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兄弟二人的故事，哥哥朱启贤，1911年出生，弟弟朱启秀1915年出生。兄弟二人亲如手足，哥哥朱启贤1936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弟弟朱启秀正好高中毕业，来北京找哥哥，帮助他准备考大学，最后考入辅仁大学数理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启贤流亡到了武汉，创建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朱启秀跟随同学流亡到了西安，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来到了延安。到了延安后，朱启秀给哥哥写信，邀请哥哥来参加在延安举办的全国战时教育座谈会。自从流亡，兄弟二人互相牵挂，不知对方生死。朱启贤收到弟弟的信，喜出望外，奔赴延安。兄弟二人见面，紧紧拥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从此以后，兄弟二人分道扬镳。哥哥朱启贤离开延安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美期间，朱启贤组织进步团体“美国民盟支部”，进行反蒋活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启贤在美国组织庆祝会，公开拥护共产党。他的行动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并处以罚金，1950年被驱逐出境。
弟弟朱启秀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并加入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在内蒙古大青山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朱启秀历任独一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独一旅教导大队副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一军补训大队政委、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教导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党委书记。
1950年《人民日报》报道了朱启贤博士胜利返回祖国的消息。回国后，朱启贤被分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同一年在师大举办新民主主义讲座，讲授“美国如何发动战争”，以后定为三级教授。
弟弟朱启秀1952年入朝参战，1953年回国参加志愿军炮兵第一届功臣代表大会。会后赶去北师大，见到了相别十多年的哥哥。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兄弟二人的这次重逢，竟然也是诀别。1957年，朱启贤在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觉悟起来了，他们的眼睛亮了，特别是同学们，不再为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了。他们对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纷纷进行揭发批驳。”
为了保护家人，朱启贤断绝了和弟弟的来往；弟弟也因为军官的身份，被要求与哥哥划清界限。
朱启贤的右派帽子始终没能摘掉，到了文革，他是罪上加罪，又是右派，又是美国特务。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被造反派拖到后台打得遍体鳞伤。他不堪羞辱，第二天撒手人寰，十年后恢复名誉。
朱启秀以后晋升为大校，文革期间受到哥哥的牵连，竟然也遭到造反派的批斗，腿部被踢伤，落下残疾，以后走路很困难（文革开始不久，社会上出现了“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虽然很快就被制止，但朱启秀显然成了受害者。）朱启秀30多年后去世，被誉为永垂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
兄弟二人，一个三级教授，一个三级解放勋章，虽然人生选择迥然不同，但都遭到了批斗。在共和国的康庄大道上，一个恢复名誉，一个永垂不朽。哥哥朱启贤1968年去世时57岁；弟弟朱启秀2005年去世时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