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文艺是为歌颂工农兵的
用走资派邓小平们的话语说《十年文革》，文革中的《斗、批、改》是主要任务，具本地是三年左右的《斗》，三年左右的《批》，四年左右的《改》。因毛泽东的逝世文革被静止在这《十年文革》内了。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短暂的，然而就在这《十年文革》内的四年左右的《改》的短时间内，单单就从《文艺》战线上来讲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的旧中国社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歌颂对象。《文艺》历来是为歌颂帝皇将相才子佳人达官贵人的。然而文革中的《文艺》是为歌颂工农兵的。文革中艺术家们开发了《八个样板戏》，有人抹黑说，太少了？请挣开眼看清楚：在这《十年文革》内的四年左右的《改》的短时间内，就有了流传至今及将来的《八个样板戏》。不说走资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在《文艺》留下什么佳作，就说几千年旧中国社会也只留下了四大部佳作：《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
《水浒》集中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最后失败的全过程；揭示出社会黑暗、腐败，残酷压迫、官逼民反是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逼上梁山是农民起义的重要特征及必然结果。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歌颂对象。而《水浒》却是一反常规，把“造反的强盗”当做作品中的主人公来描写，当做英雄来歌颂，而把统治者、达官贵人、才子佳人作为配角来揭露、鞭挞。这种歌颂农民起义、赞美造反英雄的做法在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属于首创。
《三国演义》发生在东汉末年，皇帝昏聩，宦官专权，民不聊生。爆发了大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乱世之中，一代英雄人物竞相涌现。
《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造反有理。《红楼梦》封建社会的丑陋。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文艺是对旧文艺的反抗和创新，让历来被资产阶级统治的《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创造和歌颂劳动人民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是工农兵自己看得懂摸得着的自己的普通人物。
由于文艺源于人们的心灵、思想和想象力，并以与政治不同的方式传达给人们，它是维持现状或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因此，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儒家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的号召，为新音乐、新戏剧、新芭蕾舞、新绘画、新短篇小说和新诗歌的爆发扫清了道路。这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文艺作品是建立在中国工人、农民（“老百姓”）丰富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创作。
为了吸引数亿半文盲的工人和农民，文艺的重点是视觉艺术，特别是新电影和新戏剧作品。此外，新的对非文学文艺的鼓励导致了民间艺术的复兴，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艺状况，特别是基于宫廷戏剧、赞扬权贵的京剧时，毛泽东发表评论说：文化部……要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为了创作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新戏剧，以江青为领导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开发了“八个样板戏”，他们是高质量的新歌剧和新芭蕾舞剧，在许多情况下使用西方管弦乐器。这些音乐作品描绘了中国革命时期的场景，其特点是英雄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彻底打破了他们的锁链。其中一个“样板戏”是非常受欢迎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一名奴隶女孩跑去加入新组织的红军女子支队。许多这些革命性的歌剧和芭蕾舞剧中都有强大的、独立的女性角色，她们挑战性别歧视对她们能够取得的成就的刻板印象。
表演艺术中这些“样板”通过艺术家们的阶级立场——工人和农民在中心舞台上——为表演艺术设定了新的方向。文革期间住在江西省高家村的一位中国艺术家写道：“农村村民首次组织戏剧团，并在表演时将“八个样板戏”京剧的内容和结构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结合起来。村民不仅自己娱乐，还通过阅读文本和戏剧来学会了阅读和写作。他们组织了运动会，并与其他村庄举行了比赛。所有这些活动都让村民有机会见面、交流、坠入爱河。这些活动给了他们一种纪律和组织感，并创造了一个公共领域，会议和交流超越了传统的家庭和村庄部落。这在过去从未发生过，在以后也从未发生。”
来自城市的专业表演者也组成了到处下工厂下矿山下农村下山沟下军队的表演演出剧团，比他们过去生活中任何其他时间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劳动人民。一位女士描述了她的父母——来自一个著名的国家剧院——到工厂、矿山和偏远村庄的演出：“我父母对普通人的热情，以及他们真诚的将自己改造成值得工人阶级信任的革命艺术家的努力，仍然是我对餐桌上的时间中最珍贵的印象。社会主义艺术家的责任是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因为只有这种批准才能使他们有资格描绘后者在舞台上的革命行为。”
在美术领域，中国在1972年至1975年期间举办了四次全国性展览。在北京，他们吸引了780万观众，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未曾达到的规模。展出作品的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业余爱好者创造的。它们包括油画、水彩画、雕塑、图画书、木炭画和剪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的官方和非官方新闻形式都在发芽。全国共542种官方杂志、期刊和182种报纸在发行。“老百姓”发表了超过10000份非官方报纸和小册子，仅在北京就有900种出版物。街道、工厂和学校墙壁上贴满的大字报是国家紧密控制的媒体的对立面。它们允许数百万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辩论和表达自己。
西方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特征的描述依赖于红卫兵烧毁旧书和摧毁宗教寺庙、历史遗迹的照片。虽然这些事件确实发生在一些城市，但是政府介入并试图保护文物免遭破坏。据文化大革命期间住在上海的一位女性说，她邻里的图书馆有各种西方文学作品。最新版本的书籍上有该书政治背景的简介和对作者观点的讨论。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旧社会，封建文学也出现于书架上。
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寺院被毁存在普遍的误解。这些修道院由喇嘛管理，他们与封建地主一起剥削数百万被拴在土地上的农奴。正是前农奴自己摧毁了寺院中的偶像、祈祷轮、人皮制成的鼓和其他压迫的象征。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些寺院得以修复，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宗教圣地和展览过去苦难遗迹的博物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发掘出了新发现的蓝田人和北京人（约600000-400000年前）以及古代朝代的青铜器、陶器和其他文物。当外国游客看到这样的考古发现和北京城外的明十三陵时，他们被告知这些伟大的艺术成就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汗水之上的，现在老百姓终于有了享受它们的权利。
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脱离了人民群众，文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革中的新文艺不是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唱赞歌，而是歌颂普通人的高贵品质，它起到淳化社会道德风气的效果。文艺创作要植根于人民之中，就应该塑造那些保家卫国，不畏强敌的英雄，表现这个国家的农民和工人，表现下层那些克己奉公、人品高尚的普通人。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会淳化，人的素质才能提高。
文革中的新文艺所刻画的人物无一是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都是极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工人、农民、妇女、人民解放军士兵等。毛泽东在1943年，中央党校业余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看后，在给集体编剧的执笔人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声明，文艺作品要反映“劳动人民”，毛泽东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一直到1963年，毛泽东还说文化部，“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
但是走资资派邓小平改开几十年来，一些艺术家口中喊着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品中，舞台上（包括美术、影视、文学等）却多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古代的帝王将相，更是近现代的相当于帝王将相式样的形象。古代的帝王将相，刘邦像、曹操像，甚至像吕布这种人品有争议的人，也被塑成巨大的铜像树立在其原籍地。至于现代的将相、名人者流的雕塑就多了，影视也如此，唯独表现工农兵的塑像和影视不多。
文革中的文艺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才子佳人，有的是普通人的形象。而走资派特色时一些艺术家为了自身利益给权势人物、达官显贵歌颂，至少一部分有媚上、媚钱的原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提倡，当代中国人致富、出人头地的欲望仍然很强烈，用不着再鼓励。
文革中的艺术是高尚的、纯洁的，不应该在帝王将相、达官显贵面前献媚取宠，不应该以之邀功或为达到个人私欲而“创作”；艺术应该塑造那些保家卫国，不畏强敌的英雄，表现这个国家的支撑者农民和工人，表现下层那些克己奉公、人品高尚的普通人。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会淳化，人的素质才能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