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有意思的， 77， 78级同学去对照一下自己班的情况。 我们班那些纯农村来的同学，还有一个恼火的事， 粮食不够， 一个小伙子一个月33斤，确实不够的--转载者
丁东先生建议对新三届大学生做课题研究，非常之好，确有必要深入分析。为此不揣浅陋，以东北师大（入学时名为吉林师大）历史七八级111人的资料为例，做一个大略的分析，虽不精确，或可窥豹一斑。
全年级入学时录取115人，中途考取研究生1人，转其他专业3人，毕业实为111人。
一、同学来源构成分析
1.东北师大当年是在东北三省（当时内蒙的东三盟归辽吉黑管辖）招生，从地域划分看，来自城市（含京津沪知青）的81人，占73%；来自县镇及以下的30人，占27%。可见“城乡差别”的鸿沟在1949年之后没有根本性的转变，这与当时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密切关联。
2.来自辽宁省的考生20人，占18%；来自黑龙江省的考生11人，占10%；其余是吉林省考生，占72%。由于扩招走读生，吉林省考生中，来自长春市的46人，超过吉林省考生的半数。没有招收辽宁省昭乌达盟和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的考生。招生名额主要投入到吉林省，这是当时学校归属吉林省管理使然。
3.从家庭环境看，来自城镇干部家庭和军队干部家庭的30人，知识分子家庭的26人，工人及其他市民家庭的36人。剔除在乡镇生活的职工家庭，在乡村的纯农业户口者只有10余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教育质量严重的不平衡，尤其是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考生，有着农村家庭不可比的优势。
4.从个人经历看，入学前是工人身份的42人；时任学校教师的18人；从事其他岗位工作的31人。文革期间中专毕业者若干，复员军人5人（均没有回乡务农）；现役军人3人。曾经当过下乡知青的累计70人。中学毕业不迁户口，回到乡村务农的称为回乡青年，加上一直在农村地区生活工作的合计17人。从众多个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尽管文革十年中断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继续学习的愿望，这期间没有完全放弃学习。
5.从年龄看，出生于1940年代后期的老三届高中生毕业生22人，出生于1950年代初期的老三届初中生14人，1969年以后中学毕业或高中毕业的67人，其中1959年出生的多数是1977届毕业生，少数是1978年应届毕业生。出生于1960年代的是应届毕业生，计8人。
全年级入学时平均年龄23.8岁，年龄结构呈橄榄形。年龄最长者生于1946年，最小者生于1961年，相差15年。中位年龄是1953年和1954年，1954年和1957年出生者最多，各有14人，加上1955年和1956年的16人，这四个年龄段合计44人，占全年级的40%。
历史专业的学习，不同于理科，与其他文科如中文、外语也有差别，社会阅历更为重要，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直到毕业之时，整体还有相当的优势，而学习理科的老三届高中生整体状态已从入学开始的领军团队，退到中下游水平。
6.男性84人，占75.7%；女性27人，占24.3%。报名学习历史与性别和思维方式有关，如今的师范院校，各专业女性占70%以上，已是常态，而在当年，历史专业的女性占比大概是各文科专业中最低的。
分析学生来源构成，可以深入认识社会各阶层对恢复高考制度的反应。报名高考，出于个人和家庭对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预判。抛开应届毕业生，其他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想改变当时的生存环境，改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来自京津沪的知青，在东北生活了已近十年，仍然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心中多有莫名的苦闷。参加高考，把握机会，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是大家的共识。
二、报名备考期间的对策
1.对于报考专业的考量。
多数人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历史专业，少部分人是第二、三志愿或调剂的专业。78级经历过1977年高考者19人，占比达17%。1977年落选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成绩不理想。多人在1977年考理科，1978年改考文科，毕竟数理化三科在短时间内复习，成绩不会有太大的改观，选择文科突击复习有较大的机会。考试科目与1977年相比，原来的理化、史地是两科一张考卷，1978年分开为两个独立科目，报考理科相当于增加了难度，而报考文科则是增加了录取的概率。二是政治原因，1977年不少人考试成绩颇佳，但却被政审刷了下来，有的被单位直接没收了录取通知书，不发给本人。1978年这种左的政策被制止，注重个人表现，不再论家庭出身。作为经历了政治波折的人，选择相对远离政治是非的历史专业，也是报考时的一种考量。
2.如何获取复习资料。
大家有各自的复习备考方式。应届毕业生遑而不论，其余的人总体来说是个人复习为主。复习考试的各科教材，在职中小学教师不是难题，其他人则或是从家庭亲属处获得，或是从朋友处获得，完全没有教材的现象几乎不存在。复习辅助资料的来源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参加高考辅导班的人为数不多。至于复习的深度如何掌握，主要依据是教育部统一颁发的复习大纲，依个人理解而定。
3.如何争取复习时间。
在职人员备考，最大的问题是平衡工作与复习的关系。大多数都是按部就班工作，不能请假备考。出于种种考量，有些人在单位并没有公开报名参加高考，只能在工余时间复习。有的人在单位获得支持同情，工作时间可以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复习，这种情况为数不多。笔者当时在街道企业上班，每天在单位干活，书本和复习材料根本不带到单位，算是“两手准备”，一旦不被录取，也好有个借口。直到7月初，正式向单位请了事假，开始居家复习，所受的损失是20天工资——26.4元，当时我每天工资合1.32元。
三、上学之后的生活
1.家庭支持无疑是巨大的动力。家庭中的兄弟姊妹有同时中榜的，也有先后录取的。同学F君，其兄就是我们东师历史77级学兄，这种关联性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
2.上学前已婚者32人，占28.8%，比例高于历史77级。婚姻关系在毕业时均得以存续，没有解除婚约的情况。至于数年后发生变故，另当别论，这大概与所学专业有一定关系。
3.当时凡工作年满5年以上者可以带工资上学，这部分同学计约40人，占36%。师范院校不带工资上学的学生，也由学校发给伙食费。住宿免费，不收学费，所以坚持学习经济上不是十分困难。生活困难的同学还可以评定补助，数额虽然不多，但也可使困难程度有所缓解。入学第二年，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同学每月发放2元的补贴。总体说，来自农村同学的困难大于来自城市的同学，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同学，生活最为艰苦，平时几乎得不到家庭任何经济支持，每月还要从伙食费中结余出购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的款项。同学W君，每天早餐只舍得买2分钱的咸菜。
师范院校可以保证粗粮的供应，不限量，能吃饱。伙食水平在长春市高等院校中位列前茅。学校的农场每年有粮食和肉蛋副食蔬菜予以补贴。入学时的伙食标准是每月15.5元，这是文革前大学的统一标准，中专是13.5元。1979年秋之后，调整到每月18元，直至毕业没有变动。但是物价在逐年增长，到1982年，这个标准明显感到吃紧了。
四、在校期间的学习
1.老师们对77级、78级抱有极大的期望，恨不得将平生所学倾囊而出。教师到寝室征求意见，在寝室组织小组讨论，任课教师每周到教室答疑解惑。林志纯先生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刻写油印教材提要，每周发到同学手中；陈连庆先生对于每份作业都认真审阅，写下评语，指出不足；丁则民先生定期指导77、78级的美国史学习小组。这种场景如今很难再见。课堂教学之外，受益最大的是诸多学术讲座，不仅丰富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启迪了思维，拓宽了视野。
2.在校期间，同学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互相激励的事情不胜枚举。东北师大历史78级基本以年级为活动单位，111人虽然分成两个班，但以班级为单位的活动并不多，以至于毕业后的聚会活动都是年级活动，没有搞过班级活动。学习小组从最初的9个调整为8个，每班4个，在校期间各组活动大家还有印象，还都能记得本组同学的名字。最有意思的是，有两位寝室相邻的同学闹了矛盾，互不说话，直到毕业前还在僵持，谁也不想先道歉丢面子，恰巧一日，一位端水盆从寝室出来，差点碰撞上另一位，于是两人相视一笑，啥话没说就和好如初，一时成为佳话。
3.典型的学习生活方式是三点一线，即寝室——教室——食堂。当时的学校图书馆尚在修建之中，除了图书借阅之外，根本没有可供学生阅览读书的地方。公共大教室和宿舍是课后读书复习的主要场所。阶梯式的公共大教室可容纳200人左右，共有两个。文理各科的学生都可以去。宿舍是每间12人，上下铺，第二年才给配置了一个长条桌。
4.文化活动主要是周末的电影，一般的电影尚可满足需求，热门的电影一票难求，有限的票源使得许多人只能采取“钓鱼”的方式在校礼堂门口碰碰运气，否则只有到市内的电影院观看。学生会成立了剧团，也排练多场节目，毕竟水平有限，观看者不多。1980年开始兴起跳交际舞，但历史系参加者寥寥，加上女性很少，热衷于此者只能到中文、外语两系参加舞会。
5.体育活动影响力最大的是每年一度的体育运动大会，少数人是运动员，其他人只是拉拉队员和观众。有意思的是那年月的体育运动大会，暗中还要较劲比试各单位向大会提交的广播宣传稿件。经常性的篮球、排球和足球赛基本只在本系、本年级进行。智力运动开展得比较普遍，在寝室教室进行，是课余时间的娱乐休闲活动。象棋属于下里巴人，参与者众多。国际象棋则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桥牌风靡一时，成为最时髦的桌上运动。全校性的围棋、象棋和桥牌比赛，78级在校时只举行过一次。前两年的早操和课间操是雷打不动的项目，后两年则不再组织，个人自愿参加。
同学的个性与特征都得以保持，如长跑爱好者四年中风雨无阻，篮球爱好者每天午后16时必然出现篮球场上。在专业爱好方面也是以兴趣为主，喜爱书法、篆刻的都是常年坚持。年级举办过一次书法展，软笔硬笔各显神通，楷书草书，欧体、柳体甚至还有毛体，百花齐放。有一位上海知青，专攻甲骨文，几乎把业余精力都用于此。但有了回沪指标，便放弃考研回家。
4.历史专业是大多数同学的第一选择，也有多人是被调剂到历史专业的。东北师大在转专业方面控制不是很严，有正当合理的要求，经过考试允许转专业。先后有两位同学转到中文系就读，一位同学转到外语系就读，还有一位提前考取了研究生。但是从外专业转到历史系学习的则没有。政治系78级还有一位经过考核跳级到77级，此人后来成为全军的第一位文科博士。走读生入校后的困难，主要是无法在学校坚持整天学习，因为中午没有休息的地方。家庭生活普遍不富裕，很多人想尽量节省，但却没有熥饭的设备，不能自带午饭。到了冬季，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需要起早赶到学校上课，相当不容易。那时的长春作息时间是早晨7：30上课，距离学校远的人，需要早6时多就从家里出发，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五、哪些制度安排有待于改进和完善？
当时还没有实行学分制，有一些属于临时性的措施。如外语免修，那年高考外语还不计入总成绩，多数人需要从ABC开始学习英语，少数人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有的是中学英语教师，有的已经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译文，水平参差不齐。后来经同学要求，组织过一次水平考试，成绩超过80分者可以免修。但专业课尚无类似规定。
同学们对于继续读书深造各有考量。约三分之一同学报考研究生，考取了18人，成为当时师大的一个亮点，其中录取到外校者6人。北大、复旦等名校均有。年龄最小的同学任东来，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美国史研究生，继而成为国内毕业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之后陆陆续续考取硕士生、博士生者累计达37人，占年级的三分之一，另有4人考取了研究生班。一部分大龄已婚同学主要考虑的是已经30多岁，要赶快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没再继续攻读学位。
毕业后无论是从政、从教，还是后来下海经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政者，当大官者没有，但也没有贪腐分子。下海经商者中成功者多人，失败者亦有之。几位从事实业者周折颇多，终获成功。从教者则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退休时教授29人，副教授20人，在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正高职称者4人，从事中等教育具有高级职称者20人。虽然数据说明不了更多的情况，但是可以看出各自在岗位上兢兢业业，都达到了相当的专业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