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感受外语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庆

感受外语

幸勇（5802）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外语是必修课之一，学校要求毕业生掌握两门外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外语是重要工具。晋升助理研究员的硬件之一，就是要熟练
掌握两门外语，研究员要4 门外语。所以，笔者在学生时代和工作期间，学外语、应用外语占了相当多时间。本文主要回顾学习和应用外语的一些亲历趣事。

学过四门外语

1950 年代，我国跟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外交关系。那时侯，外语似乎也有“阶级性”，英语被视为“资本主义语言”，俄语才是“社会主义”。1952 年实行统一招生，我考上初中，上半年开始学英语，下半年便“接上级通知，初中不设外语课”。高中学了3 年俄语，并参加了高考。在中国科技大学又学了3 年俄语，1961 年学校举行俄语“过关”考试，我侥幸过关。四年级开始学了两年英语（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学制为五年）。1961 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中关村分部，58 届搬迁到分部上课，并到中国科学院相应研究所做毕业论文。我们技术物理系（5802 系）对口物理所。在参观物理所过程中，看到实验室研究人员阅读的资料多数是外文的；图书馆的图书、期刊，绝大部分也是英、俄、德、法、日等外国文的。我们感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不懂得几门外语不行，从而也理解学校为什么要求毕业生掌握两门外语了。

1963 年我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一进研究所便进行了数理化“摸底”考试和俄语“过关”考试，第二年过英语“关”。1965 年，上海冶金研究所接受
了国家下达“半导体集成电路研制”任务，我是15 人研制组成员之一。半导体集成电路是美国仙童（Fairchild）公司于1958 年研制成功的，1961 年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大批量生产集成电路并首先推向市场。那时，我们能读到的集成电路资料，期刊如《固体工艺》（Solid State Technology），书籍如《集成电路设计原理和制造（Integrated Circits，Design Principles and Fabricatian），几乎都是英文的，少量是日文，见不到俄文。所以，我从1965 年开始，除继续学习英语外，还学习了日语。1972 年上海人广播电台开设法语教学，我开始自学法语。

在上海工作期间，翻译了200 多万字技术资料，有些被收入专题集中，例如，重庆科技文献出版社的《半导体器件文集》。

学用外语趣事

我在学校学过六年俄语、两年英语，但后来工作、生活中用的是英语。1963 年在物理所八室做毕业论文时，我和甘辛同学在徐文承先生指导下，用电子管研制毫微秒间歇震荡
器，徐先生提供给我们的参考资料全是英文的。后来，在上海研制我国第一块集成电路过程中，阅读和翻译了大量英文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技术资料。在学习、应用英语过程中，
有几件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中国科大的英语课本是本校编印的16 开本。国际音标穿插在教学内容中，占相当篇幅。我的英语发音和书面朗读英语，都是在课堂学的，曾依此辅导过中小学孩子学英语。有趣的是，大学课本中有一首英语诗《The Moon》：“The Moon is in the sky / It is far and high / Let’s go to the Moon /Ride a rocket and fly”，朗朗上口。每当谈到英语学习时，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甚至教孩子们朗诵。我还把它翻译成汉诗五言绝句《月亮》：“明月挂高空，遥遥在梦中；偕君驱火箭，一起逛蟾宫”。后来发表在诗刊《梅岭诗风》上，并收入《金草诗词集》中。

有读者来信说：“原英诗中没有'dream’（梦），您的汉诗中怎么有‘梦’字呢？”这是题外话，不多絮烦。

1950 年代末至1960 年代初，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不但粮食要定量供应，而且许多日常学习、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1962 年9 月，我们固体电子学专业分配了两本郑易
里编的《英华大词典》（时代出版社，1962 修订本，定价5.20元），这是一本厚约5 厘米的48 开本英汉大词典，多么宝贵啊！两本词典，全班30 多位同学，分给谁呢？班长想了一个好办法：抽签。结果，我和薛啸宙抽上了。1968 年，我从上海出差到西安临潼，在骊山微电子厂参观时，看到办公桌上一本《英华大词典》，感到很面熟。我端详了一下，对陪同参观的厂领导说：“这本词典很象是我的同学薛啸宙的。”翻开一看，果然不错，彼此忍俊不禁。另一件事是，1973 年上海科技情报所主持在上海大厦跟日本专家进行为期20 天的技术交流。中方小组7 个人，组长是北京化学所研究员陶宏先生。一天，日本专家平田先生讲课。在谈到卤化银晶体时，有一句话译员不理解，无法翻译。平田在黑板上写成日语汉字“晶癖”，大家还不甚理解。于是，平田只好把它译成英语“Crystal habit”（晶体的习性），大家“啊”的一声恍然大悟。1968 年，日本著名的集成电路专家西泽运一来我所访问，并作了一次集成电路工艺报告。他作报告也用英语。
世界这么大，民族语言这么多，似乎英语是最可相通的。

1975 年12 月，我从上海调回梅州。1979 年，兴宁县球阀厂不锈钢球阀产品产销阻滞，工厂处于困境。厂长亲自从山里（当时该厂在岗背镇）来到县城找我，请我用英文写一
封信给原西德厂商，希望继续合作。信发出不久，便得到西德厂商诚意答复。接着进行技术改造，引进先进技术，工厂恢复了生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配合该厂翻译了几十万字
的英文技术资料。兴宁球阀厂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改为“明珠球阀集团”，并上了股市。笔者不敢说兴宁球阀厂的发展壮大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可以说在中国科技大学学的英语
在梅州山区也有过“特殊”应用。

还一件事是，1982 年我跟兴宁无线电厂谢伟波去河南洛阳出差。工作之余，顺便去参观龙门石窟。公共汽车在途中靠站时，上来一位中年外国人，并坐在我旁边。我用不流利
的英语跟他交谈。他是法国人，叫格里福力克（Gerry Fricke），在美国教书，回国途经中国，慕名来参观古迹。他自始至终跟着我们一起游玩，一起吃中餐，我成了他的义务导游。他回国后还给我寄来一封感谢信。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科技大学学的是“哑巴英语”。在上海工作期间，曾要求去复旦大学进修英语口语，因集成电路研制任务重，一直未能实现。真不敢想象还能当“英语导游”呢！也许是周围的同志不懂英语，我便敢大胆开口了，“胆大艺高”吧。

我学习日语完全出自应用。在研究所工作中，发现日文科技资料很多，尤其磁性、半导体资料非常实用。1965 年我便开始学习日语。业余自学和参加夜校学习相结合，学习和
应用相结合，边干边学，进步很快。我也买了不少工具书，其中有上下册共13.5 元的《日汉大词典》（当时的月工资才60 元）。在上海冶金所，翻译了不少日文集成电路设计和工艺资料。1975 年，当我决定调回梅州时，料想山区用不着日语，把那部《日汉大词典》送给别人了。可万万没想到，1980年代中期，梅州市科委科技情报所拟开发“尿激酶”项目，有日文专业资料叫我翻译。我从书店重新购置日语工具书，其中有《日汉科技词汇大全》（王同亿主编）。花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十多万字的“尿激酶”日文科技资料的翻译任务。

外语不用则废

我从中学到大学，学了6 年俄语。当时有一定的阅读俄语专业技术资料的能力。在东山中学高中，曾用俄语写日记，能背诵一些课文段落。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中的人生格言原文。大学4―5 年级，我们在北京中关村分部上课并做毕业论文时，曾在外文书店购置了一本苏联新版论文集《计算技术装置的磁元件》，借助俄华词典也能顺利阅读。但是，参加工作后，特别是集成电路研制中，很少接触俄文资料，俄语杂志几乎看不到苏联自主开发集成电路的报导。因而，我的俄语逐渐生疏，慢慢淡忘了。但是，毕竟曾经学过6 年，印象还有一点。十多年前，嘉应大学一位老师拿来一份原苏联科学院科技文摘复印件，尚能读懂大意。去年，我出版文集《追寻激情》时，为校对有关文章内容，找到45 年前钱临照先生亲手签名送给我的16 开本俄文版《金属学分析方法》，捧在手里，“似曾相识燕归来”。

至于法语，1972 年才开始学习，1975 年12 月便从上海调回梅州山区，更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的一点感受

记得上世纪90 年代，我多次在不同场合的大会上说过，21 世纪的青年必须懂得英语，会用电脑，熟练开车。英语要能阅读、会口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多了，外国
人进来、中国人出去的也多了。我们这辈科技人员的外语多数会看不会讲的“哑巴外语”，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

过去，我们学外语的方法是背单词、抠语法，口袋里经常放着单词本，英语语法则反反复复精读。1964 年我买了一本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我带着它“南征北战”，不知读了多少遍了！这种学习外语的方法，对只要阅读、不求会话的“过关考试”奏效，但一到公共场合不敢开口。听人说外语，马上想到单词的中文意义，反应很慢，跟不上说话
速度，听得一塌糊涂。

我想，学习外语记单词、抠语法还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训练口语。学外语要多讲，多跟人对话（如学校的“英语角”会话）。如有条件跟外国人在一起聊天，则能学到地道的英语口语。

作为一位曾经努力学过外语而又没有学会口语的古稀老人，祝愿新一代青年掌握会读、会讲、会写、会听的“四会”外语，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本文网上来源：http://yzruan.blogchina.com/490629168.html#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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