朱维信原准备次日上午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不得已，只好提前到今晚。可是，他又担心豪绅、官眷之类的人家提出异议。今州像唐四海这样的豪绅颇有几个，都在市参议会有席位，有的还是当年同盟会成员，跟党国政要都说得上话；另外，本城有几户官眷也是有点儿了得的，都有直系亲属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相当职务。上述这两类人如若对夤夜搜查不满，回头往南京发份电报，别说抓不到共党交通员了，就是抓到了，只怕也要反复向上峰解释哩。朱维信知道官场的规矩，反复需要向上级解释的下属，那就是“争议人物”，仕途根本别指望一帆风顺。因此，朱维信就想到了唐四海，他想跟老爷子商量，请他出面跟那几个有可能向南京写“人民来信”的刺儿头打个招呼，请他们理解朱局长的苦衷。
唐四海当然一口答应。不过，他是个心思比较缜密的人，从丁文恭对待自己名片的态度上，他已经看出了朱维信那些部属的心理，由此推测今晚全城夤夜搜查，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送走朱维信、苟霄汉后，他差唐季娴到一源堂请爷爷过去，理由是晚饭后闲着无事，想和爷爷下象棋。下棋期间，唐四海貌似闲聊似的提到，今晚警察局、保安团将挨家挨户搜查，要一源堂注意，把金银钱钞之类贵重物品安置好，以免凭空遭受损失。
幸亏唐四海的这个提醒，爷爷回来之后，立即把交通站的重要文件如暗语本、一些应急接头人的代号、地址，以及密写药水之类及时进行了处理。
当晚对一源堂的搜查，是张保长、王甲长和警察、团丁各一来执行的。张保长为人不错，跟爷爷也熟识，一干人敲门进来后，张保长先向爷爷表示歉意，然后让王甲长和警察、团丁入内查看，特地提醒说：“要找的是共党分子，并非搜查物品。”那三人由刘九龄引领着内堂内宅逐间看了看，自然没有生出什么意外来。
第七章、烈士遗孤
搜查行动失利，朱维信的情绪大概不太好。这是隔天我父亲通过局长公子朱耀先脑门上凭空多出来的一个青紫色的肉核桃得出的判断。
费了那么大的周折，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结果竟然连共产党交通员的影子也没瞥见，江苏省警察厅方面自然会认为这个局长“办事不力”，复兴社特务处更是不客气，干脆把他召到上海当面责骂了一顿。
从上海回来之后，朱维信闭门不出两天，那辆黑色雪铁龙才重新出现在街头。那天我父亲放学回家，看见雪铁龙停在唐家门口，车里却只有司机，估计是来接唐四海去市警察局商量事情的。后来知道，朱维信这次去上海，除了汇报行动失利之外，还接受了另一项使命：调查中共在今州的地下交通机关。
关于朱维信的这个差使，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当时复兴社特务处掌握的情况有限，只知道中共决定在今州建立一个机关，具体属于哪个类型的机关不得而知 。接受使命后，朱维信还找唐四海聊过，并责成侦缉队长苟霄汉着手调查。苟霄汉领着他手下那班人马折腾了一阵，什么也没摸着。紧接着，就来了另一项紧急差使——追缉地下交通员。这段时间，上海区那些特务并没有闲着，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知中共在今州建立的是一个地下中心交通站，该机关以其负责人的代号 087命名。
这个情报随即得到验证：明明有证据表明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进了今州城，警察局、保安团全城戒严、挨门挨户搜查，种种手段都用到了，临末竟然连个交通员的影子也没见着。由此可以肯定，地下交通站是存在的，那个交通员只有获得交通站的帮助，才能顺利脱身。
朱维信派车把唐四海接往警察局，就是与其密议此事。之前，苟霄汉曾向朱维信提出，北大街上唐四海宅第对面的天益馆似乎可疑，理由有三：一是该饭馆筹建、开张的时间恰与上海区下达调查任务的时间相符。二是据侦缉队调查所获得的情况表明，天益馆从老板井少岳、账房宝锦国到厨师、伙计，每个人都是练 家子，而且行踪诡秘，半夜里，饭馆后院时常传出奇怪的声响，有人说是饭馆东伙在练武，也有人说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昨晚全城大搜查，查到天益馆时，井 少岳故意拖延时间，以找不到钥匙为名企图阻止搜查人员进入后院，保安团丁砸开门锁强行入内搜查，却未发现异常情况，但由此产生一种联想，即天益馆把追捕对象藏于后院，警察、团丁登门搜捕时，故意拖延时间让其逃跑。三是井少岳明明知道一源堂中药店的看坟人洪坤是北门外龙须湾的佃户，当天他还向洪收购过蔬菜，却故意向侦缉队检举洪坤系共党分子，此举有转移警方侦查视线之嫌。
应该说，苟霄汉的分析还是站得住脚的。朱维信就想对天益馆进行秘密监视，而一源堂老板孙景轩则是这份差使的最佳人选。他把唐四海接去，就是为商量这事。唐四海一听，立刻摇头：“我觉得此事不妥。”
唐四海的理由是，天益馆检举看坟人洪坤，已经得罪了一源堂，可人家孙老板很大度，人前人后从没说过井少岳一句坏话，这是君子之风！这样一个君子， 让他干秘密监视的差使，他肯应允吗？如果他不应允，而您朱局长要监视天益馆的意图已经暴露出来了，对今后的调查不利。
这话也有理。不过，放弃监视肯定是不行的。唐四海就出了个主意，可以在唐宅与一源堂之间那个凹进去的位置设一个监视哨。唐四海所说的这个位置是有说法的。前清时唐公馆是做官人家，按照今州的规矩，门口应该树旗杆，旗杆高二丈六尺，下有白石基座，基座上还刻有文字，说明这家人如何了得。进入民国后，这一套不行了，唐家就连旗杆带基座都清理掉了，留下那块六尺见方的凹形空地。
次日，苟霄汉派了一个便衣化装成卖梨膏糖的，在那个位置摆了个小摊头。卖梨膏糖是要折腾点儿动静出来的，那个便衣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架破手风琴， 时不时自拉自唱一番，还挺热闹。
唐四海当然不会把监视天益馆之事向爷爷透露，但爷爷还是看出了异常。有个人跟爷爷持同样观点，这个人就是天益馆的老板井少岳。井老板的脾气比较大，耐性有限，觉得那个卖梨膏糖的朋友不太正常后，随即采取行动，派两个伙计把那人赶走了。当时没有工商，也没有城管，有权力赶走设摊摊贩的无非两种人，一种是警察，只要摊贩占用的是公有土地，警察就可代表政府执法；还有一种情况，摆摊人占用了私有土地，那么该土地的主人也可以把人赶走。这两条标准 ，井少岳都轮不上，他凭啥把人家赶走呢？凭的是武力威胁，他那班伙计个个身手了得——其实，那个摆摊“小贩”据说手上也是有点儿功夫的，可是让天益馆的伙计拍了下肩膀，就乖乖起身收摊走人了。
井少岳是个狠客，他把“小贩”赶走后，在那个位置放了一套桌椅，正中撑起一把通常只有街头牙医才用的大阳伞，上书“专治跌打损伤”六个大字，有时 是井少岳本人，有时则是那个看似痨病鬼实则功夫甚深的账房宝先生，在椅子上一坐，二郎腿晃悠着，手捧紫砂壶，示威似的扫视过往路人。那意思就是说，井少岳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了，其他人别想在这里动脑筋。别说，还真有人请他们治伤。天益馆上上下下都是练家子，练家子大多有治疗跌打损伤的家传秘方，刘九 龄曾观察过，私下认为如果那二位改开诊所，赚的钱可能比开饭馆要多。
井少岳如此作为，就是抢一源堂的生意了，这在旧时是犯了大忌。北大街上有其他老板看不下去，唐四海也来征求爷爷的意见，问是否需要他出面干涉—— 那块地皮是他家的，只要他一句话，井少岳就必须搬家。爷爷对唐四海表示谢意，说不必了，井先生既有这等本领，那就该当欢迎他为社会服务，也不至于影响一源堂的生意，因为井先生开出的药方，人家基本上都是就近在一源堂赎药，我卖出的药多了，利润自然也上来了。
那么，一源堂的生意真的没有受影响吗？说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爷爷为何又拒绝了唐四海的建议呢？后来，我父亲渐渐懂事了，爷爷曾跟他说 起过原因：以唐四海的身份地位，在他家门口设摊，不经过他的认可，那是绝对不行的。而唐四海心里肯定是不愿意警察局把坐探设在他家门口的，既然井少岳取而代之，他干脆顺水推舟，跟监视天益馆之事脱了干系。
那么，警察局方面如何反应呢？据说侦缉队长苟霄汉曾挎着双枪来摊位前转悠过，坐在那里的账房宝锦国看都没看他一眼。苟霄汉呢，也没吭声。当然，不 吭声不等于认栽。朱维信另外安排了一个坐探继续监视天益馆，待在哪里呢？一源堂对面的德兴南货店。
这当然需要得到南货店金老板的许可，朱维信和苟霄汉都不便出面跟金老板去说，还是求到了唐四海门上。唐四海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交给市商会分管南货、地货、干果、蔬果行业的理事、南门“东千地货批发行”老板郭东千去处理。
郭东千跟一源堂关系很好，爷爷曾经治愈了他儿子的病，每年年末他都要带着儿子来给爷爷拜年。这次去德兴南货店，自然顺道要看看爷爷，还让伙计挑来 了一担礼物，都是他行里的货物，诸如笋干、菌菇、桂圆、蜜枣之类。
郭老板在一源堂进出，自然被坐在大阳伞下的井少岳瞟在眼里。过了两天，德兴南货店就新来了一个店员。井少岳没有说什么，但他却把非法占领的摊位往一源堂这边移了尺余距离。这，就是一种表态，而且是来者不善的表态！
解放后，我父亲在侦办朱维信案件时得知，朱维信当时另外还对今州城里的三个对象产生了怀疑，指令苟霄汉的侦缉队进行监视。可是，一直到7月上旬放暑假的时候，连同天益馆在内的四处目标均无任何蛛丝马迹发现。
这段时间里，一源堂地下中心交通站平安地完成了数十次情报转送，其中多次就是在天益馆东伙和朱维信安插在德兴南货店的坐探范驼子的眼皮底下完成的，不过，他们看见的只是病家来一源堂看病赎药，压根儿想不到情报的交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暑假伊始，这种状况出现了变化。
暑假第一天，唐季娴到一源堂来和我父亲一起做功课。父亲正在给唐季娴讲一道应用题时，朱耀先突然登门。他听说一源堂对面的天益馆东伙个个是武术好手，很想拜师学艺，对其父一说，朱维信倒不反对，不过有个条件：一个人去学可能没有长性，最好是约几个同学一起去向井少岳拜师。此刻他来找父亲，就是来问他对此是否有兴趣。父亲一听就来了劲，连唐季娴也想和他们一起去学。朱耀先有点儿意外：“女的行吗？”
唐季娴说：“怎么不行，花木兰不是女的吗？还有杨门女将！”
父亲想到另一个问题：“井老板肯收我们吗？”
朱耀先说他已经跟老爸说好，请苟队长出面，估计井老板会买面子。不过，父亲还有一层担心，那就是我爷爷会不会同意。
这天，爷爷去上海办事了，父亲一时按捺不住，就想先去和刘九龄说说。可是，代替爷爷主持店务的刘九龄正忙着在内堂指导小庆、小瑞制作防暑用的“藿 香薄荷清正液”，父亲在旁边转了一会儿，见无插话机会，只得作罢。哪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竟然导致交通站陷入了危险境地！
爷爷这次去上海，名义上是为进货——甚至对刘九龄也是这样说的，其实，他是去执行一项重要使命。一位党的重要干部及其妻子双双被捕牺牲，遗下三个 子女，敌人正在搜捕这三个孩子。组织上决定把这三个孩子转移到北方，交可靠关系寄养。由于敌人已经掌握了三个烈士遗孤的性别、年龄和容貌特征，所以必 须把三个遗孤分三路送走，其中两个被安排走海路，分别搭乘英商怡和轮船公司的客轮去香港、搭乘苏联的一艘货轮去旅大，然后再妥送目的地；还有一个走陆路，从上海经今州到南京，再转赴北方。
走陆路的那个遗孤交由087交通站负责护送，爷爷这次前往上海就是去接这个孩子的。不过，既然名义上是进货，那就要做得像，爷爷真的去了位于法租界 的中药批发行，进了一批货，委托行里托运到今州。次日，爷爷前往领导交代的接头地点接到孩子——一个女孩儿。出于谨慎，他没有直接坐长途车回今州，而 是去了曹家渡轮船码头，分两次购买了两张到今州的船票。
综观爷爷一生，其性格中有一部分可与狐狸有一比：多疑而谨慎。对于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性格是必须具备的，唯其如此，才能完成组织上下达的形形色色的使命。这次，爷爷更是不敢有丝毫疏忽。他虽然购买了从上海到今州的船票，却只乘到属于青浦县的白鹤江就上了岸，雇了一条小船，去了离白鹤江十二里地的重固镇，在镇口的一座道观里住了一宿，道观中那位年已七秩的全清道长是我爷爷的好友。
次日，爷爷携孩子离开重固，花了一些钱钞，搭乘一条国民党军队的机动运输船返回今州。如此周折，一老一小回到一源堂时，已是第三天傍晚了。这三天 里，今州表面上风平浪静，内里却是暗流涌动。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认为，共产党方面有安排目标经今州往外地转移的可能，遂命令今州站站长朱维信密切注意 这方面的动向。
朱维信认为这回跟上次搜捕共产党交通员的情形不同，交通员的性别、年龄、身材、面貌特征等一概不知，要在今州城里寻找这样一个目标，无异于大海捞 针；但这次的目标很明确，三个分别为八岁、十岁、十二岁的孩子，八岁、十岁的是男孩儿，十二岁的那个是女孩儿，况且，三个孩子都带着明显的外地人特征 。朱维信和苟霄汉商量下来，也估计到共产党方面很有可能会把三个孩子分开转移。从上海去外地，无非是内河、陆上、海运三条通道，其中内河、陆上是必须 经今州的。共产党在今州这边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只要监控住交通站，就能发现孩子的下落。朱维信遂决定把该项使命跟之前接受的调查秘密交通站的任务结合起来操作。他嘱咐苟霄汉，侦缉队如果发现了目标，不要急着下手，让087继续活动下去，给共产党方面造成错觉，以为交通站还没有暴露，这叫放长线钓 大鱼。
此刻他们依旧认为，最有可能是087者，非天益馆老板井少岳莫属。苟霄汉想出了一个法子——朱公子不是想向井少岳拜师习武吗？干脆答应他。这样他就可以进入天益馆后院查看情况，如果天益馆来了外地孩子，不管男孩儿女孩儿，自然也逃不过朱公子的眼睛。说了这个主意后，苟霄汉忽然有些后悔：这不是把局座家的宝贝疙瘩送进狼窝？我这不是找死吗？
朱维信倒并未有丝毫不爽，反而认为可以一试。两人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研究，就有了让朱耀先出面约我父亲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拜师的主意。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朱耀先就像我父亲一样，对于父辈的政治立场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其帮助老爸警察局长之举，就像我父亲帮助爷爷藏起吴明全的那只鞋子一样， 纯粹是出于父子亲情使然。
不过，朱局长、苟队长的这个计划却没能继续下去——天益馆方面婉拒了苟霄汉的要求，不过门倒没有关死，只是说最近事情忙，过一阵再说。这是朱维信事先没有料到的，寻思莫非自己的计谋被井少岳识破了？
这天晚上七点多，朱维信还在为天益馆之事犯愁，苟霄汉忽然兴冲冲前来报告，目标出现了！
朱维信一跃而起：“在哪里？”
“卑职手下的一位弟兄李二狗亲眼所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由孙景轩领着从天益馆出来，进了一源堂……那孩子的身高、脸形跟上海方面通知下来的一样。”
朱维信大惑不解：“孙景轩带着女孩子从天益馆出来？这……没看错吧？”
“卑职不敢冒失，反复问了李二狗的，他说保证没看错人！”
“据我所知，孙景轩是有两个女儿的，李二狗看到的会不会是他女儿呢？”
苟霄汉说：“孙景轩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六岁，长得蛮高，另一个才八岁，还没上学。李二狗看到的那个女孩儿，绝对不会是孙景轩的女儿！”
第八章、危险逼近
前面说过，我父亲没把朱耀先约他去向井少岳拜师之事告诉刘九龄，刘九龄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这么一桩理应引起警惕的事儿，也就无法通知爷爷注意防范 。爷爷再狐疑，也不至于时时处处草木皆兵，这样，运输船在东门码头停靠后，他就带着化名“柳毅君”的小姑娘径返一源堂。
全家人刚吃过晚饭，两个孃孃正和奶奶一起收拾碗筷，我父亲则在旁边转悠，想见缝插针找一个说得上话的机会向奶奶要钱去看影戏（今州当时称电影为“ 影戏”）《火烧红莲寺》。就在这时，爷爷领着柳毅君进来了，遂把她介绍给全家。爷爷当然不会透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某某亲戚的女儿”，让大孃孃和我父亲称其妹妹，我那八岁的小孃孃则叫其姐姐。柳毅君于是姐姐哥哥妹妹的一一打了招呼。父亲回忆这一节时不无感叹，说人家毕竟是大上海来的，见过世面， 虽然面对一屋子陌生人，却既不紧张，也不扭捏。我们三兄妹跟人家比，马上显出小地方人的小家子气。
奶奶不知道爷爷这时候回家，更没料到他还会带一个小客人来，晚饭并没有多准备，爷爷就带着柳毅君去对面的天益馆吃饭。敌人在对面德兴南货店安排的那个坐探范驼子，平时就像店员那样早八晚五准点上下班，按说是不会发现一源堂新来的小客人的。偏偏事有凑巧，苟霄汉手下的侦缉队员李二狗受命在全城溜达，留意外来少年，这当儿正好走在北大街上。爷爷哪知敌人还有这一招儿，让天益馆搞了两菜一汤，和柳毅君用过晚餐，离开饭馆返回一源堂。这一幕正好落 在李二狗眼里。
得到报告，朱维信还是难以置信。要说这位朱局长并非草包，只是在德国留学受的影响太深，形成了一些习惯思维，又不太懂得变通。这种习惯思维放到一般的刑事案件上，多半没问题，但用来进行情报战线的斗争，那就有点儿小儿科了。根据留洋时洋教官的教导，任何案件的侦查都应以“证据为上”为原则，而李二狗所谓“亲眼目睹”的证据，毕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无法跟嫌疑人与共党分子接头时被当场发现这等“确凿”证据相提并论，用证据学上的术语来说，不过是“孤证”。既然是孤证，就必须与数种相关旁证结合起来形成证据链，方才有效。
再者，一源堂老板在朱维信眼中一直是个谦谦君子的形象，无论如何也难以和共党分子联系起来，再加上不久前天益馆对一源堂的诬告，使得朱局长有了先入之见。因此，他吩咐苟霄汉，第一，关于李二狗反映的情况，先严格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第二，立刻安排人对一源堂、天益馆昼夜监视，但不能惊动他们；第三，朱维信要亲自去北大街实地调查。
这第三条让苟霄汉稍一愣怔，马上说：“请让卑职跟随您前往提供保护，顺便也好学些本领。”
朱维信却不吃马屁：“不必了！本局长自有安排。”
当下，朱维信坐上了那辆黑色雪铁龙，让司机开到北大街与码头街交叉口，下车步行，一路来到天益馆门前。自打从侦缉队的坐探手里抢占了唐四海家门口的那方宝地，支起了专治跌打损伤的摊头，饭馆的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了。朱局长过去时，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店堂里竟然还有不少食客。朱维信是第一次登门，门口迎客的伙计不认识他，不过看他的气度，知道绝非寻常客人，自是热情招呼，将其安置在一副双人座头上。朱维信随便点了两个菜，要了一瓶啤酒，自斟 自饮。
待到大多数客人吃喝完毕结账离开，朱维信朝一个正在收拾残席的学徒招手：“跟你打听件事，今晚天刚黑的时候，是否有个大人领着个孩子来贵馆用餐？ ”
这学徒甚是老练，冲朱维信欠身致意：“这位先生，刚才小的在后面厨房给大厨当下手，不知前面店堂的事。要不，我去叫我们老板来给您回话？”
朱维信点头，对方马上去后面请出了老板井少岳。朱维信递过名片，对方一看，抱拳拱手：“原来是朱局长，贵人光临，小店蓬荜生辉！”随即吩咐炒菜添酒，他要陪朱局长喝两杯。
两人边喝边聊，朱维信随口打听井少岳在上海的时候做什么营生，井少岳的回答吓了他一跳。据井老板说，他不但是上海滩青帮的“悟”字辈，还是黄金荣 的学生！这个有些吹牛嫌疑的说法让朱维信更加深了对井少岳的怀疑——共产党最擅长打这种牌了，扯虎皮做大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说动那些官家子富家女抛弃万贯家产，心甘情愿地跟着干那些掉脑袋的勾当。
两人海阔天空聊了一会儿，朱维信说到了主题：傍晚时孙景轩是否来过天益馆用餐，还带着个小女孩儿？
井少岳一怔：“这我可不清楚，吃过晚饭我在后院纳凉听苏州评弹呢。不过，这点儿事查清楚也不难。”遂招呼账房先生宝锦国过来，“宝先生，你是坐账台的，每一笔账都须经你之手，傍晚时对面一源堂孙老板来用过餐吗？”
宝锦国马上点头：“来过，点了两菜一汤，总共三角六分。”
朱维信问：“他是领着一个小女孩儿来的？”
“回朱局长话，这个老朽倒不曾留意，我可以肯定的是，在账台付钱的只有他一个人。”
井少岳又让宝先生把两个当班跑堂叫来问话，跑堂的说法不尽相同，一个说没有看见带孩子来用餐，另一个说是带孩子了，不过好像是个男孩儿。这样一来 ，反倒把朱维信搞糊涂了。
朱维信在天益馆“实地调查”的时候，一源堂老板、代号087的交通站站长、我的爷爷孙景轩突然产生了一种危险正在逼近的紧迫感！
独自站在内宅楼上临河的后阳台上，凭栏看着脚下静静而过的河水，耳听着远近大小船只“吱吱咯咯”的橹桨声，脑子里回忆着接受使命以来自己的一举一 动，爷爷觉得似乎没有什么破绽，稍稍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不远处河上传来的舟船橹桨声似有异样。换在别人，肯定不会留心这种细微的差别， 可是爷爷不然，他永远是心细如发，况且他自己也是摇船好手。我们今州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龙舟赛，当地人称为“摇快船”，爷爷年轻时曾当过多年快船手。 对橹桨的熟悉，使他立即分辨出大盈河里正在行驶的几条船中，有一条小舟的木橹摇得有些反常，那个船夫的摇橹技术有点儿问题。
片刻，那条由不称职的船夫驾驭着的小船缓缓行至一源堂后面的河面上，在河对岸泊下。那是一条载重不过半吨的小渔船，除了船头船尾，就是中间一个舱 ，上面遮盖着圆弧形的涂拭着柏油的芦席篷。这种小渔船随处可以停泊，随时可以启航，停泊时并不使用锚，也不用绳子拴，在船头的舱板上有一个垂直洞孔， 停泊时只需把竹篙对准洞孔扎下去，启航时，只需把竹篙拔起来。爷爷注意到，那个船夫停泊时使用竹篙的动作稍显生硬。
尽管这条船停泊时几无声响，还是惊动了同样停泊在对岸十几米开外的一条小渔船。那条船上的船夫本已睡下，被惊醒后从中间的芦席篷里钻出来，站在船尾对着河里撒了一泡尿，然后回到船舱里，稍停又去了船头，拿着一把破蒲扇坐在那里纳凉。片刻，船夫掏出火柴点烟，连划了三根火柴方才点燃，又拿着点燃 的香烟画了一个圆圈。我爷爷于是明白，他的部下在向他报告：刚刚停泊的这条渔船可疑！
离开后阳台，爷爷蹑足悄行，摸黑来到店堂。这时，我父亲当然已经呼呼大睡了，刘九龄很警觉，爷爷刚从内堂走进店堂，他就醒了。爷爷在过道里隔着柜 台用手中的蒲扇对着刘九龄那个方向扇了一下——这是他俩约定的暗号，不需要任何语言，刘九龄就明白了，爷爷这是让他查看一下外面是否有人监视。
一源堂从北大街到后面的大盈河，一共有三进，从临街算起第一进是店堂，店堂楼上是货栈，也就是仓库；第二进楼下是工场间，楼上除了爷爷的书房，还 有两间是店员的寝室；第三进是内宅，楼下是厨房、客堂，楼上是店主人一家的寝室。刘九龄接受爷爷的指令后，轻巧得像只狸猫似的上了二楼货栈，也没开灯 ，从窗户里往外查看。借着昏黄的路灯光，他很快就发现了异常情况：对面德兴南货店和天益馆交界处的街沿上，躺着两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
之所以认为这是异常情况，是因为叫花子从来不躺在北大街我们一源堂这一段上，不管白天黑夜都是如此。这个规矩从清朝咸丰年间延续至今，今州乞丐尽人皆知。如果有外地新来的乞丐，马上会有人告知他们这个规矩。至于这个规矩的缘由，跟一源堂无关，我家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在今州能有如此势力的，自然是唐四海。唐家祖上当着清朝四品官，四品官的门前，岂是叫花子的歇息之地？如若被知府衙门巡逻的兵丁发现，立即打五十板子，枷号三天。到了民国，清朝 那一套当然不行了，可警察局推出了另一种处罚措施，凡“当街躺卧，有伤风化，妨碍交通，传播疾病”的，初犯驱赶，次犯责打，屡犯拘拿。而眼下竟有两个 叫花子公然躺在一源堂对面，跟后面河上的异常联系起来，其意已经不言而喻——敌人显然掌握了护送烈士遗孤的情报，已经把一源堂监视起来了！
第九章、绝境求生
民国时的商家店铺不像如今，门口都挂块牌子告知营业时间，那时的店铺每天几时开门几时打烊，是根据季节来安排的。夏天天亮得早、黑得晚，人们活动 的时间长，所以营业时间也长些。夏至到白露这两个半月，是一源堂全年中营业时间最长的时段，从上午七点到下午六点。我父亲是和刘九龄睡在店堂里的，每 天早晨最迟六点半就得起床，如果头天睡得太晚，早上被刘九龄叫醒后就会上楼去补一觉，反正放暑假不用上学。
不过这天例外，早上五点刚过，我父亲就被叫醒了。叫他的不是刘九龄，而是大孃孃孙翠婷。大孃孃对他说：“爹爹在书房等着，要跟我俩谈点儿事情。”
这次谈话，是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启蒙教育。当时时间紧迫，面临着的情势更是凶险，爷爷根本没有讲任何革命道理，甚至没有说到“革命”二字， 只是告诉姐弟俩，柳毅君的父母是我家的亲戚，因为得罪了官府，已经被官府枪毙了；官府担心柳毅君长大后会报仇，要把她也捉去枪毙。亲戚之间，平时的互 相走动，吃吃喝喝，那都是虚的，而在危急关头互相救援，那才是实的，冒着巨大的风险伸以援手的，那叫仗义。说到这里，爷爷问我父亲：“恩亭，你讲不讲义气？”
父亲当时正在读《水浒全传》，还天天要给唐季娴、朱耀先几个同学说一段，正盘算着要把宋江的绰号移植给自己，当下表态，说我最讲义气了，我要做及时雨。爷爷说眼下的官府，跟北宋时有一比，社会和民众正需要梁山好汉，你要做宋江，爸爸很支持，今天就有一个机会，要让你和翠亭联手救援柳毅君。你们把这件事做成了，柳毅君的性命就保住了；做不成，不但柳毅君要被官府捉去，爹爹也会让官府捉去枪毙！
父亲和大孃孃听着，都吓了一跳。爷爷说：“你们不要紧张，更不要害怕。刚才我说的官府是什么人呢？就是警察局、保安团那班人，他们昨晚已经在一源堂前后布置了坐探，只等柳毅君一出门就抓人——包括爹爹我！”
父亲自作聪明：“那如果叫柳毅君别出门呢？”
大孃孃比我父亲大两岁，更成熟一些：“不出门他们就会冲进来抓，爹爹，我们该怎么办？”
这天是父亲的十四岁生日，早在一个星期之前，爷爷就已经答应，到时候把同班的几个死党以及唐季娴请家里来吃生日面。爷爷的方案，就是借着我父亲的生日做文章——
首先，爷爷、奶奶找个理由，各自出门办事。大孃孃呢，在对面天益馆开门后就拿着钞票去预订一桌酒席（光要菜肴不要酒），要求中午十一时必须送到一源堂。父亲的任务是吃过早饭后立刻出门，去邀约几位同学来家里玩，待酒席送来后热情款待他们。爷爷要求，必须把朱耀先和唐季娴叫到，此外再叫上几个男女同学。为防父亲去叫朱耀先时正好遇见朱维信，引起警察局长的怀疑，爷爷让父亲请唐季娴出面去约朱公子。天益馆把酒席送来后，大孃孃出面主持，拿出爷 爷自酿的百花露酒请大家喝。这时父亲就要殷勤劝酒，对唐季娴等女生更须特别热情，务必把她们一个个放倒。万一有人不肯喝酒，那就由大孃孃去厨房取来预先由刘九龄配制好的薄荷绿豆汤（里面掺入了迷药）代替。
几个女生醉倒后，刘九龄去后门招呼过往小舟，走水路把其中一个送北门外的陶尼姑那里去匐经，另外几位则由伙计背着，从前门出北大街，也是送往陶尼姑处。
匐经是旧时江南民间盛行的一种中医治病手法，这里的“匐”，大致指的是“按摩”；“经”，指的是人体经络。不过，这种疗病手法通常只是针对未成年 人，我们今州那一带的人，可以说每一位小时候都接受过匐经治疗，而且对于匐经的记忆肯定是刻骨铭心。究其原因，一是施疗者所在的诊所里面有一股浓浓的 烈酒和中药混在一起的气味，对于孩子来说，这味道绝对恐怖。二是匐经时针对的是人体经络穴位，有的穴位一碰就使人酸痛难熬，有的则让人神经质地发笑不止。通常，匐经的疗效很好，诸如感冒、腹泻、便秘、鼻血、食欲不振之类的常见病，基本上治疗一次即可。可惜的是，匐经在中医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很少 有中医师以此为小孩儿治病，多是像北门外的陶尼姑那样的业余匐经师。而今，匐经已在今州绝迹，在全国，估计也属于凤毛麟角了吧。
接着说爷爷的方案。待最后一位醉酒女孩儿被送走，敌人安置在一源堂前后的水陆两路暗哨应该都已经跟踪上去了——他们一定以为被急煎煎送出门去的女 孩儿是上司关照紧盯不放的目标。这时，刘九龄就安排柳毅君坐上中心交通站预先停泊在后门的某条渔船，迅速撤离今州。
父亲听了爷爷的方案，不禁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的要成路见不平的侠客了。大孃孃的心思更细一些，向爷爷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中间发生了意外，出了岔子，有什么人能从中助我们一臂之力吗？爷爷脸色凝重：“没有人能帮我们，这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做手脚，一旦发生意外，那就只有拼命掩护柳毅君撤离。这是 爹爹答应人家一定要做好的事，哪怕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大孃孃抚了抚胸口：“爹爹，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们会做好的！”
于是大家各自开始行动。
父亲首先去隔壁唐家。唐季娴正在客厅里和父母一起吃早饭，一听父亲说一起吃生日面的事，当下欢呼雀跃，饭也不吃了，离开饭桌跟父亲商量另约哪两位女生。父亲说这个由你决定，于我来说都无所谓。本来女生有你一个就蛮热闹了，是我大孃孃提出要多叫几个。唐季娴想了想，说了两个名字：华渊和袁天兰。
父亲故意一边说一边挪步把她往客厅外引，以便避开她的父母说下面的事儿：请她去跟朱耀先说一下，再请朱耀先把封炳麟一起叫过来。唐季娴说打个电话到他家去就行了嘛。父亲这才想起这两家都是有电话的，寻思打电话通知朱耀先可能不妥，因为十有八九是他老爸朱局长接听，唐季娴不知其中内情，对方一问 ，她肯定会如实道明，那样的话朱局长没准儿就会起疑。脑子一转，就对唐季娴说，还是我们俩一起去找朱耀先吧，顺便把另几位同学也叫上。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脑，连收音机都是奢侈品，暑假里孩子们的生活也不免有点儿贫乏，难得能热闹一下，父亲和唐季娴转了几条街，很容易地约上了四个 小伙伴：朱耀先、华渊、袁天兰和封炳麟。
天益馆的酒席是大孃孃去订的，她也没进对面井少岳的馆子，出了一源堂，就直奔唐家门口被天益馆强占的摊位，跟出摊的饭馆账房宝先生说了说。宝先生说原来今天是一源堂公子的生日啊，那敝号得表示一下心意的，这样吧，价钱打八折，另外奉送天益馆自制的蜂蜜酒一瓶。
十一点差五分时，天益馆的两个伙计拎着提篮把菜送过来了。酒席摆在内宅，一源堂的伙计们则由刘九龄指挥着，照常外堂内堂忙碌，炮制药材，接方称药 。尽管天益馆奉送了一瓶蜂蜜酒，刘九龄生怕那酒力道不足，还是去拿了一大瓶爷爷自酿的百花露酒，给每人倒了一杯：“今天是少爷生日，朱公子、唐小姐等 各位同窗好友前来庆贺，一源堂向你们致谢！先生、师母都有事外出了，我代表他们、也代表众伙计感谢各位小友，恭祝少爷生日快乐！干杯！”说着一饮而尽 ，然后冲大家一拱手，“各位少爷、小姐，你们慢用，我不奉陪了。”又对大孃孃一点头，“大小姐，有啥事，到外堂喊我就是。”
大孃孃会意：“谢谢九龄哥哥！”
就在这时，前面店堂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父亲清楚地瞥见刘九龄脸色一变，随即拔脚朝前面走去。父亲和大孃孃更是心惊肉跳，大孃孃端酒杯的手不由得 颤抖了一下。父亲只有强装镇定，招呼大家吃菜。朱耀先、唐季娴一干人不知今天这一餐的奥秘，自是照常吃喝。父亲担着一份心，早已没了胃口，为了掩饰， 就使劲儿给八岁的小孃孃夹菜。外面的喧哗声越来越响，大孃孃终于坐不住了，说了声“我去看看”，离席而去。
外面发生的一幕，对于一源堂，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称为“摊上大事了”。要交代这件事，先要说说本文开头曾经提到，但已经好久没露面的熟人——保安团汤团总。
汤团总这个人看上去鲁莽，可是他把自己的底细包得很紧，据说他跟人喝酒时，越喝话越多，甚至可以把他的床事都公诸于众，可就是从来不吐露自己是什么来路。我父亲直到解放后成为今州市公安局侦讯科长时方才弄清楚，这人是今州下面的华兴县人氏，其母以在华兴县城站街（从事卖淫行业）为生，所以汤团总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老爸是哪位。三岁的时候，其母病殁，他成了今州地区年龄最小的叫花子。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反正到七岁时，他已经成了一帮少年乞丐的头儿。十六岁，他当了军阀部队的兵，在摆弄枪支方面似有天赋，很快就成了一个神枪手，而且可以双手开枪百发百中，被旅长点名进了卫队。又过了半年，他偷了旅长的数千大洋和三姨太，不辞而别。旅长气得差点儿吐血，下令追缉。他则逃进太湖当了湖匪，还有个匪号叫“双枪镇太湖”。上世纪三十年代 初期，他接受国民政府的招安，加入国民党部队当了一名营长。又过了两年，被江苏省保安总队任命为今州市保安团团长。他对“团长”这个头衔不大满意，就下令保安团上下一律称其为“团总”。
按说，抓捕烈士遗孤，是复兴社特务处交代给朱维信的任务，这位汤团总怎么掺和进来了呢？前面说过，发现我爷爷带着一个十二岁女孩儿这个情况的，是苟霄汉手下的侦缉队员李二狗。李二狗不过是侦缉队的一个小喽啰，发现情况报告上司后如何处置他是不清楚的。按照他的思维，这种处置应该只有一种方式： 立刻出动人马奔一源堂逮人，把孙老板和那个小女孩儿一起拿下。往下，就该论功行赏了，头功自然是非他莫属。
可是，使李二狗意外的是，他这个小报告打上去，犹如石沉大海，一点儿响动也没有，心中不由愤愤。这当儿，他的结拜弟兄蓝壮壁来找他喝酒。蓝壮壁是苏州人，练过几年武术，估计水平有限，只能到处流窜街头卖卖膏药。几年前他来到今州，把膏药摊头摆到了一源堂门口。一源堂的店堂里是挂着市商会赠送的“今州伤科第一家”匾额的，蓝壮壁此举，显然是无视江湖规矩。那天，爷爷正好去无锡办事，店务由刘九龄执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刘九龄不想出头。可是，唐四海看不下去了。
不多久，一源堂门口就来了两条精壮汉子，那是今州“豪义国术馆”派来的两个教头，二话不说就掀了蓝壮壁的摊子，蓝哪里是这二位的对手，只能灰溜溜 而去。这桩事情，爷爷当时并不知道，刘九龄也不明就里。蓝壮壁则认为是一源堂叫来的拳师，从此就记住了一源堂和爷爷。
蓝壮壁的场子被砸了，也不敢在今州卖膏药了，正要狼狈开溜，汤团总奉命组建保安团，在城隍庙前的广场上竖起了招兵旗。走投无路的蓝壮壁看到招兵布告，立刻前往报名。他那两下子对付武馆的拳师那是以卵击石，可是在一干保安团丁里，却是矬子里拔将军，在汤团总跟前练了两趟拳法，当场就被任命为新兵 训练处国术教官。
蓝壮壁自此成了汤团总的亲信，混了一阵，他和汤团总几乎同时发现，他最拿手的其实不是国术，而是探查别人的隐私兼打小报告。汤团总干脆把他调到团部当参谋，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不久前，经汤团总四下活动，江苏省保安总队终于批准今州的保安团建制下增设一个便衣队，这便衣队的队长自然非蓝壮壁莫属 。他上任后，随即开始物色便衣队人选，汤团总关照过，除了在保安团基层选拔，也可以在社会上招收。于是，蓝壮壁就想到了走江湖卖膏药时的结拜弟兄李二 狗。
昨晚，蓝壮壁找李二狗喝酒。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警察局长朱维信奉命查缉中共烈士遗孤之事，这个任务其实也不是今州市警察局的活儿，而是复兴社特务处下达的，跟保安团没有关系。酒过三巡，蓝说了说保安团正在向社会招聘人才之事，问李二狗是否有兴趣跳槽。李二狗正因他的小报告未受重视生闷气呢，当 下便把自己受命密查三个小共党之事和盘托出。蓝壮壁听着便来了劲儿，说老弟你这份情报就算送给保安团了吧，哥哥马上去报告汤团总，汤团总不像朱维信那 样优柔寡断，肯定会即刻行动，到时候，哥哥给你请功，你就可以改换门庭投到汤团总门下，少不得弄个便衣队分队长做做。
如此，酒也不喝了，蓝壮壁直奔保安团部，可汤团总却不在。问了卫队长，答称不知道。蓝壮壁马上反应过来，估计汤团总是去相好家了。他胆子再大也不敢搅了汤团总的好事，只好在团部打开一张行军床躺下，一边打盹儿一边等待。
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汤团总方才出现。蓝壮壁把情况一五一十报告后，汤团总大恼，问蓝壮壁为什么不连夜报告。蓝壮壁只好说他找不到团总。汤团总瞪 ：“怎么找不到？老子明明在后院团总值班室睡大觉！”
蓝壮壁自然不敢反驳，只有低头听训。汤团总训斥够了，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好的事儿，朱维信这家伙自己为啥不去做呢？”
这个问题蓝壮壁压根儿就没考虑过，当然回答不上来。汤团总倒是想到了答案：“一定是朱维信动着放长线钓大鱼的脑筋，等到一源堂把那小共党送走，摸清共产党的路数后再收网。他妈的，他姓朱的想这样做，我姓汤的偏偏不让他这么做！你带上二十名弟兄去一源堂，把那个小共党和孙老板给老子逮来！还有， 估计警察局肯定在一源堂附近放了暗哨，我们一动，朱维信立马会命令抢人。所以呢，我还会安排一连弟兄，子弹上膛，机关枪架上制高点，给你们撑腰。我在 北门城楼坐镇，有什么事情你撑不了的，即刻报告，老子亲自料理！”
“遵命！”
蓝壮壁兴冲冲正要出门，又被汤团总叫住：“记住，逮人是逮人，但要讲究礼数。”
蓝壮壁被这话弄糊涂了，刚说机关枪都要架上了，怎么又讲起礼数来了？
汤团总说：“一源堂的隔壁住的是谁你想必知道，那是保安团的名誉团总唐先生，据说跟一源堂老板孙景轩关系很好。按说，保安团要捕拿孙景轩，我应该事先向唐团总通报一声的，可是我担心他出言阻拦，也就不过去了，待抓了人犯之后再去赔礼。江湖嘛，人情不到礼数要到。所以，你带人过去的时候，一是动静要小，二是要对孙老板客气点儿，不许铐不许绑，就说是我汤某有请。只有这样，才能不惊动唐团总，免得节外生枝。”
蓝壮壁随即带人直奔一源堂，这时我父亲他们几个正吃吃喝喝，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刘九龄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等变故。事后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天益馆的账房宝锦国、老板井少岳出来横插一杠子，一源堂怕是在劫难逃。
保安团一干人到了北大街，先把一源堂这边的路段两头一堵封住，这一招实际上是用来对付警察局坐探的。然后，蓝壮壁领着几个便衣来到一源堂门口，口口声声要孙老板出来说话。伙计告诉他孙老板不在，蓝壮壁自然不信。这时候，刘九龄出来了，他的回答跟伙计如出一辙。蓝壮壁见这样纠缠下去不是个法子， 打算硬往里闯，天益馆账房先生宝锦国过来了。
保安团堵住了一源堂两头的道路，自然也把天益馆的生意堵住了。井少岳自是恼火，对宝先生说，这帮保安团的真正是一帮拎不清的家伙，早上我明明看见 孙老板和他太太一起出门的，人家伙计也说了，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宝锦国说东家不必烦恼，我看这些家伙只是叫得欢，办不成事，容老朽过去吓唬吓唬他们。
宝先生过来后，对蓝壮壁自我介绍：“蓝队长，敝人贱姓宝，是对面天益馆的账房。本来，蓝队长领着弟兄们浩浩荡荡前来执行公务，老朽避之不及。可是 ，今天这事老朽还避不开……”
蓝壮壁不耐烦了：“有话只管说，不要啰唆！”
“是这样，一源堂的少爷今天生日，办了一桌寿席，约了几个同窗好友一起吃喝聊天。其中，有市警察局朱局长家的公子，还有你们唐团总家的小姐……像蓝队长这样带着人直闯人家内宅，不知是否妥当？呵呵，就是这话。老朽告退！”
蓝壮壁顿时有点儿傻眼，冒犯警察局长的公子和唐老爷子的小姐，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可汤团总那边怎么交代？他扭头问刘九龄：“刚才那账房先生 说的可是实情？”
刘九龄点头：“朱公子和唐小姐确实在里面，他们是我家少爷的同班同学。”
正说到这里，巧事又出现了，父亲的班主任水老师从天益馆里出来了。水老师是单身，住在学校里，平时由学校伙房供应饭食，放暑假伙房停灶，他懒得自 己开伙，每天就在外面解决吃饭问题。今天，他在天益馆吃过午饭，刚结了账，料想喝了点儿小酒，脸色微红地走出了饭馆。
刘九龄看见水老师，对蓝壮壁说：“正好，那是我家少爷的级任老师，蓝队长你若不信，可以问他。”
水老师也已经看见了一源堂门前不寻常的情景，立刻大步穿过街面走过来。不想他这一出现，倒麻烦了。蓝壮壁这家伙反应挺快，竟然由水老师想到了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他立刻迎上去向水老师致意，然后亮出派司，请水老师配合保安团执行公务，进入一源堂把朱、唐两位学生叫出来，暂时回避。
水老师肯不肯呢？他点了头。不过，他没有步入一源堂，而是伸手从后腰抽出一管紫色短笛，放到嘴边吹起了《小放牛》。这位水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而且多才多艺，擅长多种中西乐器，于中西拳术也颇有些基础，常到武馆里跟武师切磋。他此刻吹的这曲《小放牛》，学生们耳熟能详。一众学生在内宅听见了，不 由惊喜道：“是水老师来了！”
说罢，唐季娴、华渊、袁天兰三人已经一跃而起，往外便奔；朱耀先和另一男生紧随其后，父亲稍一迟疑，也跟了出去。只有大孃孃没有出来。
到了外面，父亲一看那阵势，一颗心便在胸腔里狂跳起来，要不是喝了两杯百花露罩住了脸面，只怕立时就会露出破绽！唐季娴三个女生已经把水老师围在中间，告诉他今天是孙恩亭同学的生日。水老师立时把手伸向我父亲，像对大人那样跟他相握：“孙恩亭同学，祝你生日快乐！”又随手摘下衣兜上佩着的钢笔 ，“没有准备礼物，这支笔权充贺礼。”
父亲不知道是不是该接受，正迟疑间，刘九龄开口了：“少爷，快谢谢老师呀！请水老师赏光，入内吃碗生日面！”
就在这当口儿，一旁站着的蓝壮壁倏地拔枪，一摆手：“弟兄们，进！”
几个便衣随即一拥而入！父亲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定定神正要追进去，被刘九龄一把扯住：“少爷，你喝多了吧？”
唐季娴、朱耀先也被这一幕吓了一跳，不由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
后注：本连载有删节，全书即将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