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随后，京津两地的二十所高等院校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学习运动。三千余名教师通过听报告、学习文件，联系本人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老海归们出国前大多没有听说过“自我批评”，他们回国后进入革命大学学习，改造思想，了解到这是回国后必须学会的生存之道。华北大学工学院的胡为柏，美国犹他大学矿业硕士，1950年回国，写了一篇洋洋四千多字的自我批评，对自己作了深刻的检讨。由于篇幅太长，以下节选一部分：
在这次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运动刚开始时，我只觉得周总理的报告很亲切动人，但要联系批判自己思想时，总觉得过去只是读书、研究、教书，好像提不出问题。
经过一段时期的自学、启发、讨论，我才逐渐将千丝万缕过去认为“想当然”的思想意识抽出点头绪，认识了过去的错误，警觉到如不及早学习改造，让错误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父亲是个中学教员。因为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又亲历和目睹农民的痛苦，从小就决心要“振兴家业、显亲扬名”；要逃脱种田或做小学徒的生活，往上爬；并且还有等自己爬到他们头上去之后再去“同情”“帮助”他们的“雄心”。
“学而优则仕”的路，到我在陈立夫收买麻痹青年的贷金政策下进了大学时，逐渐明确了，那就是我要做“冶金专家”！有专门技术不仅可丰衣足食，还可待机而动，得到名利。在“专家”思想下，我一反过去积极参加学生活动的投机办法，而专心读书，对于什么左右党团会社，一概看不起，只觉得“技术救国”“工业救国”才是根本之图，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大学毕业后进了研究机关，我的努力目标就是要自己“更专家”些，附带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投考留学。
我考得伪教育部留学资格，一九四八年就出国赴美。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乱纷纷愁米愁柴之际，一见美国的表面，崇美之念油然而起。留美，我那“专家”思想的客观条件成熟了，于是我又万事不管心安理得地读起书来，目标是先“硕士”后“博士”再荣返中国。
虽然我心底羡慕美国的文明，但因为我初抵美国时经济很窘迫，不能适应那种豪华生活，就由苦闷而起反感，说美国这样不好，那样我不欣赏……同时随时随地说中国好。当时自己以为是爱国，是民族立场，现在分析起来，实际上与鲁迅描写的“阿Q心理”差得不多。
初到美国，我专心读书，有进步同学来谈，我用反动“学者”的一套理论去辩驳；有反动“学者”来谈，我又用进步同学的理论去辩驳，结论是：还是切切实实念书好。
由于祖国革命的胜利，我在主观上有了要求回国服务的思想，并呼吁其他同学回国，然而当美国加省大学给我一笔奖学金和小职位时，我就在“国内还很乱，现在回去帮不上忙，我家庭要负担，我在此赚点美金，再多学点技术”的伪装下，毫无立场地接受了“恩赐”，直至朝鲜战事发生，怕形势对我不利，才束装归国。
回国一年多，在许多进步朋友的帮助下，我虽然有了某些进步，但在思想上还有不少严重的缺陷。例如：
（一）口头说要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计较着名利，计较工作岗位的好坏，不安心工作，并且还有将技术“恩赐”给祖国的观点。例如我到东北各选矿厂参观，人家客气地称我“教授”“专家”，我也就自高自大以“专家”自居、不知虚心学习。在学校对同事对同行亦是自命不凡。
（二）口头上批判美国，但实际上时常想着美国对我的“待遇”、实验室等等，对苏联先进经验不肯虚心服气地去学习。
（三）口头上说要虚心搞好业务，但实际上我有着一种优越感，觉得我自己有一套新东西。我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是脱离实际的，可是还强调“不晓得怎样联系法”。
（四）口头上说要学习政治，但实际上我总觉得政治学习妨碍我的业务，将政治和业务严重地对立起来。
因为我是留美学生，我的崇美思想要是不根除，一有机会，就会不自觉地做了买办阶级或帝国主义的走狗。何况我现在是站在教育岗位上，负有为人民祖国训练建设干部的任务！我过去虽未爬到人民头上，但也已骑在人民颈上了。现在要爬下来同人民站平，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自我改造的方法就是学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要学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要使理论结合实际，业务结合政治，要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今后工作的指南。
摆在我面前的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工作；改革学制，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具体工作都将给我以考验。
两年来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英勇的志愿军的感召，使我体验到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使我消除了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悲观和伤感。我要改造自己，充满信心地随着共产党前进。
通过四个月的学习，不知胡为柏的思想改造得怎么样。1957年他被调到中南矿业学院后，与院长陈新民一起被打成极右派。也许他是改造好了，真心为共产党着想，真心给共产党提意见。改革开放后让他担任党外副省长职务，被他拒绝了，以后移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