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8：华东特案组之品字三方会（中）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11期
文：东方明 魏迟婴
五、舟山船难
由焦允俊、张宝贤、孙慎言及松江警方指派的两个便衣简博、小申五人组成的“焦组”抵达杭州后，下榻于浙江省公安厅的内部招待所。安置定当，即前往杭州市公安局了解当地是否有一个叫“三方会”的黑帮组织。
据警方内部资料显示，这个“三方会”的确存在，而且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成立。1931年2月，舟山海盗梁旭初、嵊泗惯匪汪锦睿和被黑道上称为“杭城隐士”的王啸在西湖“楼外楼”聚餐，汪锦睿提议三人结拜弟兄，联手组建香堂共创大业。汪的提议得到了梁旭初、王啸的热烈响应，这天是黄道吉日，干脆把香堂连同结拜两个手续一起办理了。这个香堂是由舟山、嵊泗、杭州三地的“江湖好汉”联手组建的，就把香堂的名称定为“三方会”。按照年龄长幼，梁旭初为老大，汪锦睿次之，王啸排老三，这个顺序同时也是“三方会”的座次。
“三方会”成立之初，因为三个头目各有各的私事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去料理，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直到这年秋天，三人在宁波再次相聚，认为“三方会”应该做点儿事了，否则道上朋友会以为咱们三个此举不过是儿戏，连带着把咱们三弟兄的对天八拜也不作数了。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当晚就找个发财对象下手。
梁老大在宁波人脉较广，当下便指派跟班把一个曹姓小老头儿请来。曹老头儿是梁老大匪伙在宁波的暗桩头目，其公开职业是旅馆账房先生，利用职业便利，把各地前来宁波探亲做生意的旅客信息掌握得清清楚楚。当下，听梁老大一说，就推荐了一个对象——傍晚刚刚抵达宁波的日本商人山田。这个日商是做古董买卖的，每年春秋两次前来中国江南地区收购古董，对卖家连骗带吓，甚至持枪威逼，强行低价收货。由于名声太坏，浙江多地古董商已经达成共识，从今年起不再跟山田做生意。不过，山田还是照来不误，古董行业不跟他接触，他就跑民间，直接走访寻常百姓家庭，一旦看中某件古董，趁人家不明底里，以更低的价格收购到手。
当下，梁、汪、王就决定把这位山田先生定为“三方会”开门红的对象。三人悄然前往山田下榻的旅馆，以有古玩请山田先生鉴定为由骗开房门，进去后拔枪将山田及其助手逼住，捆绑封口，搜出钱钞，连同两人的手表、钢笔、眼镜以及在外埠收购的数件古董一并“笑纳”，扬长而去。
“三方会”的这个“开门红”，当时上了报纸，不但惊动了宁波警局，浙江省警察厅和南京方面也相继来电质询。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国人对日本恨之入骨，刑警办案也不起劲，该案就此不了了之。
之后，“三方会”正式开始运作，收了十来个门徒。“三方会”的活动方式在黑道上属于另类，三个老大据说各有自己的香堂和喽啰，平时各做各的，某天三个头目中某一位兴之所至，突然想到要由“三方会”出面作一起案件了，则跟另二位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后，再将命令下达给指定的门徒去实施。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三方会”的成员并不是三个头目自己香堂的人，而且规定，所有成员不能和三个头目各自香堂的匪徒有任何交集。这种组织结构的好处是安全系数高，缺点是符合条件加入该匪伙的对象比较难找。直到1946年仲秋“三方会”覆灭，总共也只有十八名成员。
“三方会”的覆灭属于“意外事故”。那年中秋节，“三方会”十八名成员前往舟山给梁老大祝寿，顺便共度佳节。梁老大特地准备了一条大船，做了布置，当晚在岸上举行的庆生宴结束，送走那些黑道来宾后，“三方会”十八人登上大船，出海赏月，并借此机会对今后的，“工作”进行研讨。哪知，船行至距离岸边三四里，刚刚停泊下来，对面驶来一艘国民党海军的军舰。舰上的海军官兵可能也在欢度中秋，而且欢得有些过头了，竟然一头撞到了“三方会”这条船上。木制民船哪里经得住体量不知比它大多少倍的钢铁战舰的冲撞？于是，“三方会”就此覆灭。
焦允俊听杭州方面的接待警员介绍完情况，不禁一愣：“这么说，四年前的那次撞船事把‘三方会’全部干掉了？”
“是的，还上了报纸。我认识一个宁波人老张，他当时在码头上干活儿，亲眼看见被打捞起来的尸体一具具抬上码头。”
杭州同行提供了一张照片，说是当年“三方会”全体成员的合影。照片照得不大清晰，由于已经有些年头儿了，保存也不得法，照片表面已经发黄，还有霉斑。焦允俊是资深情报工作者，对拍照颇为在行，以他的眼光判断，该照片并非出自照相馆专业照相师之手，连业余爱好者也不一定算得上，而且使用的照相设备也很简陋。
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张宝贤、孙慎言看着焦允俊，目光里兜着问号：往下该怎么办？
焦允俊想了想，问两人：“这个结果，你俩信不信？”
一向惜言如金的孙慎言微微摇头。张宝贤说：“这个事故也许确有其事，但是对‘三方会’全员死亡的说法存疑。”
焦允俊点头：“我的想法跟你们一样，看来咱们得去舟山走一趟。这样吧，慎言和简博暂时留守杭城，我、宝贤、小申去舟山。立刻出发！”
当时苏浙沪一带的人们所说的舟山，并非舟山群岛，而是诸岛屿中面积最大的舟山岛。四年前发生的那起“三方会”全军覆没的特大事故，就是在舟山岛附近。舟山岛距离宁波大约八公里，焦允俊决定先去宁波，再赴舟山，也即定海县城。
当天傍晚，焦允俊、张宝贤、小申搭乘海军快艇抵达定海县城。县公安局领导已接到上级的电话，做好了一应准备，在场的还有两个中年男子，都是县局便衣，一个是地下党员，另一个则是留用警员。焦允俊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有关那起船难的情况——
1946年中秋之夜，舟山岛海域确有军舰撞沉民船的事故发生，肇事军舰系抗战胜利后美国根据《租借法案》赠送国民党政府的八艘军舰之一“永顺号”驱逐舰，失事民船为一条二十吨短途驳货船，系定海县“大福船行”所有，该船行专门向社会出租小型货船，并可提供水手。事故发生后，“永顺号”并未与地方官府取得联系。由于这是军方肇事，定海县方面不便主动与海军联系，免得自讨没趣。
坊间传闻，出事民船的租船人是本地渔霸梁旭初。据说此人早年干过海盗，后开了一家鱼行、一家武馆，黑白两道通吃，平时无人敢惹，连警察局、保安团都让他三分。此次事故，死者中半数以上是梁旭初鱼行的伙计和武馆的武师，因为这个缘故，船行老板姚今轩不敢向其遗属索赔。姚老板的女婿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今年5月定海解放前夕，设法帮姚老板全家办妥了去台湾定居事宜，梁旭初的遗属听说后，托姚老板代为疏通军方关系，助其一家三口赴台，方才把当初那条货船作价赔偿。
然后就说到了那起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出事后，“永顺号”随即展开营救，次日舟山机场还出动军机在相关海域上空搜寻落水者。至于是否有人生还，以及究竟死了多少人，定海这边一概不知。当地警方曾悄悄向棺材铺打听军方是否购置过棺材，想知晓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但棺材铺说军方从未跟他们打过交道。稍后，坊间又有传闻，称海军方面考虑到该事故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把救起的落水人员和打捞起来的尸体，都送往相隔八公里的宁波市处理了。
焦允俊出示了那张由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三方会”成员合影，请两位舟山便衣辨认。他们借助放大镜看了好一阵，最后那个留用警员指着前排正中坐太师椅的中年男子说，这很像是梁旭初。在场的县局领导是南下接管干部，对解放前的舟山情况不了解，却给出了一个合理建议：梁旭初的鱼行早就没了，但鱼行中干活儿的人应该还找得到，可以请他们辨认。除此之外，还可以找鱼行和武馆的邻居了解一下。
这时天已经黑了，特案组侦查员还是立刻行动，在县局两个便衣的陪同下，走访了多人。最后，终于确认了两点，一是照片正中坐太师椅的那个中年男子就是梁旭初；二是照片中并无原“梁记鱼行”的伙计，但有四人系梁旭初经营的那家武馆的武师。
至此，调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离查明是否有人在那起事故中活下来，还有一段距离。焦允俊说时间耽搁不起，趁着今晚风平浪静，咱们还是连夜返回宁波吧。歇息一夜，明天上午接着调查四年前国民党军方运往宁波的那些事故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处置情况。
12月4日，焦允俊、张宝贤、小申三人在宁波的调查情况如下——
事故发生后，可能担心会在当地引发不良社会影响，肇事军舰未曾有人出面，“永顺号”离开了舟山海域，前往上海吴淞口泊锚。营救伤员、处理死者遗体等一应善后事宜，均由国民党海军设在舟山的后勤基地司令部负责。后勤基地派出了运输船只，先把事故发生后获救的三名伤员运送至军方设在宁波的医院，又在两天内分三批次把死者的遗体运往宁波，盛棺暂放在半个世纪前由宁波商贾集资而设的慈善机构“普慈堂”，稍后运往位于东钱湖畔的“普慈堂”附设的坟地埋葬。
侦查员从当时参与处置遗体的工人那里了解到，按照惯例，在“普慈堂”的坟地埋葬的死者，只做坟头不立碑，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死者是谁。解放后，因兴建新中国华东军区海军（1955年9月2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命令，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412医院征用了该坟地，日前已经将土地平整，故无法了解死者详情。工人还说，该事故死者遗体一共有十五具，国民党军方将其送到“普慈堂”后，是由他们负责入殓的，随身并无遗物，每具尸体都有创口，经海水浸泡、鱼类咬噬，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他们用白布将遗体从头到脚裹紧，随即入殓。
指望通过对死者遗体的调查获得线索的落空后，侦查员把调查关注点集中于那三名事故幸存者身上。当初国民党军方设在宁波的是一所临时性质的野战医院，早在1948年下半年就人去楼空，医疗设施、资料档案荡然无存。焦允俊跟张宝贤交换了意见，认为医院可以消失，人应该还在。这里的“人”，指的是当初受雇于野战医院的员工。既然是野战医院，按照国民军队的惯例，具体经办人员都会故意设置“缺额”，以便每到一处落脚，都可以招聘一些当地的临时工。而且，还有从中捞钱的机会。如果能找到四年前那所野战医院雇佣的临时工，估计多少能够获得一些线索。
那么，该上哪里去找这些临时工呢？侦查员想到了荐头店（旧时对职介所的称谓）。荐头店是归社会局管的，解放后新政权取消社会局，具体管理荐头店的部门各地没有统一，有的划归民政局，有的交给劳动局，也有的则先让工商局管起来。侦查员了解下来，宁波的管理方式是按区分解，名义上由区政府管理，实际上区政府将其交由区工会代管。焦允俊三个通过宁波市公安局联系到几个区工会的干部，又是一番折腾，总算找到了三个曾在那家野战医院工作过的临时工，其中两个是男性，干的是杂务工；一个是女性，姓林，原在私人诊所做护士，抗战胜利后私人诊所关张，她失业了，去荐头店挂牌求职，正好野战医院招临时工，就在该院外科临时充任护士。
那两个杂务工回忆，当初确有舟山送来的三个伤员，听说是被国民党军舰撞沉的民船上的幸存者。不过，这三个伤员中，有两个在人院当晚就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唯一活着的那个人的姓名、身份、年龄等情况，两个杂务工一概不知。对于此事，他们只是听说，并没亲眼见过。
那么，女护士林某是否见过呢？
1948年野战医院迁离宁波，林某再次失业，不久后又应聘去了县学街中心医院。新中国成立后，该医院改称“浙江省立宁波医院”，林某仍在该院做外科护士。尽管当时国民党军舰在舟山群岛撞沉民船造成多人死亡的消息未曾报道，但坊间有过传闻，林某对那三个伤员有些印象。确如杂务工所言，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另外一个负伤较轻，仅仅是脸部、左臂外伤，不过失血很多，被人发现后从海里捞上来时，已经失去了知觉。
这个伤员姓李，姓名不详。他入院后，未曾透露过自己的任何信息。入院次日中午，忽然有三个汉子闯入病区。野战医院是禁止在非探视时间进入病区的，当天林某值班，正要阻拦，发现他们身后跟着外科主任刘医官，便知是经过特许的。三人对林某比较客气，自我介绍是从杭州过来看望李先生的——她这才知道该伤员姓李，可能是杭州人。三人进入病房后，刘医官即命林某用屏风把李姓伤员靠窗口的病床围起来，同病房另外两个住院的伤兵则被刘医官临时请出，让他们去医院小餐厅用午餐。待谈话结束，林某撤去屏风，两个伤兵也吃过午饭回来了。那三个不速之客递给两个伤兵每人两盒香烟、几枚银元。稍后，也给了林某五枚银元。
三人在病房里不知跟李姓伤员聊了些什么，然后，一人留下，两人离开。林某是当天下午三点下班回家的，次日上午前往医院上班时，李姓伤员已经不在了，上一班的护士交班时告诉她，昨晚快半夜时，那个伤员忽然被人接走了，是刘医官开的出院单。
侦查员自然要了解那个伤员的病史卡和出院单上写的是什么名字。林某说，因为那人拒绝开口，所以姓名栏里写的都是“舟山伤员”四个字。
焦允俊拿出那张“三方会合影”请林某辩认，林反复端详，用不太肯定的语气说：“跟前排左起第X张太师椅上的人好像有点儿像，不过，因为他的脸部受伤了，又在海水里泡了半夜，额头上还裹着纱布，他的相貌我也看不太真切。”
回到临时下榻的宁波市局公安大队营房，焦允俊说：“这个李某也许就是‘三方会’中被称为‘杭城隐士’的老三王啸。呵呵，看来这回咱们‘焦组’贏定了。”
六、三林塘庙会
焦允俊、张宝贤、小申三人回到杭州，留守杭城的孙慎言向特案组长报告，刚刚接到老郝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只有三个字：“有突破！”
孙慎言的回复更简短，只有两个字：“明白！”
12月2日，郝真儒率领的由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松江便衣柳长伟等组成的“郝组”（钟思捷、蒋瑛及报务员姜宁波随行）返回上海，径赴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老郝刚刚受了伤，又有旧疾（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老郝因叛徒出卖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其中包括灌辣椒水等酷刑，肺部受到严重损害，就此落下病根。到特案组后，焦允俊和其他战友对他多方关照，马处长也不时送来鱼肝油、奶粉等营养品给他增强体质），恰遇江南首个寒潮，肺病再次发作，咳嗽不止，每咳一下，都牵动着尚未痊愈的伤口，着实痛苦不堪。不过，老郝修养极好，外表一点儿也没显露出来。这当然逃不过战友们的眼睛，悄悄商量一番，由支富德向马处长的秘书小杨打电话报告了情况。
一行人休整片刻，郝真儒通知支、沙、谭三同志去其办公室商量在沪调查的分工，这时，小杨驱车抵达，带来了马处长的问候以及治疗咳嗽的中西特效药和营养品。马处长原本要亲自过来看望的，只因临时有紧急会议需要他参加，无法分身。马处长知道郝真儒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又想为国家节约开支，对贵重药品、营养品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故命小杨代表组织“就地监督”，要看着老郝把药当场吃下，方才算完成任务。郝真儒无奈，只有服从。吃药时，瞥见支富德三个在偷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们刚一回来，马处长就知道我出了状况，原来是你们几个......好了，不说了，赶紧开会研究工作。”
四人研究下来，认为眼下要做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对曾涉川在沪上南市董家渡赖义码头街所经营的“褚记木器店”进行搜查，看是否有其从事匪特活动的罪证；二是要向居委会和周边邻居特别是紧挨着的四邻八舍进行走访，了解曾涉川之前的生活、工作以及与人接触交往的情况。然后进行人员分工，郝真儒原是要亲自出马的，支富德三个坚决阻拦，少数服从多数，他只好待在驻地留守。
当天，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松江警方便衣柳长伟、老杜、小岳六人分两拨，在分局和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对“褚记木器店”进行了搜查，同时走访了居委会和一干邻居。待一干人马返回虹桥路驻地时，已是晚上九点。郝真儒听说大伙儿还没吃晚饭，赶紧让钟思捷去伙房通知厨师下面条。
晚餐后，支富德等人向郝真儒汇报了调查情况，众人难免显露出沮丧之意。郝真儒说这是刚开始对“X”在沪上活动的线索进行调查，吃空门是意料之中的，没关系。咱们议一下明天的调查方向。用焦允俊同志的说法，叫“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大伙儿看，咱们的“李树”在哪里？
讨论下来，一致认为眼前的“李树”就是史阿根。这个人犯曾供称其参加太湖“品字堂”后，被该匪伙派至上海老城隍庙设置了一个“情报站”——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土特产批发行。当时他曾跟匪伙提出过，自己不是搞情报的料，曾涉川就给他派了两个助手，他只管打理生意，情报方面一概由两个助手负责。那两个收集情报的土匪分别叫徐秋笙、夏金发，都是苏州郊区农村人，名义上是史阿根手下的伙计，其实论为匪资历，远比史阿根深，不过，年龄要比史小，所以都唤其“阿哥”。
有一年夏天，沪上遭遇特大台风袭击，土特产行隔壁香烛批发店的屋顶由于年久失修被掀了顶。台风过后进行修缮，需要土特产行停业三天，香烛店老板跟史阿根商量，同意；问需要贴补多少营业损失，史阿根很大度：不必！于是，史阿根就带上徐秋笙、夏金发去其老家浦东周浦镇待了三天。
“郝组”此刻就把注意力投向了史阿根供词中提及的这段经历：徐秋笙、夏金发两个那次去周浦，会不会留下过什么痕迹，或许可以作为追踪曾涉川下落的一个切入点。
次日，支富德、沙懋麟、谭弦、老杜、小岳即前往周浦。周浦在浦东乃至上海周边郊区是个有名的市镇，当时的建制是市，全称是“苏南行署松江专署南汇县周浦市”（1951年11月改称“周浦镇”，为叙述方便、本文称“周浦镇”），因此，镇上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派出所。华东特案组侦查的突然抵达，让所领导非常激动。当然，当时不管哪一级人马到基层，都不兴招待。再说，特案组也没时间，甚至连沏杯清茶的机会也没给人家，三言两语说了要求，随即投入工作。
调查工作采取两种方式齐头并进，谭弦和派出所一名民留用民警在史阿根住所地居委会，和临时召集来的街坊邻居座淡，了解史阿根以往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支富德、沙懋麟分别以老杜、小岳为助手，在派出所另外两位民警的陪同下，分两拨在镇上看似漫无目标地转悠，其实是由民警根据侦查员的意图刻意领着他们寻访喜欢跟人闲磕牙瞎聊天的闲汉。
这个主意出自旧科班出身、曾在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警大队供职的老侦探沙懋麟。在讯问史阿根时，老沙了解到史当年的两个助手徐秋笙、夏金发的基本情况，突然产生联想：这种角色游手好闲成性，每到一处都闲不住，喜欢乱转悠。那三天随史阿根来周浦镇小住，肯定也是满镇子乱转，遇人主动搭讪，搞自来熟那一套。如此，镇上的闲人中肯定有人跟他们见过面、聊过天，这些人是否能回忆起什么情况呢？
稍后的事实证明，侦查员采取的这两种方式都有效果——
先说谭弦那一路。史阿根住所对面有一家烟纸店，店主老何是苏州人。那个夏金发抵达后去烟纸店买香烟，以其性格，哪怕遇上金发碧眼的老外，也会跟人家搭讪一番，更别说是遇到一口吴侬软语的同乡了。这一聊，一直聊到史阿根准备好饭菜过来招呼他吃午饭才离开。老何因此对这个热情善侃的同乡留下了印象，此刻参加座谈会，听谭弦一说来意，就把一应情况和盘托出。
当然，他们聊天的内容与特案组此刻要了解的情况并无关系，无非是当时苏州的社会百态以及老何到周浦定居后的一些情况，其中并无特案组需要的信息。引起特案组注意的是，最后老何说，他在解放后还遇到过这个小夏先生。
浦东有一个处所在上海滩颇有名气。名唤“三林瑭”。这是一座古镇，其资格有点儿老。老到什么程度？它被称为“浦东之源”。北宋末年，福建漳州人林乐耕因在老家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全都名落孙山，决意此生不人仕途，携妻儿来到浦东，看中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遂在河边定居。他先为自己选中一处位置作为建立庄院的地址，命两个儿子在自己庄院的上下游各自建庄。三座庄院都建立起来后，沿河连成了一座大庄子，当地人便将此处称为“三林庄”。那条河流原本无名，之后便因庄得名，曰“三林塘”。渐渐，这里成为一个商贾云集、歌楼酒肆遍布的镇子。这就是“三林塘古镇”的由来，如今林乐耕被奉为“三林塘始祖”。
旧时上海百姓对“三林塘”的印象，几乎都来自于“三林塘崩瓜”。那是一种只有两三斤左右的椭圆形淡碧色西瓜，皮极薄极脆，成熟的弹指可破，传说若是雷雨过后在田埂上行走的话，脚步稍重，瓜即会迸裂满地，故名崩瓜。崩瓜的甜度高达17度，是旧时江南西瓜中最甜的一个品种。
三林塘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就是每年农历三月半的“三林塘圣堂庙会”，是由镇上商户集资举办的（1954年开始由政府斥资组织）。解放后夏金发出现在浦东的时间，就是农历三月半。当时别说还属于郊区的浦东了，就是在上海市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也十分贫乏，这种一年一次为期数日的庙会，通常都会吸引方圆百里之地的民众。周浦镇距三林塘大约二十里地，步行过去也不过两个小时，所以老何干脆停业一天，全家出动前往三林塘看热闹。
这一去，老何就看到了夏金发——庙会上有舞龙表演，老何意外发现，有一支舞龙队的领队竟是夏金发！
这是一条线索。与此同时，侦查员沙懋麟也获得了一条有关另一匪徒徐秋笙的线索。
和夏金发一样，那个徐秋笙在周浦镇的三天里也是非常活跃，全镇乱窜。他甚至对周浦人清早去茶馆喝茶的习惯也颇感兴趣，抵达周浦的次日，便独自前往附近的一家茶馆喝茶，跟其他茶客聊天。其中有一个姓龚的茶客，是镇上有名的闲汉，一年到头，除了过年那几天茶馆歇业，每日风雨无阻。本地茶馆的茶客基本都是固定的那些人，熟面孔，那天徐秋笙出现在茶馆里时，自然引起一众茶客的注意。龚某与人打交道颇有一套，当即站起来跟这位新茶客打招呼，二话不说让跑堂沏一壶好茶送到他那副座头。很快，两人就聊到一张桌上了。
徐秋笙很健谈，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这对于终年待在周浦镇上很少出门的本地茶客来说，是个少有的长见识的机会。那么，那天他聊了些什么呢？龚某说：“我记性原本就差，上过两年私塾，如今也就还记得百十来个字；前年帮人盖房子从梁上跌下来，脑子里就像打翻了糨糊，更是稀里糊涂。现在突然让我想，时间太久了，我还真想不起他说了些什么......哦，对了，他好像说过，小时候家里让他拜师学过看风水。其他的，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同志，真是抱歉......”
对于特案组侦查员来说，龚某反映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些用处的。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侦查员的注意，是再次去了趟松江后方才意识到的。
去松江是“郝组”主持者郝真儒的主意。听了赴周浦镇调查的侦查员的汇报后，他提了一个问题：“夏金发和徐秋笙两个是什么关系？”
支富德、沙懋麟、谭弦都是一愣，这个，他们还真不知道。稍停，谭弦试探着说：“同伙关系？”
老郝的目光转向支富德和沙懋麟：“你们两两位认为呢？”
支、沙对视一眼，沙懋麟语气有些犹豫：“应该差不离吧。”
郝真儒点点头：“既然是差不离，那就跟完全准确还有一定距离。老沙、小谭，辛苦你们两个跑一趟松江，向史阿根了解一下。”
沙懋麟、谭弦、小岳三人随机驱车前往松江江。史阿根还在住院，不过恢复得有些起色，不吃止痛药也能勉强说话了。不过，侦查员担心他身体出意外，跟医生交换意见后，还是让他服了药。
史阿根的回答，让沙懋麟、谭弦对老郝思维的敏锐佩服得五体投地——
夏金发和徐秋笙是一对姨表兄弟。既然是表兄弟，那么两人当初在闻知“品字堂”覆灭的消息后，肯定会商量今后的出路。回苏州老家只怕不妥，谁知道“品字堂”的劣迹有没有传过去？如果他们为匪的经历已经穿帮，没准儿苏州那边的警察局已经把他们列入了通缉名单，回去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如此，就只能凭自身的本事想办法谋生了。可是在这方面，两人都是乏善可陈，不像“品字堂”老三曾涉川那样，还有一手比较像样的制作木器的手艺。不过，据史阿根说，夏金发会舞龙、舞狮子，而且耍得还不错。有一年上海老城隍庙举行新春拜年活动，舞龙队的一个队员不小心崴了脚被送进医院，领队急得跺脚，夏金发当时正在围观，就站出来自荐，人家请他试了几个动作，说是个行家，立刻让他穿上服装顶替伤员上场。而徐秋笙少年时跟着一个道士学过看阴阳风水，平时得空，他也会说说那方面的掌故。史阿根估计，两人多半会以此作为今后的谋生手段。据他们在“驻沪情报站”共事那几年，史阿根对这二位的了解，两人打自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独立谋生的经历——先是在家种田，然后结伴投奔“品字堂”为匪，“品字堂”覆灭后，两人也不会离得很远，应该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以便相互有个照应。因此，只要找到了一个，另一个多半也得落网。
现在，特案组已经掌握了夏金发曾在三林塘庙会上露过面的信息，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应该能够找到这厮，接着就能把徐秋笙也捉拿归案了。
随即开始查摸。郝真儒不顾战友的劝阻，坚持说他的伤情基本恢复，率“郝组”侦查员支富德、沙懋麟、谭弦和三名配合工作的便衣柳长伟、老杜、小岳前往三林塘古镇。先去了镇政府，了解到今年农三月半的那场庙会活动并非政府主办，而是镇上的商家按照以往的惯例，自行集资，推派专人组成筹备小组，整个活动均由筹备小组织实施。筹备小组一共有五人，这倒是向镇政府上报名单进行过备案的。特案组便要求镇政府把这五人召集起来、侦查员想跟他们聊聊。
了解下来得知，今年庙会民俗活动中的舞龙舞狮项目，一共有九支团队参加表演，本镇有一支，其余八支团队都是筹备小组从其他地方邀请来的，分别来自浦东的南桥镇、惠南镇、洋泾镇、高桥镇以及浦西的闸北、榆林、南市和江南造船厂。所有的表演团队都是业余性质，队员都各有各的工作，平时利用休息日进行训练，遇到本地（指队所在区镇、单位）有演出活动时，提前集训三五天，队员的误工、餐饮补贴由举办方负责。比如这次的三林塘庙会，由三林塘方面承担队员的误工、餐饮、食宿、交通等费用。
至于全部团队成员的名单，那就无法提供了。五人筹备小组只负责跟各团队的负责人联系，讲好日期和费用，其他则由负责人包揽，并无提供团队成员名单的要求。即使是三林塘本镇的团队，五人小组虽然基本都认识，但也叫不全所有成员的姓名。
聊到这里，一直没有开腔的支富德突然发问：“本镇的团队里是否有一个操苏州口音，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五人小组中的米行伙计老宋马上说：“有啊，那人我认识，名叫包友才。他是舞得最好的一个队员，在酱园干活儿。”
“几时定居三林塘的？”
五人小组中另一个五十来岁的水果店老板王耕发开腔了：“包友才来三林塘没几年吧，好像是抗战胜利后过来的，他是船行老金家招的上门女婿。”
侦查员闻之暗忖，这包姓酱园伙计的年龄、口音、来三林塘的时间、舞龙的特长都符合目标之一夏全发的特征，莫非咱们这回撞到了运气？
郝真儒在笔记本上笔走龙蛇，随即撕下一页递给支富德。支富德看罢，起身出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里，待着柳长伟、老杜、小岳三个。支富德跟为首的老柳耳语数言，老柳冲小岳打个手势，小岳便随支富德出去了。
会议室里，座谈会仍在继续。五人小组以及参会的镇政府两个干部都没有意识到，就在短短的时间里，特案组已经作出了反应，郝真儒下令，让支富德率一便衣驱车前往十公里外地周浦，把那个烟纸店主老何接来，辨认酱园伙计跟夏金发是否同一人。与此同时，柳长伟、老杜已经把会议室的门看牢，不许与会者出入。当然，这只是备用措施，一般情况下，在里面主持会议的老郝有办法控制住会议节奏，与会者一时不会动离开的念头。
半个多小时后，支富德把老何接过来了。郝真儒见支富德在门口露了一下脸，便又写了一纸条子让谭弦传出来。支富德便叫上柳长伟，连同便衣老杜、证人老何和米行伙计老宋，一行人一起前往酱园。到得酱园附近，先让老宋去看包友才是否在站柜台。老宋确认后，老何拿着侦查员给他的钞票走进酱园去买酱菜。拿着酱菜出来，老何连连摇头，说这人不是当年在周浦镇上见过的夏金发。
如此，侦查员就得在其余几支团队里寻觅嫌疑人了。由于时间紧，侦查员想了个办法，请三林塘这边的五人筹备小组组长老凌出面，给其余几支团队的召集人打电话，佯称三林塘团队接到苏州商界的邀请，准备去参加当地举行的首次“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表演。考虑到三林塘本地团队都是清一色的浦东本地人（庙会期间各团队之间并无交流，外地团队不知道三林塘团队有一个苏州人包友才），担心到了苏州跟当地人沟通时有语言障碍，想向兄弟团队借调一个苏州队员。
之前老何亲眼目睹，当年曾在周浦镇待过三天的夏金发出现在今年春上三林塘的舞龙团里，而且舞技老练，肯定不是新手。因此，这一个电话打出去，应该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这个推测随后就得到了证实，老凌拨打到第六个电话——江南造船厂团队时，该团队的负责人老闵说，他们团队里有一个队员，名叫裘仙佑，系无锡县人，无锡与苏州相距四十来公里，语言相近，跟苏州人沟通没有问题。老闵对裘仙佑的舞龙技艺赞不绝口，说你们请他作为三林塘团队的一员去苏州表演，可以把他当主力，保证出挑。
支富德请老凌继续把剩下的电话打完，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团队中，江南造船厂团队的裘仙佑是唯一一个跟苏州籍最接近的“无锡人”。于是，郝真儒下令，“郝组”全体出动，前往江南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保卫处配合特案组，对裘仙佑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这人是抗战胜利那年年底进入该厂的，介绍人是南市帮会人物蒋桂生，蒋在解放前夕已经举家迁往海外。由于裘仙佑无技能特长，当时的管理方就叫他在船坞做了一名杂务工。其工作表现不错，除了被厂里选拔为舞师团队的一员，在逢年过节以及偶尔举办的庆典舌动上露露面之外，其他时候都非常低调。
人事处从档案中调出裘仙佑解放后发新工作证时拍摄的证件照，侦查员请老何辨认。结论是三个字：“就是他！”
当天深夜，化名裘仙佑的“品字堂”匪徒夏金发被捕。
夏犯落网后，供出了其表弟徐秋笙的下落——在金山县朱泾镇经营命馆，替人算命兼看阴阳风水。但夏犯对曾涉川的情况并不了解。
次日上午，徐秋笙落网。徐犯提供了一条有关曾涉川的线索：他在无锡有一个情妇苏氏！
七、尼姑无珠
徐秋笙刚刚加盟“品字堂”匪伙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曾涉川见他机灵，就让他待在自己身边做了一名小勤务。徐秋笙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就是两年，然后就去一线岗位从事杀人越货的“工作”了。
勤务的活儿就是服侍匪首，徐秋笙整天跟着曾涉川，除了负责一应日常生活杂务，打猎时还得上树钻洞帮着捡猎物，钓鱼时则要挖蚯蚓做鱼饵，手持勺斗协捕上钩的鱼儿，总之，一天到晚基本上不空闲。曾涉川嗜酒，酒后不管是否喝醉，都要冲徐秋笙发脾气，非打即骂。相对而言，曾涉川去外埠时，徐秋笙的日子就好过得多了。通常，曾涉川不会带徐出去，但也有例外。曾涉川有一个情妇苏氏这个情况，就是他跟随曾去无锡时得知的。
当时，苏氏还不到二十岁，长得漂亮，性格温存，哪怕对徐秋笙这个小勤务，说话也是轻声细语。徐不小心打碎了碗碟，或者奉命出去买东西丢三落四，曾涉川要发作，苏氏也极力阻拦。这就是苏氏留给徐秋笙的印象。至于苏氏为什么一个人住在无锡南长街上的一幢小楼里，是否还有家人，徐秋笙就不清楚了。
亲自出面提审徐秋笙的郝真儒听到这里，心里默算了一下，这应该是徐秋笙十五岁到十七岁那两年的情况，至今已有十余年，苏氏难道一直在给曾涉川当情妇？
侦查员稍后分析案情时，觉得徐秋笙补充交代的这个内容值得重视。经研究决定，由支富德、沙懋麟和便衣柳长伟、小岳四人前往无锡查摸那位苏小姐的情况——没准儿那里是曾涉川的一个窝点哩！
支富德四人驱车前往无锡，按照徐秋笙提供的苏小姐在南长街的住址，前往管段派出所了解情况。户籍警姓袁，是个刚从苏南公安学校速成班毕业的年轻人。他的操作很规范，听侦查员一说调查要求，立刻搬出户口底卡，一页一页翻阅。中间不时有居民前来咨询或者办事，他就停下来耐心接待。侦查员寻思，这样下去，只怕到天黑也没结果。支富德就说小伙子你忙你的，我们自己查阅即可。小袁性格谨慎，觉得此举不妥，可眼前这几位气度不凡，又不好拒绝。正在嘀咕时，所长从外面回来了，见有人外调，便往办公室门口往里望了望。沙懋麟马上将其唤住说这是你们领导吧，小伙子你请示一下。
所长闻知是前来调查管段内居民线索的，便问姓名，侦查员说是个现年三十岁出头的苏姓女子，原住在南长街“太湖面馆”旁边的巷子里。所长马上摇头：“这个女人已经搬走了，是去年年底离开的。”
侦查员急问：“去了哪里？”
所长示意小袁：“你去把老叶叫来，让他把册子带来。”
片刻，老叶捧着户口迁入迁出的登记册过来了，当着众人的面一翻，上面记载：该女1918年2月13日出生，无业，单身。其户口于1949年12月28日迁出，去向是无锡县张泾镇无相庵。
沙懋麟一愣：“无相庵？这是地名还是......这位苏小姐出家了？”
老叶说：“当时她是这么说的，还出示了区政府民政股的证明（当时归民政部门管理）。”
“那么，苏小姐是怎么个身世呢？”
这个，老叶不清楚，所长也摇头，新民警小袁更是一头雾水。不过，所长眼珠子一转就有了主意：“小袁，你赶紧骑车去把你师傅请来。”
小袁的师傅姓丁，今年10月完成为时三个月对小袁的带教后，正好年满六十，办了退休。他是留用旧警，在这个派出所（旧时称警察署）干了三十来年，对管段居民的情况滚瓜烂熟。据老丁说，苏氏名叫苏应娇，是清末太湖惯匪“太湖王”苏理峰的私生女，其母情况不详，据说是戏子出身的行院女（行院，妓院的别称），后由“太湖王”赎身，购置南长街那幢独立小楼作为居所。
“太湖王”死后，由其徒弟大曾照料其母女的生活。苏应娇十三岁上，其母病逝，大曾专门请了女佣负责服侍该女。当时，大曾已是太湖“品字堂”三头目之一。警察局曾数次在南长街苏宅周围设伏，企图将其活捉，但该匪机警异常，要么察觉后不入，要么在被包围后施展其高来高去的本领突围而去。曾匪枪法也了得，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不过，他从未对捉拿他的警察开过枪。警察中也有帮会人士，认为这是人家对警察手下留情，按照江湖规矩，警方也应该有所回应——对于抓捕曾匪，渐渐就不那么热心了。
日伪时期，“品字堂”匪伙沦为汉奸，无锡在日伪统治之下，警方更不可能料理他了。那段时间，他都是公开出入苏宅。坊间传言，苏应娇当时已经成为他的情妇了。抗战胜利后，“品字堂”覆灭，大曾不知下落。苏应娇还是住在那座小楼里，无业，无人知道其生活来源，估计是赖其母遗产以及大曾以前的馈赠度日。
解放后，苏应娇的生活就没有那么闲适了。警方经常找其谈话，调查她跟匪伙的关系，外地公安机关也不时派员找她外调。居委会也隔三差五通知她去参加群众大会、游行、义务劳动，等等，对于她来说，这都是不胜其烦之事。估计这是导致她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
“那么，警方调查她跟匪伙的关系，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侦查员问。
老丁说：“这个别说派出所了，就是分局也不清楚，得去市局问政保部门。”
无锡市公安局政保部门的接待警员却说，当时找苏应娇调查，是军方剿匪指挥部情报科的委托，按照规定，调查材料全部交给军方，警方不留副本。
那就只好找当时负责调查的同志了解了。半小时后，一个四十来岁一看就是精干角色的男子出现在侦查员面前，自我介绍复姓完颜，名杰。侦查员说明来意，完颜杰说当时确实是他奉命前往调查的，一起去的还有军方的一名女同志。
苏应娇告诉调查人员，她跟匪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接触的只是曾涉川，此人是她父亲的帮会弟子，奉师遗命照料她们母女。至于曾涉川本人的身份、做了什么事、是否犯法，她一概不清楚。她曾数次随曾涉川外出旅行，目的地都是南京、上海、镇江、常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从未去过什么匪伙的驻地。她曾见过曾涉川随身携带手枪，不过，在旧社会私人持枪的现象并不少见，至于当时的法律是否规定私人不得携带枪支，她不清楚。话说回来，即便清楚，她也没有义务阻止。
完颜杰问苏应娇是否见过曾涉川的朋友，苏答称，曾涉川曾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小跟班来过几次，可她连曾涉川从事什么职业都不清楚，就更不用说那个小跟班了。苏应娇还告诉调查人员，她跟曾涉川最后一次见面是无锡解放前两个多月，之后，再没听到过曾涉川的音讯。
完成上述调查，特案组侦查员遂前往无相庵准备跟苏当面接触。哪知，到得那里一问，尼姑庵住持净空师太的回答竟是：“弟子无珠（苏出家后的法名）已经圆寂！”
“圆寂？那是几时的事儿？”
“已四月有余。”
净空师太说，苏应娇出家的原因，是因为她已患妇科肿瘤一年多，曾悄悄求助过中西医生，都是摇头。她知道来日无多，又不想在最后时刻孤独离开人间，况且也得有人为其送终，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出家。她到无相庵剃度的次日，即向净空师太道明一切，并表示如果无相庵不能为其送终的话，她可以立刻离开。净空师太不但没让苏应娇离开，还立刻派弟子去无锡城里请来妇科中医为她诊疗。可是，这种治疗只是适当延长患者的寿命，没能阻挡死神的脚步，苏应娇最终还是走了。
苏应娇病逝后，净空生怕日后说不清楚，即向无锡县政府民政股报告了此事。民政股随即约了县公安局治安股民警前来无相庵查看遗体，了解情况，并向为其治疗的中医和多次赎药的中药店作了核查，最后由民政局、公安局联名为无相庵出具了一份证明，苏应娇的身亡确系病重医治无效，与无相庵无涉。
特案组对苏应娇这条线索的调查至此结束，支富德、沙懋麟和便衣柳长伟、小岳四人随即返沪，一路上心情自是郁闷，没想到，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那边有一个好消息等着他们......
八、擦肩而过
前面说过，“郝组”在对曾涉川化名褚飞帆开的那家木器店进行搜查无果后，考虑到曾涉川没准儿来个出其不意，哪天深更半夜溜回来一趟，并未放弃对木器店的监视。但人手有限，郝真儒在请示马处长获准后，由组织上跟邑庙分局进行协调，请分局安排专人对木器店进行秘密监视。此举管段派出所知晓，但居委会以及木器店的四邻八舍均不清楚。
之前，“郝组”对木器店进行搜查时，有些邻居是知道的。当然，他们只知道木器店的店主褚木匠出事了，至于出了什么事，谁也不晓得。
坊间对此议论纷纷，已经失踪的褚木匠遂成了赖义码头一带的热议人物。这几天，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几乎全是褚木匠，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热议，竟然使警方发现了一条线索。
当时的派出所户籍警，每天至少有一半时间下里弄，不但要下到各自负责区域的居委会，还要跟居民接触，有事没事都聊一阵。派出所户籍警小滕这几天下里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对褚木匠的议论。这也正是他想了解的情况，因为这个木器店店主也是管段派出所目前关注的头号对象。不过，遗憾的是，一连数日，小滕听到的那些内容都跟线索无关。直到12月6日这天，小滕偶然听到的一条信息，使他蓦地一个激灵！
赖义码头街上有一户秦姓居民，只有父子两人。父亲老秦早年加入青帮，虽是一般成员，但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作为喽啰被派出去打听过工人纠察队的情况，尽管并无收获，属于“毫无建树”，但凭此在解放后就可以给他定罪。不过，老秦倒是逃过了一劫，公安局找了他，但没有拘捕他——他在上海解放前一天患了中风，送急诊后救了过来，但留下了半身不遂言语不清的后遗症。警方稍后找他谈话时，发现没法儿沟通，便对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
然后就要说到其子小秦了。小伙子是北京路一家私营五金配件批发行的采购员，做人倒是规规矩矩，既未参加任何帮会组织，也没跟地痞流氓一起瞎混干歹事儿。小学毕业后，即由其老爸送到一家工具制造厂做学徒，学的是旧时被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手艺。满师后，被老板派到工厂在北京路开的五批发行做了一名店员。后来，工厂东伙发生纠纷，厂店分离，小秦遂留在五金行里。
之前，小秦奉五金行老板之命去南京，找客户结算本年账款，在南京待到昨天入夜方才返沪。回来后，负责照料老秦的那个苏北女佣告诉他：“你出差的这一个星期里，这边发生了一桩事儿。那个开木器店的褚木匠你认识吧？他出事啦！前几天还有警察过来搜查木器店呢，不知是否搜到了什么东西。大伙儿都在传，说他已经逃走了，公安局正在到处抓他......”
女佣还没说完，小秦已经跳起来了：“乖乖，我下午还在南京看见他呢！”
说到这里，躺卧在里屋床上的老秦一声痰咳。小秦马上进去问老爸您想做啥。老秦没吭声，只是朝儿子频使眼色。小秦明白了，这是父亲让他不要乱说，免得惹事。待返回客堂，他就把话题扯到其他方面去了。可是，他想到此为止，女佣却没有这个打算。今天上午她去菜场买菜时，遇到两个邻居正在议论褚木匠之事，就凑上去把昨晚小秦的半截话头说了说。可想而知，这简直是一个爆炸性话题，顿时一传十，十传百。
户籍警小滕下里弄时，还没走到居委会，已有人跟他说了此事。他里弄也不下了，立刻返回派出所，向王所长作了汇报。所长和小滕一起赶到居委会，让主任出面去把那苏北女佣叫来。少顷，女佣匆匆赶到，把昨晚的一幕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王所长知道兹事体大，容不得半点儿差错，反复查问。女佣信誓旦旦，再三保证她确实是听小秦这样说的。王所长知道这个案子来头不小，像派出所这样的基层警务单位，没有上级指令，遇到再重大的线索也只有报告的份儿，不能自作主张往下盯着查，于是赶紧向分局一五一十汇报情况。
这个信息随即传到了华东特案组。郝真儒指派谭弦带上便衣老杜、小岳驱车前往北京路那家五金批发行找到了小秦。
小秦说，他是11月29日去南京出差的，昨天上午完成了老板交代的任务。中午，南京的客户请他在建康路一家饭馆午餐。两人在二楼靠窗口的一副座头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街景。这顿饭吃的时间有点儿长，到两点才结束。上主食的时候，小秦无意间看到斜对面一家旅馆临街的玻璃推拉门里走出两个男女，那男的看着眼熟。定睛细看，竟是“褚记木器店”的店主褚木匠。
小秦家距木器店不远，他平时上班的路线是朝相反方向走的，家里也不添置木器，只有休息日上菜场买菜时才会经过木器店。次数多了，就看熟了褚木匠的那张脸。但褚木匠应该是不会留意到每周一两次从木器店门前经过的小秦的。话说回来，就算褚木匠认识小秦，当时他也没往旅馆对面的那家饭馆楼上看。
谭弦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确实是褚木匠？没看错吧？”
“肯定是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灯心绒棉袄围着一条黑色围巾，头戴黑色鸭舌帽。”
“那个女的呢？”
“哦，这个......让我想想，我当时只顾辨认褚木匠，不曾留意那个女人，大概四十岁左右吧，中等个头儿，偏胖，穿一件绛紫色棉袄，也有可能是其他颜色的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绛紫色的罩衫。其他，我就想不起来了。”
郝真儒得知一应情况后，当即决定“郝组”侦查员及外援便衣共六人全部赴南京侦缉曾涉川。支富德等人想以身体原因劝阻老郝留守驻地遥控指挥，被坚决驳回。
当天深夜，“郝组”一行抵达南京。南京市公安局已经接到马处长的通知，抽调包括一名刑技员在内的七名精干便衣协助“郝组”行动。
根据事先制订的计划，能够说一口地地道道南京方言且对当地情况熟稔于心的特案组侦查员沙懋麟化装访客，进入建康路上那家私营“迎客旅馆”，很快了解到相关情况：12月5日，有一对持苏北行署江都县嘶马镇派出所出具证明的男女以夫妻名义在该旅馆登记人住。今天上午，两人已经退房离开。两人入住时在登记本上写的“来宁事由”是“途经”，今天结账离开时，账房先生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他们是去上海了。
“郝组”侦查员和便衣随即进入该旅馆，刑侦科班出身学过刑事勘查的沙懋麟协助南京市公安局那名外援刑技员进行了一系列取证，封存了住宿登记册，对两个上海旅客住过的房间进行勘查。尽管该房间已经由旅馆服务员打扫过了，他们还是提取到了两人的指纹。那位刑技员立刻和沙懋麟前往市局技术室，结合特案组带来的在松江现场和上海“褚记木器店”提取到的曾涉川的指纹样本，经对照鉴定，最终确认入住“迎客旅馆”的那对上海男女中的男旅客，确系曾涉川！
与此同时，郝真儒等人跟已被派出所连夜唤来的老板、账房先生、服务员以及人住该旅馆超过三天的旅客逐个进行谈话，但未能发现任何线索。
这一番忙碌，一直进行到12月7日清晨。“郝组”离开旅馆，前往南京市公安局给他们安排的临时下榻处，郝、支、沙、谭四位已经累得人仰马翻。但他们还是坚持把获取的一应情况作了汇总。郝真儒下令：“大伙儿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下午继续开会分析案情。”
其实，躺在床上的几个侦查员虽然疲惫，但谁都没睡好，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考虑着同样的问题：曾匪此刻在哪里？回上海了？去杭州了？还是依旧在南京待着，只不过转移了下榻处？
九、密谋策划
曾涉川此刻在哪里呢？他已经从南京搭乘宁沪列车返回上海了。
这次，曾涉川进行了一趟上海、松江、杭州、松江、杭州、南京、上海的“长三角大冒险”，中间有“列车斗殴”、“被捕入监”、“袭警杀人”、“医院枪战”等情节，至少两次差点儿丧命。这是此刻他知晓的，还有不知晓的。比如南京之行，按照原计划，他应该还要在南京待一两天的，但“品字三方会”在南京的那个工作对象任老爷子无意间救了他一命，其做出的一个决定使曾涉川改变了主意，提前离开南京，因而与华东特案组擦肩而过。
当然，此刻己经安全返沪的曾涉川不可能知道，很快他又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曾涉川去南京“出差”，是顶史阿根被捕后无人办这趟差使的空缺。按原太湖“品字堂”匪伙老大保福祥的计划，他和杭州冯恭宝、南京任白土三个组建“品字三方会”，挂靠台湾“国防部二厅”，利用韩战之机，在上海、杭州、南京三个城市以及长三角区域进行破坏活动，制造政治影响；如果台湾老蒋“反攻大陆”取得成功，那就向老蒋邀功请赏，弄个“政府官员”做做，如若不成，则由“国防部二厅”接应“品字三方会”的几个首领前往台湾定居，亦可安排赴海外定居。总之，会有一个舒适、自由、富足的晚年。这项“工程”，若论首功，当推他保福祥保老爷子，然后才是老二冯恭宝、老三任白土。
任白土比保福祥小几岁，也已年过半百，正在步入暮年的门槛，两人的身体状况也一样，都是坐轮椅的朋友。不过，若论资格，任白土跟保福祥、冯恭宝是不能比的。保福祥和冯恭宝都曾是香堂老大，一个是太湖“品字堂”老大，是个当年活跃于浙中金华、衢州、丽水等地的“黑魅堂”老大；而任白土打自出道以来从事的就是匪伙师爷，相当于军队里的参谋长兼副官带管后勤。
按说身兼这三职也算不错了，不过黑道上对所在匪伙的等级讲究颇严，就拿从事水面作业的匪伙来说，有海盗、湖匪、江匪三种类型，如果规模实力接近，则海盗居上，湖匪次之，江匪排末位。任白土的那个匪伙，正是名列末位的“长江兄弟”——江匪。
被坊间称为“长江兄弟”的江匪，是一项古老的黑道职业。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所有的江匪事业都做不大，案子可以作得一时有名，但行业名气永远只能原地踏步。民国时期，长江自南京以下水域的江匪匪伙，混得好的竟有配备小火轮、汽艇的，但碰到国军的炮艇、军舰，还是死路一条。因此，任白土入伙头天干的是师爷，到其所在匪伙作鸟曾散，还是师爷一个。
而保福祥和冯恭宝，两人都是做过匪伙老大的。当然，他们以前执掌的香堂都已是过眼云烟，要想在中共新政权建立后东山再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招兵买马扩大力量，“品字堂”劫后余生的只有保福祥、曾涉川、史阿根、夏金发、徐秋笙五人，而夏、徐已经失联，保福祥没法儿向他们发出“江湖回归令”。冯恭宝在其堂口覆灭后，逃到杭州易姓改名（冯恭宝就是他改名换姓后使用的名字），用以前藏匿的赃金作为资本开了一家五金批发行，伙计就是原匪伙剩下的几个匪徒。他们已经结成死党，如今则是新组建的“品字三方会”的成员。
这么几个人，如果作为一个寻常刑事犯罪集团，在建国初期也许可以活动一段时间。而作为把目标定为配合台湾“反攻大陆”这样一个高度的匪特团伙，仅仅靠这几个大约能够坐满一桌的家伙（其中两个还得坐轮椅出场），那就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了。因此，保福祥就想到了要同时走两步棋，一步是跟台湾取得联系，寻求支持；另一步则是迅速扩大队伍。
保福祥跟冯恭宝反复计议下来，认为头一步相对简单，就通过冯恭宝的一个正好要去香港投亲的小辈亲戚，以口述形式让其强记信件内容，抵达香港后还原成文字，分别寄往《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驻港办事处。不久，那个亲戚来信，用约定的暗语告诉冯恭宝：事已办妥，对方已派员当面与其谈话，不久将前往内地面洽。
但是，另一步走起来却颇有些犯难。因为这不是解放前，什么都缺，独独不缺魑魅魍魉，几天里就可招收上百甚至更多的徒众。保福祥就想到了任白土，这个任师爷系土生土长南京人，既然有加盟“长江兄弟”把脑袋拴在裤带上玩黑道的勇气，而且可以被匪伙封为师爷，那肯定有点儿道行，何不请他出山，料想可以招到一些弟兄。须知任白土在匪伙身兼三职，匪伙所有成员的底细包括每次作案按功论赏分得多少脏金，他都是清楚的。这就等同于他掌握了所有匪徒的罪行，抓住了这些人的把柄，随便拣出一两件，就够他们吃枪子的。只要任白土一招呼，那些人想必清楚一旦穿帮的后果，应该没有人打回票。
冯恭宝赞同保福祥的想法，但对解放后任白土是否还有那份胆量存疑，对保福祥是否联系得上此公，也觉得没有把握。保福祥对此倒是显得很有信心，说任师爷在解放后的处境跟你我一样，即使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家也不让。逃跑？只要看看我的出行代步工具，就知道不现实。再说，咱们南方人如果在内地逃亡，就只有去北方。北方解放得早，老百姓警惕性高，一听是南方口音就会产生怀疑——若非逃犯，哪有从富庶之地移居贫困省份的道理？还不是立马报官。因此，想逃跑，只有奔海外。这涉及护照、签证等出境手续了，根本没法儿办到。
还有一条道，就是偷渡。要么是请海边的朋友相助，联系一条出海打鱼的私船搭乘；要么是通过职业蛇头提供有偿服务。这两条道，无论哪一条，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在海边有可靠的朋友。而我和任师爷，都是在苏南的“江”和“湖”上讨生活的人，跟沿海朋友很少结交，即便有个别可靠朋友，解放后不是失踪失联，就是被共产党解决了，所以这两条道都没法儿走。那就只剩下躲在哪个角落里充任隐士听天由命，命不好的，一旦被公安发现，只能落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以，任师爷跟我一样，但凡有机会，他肯定愿意“上船”。至于如何联系到他，这个请阁下放心，我自有办法。
据保福祥被捕后招供，他这么说道并非忽悠对方。他手里有一个联络地址，是任白土的外甥晏祖北的。任白土的这个外甥是个聋哑人，但能通过笔谈与人沟通，替人家看相算命卜卦，在西华门一带小有名气。如果有事情找任白土，只要在手心写一个：任，然后结一个手印（道家的相术之一，经过修炼的术士把手指弯曲成某种常人难以做到的形状），他看后即会帮忙联系。也可以不直接见面，通过书信的方式联系——把所结手印式样在信封左下角依样画出轮廓，在邮票的四个边沿涂上胶水，覆盖在手印上，在落款名址下面画一条黑线，晏祖北收到后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了，揭开邮票，验看手印无误，该信函很快就送到任白土面前了。
保福祥就通过上述方式跟任白土联系，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先写了一封信试探。回信地址当然是假的，使用的是某公寓楼的地址。当时的公寓楼沿袭旧时做法，门卫室也是收发间，信函报纸由邮差送达后，都放在门厅里的信报架上，让住户自取。这种方式可靠便利，住在附近的四邻八舍在遇到家里无人接收信报时，也会写公寓的地址，待有空时去公寓取。保福祥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当然，取信的差使是让冯恭宝差手下伙计去干的。
三天后，保福祥就收到了邮戳显示为南京寄出的平信，信封信笺均系任师爷亲笔，自然也是暗语。保福祥依样再发一封信过去，说手头有一笔生意要做，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不日他会派信使前往联系，当面奉告。
那个信使，就是史阿根。保福祥的打算是，亲笔写一封密札，向任白土言明情况，邀请对方“共襄大业”。根据之前与冯恭宝的分析，任师爷不会也不敢推辞一只要他推辞，就会有一个举报电话打进南京市公安局，检举尚未落网的长江匪伙首领之一任白土藏匿的情况，相信不出三天，任白土就会被公安局铐走。新政权对于任师爷这样的匪首，绝无从宽的可能。这一点，任白土自己应该最清楚。
可惜，史阿根不是一个合适的信使，这个做小生意的浦东人既无胆量，亦无跑交通的那份机智。但是，保老大目前手下无人，只能本着“拉在篮里就是菜”的想法，把史阿根当正菜端出来。当然，保福祥虑事精细，考虑到史阿根有出事的可能，打算把密信内容写在一方白绸上，缝在一件符合史阿根身材的七八成新的棉马甲的贴边夹缝里，届时让他穿上，却不告诉他内情。
如果一切顺利，这家伙平安抵达南京西华门（今西安门）晏祖北的命馆，该怎么把信交给人家呢？这时候，就需要曾涉川出场了。保福祥知道命馆对面有一家二层楼的“迎客旅馆”，临街有五个房间，可让曾涉川在史阿根不知情的情况下亦赴南京，入住“迎客旅馆”临街房间，居高临下进行监视。待史阿根抵达后，他也下楼前往命馆。这时候史阿根应该已经跟晏祖北接上头了，曾涉川正好入内，让史脱下身上的棉马甲，曾涉川拿着面见任师爷，就万事大吉了。
十、惊弓之鸟
这次，保福祥把曾涉川、史阿根两个从上海唤到杭州，就是为做这件事。不曾想，途中曾涉川行事不慎，竟然折进局子，接着就发生了袭警杀人脱逃的大案。保福祥闻知此事，自责虑事不周，行事过急，把让史阿根赴南京出差之事提前跟曾涉川透露了，又没叮嘱曾暂不向史阿根说起。现在，不知史阿根是否已经招供。所以，曾涉川一逃到杭州，由冯恭宝手下的弟兄带到他的下榻处后，他问明情况，即让曾涉川重返松江，弄清楚史阿根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没死，那就赶紧补枪。
于是，就有了松江军分区医院的那场枪战。曾涉川没能完成任务，自己反而负了伤。
曾涉川逃回杭州后，保福祥跟冯恭宝又进行了一番密议，作出决定：一是保福祥立刻离开目前下榻的临时居所，迁往冯恭宝以前在杭州古新河畔昭庆寺里街以化名购置的另一处寓所；二是南京的事情不能再等，立刻委派曾涉川以“品字三方会”的名义，前往西华门跟晏祖北接头。为防止心机甚深的任师爷生疑，可以先把绸布密扎交由晏祖北转交其舅，然后约好时间听取回音。
12月3日傍晚，保福祥在晚餐饭桌上问及曾涉川身上的枪伤如何。曾涉川说：“谢大哥关心，这伤本来就不重，只是让子弹蹭掉了一点儿皮肉，咱们太湖‘品字堂’的金创药又好，根本不碍事，早晨我换药时，发现都已经快收口了。”
“如此甚好，那明天你就上路吧。”保福祥叮嘱，“为防止史阿根招供，从而引起共产党公安对‘品字三方会’的高度关注，你这次出差南京，务必加倍小心。我让王嫂与你同行，你们两个以夫妻名义一起前往南京，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公安方面对你的留意。史阿根以前没见过王嫂，他也不可能知道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女佣人。即使他招供，公安也不可能往这方面去考虑。当然，还要化装。王嫂的丈夫是扬州人，她这次原是准备从杭州前往扬州，叫上她丈夫去上海给我当包车车夫的，离开上海时已经去派出所开了证明。你们两个到南京后，可以用她的证明找家旅馆堂而皇之人住。
在南京办完事儿，你带着王嫂直接回上海。董家渡你那木器店自然已经废了，不仅那里不能回，连周边都不能露面。你到了上海新的下榻处后，就待在屋里不要露面，乖乖地养性子，你那火暴脾气成不了大事，必须来一个脱胎换骨！听明白了？”
曾涉川点头如鸡啄米，诺诺连声。
关于新的下榻处，保老大说：“就是我原先住的地方。我在那里有户口，有合法身份，街坊邻居也好，居委会也好，派出所也好，都认为我确实是户口本上的那个海外归侨，再者我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废老人，没有人对我产生怀疑。这次我出门旅行，也有说法，是去北方跟多年没见面的兄弟见面，在派出所备过案，民警还在户口本上签了字盖了章。你去住下后，不会有麻烦。
你的身份我早有安排，是王嫂的丈夫，名叫陆学贤，籍贯江苏昆山，后来去了扬州，跟王嫂结婚。现在，我准备买一辆三轮车代步，需要雇一个车夫，就是王嫂的男人陆学贤。从现在起，你就是那个陆学贤，王嫂已经通过她在的亲戚疏通当地派出所开出了证明，回头到了上海，你可以去管段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至于王嫂真正的丈夫陆学贤，我已让冯老板给他在杭州这边介绍了一份水上运输的工作，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漂泊。这个工作收入高，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满意，王嫂甚至要给我磕头呐。因此你可以放心，你冒充他的身份，不可能有什么隐患。”
就这样，次日大清早，曾涉川和王秀丫（王嫂）离开杭州，搭乘长途汽车前往南京。
下午四点多抵达南京后，王秀丫问假丈夫去哪家旅馆。曾涉川对南京很熟悉，想了想，说去建康路吧，那里旅馆比较多，我们入住其中一家，不容易惹人注意。然后，他就不开口了——事先两人说好，鉴于口音问题，对外打交道概由王秀丫出面，她那口正宗的扬州话，还有那副模样，一看便知是扬州过来的。
保老大之所以这样谨慎，是考虑到曾涉川在松江制造的袭警杀人脱逃大案必定会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公安机关肯定会进行布控查缉，远地方不说，长三角地区以及苏北行署、皖北行署、山东省、福建省肯定是在查控范围内的。所以，不但让曾涉川搞了化装，而且弄了个王秀丫给他假扮夫妻。
曾涉川在王秀丫的掩护下，在南京建康路“迎客旅馆”住下后，没碰上警方的盘查。不过，曾涉川跟任白土的接头却没有完成。
他和王秀丫入住“迎客旅馆”后，“两口子”随即去西华门一带溜达了一圈，其目的是观察晏祖北的那家命馆是否安全。这个安排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当然王秀丫并不知晓，保福祥对曾涉川有特别关照：王秀丫就是我用高于寻常价雇佣的一个佣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秘密，你行事必须避开她的视线！
曾涉川转悠了一圈，发现那家算命馆一切正常，便带着王秀丫前往鼓楼附近的一家小饭用了晚餐。然后回到下榻的“迎客旅馆”过夜。次日上午，曾涉川对王秀丫说要去外面会个朋友友，让王秀丫待在旅馆不要出去，他自己则去了西华门的中山东路。
任师爷的外甥晏祖北的那家小小命馆刚开门，那聋哑小子才沏了杯茶坐下，见曾涉川入内，以为主顾光临，起身相迎。见曾涉川结出约定的手印，不由暗吃一惊，随即恢复平常神情，摊开纸笔，示意笔谈。两三句“交谈”下来，曾涉川知道其舅任师爷一切安好，遂从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旅行包里取出一件丝棉马甲放在桌上。晏祖北会意，马上脱下自己身上那件松松垮垮的棉袍，穿上马甲，又把棉袍穿好。然后，他拿笔在手，在纸上写下“明此时”三字。
曾涉川眼光一扫，起身把一张一万元钞票放在桌上，随手把那张记录着双方交谈内容的纸拿起来揉作一团，扯过桌子那一端的烟灰缸，掏烟自己叼了一支，给晏祖北递了一支，划燃火柴，先点燃了那纸团，然后再点烟。随后抱拳作揖，告辞而去。
返回旅馆后，曾涉川带着假老婆去水西门转了转，在外面吃过午饭后回旅馆休息。午睡起来，王秀丫提出想去夫子庙看看，曾涉川其实并不想出门，但既然扮作一对夫妻来南京，要么走亲戚，要么旅游，再不就是办其他什么事儿，不可能整天窝在旅馆不出去，这样反而容易引起旁人怀疑，也就同意了。没想到，“两口子”出去时，正好被正在旅馆斜对面饭店二楼喝酒的小秦瞟个正着。
王秀丫牢记着“顾先生”（保福祥在上海的假身份）的指令，把假妻子扮得很像，甚至提出是否在南京多待两天再返沪。曾涉川也有那种“闲着也是闲着”、“老大给的出差费不用白不用”的念头，于是欣然答应，说明天上午他先出去一趟，会过朋友后再回旅馆接她去游览玄武湖。不过，王秀丫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次日情况发生了变化。
12月6日上午，曾涉川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西华门。出于谨慎，没让车夫在命馆门前停车，而是命其径直往前。经过命馆时，不由得暗吃一惊：命馆大门紧闭，竟然没有营业！
曾涉川估计命馆出事了，心里一个激灵之后，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他向车夫报的是到西华门下车，这时，车夫指着前面的城楼，说先生这里就是西华门。他下车付了车资，四下里看了看，又继续往前慢慢溜达。
片刻，曾涉川上了另一辆停在那里候客的营运马车，速返建康路“迎客旅馆”，吩咐王秀丫去前台结账。王秀丫的旅游梦变成了肥皂泡，但她跟保老大有些年头儿了，知道不可违抗东家，自然也不敢跟曾涉川道半个不字，应声照办，赶紧收拾东西去前台结账。
两人匆匆前往中央门火车站，上了一辆途经南京的列车返沪。
抵达上海北站后，趁王秀丫去上厕所的空当儿，曾涉川去车站对面的邮局向杭州发了一份暗语电报，告知命馆疑似出事，跟任师爷接头失利的消息（该情节王秀丫并不知晓，被捕后未供述这个内容）。接着，他与王秀丫前往南苏州路，以王秀丫的丈夫陆学贤的名义在保福祥已经租居数年的那套房子里住了下来。
出于谨慎，曾涉川仔细回忆自己在南京这三天的言行，认为并无不妥之处，遂长吁了一口气，暗忖即使任师爷果真出了事，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往下一段时间他得更加谨慎，因为现在他的身份是保老大的私家三轮车夫，得在外面抛头露面，得提防遇到以前的熟人邻里。曾涉川打算给自己来一个改头换面，这个，估计光靠化装是过不了关的，还得易容，再问问保老大是否有吃了可以改变嗓音的秘方，开几帖中药让他吃吃。易容的秘方他倒是有，以前也曾指导别人操作过，技术上应该没问题，只是要吃些苦头，还得减少饮食摄入量。曾涉川是贪吃星，这一关过起来估计颇有些难度。但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再难也得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曾涉川如此这般反复盘算，自以为样样都盘算到了，却不曾想到，危险已经悄然向他袭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