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在成都的牵手门事件，暴露了毛时代计划经济形成的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的新种姓现象。那就是各个国家垄断行业的近亲繁殖，跨代利益输送的裙带关系。人们喜欢诟病的政商军界高发的红二代综合症，也被很多其它专业领域复制，即国内见怪不怪的油二代、铁二代、电二代、银二代等等。这些领域的技术官僚也大都出自行业内的，比C9低至少一个档次的这样那样的“黄埔军校“，比如董小姐和她的猎物两人和他们的父辈，都是石油人和石油院校毕业的。
西方社会里的一些professionals也呈现类似的世家惯性。最显著的是医生这个职业，下图的数据说明，80后的医生们的父母里至少有一个是医生的比率是22%。相比之下，律师世家的比率低很多，但也远高于随机抽样的概率。
学术圈更是如此。去年8月Nature上有篇文章 “Socioeconomic roots of academic faculty” 发现，美国tenured professors的父母中至少一个是PhD的比率比全社会的高25.3倍。而且这个统计现象近50年是稳定的。作者们试图去分析解释上述现象的形成机制。
鉴于大学教授群体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政策制定的重要性，这篇论文指出
Analyses of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of faculty will both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the highest levels of academic attainment and scientific influence, and provide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studies of how representational diversity influences which and what kind of discoveries are made.
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书香世家现象，事关最高级别学术和科学实力的社会繁衍（social reproduction），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
联想起牵手门里那个中国教授的女儿的招摇过市，差别咋这么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