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邂逅(2) 幸遇市长秘书
话说我在华师一附中试教一周后，所有听课领导和全体语文老师一致认为，李培永完全可以胜任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学工作。袁校长决定立即请华中师大人事处发商调函到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
不成想，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接到商调函后，研究决定不同意调动。其理由是，华师一附中不归武汉市教育局管辖，而且他们要调的老师肯定是优秀教师，我们这么大一个武汉市比他们一个学校更需要优秀教师。本来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般中学的普通教师，只因为华师一附中要调我回母校，立马就成了优秀教师。教育局人事处长还亲自接待我，说他们研究决定把我调到也是省重点中学的武昌实验中学，并分一套住房给我。希望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强调自己是华师一附中毕业的，想回母校工作，那里有熟悉了解我的校长和许多教过我的老师，请她放行！她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我去武昌实验中学。我也坚决拒绝去武昌实验中学。
在武汉43中安大庭校长的全力支持下，1979年9月开学时，我已经借调到华师一附中上班了，经常从武昌千家街到汉口滨江公园门口的教育局人事处找他们，要求调到华师一附中。差不多跑了一年，人事处始终不同意。
袁校长也想了许多办法，一直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成了老校长的一块心病。他只要见到我，总是非常亲切地说：“培永，你安心教学啊！好事多磨，我们来办调动手续，总会有办法的！”袁校长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对其他老师说：“培永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所以我就直呼其名。对你们各位，我始终是尊为老师的！”
1980年中考之后不久，时任武汉市市长黎智秘书的老校友，来学校找袁校长。请老校长接收他只差2分没有被华师一附中录取的孩子读高中。当袁校长听说他现在是武汉市市长秘书时，笑着说：“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知道现在母校是多么缺老师呀！我现在有一个老师的档案就卡在你们教育局人事处那里一年多了，你是否可以帮我拿出来呢？”老校友满口答应：“没有问题！”袁校长立即就说：“那就开学时师生同时来报到啦！”
老校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位市长大秘去教育局找局长都搞不定。那位人事处长认定，李培永这样优秀的老师只能留在我们自己管的重点中学，不能给华师一附中。其实，那位处长哪里了解我呢，她是逆向思维，华师一附中坚持要调回去的高中毕业生，一定是优秀的！既然是优秀的，我们得留给自己的重点中学。
到开学了，老校友对袁校长说，请再给他一点时间，到年底前，一定办好。请袁校长先让他女儿来上学。而且，他说，他可以直接去找43中的校长，让李老师先到一附中上班，然后再补办调动手续。袁校长说：“谢谢你！你就不要去43中了，安校长是我们华师大的校友，他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李老师已经借调到我们学校上班一年多了！让你女儿去高一年级报到吧！我相信你能帮李老师办成的，以后让李老师直接与你联系吧！”
于是，袁校长通知我到办公室去见那位老校友，告诉我，以后直接找他去教育局拿档案,让我多与他联系。
后来，我就常去市政府找老校友，每次去都有借口，其实心里都明白，就是为了调动那件事。见面次数多了，才知道，原来老校友五十年代曾经是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警卫员，是宋书记送他到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华师一附中的前身）读书，毕业后考取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政府给市长当秘书。眼看快到年底了，市政府的王千弓秘书长给老校友出了个点子。让我写一个请调报告，再请调出和接收的两个学校签署意见后，直接送市政府办公室。王秘书长签字，请市长阅示。市长批示后再去市教育局找局长办手续。这一招果然奏效。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普通教师调动工作，居然还要市长干预才能办成。如果不是巧遇当市长秘书的老校友，我的人生轨迹也许还不会改写！
感谢袁校长，感谢老校友，感谢市长和王千弓秘书长！让我在新年伊始心想事成！
【附录】我回母校当老师，学习教语文
1980年9月1日，在武汉43中安大庭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我被借调回到华师一附中。袁校长安排我到初一年级组，要求我一定要跟着资深老教师刘友三老师好好学习。刘老师当年教初一(4)班，用的是中央教科所编的语文实验教材，不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语文》课本，有统一的《教学参考资料》。两套教材的编写体例、教学内容、方法都不一样。当时全省有六个实验班，湖北省教研室语文教研员谭爱旭老师负责指导实验工作。刘老师到外地参加实验教学活动时，就让我去代课。因此，实验班在武汉开会学习时，刘老师就带着我一起去，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刘老师风趣地对大家介绍我说：“他叫李培永，是老校长特地给我派的‘助教’。”
与其说我是刘老师的“助教”，还不如说刘老师是我的“助教”。刘老师是我回到母校第一位手把手帮助我学习如何教语文的恩师。我一辈子都记得刘老师说的话。他说，作为一个语文教师，要有驾驭教材的本领，那些什么参考书之类的东西，只能作“参考”，最根本的是要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恰当地处理教材。讲一篇课文要抓主要线索，好像杀猪一样，要杀到腔里去，东一刀，西一刀，猪乱叫，人累死，猪还杀不死。他总是强调，语文课堂教学要搞教学民主，不能由老师搞“一言堂”。老师只有一个脑袋，学生有几十个脑袋，而且现在的学生见多识广，要相信学生，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见解和答案。他说我们华师一附中经常有外地外校老师来听课，一定要来真的，“一节课不见得能表现出一个老师的水平来，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虚假之课。不要‘做课’”；“语文教学艺术不同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梅兰芳的一出《贵妃醉酒》可演一生；一篇语文教材却不能多次在同一班学生中反复讲。”
1982年2月17日，刘老师转达了学校领导和教研组的决定，本学期由我代表文科在全校举行一次公开课，他鼓励我一定要搞好。袁校长亲自找我谈上公开课的事，他强调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大型公开课，一定要认真准备。并通知我，学校已经决定于3月11日举行。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刘老师的指导下，决定在公开课上讲《荔枝蜜》。从何着手呢？刘老师特别指导我，除了熟悉课文外，还要抓两点：一是学生朗读，有表情的朗读，要发现、培养一批表达能力强的学生；二是抓紧批阅学生的作文和观察日记，了解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因为这次试验的是“思路”教学，思维能力不强，难于理解这篇课文。
为了保证这次大型公开课万无一失，而又真实。刘老师让我先在四班试教。在刘老师的精心组织之下，试教效果很好。那天试讲完后，刘友三、陈治平、吴六林和汪厚铎等四位名师听课后，肯定优点，指出问题；他们一致强调，教案可行，教法很好，控制时间，沉着应对。当天晚上，刘老师又对我试教的这节课提出了详细而周密的意见，并告诉我，正式上课前这几天要常常“过电影”。他说，整个课堂教学结构紧凑完整，“无懈可击”，小毛病有两个：第一，讲第一部分太啰嗦，记住“该讲的一句也不能少，不该讲的半句也嫌多”；第二，语言要简练，就要多让学生活动，多读，一定要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正式上课那天，全校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学科的老师都来听课，公开课上完后，华师大教育系的肖宗六教授及时点评，给予高度评价。如果没有我们语文组老教师们的精心指导是不可能有那么好的效果的。
刘老师特别关心我，1982年4月16日上午，刘老师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一个“特大喜讯”，湖北省教育厅决定让我们学校，下学年初一年级，开始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人教版”）《阅读》和《作文·汉语》分编型课本，进行语文教材改革实验。而且还告诉我，袁校长已决定，让培永搞这项改革实验。
刘老师特别关心我在教学上的成长，谈到业务进修问题，要我有计划的读文学史，读名篇佳作，以此为经，再辅以语法、修辞、逻辑知识的学习，作为自学的纬。这样坚持三五年，纵横交错，经纬交叉，一定可以取得成果。他还谈到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要做“有心人”，时时事事处处，注意把所见所闻与语文教学联系起来，天长日久，必有长进。他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把这些心得体会随时记下了。这不仅体现了一个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关心，也是他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真是无价之宝啊。
刘老师不仅教我怎么上好课，还教我学习写教育随笔、教学论文。我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工作期间，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和陈治平老师精心指导、反复修改，并推荐到《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等刊物公开发表。
每次与两位老前辈一起去参加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陈老师是会长，在大会上要作年会报告；刘老师是资深会员、著名教师，他要给大会上示范课；尽管非常忙，但是，他们两位前辈一定要帮我确定大会发言提纲，提示发言内容要点。鼓励我一定要讲好。他们两位是老同事、老同乡，都是学识渊博的语文教育家。与他们两位一起聊天更是一种享受。刘老师风趣横生，笑声不断；陈老师严肃认真，不苟言笑。
1982年6月21日，刘老师对我说，下学期你就要开始进行“人教版”语文教材改革实验了，我们两个可能要分别了。他说得很有风趣也很有感情。近一年时间，我与刘老朝夕相处，如聆謦欬，如沐春风，终身受益。我从心里是舍不得离开他的。他待人热情、教学有方、勤于创作。我在他的帮助下，学到了很多东西，能与刘友三 老师共事确实是人生之大幸！临别之际，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多读书，多动笔写文章。他引用闻一多与吴晗的一段谈话：“我们不停的吐出去，哪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因而要多读一点书。”
1982年7月26日，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通知我，“袁校长指派你执教人教版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兼班主任，还决定，汪厚铎老师下学期和你一起备课，专职负责指导改革实验。汪老师热心教改、知识丰富、肯动脑筋、能出点子；你要做语文教改的有心人，像刘友三老师那样，注意积累资料，多动脑筋。”他说：“这个担子很重，千万不能辜负家长和校长对你的信任！”我表示，一定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多做工作，勤于思考，善于积累，经常总结，争取实验成功。人教版《阅读》和《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与该社传统的《语文》课本完全不一样。而且，进行这套教材改革实验的规模，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全国各省、直辖市必须有两个城市和两个农村的省级重点中学参加六年（1982年至1988年）改革实验。各省市教学研究室具体负责组织和业务指导工作，人教社负责编辑教材、组织实施教材改革理论和实践指导工作。每年暑假组织全国各省市的执教老师学习教材、集体备课、交流总结经验。
1982年9月2日，开学第一节课，汪老师听我讲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下午评课时，他就这节课谈了近40分钟的意见，肯定了优点，指出了问题，还就个别问题展开了讨论。汪老师对这节课很满意。以前在校读了六年书，无缘认识汪老师。短短几天接触，我觉得汪老师非常坦率，也如他自我介绍一样，性子很急。他工作认真，学识渊博，记忆力强，独立分析问题能力很强，不随大流，敢于坚持个人见解。总而言之，我将从他那里学到许许多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带新”，这也可以说是华师一附中的优良传统吧。
汪老师第二次听我的课，课后便评讲了，他肯定优点后指出，这节课的问题是时间抓得不紧，有些地方旁逸斜出了。他希望我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教学上的自由主义，往往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脱口而出。以后在教学上不能搞自由主义，一定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讲课”。“该讲的一句不少，不该讲的半句嫌多”这也是刘友三老师传授给我的经验之一。可见，母校老教师治学执教都非常严谨认真，以后得好好学习。
我在实验班举行的第一次公开课，严格说来是失败的，但是几位听课的老教师还是充分肯定了成绩，同时也指出了问题。吴六林老师认为，老师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以后要加强学习普通话，平舌音和卷舌音一定要分清。黄伯宜老师认为整个课堂教学的结构还可以，但是没有形成高潮。还要注意板书规范：“分”应该写“八、刀”，不能写成“人、刀”或者“入、刀”。汪厚铎老师非常体贴地说：“几个月来，你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讲课出现这些问题，也难怪。”汪老师最后还告诉我：“上公开课与平时上课要两样处理，当断则断，不要在枝节问题上浪费时间，再就是紧扣时间安排，不要轻易耽误时间。”
一周后，为武钢三中来听课的老师们上了一节《想和做》公开课。汪老师课前与我一起备课，设计教案。针对上次公开课存在的问题，汪老师一再强调在掌握时间时，宁可多几分钟，切不可安排太紧。教学目的单一化，不要面面俱到。在克服一种错误倾向时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发生。他陪武钢三中老师听课后，肯定这是一堂启发式的课，基本上达到了张志公先生“讲台上下融为一体”的要求。
1984年12月14日，上午，吴老师让我和汪老师商量一下12月17日大型公开课《孔乙己》的事情。届时来听课的，有200左右华师大中文系的见习生，还有各地来的近百位语文老师。吴老师再三叮嘱，一定要认真研究一下教案。汪老师说：“教案没有什么看头了，关键是要在课堂上发挥近三年来已经养成的好作风。”因此，他又谈到：“我认为我们的初中语文实验基本成功，有两大突破。一是课堂教学搞活了，这有两个经验要总结，首先是培养了学生的好习惯；再就是教学民主作风好。二是作文教学可称是最大的成功经验，老师基本上从作文堆中爬出来了。说成功是因为学生未由于教师不批改而无兴趣，另外，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是最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要认真从这两方面进行书面总结。
大型公开课《孔乙己》快要下课之前，学生即席提问“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话中的‘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引起学生热烈讨论。最后一个学生的发言说：“我觉得这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大约’是因为孔乙己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只能根据推测来判断。推测的根据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说明他的死是带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后面用‘的确’孔乙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很穷，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得那么确切了，只能用‘大约’这个词说明。”该生的发言刚一结束，在场听课的大学见习生们长时间热烈鼓掌，下课铃声在掌声中响起。公开课圆满完成了任务。
汪老师不仅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者和领路人，而且特别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我初中三年试教的所有总结和论文，都是汪老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难忘恩师赐教之恩！汪老师还是闻名遐迩的书法家。走进我们华师一附中校园，随处可见汪老师的墨宝。当年在我们语文组，汪老师曾是我们语文组中青年老师的书法导师。我们组长吴六林老师自己拿钱买来笔墨纸张，规定每一位青年老师每周在汪老师的指导下写大字。汪老师戏说：“你们有吴六林奖学金，一定要好好练习写字啊！”每到上书法课时，汪老师不只是讲理论，讲完以后，还有手把手教我们一笔一划认真书写。如果说我们这些老师的书法有那么一点点进步或提高，那都是汪老师辛勤指导的结果。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回忆我调回母校学教语文的往事，刘老师和汪老师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们的谆谆教诲牢记心中。看到当今华师一附中如日中天，尤其难忘当年母校的那一代德高望重、专业功底深厚的各科老师们！特别感谢刘友三、汪厚铎两位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