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感恩科大 献身科大

感恩科大 献身科大
阮耀钟(5802)
想不到被留校

    我进科大是出人意料的。

    1958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我正好高中毕业。科大是我心仪的一所大学，我肯定会把“保送”的第一志愿填 上它。
    可惜，科大在浙江不招生。因此，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第三志愿是浙江大学电机系。
  就在我痛失科大几成定局之时，情况出现了逆转——二 机部在浙江招了一批“科大代培生”，又把我送进了科大! 真可谓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喜出望外“曲线”进科大啦!

 图 1 我的大学毕业照

    我留校也同样是出人意料的。
    1963年，我科大毕业，因为代培生都要回原单位，所以，我起初没有参加毕业分配。有一天，物理系常务副主任黄有辛突然通知我，不回二机部了，要我填毕业分配志愿表，参加毕业分配。
    当年，毕业分配可填九个志愿。我填的都是艰苦的边远地区，越是艰苦的，填在越前面。当时，我真的非常“革命”，绝不是吹牛。现在，我都不知道当年我为什么如此革命。但是，当年绝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学毕业前，我在北京念书的四个高中同学，北大的黄尚炯、人大的李宝香、北京化工学院的应万福和我，在一次聚会中谈到，大家填的志愿都是艰苦的边远地区。老同学之间用不着说假话，个个言出真心。当年这种很正常的现象，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看？如今，让我说实话，我肯定做不到了。试问，我到底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多年来党的教育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很困惑。

我填到第九个毕业分配志愿时，感觉没什么“艰苦、边 远”的单位可填了，就填了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结果，我就被留校了——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我自知我的普通话不行，不适宜当教师。后来，其他二机部代培的同学都回二机部工作了，就我一个人没去，留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本来就作好了百分之百服从分配的思想准备。

当年毕业分配时，我的印象，先由物理所挑，然后再由学校挑。因为我是二机部代培的，所以，留物理所的名单中没有我。后来，物理所知道了我参加统一分配，该所洪朝生先生想留我。黄有幸系主任曾来征求我的意见，是去物理所还是留校。我想，留校可把基础打得扎实点，所以，我选择了留校。

当年，大学毕业时，我们低温物理专业只有一个同学考研究生，我从没考虑过是否要念研究生。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学毕业后，再念几年研究生有好处，一是可以把基础打得更扎实些，二是由导师指导，可更好、更快地走上科研之路。当然，最关键还要靠自已努力，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这样，我在科大工作了一辈子，直至退休，退休后仍住在科大。现在，对于留校工作，我不仅毫不后悔，而且很喜欢。一个人，一辈子能干自已喜欢的工作，足矣。有时，自已还有一种成就感。例如，有一次，我在美国克利夫兰一家商店里，碰到一位顾客叫我“阮老师”，我认人能力特差，就问他怎么认识我的，他说，他听过我讲的热学课。热学课可是150多人的大课，我不认识他，也完全可以理解。还有一次，我在费城散步，旁边一辆小汽车突然停下，出来一位男士喊我“阮老师”。在纽约大街上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每当此时，我真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当老师真好!

人生中常常有很多偶然，并且，每次偶然都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总的来说，我这一生运气很好，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人生中的坎坷和挫折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我的第一项科研

我毕业于科大技术物理系(即现在的物理系，或二系)低 温物理专业，是我国首届低温物理专业毕业生。

科大是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的，为“两弹一星”服务是当时创办科大的一个主要目的。众所周知，“嫦娥一号”火箭的燃料是液氢和液氧，液氢和液氧的温度分别是摄氏零下253度和 183度。并且，“嫦娥一号”在太空飞行时，太空温度更冷，接近摄氏零下273度。在这么低的温度下，材料的许多性质都会发生想象不到的变化。而材料的各项性质都与温度有关，在摄氏零下200 多度，材料的性质会怎样变化，务必研究清楚。并且，在低温下还会出现超导和超流等 特殊现象，更值得研究。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低温物理专业要研究的内容。当时，国内其它大学都还没有低温物理专业，科大在国内高校中属于首创。当年，科大所设立的许多专业，都是国内其它大学所没有、又是两弹一星不可缺少的尖端科学技术，这是科大的第一个特点。

科大的第二个特点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也是国内其它高校所不能及的。我所学的低温物理专业，虽然在国内高校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温研究室做坚强后盾。我们所有的专业课都是物理所低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来给我们讲的。比如，我们国家低温界的鼻祖洪朝生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当年称为学部委员)以及曾泽培先生、管惟炎先生都亲自给我们讲专业课。

不仅我们的专业课是国内其它高校望尘莫及的，而且，我们的专业实验同样也是其它高校望尘莫及的。我们58级还没有专业实验，因为当时专业实验室尚未建成。物理所为了给我们物理系建专业实验室，专门腾出一座两层楼的小红楼，在物理所的大楼旁边，大家都叫它“小红楼”。我们下迁合肥前都一直在这座小红楼工作。

当年，科大是五年制。最后一学期是做毕业论文。我们58级多数同学到物理所做毕业论文，少数同学在物理所专家指导下建专业实验室。低温物理专业的所有专业实验，全是在物理所曾泽培先生的指导下建的。筹建专业实验室所用的仪器设备，全是从物理所器材处领取，物理所还支援了一名车工和一名钳工，承担筹建专业实验室所需的精加工，所系结合简直就是所系一家。我们专业开设的专业实验，不仅是国内其它所有高校都没有的，并且所有的专业实验都可以说是一个个科研项目，在当时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比如，气体温度计、低温热导测量和低温比热测量等实验，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

我在科大毕业留校后，系里让我带59级学生的低温物理专业实验。为了熟悉这些实验，我看了相关的文献和资料，并且系常务副主任黄有幸先生又让我到北京钢铁学院，听一位教授讲解有关实验误差分析的讲座，使我受益匪浅。在带59级专业实验前，我先给学生讲了一节课的实验误差。事后，赵忠贤院士还常常学我的浙江普通话，跟我开玩笑。

大约在1964年上半年，二机部来人找我，说他们需要测量一种材料在低温下的热导率，但这种材料不能送外单位测量，要我为二机部研制一套低温热导测量装置。因为我带过59级学生的低温热导实验，看过一些文献资料，心里有点底，又问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之后，我觉得可以承担。最后，我问他准确度要多高。

他说:“百分之一”。

我说:“电学测量准确度达到百分之一很容易，但是热学测量准确度要达到百分之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低温热导率测量，我最高只能达到百分之五，你只好另请高明。”我估计二机部这位同志对实验误差也不懂，是随便说的。
  于是，这位二机部的同志就走了。但我知道，热导率测量准确度要达到百分之一，不仅低温热导测量不可能，常温热导测量也不可能；热导率测量准确度要达到百分之一，不仅国内做不到，并且国际上也达不到。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二机部的这位同志又来找我了，说:“这项任务还是请你承担吧。”当时，我当然很清楚，他一定在国内转了一大圈，找不到比我更高明的，才又来找我的。因为，当时国内能承担这项任务的单位屈指可数，我本可以狠狠地“敲他一笔”。但我真是太老实了，连研究经费都没要，就把二机部的这个国防任务接下来了。因为，对我来说，这相当于排一个难度和精度更高的专业实验而已——以前排所有实验，需要的器材就到物理所去领，根本没有钱和经 费的概念。

那时，我才二十四五岁，胡子还不多。常言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刚大学毕业，我就敢独立承担国防科研任务，靠的就是前面说的科大的两大特点。

我接了这个任务之后，物理系起初派了一位59级磁学专业留校的黄美清同学，作为我的助手。所以，我和黄美清都没去参加“四清”，在校搞科研。

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都被迫停止。但科学院研究所工作比学校稍为正常些。1967年3月，我深感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就以搞这项国防任务为借口，与科学院化学所合作，继续这项科研。我从物理系要了一个62级学生甘增源，作为助手，这项科研基本上是我们二人完成的——虽然，化学所先后也派了几位同志参加，但科研工作很难中途插手，所以，实际上这项科研任务从头至尾是我和甘增源完成的。

化学所同志对我的误差分析与设计很佩服，因为他们学化学的不会误差分析与实验设计。虽然，我答应二机部的测量准确度为百分之五，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按百分之三的准确度设计。对于温度控制、温度测量、温差测量等精度，以及各项漏热都严格按设计要求。再加上原来在科大念书时的“三严”训练，工作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最后，用标准样品融熔石英检验，低温热导测量装置的准确度达到百分之三，达到设计要求，并高于当初答应二机部的要求，是当年国内最高水平了。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项研究成果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图2为全国科学大会奖《奖状》，第一项就是我做的，因为那个年代突出集体，不讲个人，只写二系。同时，这项研究成果也不是科大上报的，是科学院化学所上报的，所以，我是“捡”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奖，这在当年是最高奖。

图 2全国科学大会奖奖状

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使我终生受益

近几年，每年科大新生入学时，校园里可以看到许多来 自全国各地的小汽车，都是新生家长送子女上学开来的。每 当此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1958 年上中国科大时的情 景。

我来自浙江农村。陈兆甲等老同学至今还记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次碰到我时的印象:剃个光头，穿了双草鞋(其实是布鞋，他们记错了)，挑了一担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话......，活像现在刚进城的打工仔。

我是从浙江诸暨上的火车，火车上，有人建议我在上海火车站加个快，可以直达北京。到上海火车站后才知道，加快要四块多人民币，因舍不得这四块多元，我继续乘慢车前行。一路经过多少个站已记不清了。最狼狈是在南京站，那个年头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在火车站下车后，要自已赶到轮渡码头。由于担心错过轮渡，我就挑着行李，几乎是小跑。跑动中，箱子的把手断了(这只旧箱子还是我妈妈向亲戚借来的)。这下真把我急坏了。幸亏身上带了根备用绳子，手忙脚乱地系好后，继续跑。就这样，坐了几天几夜火车才抵达北京。

到科大后，发现同学们都很朴素。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叫王桂芹，是北京高干子女，她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是高中同班同学。毛主席曾为她的回乡日记作过批示。在高中语文课里，我曾读过她的回乡日记。她虽然是北京高干子女，但穿着打扮跟农村姑娘差不多，朴素，而且为人朴实，能吃苦。所有中国科大学生，无论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出身平民百姓还是高干家庭，都是那样地朴素和朴实。当年北京若有高校游行或集会，你一眼便可认出哪个队伍是科大的。

我在科大五年，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基础知识，科大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受益匪浅。知识是无限的，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人一生的知识多数要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汲取。由于科大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使我们可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遨游。

另外，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也使我终生受益。学习是苦差事，当你遇到难题时要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岂不苦也。科研更是项苦差事，你要经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磨练，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成功。居里夫人就是在一间残缺漏雨、破烂不堪的棚子里，化了四年时间，从镭含量不到百万分之一的30吨铀沥青矿渣中，提炼出十分之一克镭。她既是学者和工人，又是家庭主妇和母亲，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决非常人可比。所以，一个怕吃苦的人，学习很难 学好，事业也很难成功。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对我们的学习和事业有莫大的和无形的作用。现如今我已退休，中国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让我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少了不少烦恼。

科大是1958年创办的，也许是全国名牌大学中唯一解放后办的大学，又地处安徽合肥，科大何以能挤身中国的名牌大学？作为过来人，我时常想这个问题。我以为，科大艰苦奋斗的学风，应该算是其中最大特色。“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凡成功者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高兴的是，45年来，科大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校风，学生穿着朴素，为人朴实。我听说，有一次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学习，复旦大学的老师说:“一看这些学生就是念书的”。“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正因为科大有这么一群“不要命的”学子，“不要命的”顽强拚搏，才有科大的今天!

我的老同学真有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后，我去参观校史展览。 碰到学校档案馆的丁馆长，我对丁馆长说:“展览办得很好。 在北京时，我知道郭老在学校有间办公室，可他的办公桌和 写字台，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学校下迁时，这些东西从北 京搬到合肥，至今还保存得这么好，真不容易!”丁馆长对 我说:“这次展览，可惜实物太少了点。你能否回家去找找， 看看有什么可捐献给学校的。”

我是科大首届学生，并且一直在科大工作，理应留下不 少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但我从没有这个心眼，几次搬家都把 它们当作破烂扔了。例如，1958 年上科大时，我母亲向亲戚 借了一只旧箱子，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这种类似纸板做的 箱子了，学校下迁时，我把这只箱子也搬到合肥来了，后来， 到美国当访问学者后，觉得这只箱子太破，搬家时把它扔了。

但是，我知道，王炽昌同学有只不绣钢的勺子，从科大 念书开始用，现在还保存着。我就问丁馆长，这样的勺子， 学校要不要?丁馆长说:“当然要，王炽昌又是名人，名人 用过的东西当然要!”于是，我给炽昌兄发了个 Email，请他 在 10 月 10 日老同学聚会时，把勺子带来。

我还记得，科大毕业时，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枚毕业 纪念章，啸宙兄在博文中曾提到，至今他还保存着这枚纪念 章。我不知道啸宙兄是否舍得捐给学校，因为我在校史展览 馆还没有见到这枚纪念章。于是，我用商量的口气，给啸宙 兄发了封 Email，并再三说明决不勉强。啸宙兄给我回了个 Email，告诉我，他很愿意捐献给学校，这些东西由学校保管 比由他自己保管要好多了——我们老一辈还把这些东西视 为宝贝，到下一代，肯定把这些东西当垃圾扔了。但是，这 些宝贝现在常州，不在上海，这次聚会时无法带来，他回常 州整理整理，都捐给学校。

10月10日，老同学聚会那天，炽昌兄便把他的宝贝勺子(见图 3)交给我了，还用纸包了好几层。

第二天，我们老同学乘车游览。在车上，我跟老同学们 讲了为学校捐赠实物的事，并且，把啸宙兄的意见也跟大家 讲了。我刚讲完，叶国辉同学当场就掏出那枚毕业纪念章， 问我要不要?当时，有的同学开玩笑说:“拍卖，拍卖!”， “五万!”，“十万!”......国辉兄讲，我送给学校，分文 不要。他就把这枚毕业纪念章(图 4)交给了我。

晚上，李金声同学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间。李金声是工农 速中毕业的，年纪比我们大，当年这些老大哥、老大姊在政 治上是我们的榜样。1958 年，他比我们先到学校。当时系里 的老师、干部还不全，李金声是党员干部，当年我们技术物 理系 58 级 150 多同学的分班、分宿舍就是李金声分的，把 幸菊芳同学按照名字分到女生宿舍的笑话，也是李金声同学 搞错的。其实，这也不能怪李金声同学，因为当时资料不全， 李金声也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缺乏经验，也怪幸菊芳同学 为何取个女孩的名字。

言归正传，那天晚上，李金声同学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间， 交给我一个信封，信封用订书钉钉着。他拆开信封，一件件 拿给我看，还问有没有用。1963 年，我们大学毕业时，周恩 来总理给首都大学毕业生作了一次报告，第一张是这次报告 会的入场券(图 5)，真是太珍贵了。还有，听邓拓报告的入场券(图 6)——邓拓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 革命一开始，作为“三家村”遭“四人帮”迫害，于 1966 年 含冤逝世。李金声同学把这张入场券保存至今，真不简单， 我敢肯定，这是国内仅存的一张邓拓报告会的入场券!另外， 还有许多，比如，郭老请我们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 入场券、国庆节联欢的入场券等等。这是我这次老同学聚会 的意外收获，还真不少。我把李金声大哥捐赠给学校的实物 都拍成了照片，你看了下面的照片，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佩服 这位大哥真有心!

10 月 20 日，我和张泰永同学一起，把这次老同学捐赠 给学校的实物送给了学校档案馆。我对泰永兄说，我在王炽 昌的博客上看到，他还有一只用不能穿的旧裤子改的书包， 如果还留着，也是宝贝。

最后，我提醒年青人几句。你们肯定会有些富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希望你们不要学我的样，希望你们学习李金声的样，好好保存，也许五十年后也会成宝贝!

这篇文章，本来早就该发的。因为，这次老同学聚会分 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负责摄像;回来后，忙于编辑视频和 制作影集，要把好几位老同学拍的 500 多张照片，分类制成 影集。而这两项任务直到今天才完成，所以，近一个星期没 发表博文，这篇文章就拖到今天才发表。

 图 3 王炽昌上大学时用的勺子

 图 4 毕业纪念章(叶国辉捐赠)

 图 5 周总理报告会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图 6 邓拓报告会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图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次党代会列席证(李金声捐赠)

图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届学生毕业典礼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图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届学生毕业联欢会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图 10 国庆联欢晚会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图 11 62 年国庆联欢晚会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图 12 国庆联欢晚会标兵(李金声捐赠)

 图 13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图 14 雷锋事迹报告会入场券(李金声捐赠)

我的大学日记

今年(2008年)，金秋十月，在我们科大技术物理系58级同学北京聚会期间，李金声、王炽昌和叶国辉同学都向科大档案馆捐赠了实物。这使得一直在科大学习和工作的我，有点不好意思。

前一段时间，我忙于完成聚会筹备组交给我的任务，编辑这次聚会活动的视频和电子影集，现在总算交差了。

今天，我想找找有没有多少还有点纪念意义的东西，可以献给学校。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大学日记。我从书架上拿下我的大学日记——我这个人不爱写日记，大学五年，一本日记还没写完。我翻了翻我的日记，日记中记的内容，对于我个人，也许有一点点纪念意义，但对学校而言，毫无保留价值。这使我甚为失望。正当我扫兴之时，翻到了1963年7月22日晚8时05分在人民大会堂听周恩来同志报告的笔记， 记了6页多。这是周总理对北京市1963年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作的报告。报告中，他对我们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希望。在德育方面，他要求大家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革命观点和集体观点。在智育方面，他要求大家树立学习观点，“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自然科学，进行科学实验，使我国科学技术力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体育方面的要求，也讲得很具体，讲到“学校要讲生理卫生的教育，不光讲一般卫生。”要“晚婚和节育，为国家富强，个人幸福，家庭美好，后代幸福，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最后，周总理对我们的毕业分配提出“服从分配，过好五关”；“劳动锻炼，搞好生产”；：“要安心做教员”；“要安心到边疆去，四海为家”；“要做好研究工作，少数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做好外语工作，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做好吃苦耐 劳的准备”等七点要求。前面引号中的话，都是我笔记中的原话。这些话，45年后的今天读来，还是那么亲切。

另外，还有1964年8月24日听彭真同志报告的笔记; 1964年8月26日听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报告的笔记;1964年8月27日谭震林副总理在科大1959级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笔记;1964年8月27日郭老对59级毕业生的讲话等。我是1963年毕业的，但在1964年参加 59级低温物理专业的毕业分配，所以，64年听了不少报告。

我的日记变成了笔记，也许这些笔记对学校还有一点点用。我准备下星期把这本日记送科大档案馆，不知档案馆要不要?

图 15 我的日记
 
 图 16 我的笔记 我爱科大

我爱科大，科大教我如何学习。华罗庚说，读书要“由 薄到厚，再由厚到薄”。龚昇老师教我们，大学的知识太多，要全部记住不可能，也不必要，只要记住那个师傅有什么本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家住那里就行了。也就是说，大学学习要注重能力的培养。这些教导，使我终生受用，还返卖给我的学生。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大科学家，我在拙文《科大的教授能治校》中也说了，科大“教授治校”是全国做得最好的，“理工结合”、“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等办学方针，是这些大科学家制定的，系和专业设置也是这些大科学家定的，给我们上课的也是当年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学会了如何学习，终生受用。我感谢科大，也深爱科大。

我爱科大，科大教我如何做人。我特别佩服刘达同志的骨气，做人要刚正不阿，敢讲真话。有位科大学生家长，网名为“秋水长天”，在我的拙文《科大的牡丹》中留言:“喜欢科大、喜欢合肥，虽然她与我依然不熟悉，但我的宝贝儿子在合肥中科大。当年，关注中科大是源于朱清时校长的教育思想和理想。曾经有一篇文章把朱校长誉为‘中国唯一的一位敢说真话的校长’，这是科大的荣幸，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大学校长都不敢说真话，孩子的诚信，社会的诚信怎样建立？诚实守信、正直善良、思想独立是孩子最基本的立身之本，所以，我们选择了科大。我爱科大，因科大在这俗世还存有的傲骨与清气！我爱科大！愿科大的明天更美好！”

这位科大的学生家长说得多好！这样的学校谁不爱？我爱科大，我爱科大的傲骨与清气。也许朱清时校长敢说真话，也是受科大的熏陶。

我爱科大，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使我终生爱益。它使我 退休后“知足常乐”，安于过清淡的日子。我们念书时，“穷 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激励我一辈子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我爱科大，科大特别宽容。第一任党委书记郁文，从各单位招收了一批有“政治问题”的教师，为科大发了笔“洋 财”。而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保护了这批“洋财”。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了一辈子，一辈子没挨过整，也一辈子没整过人，得益于科大的宽容。科大教会我宽容。我爱科大的宽容。

郁文为何如此宽容？因为1953年他来科学院任职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稼夫，是郁文过去的老领导，给他作了四点提示:
        1、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爱护科学家，为科学研究 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2、科学无止境，科学家是能人。自己不懂的事不要装懂，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瞎指挥;
        3、在科学院做党的工作，切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要注意多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4、做到谦虚，诚恳待人，能关心人、帮助人，才能团结人。

张稼夫这四点，我在拙文《科大的教授能治校》中也说过，因为讲得实在太好了，在此重提。我认为，当年郁文书记和刘达书记都做到了这四条，所以，他们深受科大人的爱戴和崇敬。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去争谁“领导”，谁“负责”，而不是齐心协力把学校办好。

我爱科大的自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科大下迁合肥后，我们这些“猴子”称大王。我一辈子研究什么课题，完全由我自己做主，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从来无人干涉。我八十年代初，去美国作访问学者。一位北大副教授对我说，她研究什么课题，必须经她导师同意。她的导师三十年代有过贡献，如今却跟不上形势，她很苦恼。我们科大老师就没有这种苦恼。

因为我们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所以对我们的学生自然不会干预太多，这样，科大的自由就一代代继承下来了。

我爱科大的民主。科大下迁合肥后，很多校系领导都是科大同学。以物理系为例，常务系副主任(系主任缺)是59级同学方容川，大家一直叫他老方，从来没有叫过他方主任。还有一位系副主任郑兆勃，也是59级同学。系副主任陈兆甲是我的58级同学，系副主任郭光灿是60级同学，比我还低两届。对郑兆勃、陈兆甲、郭光灿，我们从来都是直呼其名。这不仅仅是称呼问题，它体现了科大的民主。他们也从不摆 领导的架子，即使他们摆领导的架子，我们也肯定不会买账。 我们始终把他们看作是同学，不看作领导。所以，科大的民主可能国内少有。科大也不讲论资排辈，也是民主的体现。

1984 年，管惟炎先生出任科大校长，这是科大第一个专职校长。管校长在科大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学生自治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带领师生第二次创业。《人民日报》连发五篇“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给予报道称赞，科大一时名满天下，是科大的鼎盛时期，管校长深受师生爱戴。

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民主办学。当年管校长提出，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我参加过几次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参加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全是民主选举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由工会主席马兴孝教授主持。教职工代表大会有个议程叫“质询会”，所有校领导，包括校长、副校长都必须到会。会上，代表可以质询校领导，校领导必须当面回答。“质询会”成为当年科大教职工代表大会一大风景。

若想了解科大当年民主办学的情况，可看《人民日报》记者鹿舫的报道《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共五篇。我 在拙文《民主办学在科大》中全部抄录了。
                                               (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十华诞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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