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战犯到共产党政协委员
在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杜聿明和许多过去誓与人民为敌的战犯在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中获得了新生。
作为战犯，杜聿明事先想的更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人民政府对他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生活上、思想上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原先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当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疾后，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用小轿车接他出入设备良好的医院进行精心诊治，为了医治他的重疾，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派专人用重金专程到港澳为他购买内地奇缺的贵重药品。
为了使他的虚弱的身体尽快恢复，中国共产党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意为他开了「小灶」，尽管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作为战犯的杜聿明却可以经常吃到红烧鱼、烧鸡、鸡蛋和肉等高蛋白食物，每天还喝一磅牛奶。
就这样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关心治疗下，杜聿明连治带养竟将自己多年的一身宿疾调治好了。
同时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安排下，为人民立过功、建国后继续为新中国工作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前去看望他。
当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荣获了诺贝尔奖后，人民政府还主动为他与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杜聿明通过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与在台北的妻子曹秀清沟通了音讯。
这一切都给了他以莫大的安慰。 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与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管理所内，他担任了缝纫组组长，自己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衣，并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找到了乐趣。为了节省管理所的开支，他主动带领大家用碎布头扎制了上百把拖把，受到了管理所的表扬。
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1959年12月4日，他从管理所大门走入了自由的天地。从此，杜聿明把每年的12月4日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他常常对人讲：「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青楼人的忆旧眷恋之情。我们呢，则是『十年不见红炉炼，留得丹心报人民』。」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杜聿明的后半生：扎根大陆 从战犯到政协委员》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解放军官兵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友善地对待了这位在战场上发誓「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的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与另外42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一同被送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
当杜聿明被俘时，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她对丈夫的生与死一无所知。她曾向国民党当局打听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杜将军被共产党杀害了！」 1949年5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国民党最后一架离沪的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在不知丈夫死活、今后的生活又无着落的情况下，考虑到子女的将来，曹秀清带着自己的婆母和5个儿女来到了台北，并在台北县定居下来。当时全家的生活来源仅仅是靠国民党当局颁发的十分有限的一点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曹秀清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他们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窘迫。曹秀清只好外出打工，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收发的差事，但所挣的微薄的薪水仍难以改变全家的生活困境。不久，其婆婆在贫困中病逝。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也许是由于是战败之将的缘故，曹秀清的反映均无结果。
当时到美国读书的杜聿明的长子，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白天上学，晚上给人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十分艰难。他给远在台北的母亲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曹秀清也是有心而无力。万般无奈，曹秀清只好斗胆呈书蒋介石，申请给以生活上的补助。看在杜聿明曾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且还要分两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回台北，曹秀清悲痛欲绝，想到丈夫曾跟随蒋介石风风雨雨、鞍前马后几十年，到头来却落得个悲困交加、无人过问的结局，她和她的一家无不对国民党当局的如此无情无义感到心寒齿凉，这段经历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创伤。
在战犯管理所中重获新生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在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杜聿明和许多过去誓与人民为敌的战犯在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中获得了新生。 作为战犯，杜聿明事先想的更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人民政府对他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生活上、思想上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原先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当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疾后，人民政府用小轿车接他出入设备良好的医院进行精心诊治，为了医治他的重疾，人民政府派专人用重金专程到港澳为他购买内地奇缺的贵重药品。为了使他的虚弱的身体尽快恢复，管理所特意为他开了「小灶」，尽管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作为战犯的杜聿明却可以经常吃到红烧鱼、烧鸡、鸡蛋和肉等高蛋白食物，每天还喝一磅牛奶。
就这样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关心治疗下，杜聿明连治带养竟将自己多年的一身宿疾调治好了。同时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安排下，为人民立过功、建国后继续为新中国工作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前去看望他。当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荣获了诺贝尔奖后，人民政府还主动为他与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杜聿明通过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与在台北的妻子曹秀清沟通了音讯。这一切都给了他以莫大的安慰。 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与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管理所内，他担任了缝纫组组长，自己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衣，并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找到了乐趣。为了节省管理所的开支，他主动带领大家用碎布头扎制了上百把拖把，受到了管理所的表扬。
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1959年12月4日，他从管理所大门走入了自由的天地。从此，杜聿明把每年的12月4日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他常常对人讲：「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青楼人的忆旧眷恋之情。我们呢，则是『十年不见红炉炼，留得丹心报人民』。」
《国民党战犯为何被改造得那么成功》
全国解放后，有一批国民党将领沦为战犯。到1959年，经过了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改造，第一批战犯获得特赦，到后来第二批第三批，大部分国民党战犯都相继获得了特赦，回归社会，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战犯们被改造好了？许多人都不相信，他们曾经可都是蒋介石的帮凶啊。比如英国的蒙巴顿勋爵，他过去比较了解杜聿明，知道杜聿明是蒋介石的爱将，如今一下子就改造好了。蒙巴顿不相信，非要见见杜聿明，亲自看个明白。
当见到杜聿明本人后，蒙巴顿不得不服了。像蒙巴顿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不相信国民党战犯们被改造得那么成功。那么，新中国是用了什么秘诀，把这些昔日恶贯满盈的国民党战犯改造好的呢？
有人说了，学习，不断地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通过理论知识的灌输，来影响他们的人生观。这一招当然有用，但是用处可能不大。因为这些战犯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甚至于人到晚年了，学习对他们的思想还能有多大作用，恐怕是微乎其微的。
更何况，有些战犯根本就从内心抵制这一套。比如黄维，你让他批判四大家族，他居然要跳起来，说四大家族跟蒋介石有什么关系？二者怎么能划等号呢？典型的榆木脑袋。
那么，是劳动，劳改嘛，通过劳其筋骨，让这些当年养尊处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体验一下老百姓的生活，以期转变他们的思想。这一招也当然是用的，可是作用也很小。
因为这些国民党战犯年纪大了，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折磨，他们未必能愉快接受，比如说陈长捷和杜聿明，一起抬大粪，结果引来其他战犯们的阵阵嘲笑。
那么，最有效的改造方法是什么呢？参观学习。没错。就是参观学习。当国民党战犯们来到武汉长江大桥，他们被震撼了。对比太强烈了。蒋介石统治中国那么多年，都没有能修成这样的大桥，新中国才成立多少年呢，就“一桥飞架南北”了？
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啊。当国民党战犯们来到长春汽车厂，他们再次被震撼了。他们当年都是坐过汽车的人，可那是外国的汽车，国民政府生产不出自己的汽车。
可是新中国可以，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如此庞大的汽车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尤其是杜聿明，他是最喜欢机械的人了，见到汽车就手痒，请示了一下后，杜聿明坐上汽车，稳稳地开了起来。这车真好，甚至比当年他乘坐的外国汽车都要好。
每一次参观完之后，一般还要展开学习讨论，甚至发表个人心得体会。那些国民党战犯们再也无法保持淡定了，他们的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如果说蒋介石是正确的，为什么他那个时代生产不出这些东西？
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新中国才是能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过去所代表的只能是腐朽而反动的阶级，他们错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外国人也认为，正是通过参观学习，彻底改造了国民党战犯们的思想，把他们从旧社会的统治者，变成新社会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