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推动中法关系发展的？法国总统：他是过去25年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毛泽东酷爱读书。但近几十年来，关于毛泽东读书，社会上的某些言论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毛泽东只喜欢钻中国古书，不大愿意读西方著述，因而对西方也缺乏了解。但事实上，毛泽东在认真研读大量的古今中国典籍外，对西方著述同样有兴趣。这其中，关于法国著述是毛泽东的阅读重点之一。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毛泽东都特别重视借鉴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特别重视推动中法两国的关系。
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谈到拿破仑战争中依靠农民、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时，1950年6月中旬，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西方的事情很复杂，于是给刘少奇写信，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并与英德美日等国的情况进行对比说明。1954年1月15 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各同志，通报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计划。电报说：“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974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的德斯坦，2007年回忆：“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就是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蓬皮杜）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见了毛泽东，他们谈到了下届法国总统的人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毛泽东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毛泽东逝世后，德斯坦推崇道：“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从寻求中法经济合作到着眼中间地带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但后来因为美国牵头率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和禁运，经贸往来无法开展。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但当时美国政府对在美国的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千方百计进行阻挠，要接受新的中国留学生更是不可能的。美国不开口，西方国家也不敢开这个口子。
法国虽然也是属于西方国家阵营，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性格特点，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与其它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异。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兵朝鲜时，戴高乐对家人说：“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忽略这个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民族呢？难道这个民族不是正在世界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吗？”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两次友好的商谈。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举行。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得最多的是解放生产力，加快国家建设，希望能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其中，与法国代表团的谈话，在表现他对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迫切心情的同时，也体现出他对法国的格外重视。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受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政治局委员雅克·杜克洛赠送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
195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杜克洛率领的法共代表团时说：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克洛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
当时法共虽然是法国议会中的一个党派，但影响有限。这次谈话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也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毛泽东从长远战略出发，着眼做法国政府的工作。这样，不但在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上有意义，而且从当时国际环境上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更有意义。就在与杜克洛谈话不久，1956年10 月19 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强调了重视做中间地带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法国是中间地带的国家。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中间地带的国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争取他们与中国友好相处的。
当时除了戴高乐，法国还有不少主张与中国友好相处的政治家。1952年和1955年两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的富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任期内便考虑过中法关系正常化。1957年5月，卸任后的富尔携夫人以私人身份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月零两天的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富尔后来回忆：他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到达北京后不久，他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更是令他爱不释手。“下午5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待我们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我们在晚上9时50分准时出发。” “毛主席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中法关系是当然的中心话题。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话题，而是讲了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的典故，以此来拨点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是在暗示，在中法建交的问题上，球在法国一方，法国应该是握有主动权的。
当富尔问到中苏关系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富尔显然也听懂了毛泽东的话。回国后，富尔把他的访华见闻和对中法建交的愿望写成一本书，书名为《蛇山与龟山》。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书中，他认为承认中国对法国有益，认为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毛泽东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来形容国际形势，让富尔印象深刻。富尔在书中写道：“我思考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的一位国家元首，不承认眼前明显而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与时俱进 终使中法建交水到渠成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法两国都有建交的愿望，但除了法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成员这个钳制因素外，还有一个障碍：中国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旗帜，坚决反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殖民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越南抗法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国决定宁愿推迟与法国建交，也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
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在奠边府战役中取得了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法国被迫撤出印度支那。这为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清除了障碍。同年夏在日内瓦举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法国总理进行的两次商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但在这年的11月1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法国为保持阿尔及利亚殖民地，进行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法国的殖民主义与侵略行径。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中国于9月22日予以承认，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中法关于建交的互动表面看来是沉寂下来了。但毛泽东还是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做工作。从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与杜洛克和富尔的会见就可明显看到这一点。
1958年9月，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毛泽东说，“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毛泽东从戴高乐的这种法兰西民族性格的特点中看到了改善中法关系的更多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的贝当古在2009年回忆：“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1月重新入主爱丽舍宫后，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维护法国及西欧利益，与美国相抗衡。”毛泽东决定着手“帮助”法国停止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行动，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借此消除这个横亘在中法关系中的障碍。
一方面，毛泽东鼓励阿尔及利亚人民坚持斗争。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阿巴斯说：毛主席的名字已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敌人熟悉的名字。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大部分法国军官来自越南战场，毛主席的著作已成为法国殖民主义军官放在枕边的必读文件。但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著作不是教导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而是教导人民和人民军队用一切的力量反抗外国侵略。毛泽东说：你们已经英勇地进行了六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很钦佩，中国人民支持你们。正是由于你们的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所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援助。现在是八十万对四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相当大，但未来是你们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4卷第456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劝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及早收手。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密特朗说：法国虽然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墙并不高，我们可以越过的。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谈到拆墙，密特朗自然提到了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称戴高乐因受到军人和民众的左右牵制，短期内下不了撤军的决心。毛泽东说：法国想征服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不可能的。你们首先要用诚恳的态度和阿尔及利亚谈判，这不仅对阿尔及利亚有利并且对法国也有利。但是，谈判必须在双方平等的地位上，不能像过去戴高乐要别人投降，要人投降怎么能谈判呢？……你们可以同阿巴斯谈一谈，我们是不能替他说话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政。阿尔及利亚问题是你们双方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去解决。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无论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它总会好起来，但是要有时间，而且要有和平环境和外国朋友的支持帮助。（《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4卷 第537-538页）
1962年2月，法国终于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历时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这个中法关系的障碍终被清除。
2018年，戴高乐的侄儿贝尔纳回忆：“他（指戴高乐）很早就十分关注中国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他多次对我说，中国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文明，还曾略带神秘地告诉我，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需要中国。因此，他决定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合作。”
1963年8月20日，一贯对新中国怀有友好情感的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再次访华的要求，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时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中方很快同意并邀请他10月份来访。富尔收到中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立即去巴黎见了戴高乐。戴高乐对他说:“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的、实际带有授权性质的信件交给富尔，委托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交问题。
◆1961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毛泽东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戴高乐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因此，自从富尔10月21日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就密切关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与富尔的谈判进程。在双方谈判取得决定性进展后，毛泽东于11月2日，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富尔夫妇。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协议（指表述中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内容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还有人会反对，就是美国。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毛泽东说：好。你们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英国。
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宣告中法建交。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对于中西方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被称为“外交核爆炸”，对国际格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4年9月5日，法国技术展览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先后有600余名中国的专家、研究员和相关专业的工程师与法国的同行们进行了技术交流。9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在北京展出的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执行主席杜阿梅、法国驻中国大使佩耶等法国客人。毛泽东说：要互相开展览会，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现在中法贸易还不平衡。毛泽东还说：我们很欣赏法国的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他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人民应管各国人民的事情，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
此时，毛泽东1956年10月1日与法共代表团谈话时提到的“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得到了实现。“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的道路进一步拓宽。
法国政要眼中的毛泽东
中法的经贸技术交流起始于1955年4月。在时任总理富尔的批示之下，在法国里昂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第一次向新中国发出邀请。中国馆展出10天，87万人蜂拥而至。到了上世界60年代，中国政府希望加强与法国及欧洲国家的技术和商业往来，吸引更多代表团来中国从事经贸技术交流。在这一前提下，当时的法国议员、法国国家对外贸易中心负责人雅克·杜哈梅尔受命在北京举办一次法国技术展览会，向中国介绍法国的先进科技和电子技术。时任法国实用电子公司秘书长的是戴高乐将军的侄儿贝尔纳·戴高乐，也成为那次展览会组织方的重要一员。1953年，戴高乐将军曾写给侄子的一封家书：“你应该去中国，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和西方不同的体制……”
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的客人中就有贝尔纳·戴高乐。他后来回忆，“毛泽东谦逊、热情，又有幽默感。最后我壮起胆问毛泽东：‘我需要将这次的会谈转告给戴高乐将军吗？’毛泽东回答道：‘这正是我让你来的原因。’”1964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名为《毛主席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贝尔纳·戴高乐也成了戴高乐家族中唯一与毛泽东见过面的人。
1970年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1972年7月，法国外长舒曼访华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打算1971年6月来到这里。”可惜，戴高乐没等到这一天，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而猝然去世。1973年已身患癌症的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在与毛泽东会见时，他特意对毛泽东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对毛泽东景仰已久的蓬皮杜不仅对毛泽东讲了许多敬慕的话，还将一幅艺术壁毯赠与毛泽东。蓬皮杜第二年4月在巴黎去世。1998年3月，蓬皮杜夫人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蓬皮杜访华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为此，他感到很荣幸，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会见这位世界伟人。”
1981年开始担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曾在1961年2月8日与毛泽东在杭州长谈。那时，密特朗对毛泽东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他看到过法国报刊这样的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学习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来指导作战，而法国军人也在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因此，密特朗在与毛泽东会面时特别谈到：“毛主席著作影响很大，很多人运用毛主席的学说，但也有些坏人加以歪曲。”“近十几年来，我每年都去非洲，我感到毛主席在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达到了最高度。这并不是非洲人委托我来告诉主席的，而是我亲自体会到的。”
毛泽东逝世后，密特朗怀念地说：“我是毛泽东接见的第一批法国政治家之一，那是15年前的事了，当时法国政府拒绝承认人民中国的存在。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密切地注视着引导中国的政治制度成为目前这个局面的事态发展，但决未忘记毛泽东曾使我预感到的东西。”“毛泽东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毛泽东还说：“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0页、523页）
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贝当古，到2004年中法建交40周年的时候，已85岁高龄。他是那个6人代表团中唯一的健在者。中国记者在巴黎采访了他。贝当古说到毛泽东的时候，兴致高昂，绘声绘色描述毛泽东高大魁梧的形象。他对毛泽东只谈大略不问细节且极具幽默感的讲话风格钦佩不已。他对记者说：“我很早就爱上了中国。法中建交之后，我两次被毛泽东接见，有幸一睹伟人真容。早年得以近观中国，使我比大部分西方人更能体会中国的独立和坚忍，亦更能分享中国人成功的荣耀。在我这一代法国人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他还神秘地对记者说：“你们知道吗，毛泽东告诉我们他读过戴高乐的传记，读过关于拿破仑的很多书，他对基督教懂得比我还多！”此时，秘书送来他珍藏的那一时期的报刊，贝当古拿起报纸，对记者念起了一篇题为《法国人到了毛泽东的家》的报道。当读到“毛泽东对法国人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时，他仰头大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回到了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景中。
破冰1964——中法建交纪实
毛泽东与戴高乐的神来之笔
陈敦德，作家、导演、电影出品人。曾任广西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广西作协副主席、影协副主席等职务；作为新中国外交史专题作家享誉中外，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新中国外交年轮》等丛书。
1957年，一本名为《蛇山与龟山》的书在法国上市，这是一本介绍新中国方面情况的书，书的作者是法国前任总理埃德加·富尔。
在撰写《蛇山与龟山》之前，富尔曾以私人身份到中国旅游，回去写了此书。书的结论是，法国应该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书中，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并特地把这本书寄给了老上司——赋闲在家的老友戴高乐。
1957年，中法尚未建交。而富尔夫妇却意外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见。会面时，毛泽东告诉富尔，中国有个寓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法若建交，美国就得不到好处。
此时的中法在冷战时期，分属两大对立阵营。中国与苏联的合作正如火如荼。法国作为西方阵营重要一员，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不承认新中国，与台湾保持着“大使级”外交关系。
毛泽东并没有被两大阵营的对立形势所局限，而是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即在美苏两国之间，有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这是第一个中间地带；第二个中间地带就是欧洲。他曾特别提到，以戴高乐为首的欧洲共同体是我们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
毛泽东与富尔这次会面，为未来中法建交奠定了基础。
法国前总理秘密访华 两个大国走到一起
戴高乐收到富尔的书不久，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这位经历了12年退休生活的二战风云人物重返法国政坛。
然而此时，毛泽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将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
面对中国的坚决态度，戴高乐一改以前较为保守的政治倾向，宣布从阿撤军，并公开表示支持阿独立，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不可抗拒，战后的法国若长期陷入对阿战争，经济无法恢复，大国地位也无法实现。
当时的国际关系正发生着剧烈变化。中苏、中美关系因“核武”问题变得越来越对立。法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核保护”，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1959年，赫鲁晓夫撤回在华苏联原子能专家，不久中苏关系破裂。
在《希望回忆录》中戴高乐写道：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同东方集团中的某个国家建立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但是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
虽未曾谋面，但毛泽东和戴高乐在国家独立自主原则上有着同样想法，在中法建交问题上也已不谋而合。
1963年10月21日，法国前任总理富尔再次以私人旅游的身份访华。实际上，他是戴高乐的秘使，带着戴的亲笔信，到中国秘密谈判建交事宜。但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
10月25日，第二轮谈判开始，富尔提出，法国可以降低与台湾的“外交”级别，只设一个领馆。周恩来态度坚决，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在此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法要建交，法国必须同台湾断交。
三天后，中国拿出了新方案，史称中法建交的“三点默契”：第一，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第二，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第三，台湾驻法国的外交代表撤离之后，法国也相应地撤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
谈判取得突破。11月1日，富尔接到通知，下一轮谈判地点改在上海，此时毛泽东正在上海。
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会见了富尔夫妇，并说，你们两个来的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派就要派一个大使来。
历经波折迎新生 “外交核爆炸”响彻世界
富尔回到法国后，戴高乐对其访华成果非常满意，他决定立刻启动中法建交程序。但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国发来电报，邀请戴高乐赴美参加葬礼，这令戴有点为难。
戴高乐原计划在不告知任何国家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中法建交，以免不必要的麻烦。此时他不得不亲自面对新任美国总统，他很清楚中法建交的事瞒不住。
新任总统约翰逊果然问起此事，双方谈得并不愉快。从美国回来后，戴高乐并没有改变主意，而是加快了建交进程。
他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针对内阁中“亲美反共”声音，戴高乐反驳道，我们对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怎么能忽视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最终，内阁通过了中法建交的决议。
就在同一天，美国中情局通知蒋介石，中法即将建交，同时提醒蒋氏，无论如何，台湾也不要单方面宣布与法国断交。
蒋介石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中法建交，另一方面，同样反对“两个中国”的蒋介石不愿让台湾代表在中法建交后赖在法国不走。他非常清楚，中法建交不可阻挡。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11点，《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这份仅有两句话、44个字的建交公报被西方媒体评价为是一次“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后的第14天，台湾当局对外宣布台湾与法国“断交”。根据中法建交“三点默契”的第三点，台湾驻法国的外交代表撤离之后，法国也相应撤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就此中法建交终于圆满完成。
中法建交后，戴高乐一直想去中国，他甚至已决定在1971年6月18日访华。然而，1970年11月9日，这位法国的英雄与世长辞。
法国人有这样一句话，人死之前要去中国看一看。但这位为中法建交作出巨大贡献的总统最终没有能到中国，毛泽东与戴高乐也未能谋面，让这段历史留下了一页无法填补的遗憾。
亲历中法建交始末，堪比一场外交“核爆”
1952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组毕业后，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一直主管法国事务，研究法国问题，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因缘际会，参与了1964年中法建交的一些工作。这是我外交生涯中亲身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中法建交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新闻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40余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图源：互联网
1、戴高乐的秘密使者
1963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坐定，机要秘书就送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急电。电文中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我驻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他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他强调，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双方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份。
富尔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他资历深，地位高，是个不倒翁式的人物。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后，他没有像多数老牌政党头面人物那样退居反对派地位，而是竭力向戴高乐靠拢，并深得戴高乐信赖。他在政府中并无官职，亦不属戴高乐派，实际上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是个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
1957年5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他偕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并受到毛主席接见。在法国政界人士中，富尔头一个获此殊荣。加之，富尔对华友好，主张法中建交。第一次访华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书名为《蛇山与龟山》，这是借用了毛主席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他希望法中之间像蛇山和龟山之间那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并主张法中建立外交关系。不用说，富尔是沟通中法两国领导人意向的合适人选。
当时，我是中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当即草拟复电，同意富尔10月下旬访华，同上次一样，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会长出面邀请，以示此行系非官方性质。复电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再次来电称，富尔动身来华前，专程去伯尔尼，向我国驻瑞士大使说明：前不久，他见了戴高乐将军。“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他还携有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只笼统表示谈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
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也给我们确定接待方针出了难题。富尔究竟以何种身份访华？负有何种使命？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开中法关系向中方进行某种试探，还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一时尚难判定。
10月21日，我同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一起，奉命到深圳罗湖迎接来访的富尔夫妇。当年的罗湖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分界线从罗湖桥中央穿过，双方边防军警隔着几个木架路障相望。经特许，我步入桥头，伫立在路障我方一侧，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他们的身影。忽见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使劲向我挥手。哦，他已经认出我来了！我也赶紧挥手示意。富尔第一次来中国时，我曾接待过他，所以他老远就认出我来了。这时，吴晓达也过来同富尔夫妇握手致意。
在来罗湖之前，富尔在香港对记者说，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急需当面摸清底细，以利于中央确定对他的接待方针和规格。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我们总设法把话题拉回到他的访华使命上来。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自称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我国领导人。
这封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
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富尔所谓纯系私人访问云云，只不过是向外界施放的烟幕。他此次是作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而来的，其访华使命超出一般性试探的范围，事实上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问题。于是，我们当即决定按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里只坐了六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我，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同富尔上次访华时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自然大不一样。从富尔夫妇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了，此行非同一般。当晚，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富尔对这种礼遇自然极为敏感。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不像上回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从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中觉察到，中方已收到戴高乐发出的信息。
那么，富尔何以从私人访问而变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呢？事隔多年之后，我从法方档案中获知：早在1960年，戴高乐就想在对华关系上有所动作。为此，他召见富尔，就打开对华关系问题征询其意见。富尔表示，他虽在《蛇山与龟山》一书中主张承认中国，但目前采取承认中国的步骤的时机尚未成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继续，是发展对华关系的一个障碍。戴高乐觉得富尔言之有理，只得等待和观望。
1963年9月初，戴高乐再次召见富尔。他说：“我曾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是持这种看法？”富尔回答道：“我想一切都变了。首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不会遇到北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种尴尬事。其次，中国人由于同苏联的冲突而处境困难，会对您的建议更有好感。再说，您已经给美国那么多独立的信息，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紧要。”富尔还说，事有凑巧，他正好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收到再次访华的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下旬。戴高乐就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两人当场商定，这次访华对外纯系私人性质。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在印度逗留，会见尼赫鲁总理。会见戴高乐后，富尔电话通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抵华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21日。于是，身负特殊使命的富尔，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2、曲折的谈判过程
中法建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先后在北京、上海同富尔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富尔夫人作为富尔的助手，参与会谈。我有幸参与了建交谈判的全过程。
据我事后从法方档案中获悉，戴高乐于1963年9月26日就法中建交谈判曾给富尔书面指示。他强调：“严格说来，我们无求于人。”这句话为谈判定了基调。他要富尔特别设法弄清两点：为了实现法中关系正常化，中方对将来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立场；中方对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提出什么条件。“我们认为，保持（同台湾的）这种关系，是合乎我们的意愿的。更确切地说，是适宜的，即便必要时可以适当降格。”富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贯彻了戴高乐的指示精神。
10月23日上午，周总理会见富尔。在寒暄中，富尔故意问周总理是否到过巴黎。其实他很清楚，周总理早年曾在巴黎逗留过。周总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尔接口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轻描淡写地点出了他访华的使命。
富尔开门见山说道：“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而在中法建交会谈中，法国同台湾的关系问题是一大难点。
富尔代表戴高乐提出三个建交方案：（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3）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富尔强调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他表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他反复解释，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认为两国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提任何先决条件。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总之，法方既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又想避开主动宣布同台湾断交，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戴高乐也不愿在建交问题上给人以法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针对法国的立场，周总理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
（1）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欧诸国那样，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同我们建交的模式。（2）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这对双方都将是不大愉快的。（3）暂缓建交。双方应采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等待，可先设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等。
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富尔表示：戴高乐希望法中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国也不愿采取第三种方式，法国政府只是把延期建交方案作备用，根本无意采取这个方案。但他再三表示，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富尔强调，法国不附和“两个中国”的主张，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他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若要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是不愉快的。这是一个礼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甚至说，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
周总理反问富尔：“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设想如果皮杜尔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反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都承认呢？”
周总理明确表示，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
“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
富尔还试探，中方是否允许法中建交后法国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官员，以照管法国的利益。周总理断然回答“：这不可能。”并指出，英国就是因为在台湾有领事，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半建交关系。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中法双方都不会愉快。
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中法建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此情况下，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一下气氛。席间，我看出富尔情绪十分低落，食不甘味，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变得沉默寡言。倒是富尔夫人不时设法找点轻松的话题，免得饭桌上出现尴尬局面。晚餐很快就散席了。富尔站起来告辞说：“总理先生，我们想去花园里透透气。”客人走后，周总理称赞富尔夫人比富尔沉得住气。他对在场的人说：“看样子，他们商量去了。我们也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当晚，周总理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参观游览三天，谈判暂停。
那次我留守北京。在周总理主持下，中方研究摆脱法台关系的对策。富尔返回北京后，中方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双方立场有所接近，但仍未能打破僵局。
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利于打破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也有利于反对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图谋，而且对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和驱蒋的具体方式，采取了变通处理的方针，提出“直接建交”方案。
新方案的特点是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这种匠心独具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中法“直接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周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的出色体现。
第二阶段中法建交谈判改在上海举行。当时毛主席正在上海小住。周总理、陈毅先期去上海。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面商后，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办。”我陪同富尔夫妇去上海。一路上，富尔愁眉不展，寡言少语。抵上海不多时，我被周总理召到他办公的地方。周总理口授了默契内容，由我笔录，随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
这三项默契内容如下：（1）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看完译文，富尔愁容顿消，表示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谈判在中方新方案的基础上顺利进行。在最后一轮会谈中，周总理和富尔就这个方案的措辞反复进行推敲。富尔把第一项默契“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这一句删去了，理由是，“不再承认”这种提法意味着法国需要通知对方，这样一来又不是无条件了。双方经过协商，把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建交方案最后敲定后，富尔表示，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文件，他将携此方案向戴高乐将军复命。一俟戴高乐作出正式决定，立即通知中方。
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分别在建交方案上签了字。富尔申明，他的签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乐将军作出正式决定。
关于中法建交的实质性谈判至此告一段落，富尔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11月2日，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毛主席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高兴地说“：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
为了避人耳目，富尔返国途中未按来程路线取道香港，而是于11月5日从昆明飞仰光。他在法国驻缅甸使馆撰写了给戴高乐的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连同建交方案交由法国驻印度使馆一名外交官，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随后，他自己又在印度悠哉游哉地逗留了两周，以示他的亚洲之行并无公务在身。
3、两句话的建交公报
1963年12月12日，经戴高乐同意，德姆维尔外长委派他的亲信、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正式谈判。德博马歇按照戴高乐的指示，着重提出把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其意图在于避免先行一步从而给人以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中方的印象。同时，这种方式也更符合法国在中法宣布建交后不立即主动同台湾断交的做法。对此，周总理从原则的掌握到谈判的具体细节都作了详尽的指示。
1964年1月2日和1月9日，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继续会谈。为了照顾法方的意愿，我方同意采取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报中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辞。对此，法方表示接受上有困难，强调方式愈简单愈好。我方申明，如果法国政府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只是认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中方可删去这一句。但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中方将在联合公报公布后发表单方面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法方则以默认的方式加以确认。在互换大使的时间问题上，戴高乐担心，如台湾不采取主动断交步骤，导致中方变卦，到时不派大使，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法方强烈要求在联合公报中写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后又改为“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最后，中法双方就仅有两句话的公报措辞取得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双方商定于1964年1月27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总共只有两句话的联合公报，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为简洁、措辞最为独特的建交公报，充分、生动地显示出中法建交模式的别具一格。
1964年1月8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法中建交问题，内阁成员无一缺席。当时，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部长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法中将建交的种种传闻，对内情尚一无所知。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法国内阁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中法双方对富尔访华使命严守秘密，但美国一开始就有所觉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或至少推迟法国承认中国，戴高乐不为所动。蒋介石当局风闻中法即将建交，于1963年12月24日致函戴高乐，对此种传闻表示深感不安，要求予以澄清。戴高乐派前法国驻重庆大使贝志高作为特使前往台湾，递交复信。他确认，法中即将建交。蒋介石要求戴高乐推迟实施这一决定，法国不予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中方根据同法方商定的建交方案的既定步骤，于1月28日由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戴高乐为了给中法建交更添声色，决定亲自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公诸于众，以期取得轰动效应。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有千余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针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详尽说明法国此举的种种理由和法中建交的重大意义。他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并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