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许多老海归的传记、回忆文章、纪实报道、内部材料，自己择取一些内容，收集撰写成短篇博文分享。有一天看到一篇怀念文章，写的太真切感人，入木三分，自己撰写后会黯然失色，所以全文转载如下，作者谭松：
获悉张学远教授去世的消息时，我远在外地，一算时间，追悼会都开过一周了，我顿时被巨大的悲哀所笼罩，立在窗前，久久一动不动。
在他众多的学生中，也许我是最渴望赶去最后见他一面，也是最渴望在他追悼会上为其亡灵说几句话的人。
我一生中，遇到和结识过不少教授、专家、学者、作家，然而，真正让我带着宗教般的崇敬，抬起眼虔诚凝视的，只有极少几位。张学远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19年前，我在达县师专英语系读书。一天，上课铃响后，一位年近60的“老农”走上讲台。他着一身大巴山农民走亲戚时穿的新蓝布衫，脚蹬一双农村妇女纳的土布鞋，握着教材的双手粗糙而苍老，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一眼望去，活脱脱一副大巴山老农进了城的形象。不过，细细打量，发现那老光眼镜后闪闪发亮的双眸，射出的绝对是睿智之光！你一旦与那双眼睛对视，便会感到，此翁绝非大巴山里寻常老农。
他略显局促地给我们上了课，然后默然退出了教室。随后，有关领导给我们打招呼：因为英语教师奇缺，临时找这位还戴着“右派”与“特嫌”帽子的人来代课，大家不要同他谈英语学习之外的问题。
我很快了解了他的身世。张教授解放前留学美国，曾获经济学硕士和新闻学硕士。“新中国”成立时他不顾一切地返回祖国，先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后任辽宁省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兼“特嫌”(因为从“美帝国主义”那儿回来)，全家因此被下放到大巴山农村劳动改造。张教授从事养猪和务农整整二十年。他的妻子——一位大学研究生，因此精神失常，他的女儿，从此被剥夺了上初中的权利……
我被一种激情所推动，不顾一切地去找他。
他栖身在一间土平房里，全部行李是放在一个土布袋里的一副碗筷和几件衣服。当他掏出碗筷去打饭时，我依稀联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我向他表示我的关心和问候，他默不做声地看着我，眼含戒备。我径自滔滔不绝地大谈“英语学习之外”的东西，从我的家世谈到他的不幸。也许是我年青真挚的面孔里毫无“阶级斗争”的阴险，也许是我“右派”父亲与他同属“一个战壕的战友”，谈到深处，情至心底，我突然看见那镜片后有泪光晶晶闪烁，接着，一串泪水夺眶而出。
那一瞬间，两颗心碰撞在一起，从此我与张教授的情感超越了师生，也跨越了年龄的差异。
随着交往的增多和交谈的深入，我惊叹地发现，那皱纹密布的额头后面，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藏，政治、经济、文学、历史、英文，层层叠叠蕴含无穷！我常常一边痴痴地倾听那闪耀着智慧和思想之光的声音，一边扼腕长叹——在大巴山贫瘠的黄土之中，竟埋藏着如此光彩夺目的明珠!
当然，这只是我“自作多情”的认为。当时，在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昏昏庸庸的众生眼中，张学远教授远不如一个巴山老农。因为他是一个“右派”、一个“坏人”、一个“阶级异己份子。”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农村几十年的遭遇，远比一个文盲、半文盲的贫穷山民更为凄苦。
我不想赘述那太多的真实而惨烈的故事，因为这类故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得太多。我赞叹的是张学远教授居然支撑过来了。那被工作队一恶棍打得头昏了半年的大脑也还没有报废，使其能在英语教师奇缺时给国家作点贡献。
然而，那充盈着智慧之光的双眸总使我痛苦不堪!
是我们共和国太缺乏喂猪的农民了，以至要将一位经济学专家送去喂二十年猪，还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权贵(哦，不，应当叫“公仆”)太容不得“主人”具有一点主人的意识与思想，非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当时，达县地区拥有十余个县，数百万民众，大大小小的书记、局长、处长、主任等不计其数，但该地区却只有一个教授，一个获有两个硕士学位，在经济上颇有研究和造诣的专家学者。
我常想，中国为什么仍旧这样穷，仍旧这样落后，仍旧这样愚昧，其中究意是什么原因?
将一个才学超群的教授发配养猪二十年，是不是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原因?
1978年，我去四川外语学院读书，张教授送我去车站。刚下了雨，土路上泥泞不堪，张教授的土布鞋被泥水浸湿，一步步咯吱咯吱作响。他不时弯下身子，去提起被泥粘掉的布鞋。我蓦地觉得一阵心酸——一个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经济上贫困如此的学者，他还能保持多少人的尊严？当如张学远这样的知识分子被那愚昧而凶残的“专政者”一巴掌打在睑上，一闷棍敲在头上时，他受伤的岂只是肉体，流淌的岂只是鲜血?
老舍“自绝于人民”前，独自在太平湖边整整坐了一天。多年来，我一直想知道，那一天中他想了些什么?他若将他投湖前的思想和痛苦写下来，会不会让我们在读了屈原的《离骚》之后又读到一篇千古流传的文字?
到四川外语学院后的大半年里，那“咯吱咯吱”的声音一直在我耳际回响。但二十出头的我，无法去想透那造成“咯吱咯吱”的社会难题，我仅将自己的一点节余，给张教授买了一双解放牌胶鞋，并渴望他能早日获得“解放”。
从川外毕业回到达师专时，张教授的“右派”冤案终于平反，“特嫌”问题虽然又拖一年，但终于证明是子虚乌有。学校也正式将他从农村调入了外语系。
花甲之年的张教授青春焕发，每天挑灯伏案，教书、写作、翻译，急不可待地想将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也热切地渴望将多年所学奉献于世。不久，一部几十万字的经济管理理论著作被他翻译出来，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他又译了好几部著作并撰写了大量论文和文章。不过，此时我感受最深的，还不是他渊博的学识，而是他伟岸的人品和崇高的人格。
我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不知悼词上如何致词。如果未有“正直”、“无私”、“高尚”的赞颂，那定是不公；若有，则我坚信那绝非一般悼词中的溢美之词。
我在高校里呆了十几年，同无数知识分子打过交道，发现眼下能在学品与人品上两全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而张教授，则是让我“带着宗教般的崇敬，抬眼虔诚凝视”的学者。相处多年，我从未见他在权势面前违心地奉迎，更没有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上下奔走。他本是学经济的，但他似乎并不懂得“互惠互利”的功利原则。在他剩下不多的有效工作时间里，他不求回报地为别人作了多少“嫁衣裳”。譬如，为了扶持新人，培养新秀，他可以将自己辛苦积累的资料、多年的学习笔记、甚至研究成果奉献出来，任他人去撰写发表。在知识分子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恕我孤陋寡闻，我仅见张教授一人。
在张教授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下，达县师专出现了全川最年青的英语副教授，涌出了一大批考上不同重点院校的研究生。
晚年的张教授还渴望再出几部著作，多培养一些人，可惜，他的健康状况屡屡将他击倒在病榻。张教授最美好的年华，最健壮的身体，已在大巴山的养猪业中耗磨尽了。此刻，纵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只能长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我调离达师专时去向他告辞，他送我到门外，晶亮的镜片后面，倏地又见泪光闪烁！那一刻，我体验到一种浸透心灵的情感——仿佛大巴山中苍老慈父，在秋风中黯然挥手，不舍他的儿子负囊远行。
最后一次见面是1995年9月在重庆大学文军教授处(文军也是张教授在达师专的学生，现任北京航空大学英语系主任)。张教授正要乘车回达县，我和夫人赶去匆匆见了一面。我因来不及给他买东西，便在车启动握手道别时，塞给他一些钱。他十分不安地望了我一眼，车便开了。
没料到那一次握别竟成了永诀，那不安的一眼成了最后的凝望。
我为未能在他临终前见他一面而感伤万分；为未能在他那饱受屈辱和刨伤的心脏停止跳动前给予一点真情的抚慰而懊悔不已。我匆忙发去一封唁电，又寄上一点钱。后来，他大女儿来信说，这笔钱将用来为父亲修一个坟墓，墓址就在大巴山他喂了二十年猪的地方。
想到我终于为亡灵做了一点事，心里得到一点宽慰，但那“坟墓”一词转眼又将我拖入绝望的深渊。
张教授永远不会再目光烁烁地在我面前娓娓讲述了，悲凉的坟墓掩埋了一切!
虽然人一生下来，便要一步步走向坟墓，但为什么一个民族的精英走得这样屈辱，这样悲凉？！古往今来，有多少悲凉学人的坟墓，透射出历史和社会的悲凉？从嵇康到李贽，从关汉卿到老舍……
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有一篇描写一位留美教逻辑学的学者沦落乡间，被打成“右派”，最后凄凉而死的文字。临终前，教授口授碑文，其中有一句“愿中华如我遭遇者，仅我一人。”
“仅我一人”，毕竟是“一厢情愿”，历史的真实是“层出不穷”。 ’
在张教授去世后，每一个了解其身世的人都唏嘘他的不幸。唏嘘之后便是遗忘，该挣钱的继续拼命挣钱，追求功名官位的继续上下求索。干嘛要把悲哀沉甸甸地挂在心头，让活人受累?
然而，历史的悲剧如嗜血的猛兽蛰伏在各个角落，随时准备扑向善于遗忘的大众和酷爱“乐感文化”的民族。在张学远教授悲凉的坟墓之后，还会出现李学远、王学远、赵学远教授的悲凉。因为产生这种悲凉的土壤远未消除，现在它仍然被人牢牢地坚持着，不允触动。哪一天又一个“伟人”步入龙庭，一阵神圣的咒语，扇起歇斯底里的疯狂，千万个民族精英又变作“牛鬼蛇神”，被送入“猪场”、“牛棚”和屠场。
否则，为什么不允许建立“文革”博物馆、“反右”纪念堂？为什么新的一代对刚刚过去的一幕幕惨烈悲剧浑然不知？
面对那一座座悲凉的，还将继续叠垒的冤屈坟墓，我感到个体的无力和深深的绝望……
渺小如我，能做点什么呢？我知道我将远赴大巴山，伫立在张教授的墓前，默默捧一掬黄土，洒一杯老酒，沉寂中灵魂借呼啸的山风与我的师长对话……
香烟袅袅升起，经幡猎猎招魂，他那饱蕴着智慧的大脑已化作青烟升腾，不复存在；他伟岸的人格在天地间行走，与山川永存。
怀念您，张学远教授!
张学远，四川宣汉人，1945年考取公费留美，获密苏里和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和经济两个硕士（有说一个硕士一个学士），1950年回国。1997年去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