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铁娘子队和改革后铁链女
江苏徐州丰县农村一名女子被铁链锁在无门棚屋中的短视频曝光。她被虐待，被多次拐卖，患有精神疾病却有八个孩子的非人遭遇引起全网震惊。简称《铁链女》。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里，拐卖妇女儿童，形成利益链条黑幕。徐州农村《铁链女》案件反映了拐卖人口，这个旧中国和改革开放特色社会的毒瘤是多么根深蒂固、贻害无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拐卖如此猖獗？特色政府走资派们有没责任？要不要有各级官员担责？拐卖的卖买各家该当何罪？为何没有对买家卖家实施重刑严惩？中国农村的妇女权益何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宗亲邦会和黑社会的复辟谁在纵容？
在旧中国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村地区，父权制思想和习俗的影响力远强于城市。这部分是由于以男性为首的传统大家庭的普遍存在。虽然许多城市已婚夫妇能够建立新的家庭，但当年轻的农村妇女结婚时，她们通常会离开自己的村庄并加入丈夫的家庭。家庭仍然重视儿子，因为他们会留下来并为家庭提供服务。农村男性强烈抵抗男女平等，在家庭中形成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破坏了女性的自信心和领导能力。再加上贫穷落后男女比例失调农村女孩进城了。
此外，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阻碍了农村妇女的进步。托儿服务很少，许多孩子都由他们的祖母照顾。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民的退休金更少，对年老时能够照顾他们的儿子更加偏爱。此外，家务劳动比城市更繁重。
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人民公社里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解决了这种情况。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许多集体化的社办工厂，集体举办的托儿所学校，还有新的拖拉机、化肥和食品加工厂为农业提供服务，并为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服务提供更多收入。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消除了一些让男性能获得更多工分的繁重劳动。人民公社里的“赤脚医生”为妇女、老人和儿童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得到了显着改善。可根据要求提供堕胎，这在孩子数量已经达到父母期望的家庭中最常见。使用新购买缝纫机的集体缝纫队和磨粒机械化减少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
在许多人民公社，如女性的“铁娘子队”被组织起来，女工在要求与男子同工同酬时变得更加自信。农村全女性各种学习小组和领导培养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在一些农村县，拥有领导职位的女性人数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倍。
传统观念中的妇女地位受到超过八百万受过教育的上山下乡的年轻女性的挑战，她们被送到农村，与农民一同劳动，并向农民学习，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部分。在没有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她们能够担任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并在其生产和村庄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也是她们村里姐妹的榜样。在1969年访问刘岭（音）村时，两名瑞典记者写了一篇关于一位39岁女性因文化大革命而经历的转变。
她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她解释了为什么她以前没有活跃在她所属的生产队管理委员会中：
“过去我很自私。我有我的家庭和孩子要照顾。我想到了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我并不是委员会的积极成员……但是通过学习毛主席，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在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上默默地坐着，想着我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国家的事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女性过于依赖自己的家庭。现在我们阅读报纸并讨论大事。以前只有男人在田间休息时才会讨论……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上过学的老人来说，这件事很难。然而，年轻女性与我们一起学习，并用毛泽东主席的语录教导我们。年轻女性说，妇女必须能够下定决心并做出决定。”
随着妇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政治活动家，更多妇女加入共产党和革命委员会，或进入更高级别的领导职位。在1972年到1973年初，省级妇女联合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重建。这有助于为进一步转变创造政治基础。
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对妇女所受父权制压迫的更多正面攻击。国家媒体强调了儒家男性至上的思想与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父权思想、习俗之间的联系。这项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发生在地方一级的妇女协会，在那里妇女能够更自由地谈论她们所面临的歧视和额外负担。许多县级党委设立了“妇女工作办公室”，其任务重点是为妇女举办政治学习班。据报道，在北京的一个街区，有超过6万名妇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妇女通过学习儒学获得的认识，攻击公共和家庭生活中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妇女的家庭角色受到质疑，男人照顾子女并在妻子学习或参加政治会议时做家务的榜样得到广泛宣传。
婚姻制度和同工同酬的概念受到了重新审视。在河北，妇女联合会发起了一项全省范围的运动，以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
（1）促进自由婚姻、晚婚，取消彩礼和象征妇女“传统”的传统婚姻仪式;
（2）促进男女同工同酬，包括重新定义“平等工作”为“同等价值的工作”而非“同工”，因为中国农村的大量工作是性别型的;
（3）全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建立，以及对男性应分担家务在思想上的鼓励。
在批孔运动期间提出的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促进村内婚姻，这挑战了女性必须远嫁到另一个村庄的封建传统。这使年轻妇女能够从村里的学校、工作、民兵和青年团体中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它还使她们能够留在原住民村庄，成为领导者。
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一，这些企图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根除传统的男性沙文主义态度和做法，在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据一位在城市地区的儿童保育中心和工厂与妇女交谈的美国社会工作者说，离婚是自由可行的。另一方面，一位在农村实地工作的美国学者报告说，通常由妇女发起的有争议的离婚只是在经过长期的旨在调和各方的非正式和正式调解之后才得到批准。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中国女性和性行为问题经常出现。一方面，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商品化。
没有妇女出现在广告牌上或在街头卖淫。
女式服装很实用，不是为了区分或吸引人而设计的。
1971年，一位美国游客遇见的都市女性穿着深色裤子，一件白色衬衫和一件简单的纽扣式夹克——都是宽松的衣服。一位1972年访问中国的美国报纸编辑发表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评论：在中国的二十三天，我没有看到一个成年女性穿裙子。而且几乎很难看到坦胸。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来说，自由被认为是指在家庭以外工作的自由，参与政治生活和斗争的自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以及不被视为性对象的自由，而不是性自由。
除了在节育运动过程中，几乎没有公开讨论性问题。婚前性行为受限制；违反贞洁要求的年轻女性受到严重排斥。关于“合理行为”的传统观念倾向于限制青年之间的社会互动，包括公开表达情感。然而，这些限制在城市地区可能更为明显。根据高默波的说法：
“确实，即使是在传统的中国，中国农村的穷人们在两性关系上也不像知识精英那样约束自己。但是，但妇女参加公共活动，在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方面获得解放，其表现得明显和深入的程度，在青林地区，文革期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例如，通过当地的民兵军事训练活动，高朝信和江同俄才互相爱慕，并结婚组成家庭。”
对青年人的严格社会限制仍然存在，以致于它们破坏自由选择婚姻伴侣的想法，并剥夺年轻女性和男性控制自己性行为的权力。这种狭隘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同性恋，甚至是中国社会中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存在的公开讨论，都从未有所耳闻。
总而言之，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女性生活的物质条件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认为这是男女的汗水和斗争的结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只有通过发展集体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
与此同时，人们低估了通过广泛、持续的政治动员和运动以根除男性至上主义思想，克服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培养强大的妇女领导的必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理解将妇女组织置于革命运动核心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们进行这些批判性考察时，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革命妇女正试图在刚刚摆脱了封建主义的、仍充斥着数千年来以各种方式压迫妇女的旧思想和习俗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妇女充分解放找到前进的道路。
在同样的岁月里，美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妇女正在这个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让妇女永远无法得到平等的机制的帝国主义社会中，争夺解放的道路和性质。
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妇女的斗争不能通过美国或欧洲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妇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巨大进步和她们进展缓慢的领域必须根据她们当时面临的实际挑战进行评估。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对父权制的运行有了新的认识。在动员妇女反对她们所面临的所有形式的压迫，以及担任主要政治活动家和革命组织领导人的职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理论和实践的这些进步将有助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指明前进道路，打破压迫妇女的一切锁链。
文革中农村人民公社里组织起来的《铁娘子队》和男人你同工同酬谁敢欺负女性。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时代妇女儿童被拐买卖农村私有化后成了个体户宗恢复黑社会重现农村妇女成了《铁链女》，工人下岗一部分为养家糊口去卖身当妓女。文革中的《铁娘子队》和改革后《铁链女》的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证实了文革是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