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出现三千万失业大军诘问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
2010年6月18日
何必
由于中国政府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结束，数以百万计的临时工作将被解除……（略。）
吼吼。
中国将出现超过三千万人的失业大军！
当然啦，这还是在目前官方口径的失业统计范围内的计算结果。如果考虑到隐性失业等等，中国真实失业率高达约25%，那么这个失业大军的规模究竟有多少，就是个很值得琢磨的事情了吧。
在这个视野和框架里，再来看看一直被中国左派以及官方所推崇的什么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特色、中国崛起……似乎就更加让人心惊胆战了吧。
来看看中国特殊论调的相关说辞吧。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传统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有好事者对中国特色或者中国模式进行着百无聊赖的解读。
（何必注，略。）
作为极力主张和倡导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特色等等把中国与这个世界隔绝或者区分开来的新左派是现如今如此思潮的中流砥柱，其代表人物之一崔之元经年累月地给我发来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其中自然不会缺少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之类的方方面面。
（何必注，略。）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何必注，略。）
在美国大学里执教的王飞凌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张昊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看到了吧。
现如今，中国无论出现什么事物，都会引来各式各样的主张、立场、观点、诉求等等的人们说三道四。
这看上去是不是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事实上，这与春秋战国时代很大的不同是，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其存在的可能性或大或小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
崔之元、姚洋、王飞凌、陈志武……
其实，我这里还有大量的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这方面的材料，篇幅太长，不可能一次性转发完毕，否则我真是有制造垃圾的嫌疑了。从中可以看到，其中大致的脉络。
当然啦，这些个材料当中，不包括中国右派或者自由派所极力兜售的普世价值。
这也是中国左派和右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针锋相对之处。
中国右派基本上言必称美利坚，用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作为标尺、榜样、模板、典范和目标；而中国的左派则逢美必反（加上中国当局和中国传统左派逢俄必软相映成趣），拒绝承认和接受美国式的的民主、自由、博爱等模式，主张中国特殊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阳的说法，可以概括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之类的全部内涵，那就是“用西方的方法研究西方，用中国的方法研究中国”。
李延明曾经用逻辑推导，证明普世价值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我也曾经引用过李延明发给我的相关内容。
就我来说，看不到普世价值的基本存在。从前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当中作为中国右派的老师的美国佬的先行倒下，就可以看出全人类现如今的状况是何等不堪一击。
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获奖的原因就是对公地悲剧的批判。但是，我个人看过其分析之后发现，奥斯特罗姆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她的调查和实验必须是在一个具有公共治理有效性的范围内才可以进行，而面对类似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索马里海盗以及外层空间垃圾等等，悉数失效。所以，既然奥斯特罗姆的理论有所例外，那么其理论的整体性存在疏漏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接下来，这个诺贝尔奖的水分也就不言自明了。
而面对中国越来越出现“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民意过不了长安街”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状况，公地悲剧将会以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面貌出现并造成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也就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等等中国特殊论的绝妙注释了。
由是，崔之元在其《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当中所提出来的问题，恰恰给崔之元等新左派所主张的公有制发出了奥斯特罗姆式的的自相矛盾。
或许，现在全世界的麻烦是，既没有什么普世价值，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
冼岩紧紧追随新左派，也在中国模式问题上时不时说三道四。他说，其实中国模式很简单，就是政治集权加上经济自由。这种归纳太让人瞠目结舌了。经济自由和政治集权是不是可以相得益彰鸡兔同笼，这个问题，冼岩根本就不去考虑。人类历史上，这种状况的存在并不缺乏，冼岩也缺少对历史现象的解释。
那么，是不是存在甘阳式的概括对象呢？咱们是不是可以找到，现如今这个世界上还存在所谓西方的方法、中国的方法以及所研究的纯粹的西方和中国呢？
这个问题似乎又是个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吧。比如，2008年奥运会，圣火在全世界形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该用西方方法还是中国方法研究呢？类似的问题还有，柏林墙倒下纪念日，全世界国家领导人悉数出席仪式，唯独中国领导人缺席，这该用什么方法？中国孔子学院反计划生育地在全世界急遽扩张到了230多所，承付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滑天下之大稽的旷世闹剧，该用哪儿的方法呢？最近中国本田工厂工人罢工，涉及到了外资企业，迫使企业考虑到迁移出中国，这该用什么地方的方法呢？
新左派对中国事务情有独钟，对日益恶化的中国现实涂脂抹粉，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三鹿事件后，崔之元发来资料，说美国在150年前也有过毒奶粉事件。这要说明什么呢？说米国人150年前就曾经有毒奶粉，那么中国现在有毒奶粉就是天经地义不可避免的？那些死去的孩子就是改革的代价和成长的烦恼？杨佳事件后，崔之元发来邮件介绍说，这是因为中国警方开门办公所致，美国警方因为不为人民服务才不会出现这种悲剧。这要说明什么？王绍光发现，民主的印度饿死人的现象甚至更多，只不过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而不被报道或者重视，这要说明什么呢？中国饿死人就是情理之中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是饿死了三千万人，对此传统左派极力予以否认，但这种到底是饿死了三千万、还是几十万，问题就可以盖棺定论了？
崔之元发来的材料里有人发现，在今年的歹徒进入校园杀害孩子的事件上，右派拿着如此题材大做文章，左派却默不作声（冼岩曾经对此有所宏论，认为纯属个体行为，并且是媒体的过错，这招致了包括我在内的七嘴八舌铺天盖地的批驳）；而针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左派则逮住不撒嘴，右派却集体性失语。
这种现象本身就很是耐人寻味吧。
左派和右派，都是选择性发音。找着自己轻车熟路的题材舞文弄墨鸡同鸭讲，而对于给自己兜头一棒的事情，却臊眉搭眼，寡廉鲜耻地悄无声息。
新左派领军人物汪晖就疑惑，中国哪儿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如果真是有，那么对应的，还有私家知识分子不成？
但是，从左派和右派的选择性发音上看，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一直不认为中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私家知识分子，哪儿有什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公共知识分子啊。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精于谋算着一己私利。
我前天的文字里提及了MIT黄亚生有关中国需要左派的说法，今天也引用了其文字。
可是，黄亚生或许并没有中国是不是存在公共性的层面。
汪晖曾经就中国文化与公共性进行过讨论，但是其结论非常令人怀疑。
中国到底有没有公共性？
列位或许都看到，我一直不认为中国、特别是现在存在什么公共性。
现如今，中国所有带着“公共”前缀的事物，悉数被私有化，准确地说是被官有化。最杰出的公共性典范，只有举世闻名臭不可闻的公共场所。
在我有限的涉及范围内，只有余世存讨论过现如今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但是余世存的问题，也是没有公共性的视野。他最近在北京汉语研究所获奖文字里，竟然对社会压制个人还津津乐道，实在没有中国社会荡然无存的基本概念。
左派主张公有制，但到底什么是公有制呢？实际上，从理论上说，企业（只要不是个体）本身就是公有制形态，民间也是个泛公有制。
但是，就目前我党的统治方式来说，对于企业和民间的打压有目共睹。从毛泽东开始，消灭城乡绅士及其所传承的文明，并且绞杀社会，逼仄民间，完成了道义资源向革命党以及后来的执政党手里集中、并且到现在造成全中国道德沦落无以复加、现在的中国人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坏的结果；邓小平之后，更加无所不用其极，1982年宪法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例证。
所以，中国当局经年累月打压企业和民间，让除了委府之外的全部，悉数回到原子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党是破坏公有制最大而且最为心狠手辣的罪魁祸首。
因此，冼岩所谓的经济自由，真是实在经不住推敲。
《北京共识》的作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认为，“中国逐渐变得比美国更擅于在国际体系中纵横驰骋”，“目前，在世界某些地方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典范。”
这种说辞，又是个贻笑大方的了吧。
洋鬼子里也是无奇不有。这个雷默能够发出如此高论，很是让人啼笑皆非吧。
中国是道德典范！
看看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的五种中国势力的抗议人群吧，看看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有关人权方面的所作所为以及面对全世界的评头论足的德行样吧，看看开篇中国将出现的失业大军吧，看看陈良宇被免于刑事责任追究并释放吧，看看死于毒奶粉、先后在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地震当中豆腐渣工程校舍的孩子们吧，看看邓玉娇、杨佳、胡佳、高智晟、陈光诚、谭作人、刘晓波、等等在无法无天的中国当局迫害甚至杀死，看看张宏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候”连篇累牍掷地有声的盖棺定论吧，看看郎咸平现在的中国是五千年以来最坏的评头论足吧……
嗨，雷默的出现以及他的话也没有什么新鲜的。
本届世界杯上，出尽了风头的朝鲜前锋郑大世不也是从日本的韩国裔投奔了朝鲜了嘛。
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可麻烦的是，有人就拿着类似雷默之流的奇谈怪论奉为至宝。
去年俺与宏良兄喝酒时，对新左派如此看多中国、对于日益恶化并且摇摇欲坠的中国视若无睹，感觉非常而且越来越不可思议。
警惕啊。
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