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老师是和我同一年入职的理工科985，她在欧洲大陆某名校拿的博士，比我年纪大好多。因为她已经是国内某大学的正教授，所以也是以正教授的职称入职的。其人呢，大家觉得很古怪，但是我觉得她只是真诚、执拗、不晓世事而已。她非本地人，已婚很多年，但是却是孤身一人来这里上班，家里并没有跟来。她来这里是踩了很多坑的，我写她的故事是让大家警醒。
她常说：她来之前，学校告诉他，学校有大量的科技经费，100万的科研经费是小数字。结果她来了后才发现，这100万的科研经费是需要申请的，并不是来了就有，而且申请的难度也不低。我这时已经在国内历练了一年，很多猫腻都已经门清，对很多忽悠早已经免疫。比如，来了后有多少科研经费，给你什么官位，很多讲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一定要给你的，所以去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我亲戚和朋友经常问，为啥不把这些承诺都落实到合同里面去？其实大学的合同，我们这个级别的，都是格式合同，不能自己改动。我想哪怕有些条款写进了合同，也是废话，因为如果学校不履行合同，这种能写个性化合同的老师肯定水平很高，他们大多也是跳槽了事，毕竟打官司时间成本、法律成本很高。
我以前觉得校领导是在故意欺骗，后来和他们交流多了，发现其实不是那样的。校领导在招人的时候，大多是真诚的，并不是在故意欺骗，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是系统性的问题。中国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契约社会，很多问题实际上是靠人情来解决的。而且大学的规划没有长期性，很多的规划是以某位领导的任期、或者他的某次心血来潮的决定来限定的。但是当时领导在承诺你的时候，完全可能确实是真诚的。但是这位领导如果走了，或者领导的规划变了，这些承诺也就不管用了。这些其实都是全社会的问题，政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就像现在一会儿退耕还林，一会儿退林还耕，其实每个政策在提出的时候，领导都是真诚的，只是到了时候，又真诚地改变了。
她于是很多抱怨，抱怨多了自然引起人的反感。她常说自己被骗了。其实哪个领导愿意听这些呢？我自己听过她跟校领导的抱怨，其实很多问题，校领导也解决不了。比如，她抱怨说，为什么学校里面不能使用gmail, Google？校领导听了也很无语。其实这些问题买个VPN就解决了。校领导总不能直接说，你去买个VPN吧，这是违法的。我还听到直接给校领导说过，能不能买个更大的论文数据库，以便更好的查文献？校领导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其实这些问题都能用某种方法来解决。比如重点实验室的解决方案是给每台需要上外网的电脑装vpn，文章下载如果在googlescholar上找不到，当年有零点花园可以求助。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看文献比美国麻烦，但是想看的文献也确实看到了。
这其实是人的个性问题，学院的办公室的人，谈到她也是抱怨。有次有个人突然说：“为什么都是海归，你跟她恰恰相反，大家都觉得你非常好相处。” 我极少抱怨，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工作单位让你不爽，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改变不了，或者不想改变工作单位，就跳槽；如果你不能跳槽，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吧。我哪怕在第一个985那么不开心的工作，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走的时候，场面话也说够了，比如我对院长说：“能在这里工作一年，已经是我一生的荣幸，今后虽然我走了，我依然随叫随到，我永远是你的小兵。” 这些话他听了很高兴，客观上说，这种交流模式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想：毕竟每一天都要过的，高高兴兴的是过，牢骚满腹的也是过，那何不高高兴兴的过呢，何必要用负面情绪来惩罚自己呢，而且这种负面情绪会传染给别人，大家会躲着你，然后自己的负面情绪会加剧，最后自己进入恶性循环，何必呢？我喜欢让我身边的人都高兴起来，他们的正面情绪也会让我更加的积极、正面。
她也来重点实验室和主任交谈过。她做的科研需要在地底下挖一个很深的坑，然后埋入一个隔音仓，然后把隔音仓用土封在地下几米的地方，前期投资至少100万。其实100万对于重点实验室来说，确实是毛毛雨，前期投入几千万的设备这里都有，但是这里对投入产出比看的很重，投入了这么多钱，你能带来几篇顶刊 文章？而且你空口无凭的承诺没人信的，都是要看你过去的文章发表，但是T老师的文章发表并不给力。实验室主任对海归人员的导师也很看重，如果导师是CNS的常客，那必然青眼相看，以便形成更大的关系网。T教授的导师也不是CNS的主儿，所以整体背景无法支撑这么一个宏大的投入。于是实验室主任很委婉的拒绝了她。实验室主任也没办法啊，这个评价体系就是这样的，他也必须按照游戏规则玩。
她的存在加深了我和院长的关系。院长的很多心理问题，都是T教授勾起的，所以常常找我来倾诉T教授对他的荼毒。好多教职员工都住在城里面学校附近的小区，包括院长和T教授。院长有次找我说，T教授有次早上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去小区门口收一份重要的文件。院长吓坏了，以为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于是急急忙忙的跑去收了快递，结果转交给T教授后，才发现是T教授的私人信件而已。院长诉苦道，“她怎么能把我当成她的秘书？”我想其实T教授孤身一人在这里工作，工作家庭都不顺，内心其实偏偏又是小女孩的心态，需要人来照顾，真的是辛苦院长了。有次院长说，T教授在教授委员会里面，对很多议案都提出反对，导致很多议案被耽误，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说：“T教授不是党员，这些议案如果能拿到党委会里面去审议，和书记合作，就能绕开她。” 院长听了大赞。我当然也告诉院长，T教授其实并没有坏心眼，她只不过是太简单、直接了。
我2013年归海后，有次回国，院长请我私人吃饭，问我T教授的事情，当年学校有一个“无知少女”的名额，去县里面挂职任副县长一年，因为理工科大学的“无知少女”太少，T教授竟成了不二人选。我首先恭喜院长，告诉他，他能清净一年了。院长听了，笑从两颊生。院长问：她能在县里面留下去不？我说：“以她的性格，县里面肯定已经烦的不行的，数着日子送她回来。所以只有一年而已。” 院长听了，呵呵呵的笑，既有对县里的同情，也是自身命运的自嘲。多年后，我和院长聊天，院长说到：T教授就是情商低，别的坏心眼没有，比很多其他人好多了。
这就是T教授，一个简单、直接、不知变通的人，在国内过的磕磕绊绊。而且对自己的境遇公开抱怨，结果引来更多自身的负面情绪，以及别人的区别对待。她如今50多了，科研做的也不好，应该很难有起色了。很遗憾的海归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