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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则视频新闻感觉特别难过，如果说这种事也能当得起正能量，简直太可怕了。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原委，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新闻报道称，湖北天门市警方打算对涉嫌电信诈骗犯罪的汪某实施抓捕，但是民警赶到汪某家的时候，屋里屋外搜了个遍，也没找到犯罪嫌疑人，家里只有一个年仅7岁的小男孩独自玩耍。看到有人找爸爸，小男孩告诉来人“我爸爸在后面的房子里”，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视频画面显示，来到爸爸待的地方，小孩说了一句：“爸，你朋友来找你”。
报道内容看似很短，其实信息量还是蛮大的。我们暂且不对事件本身做评价，先来看看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态度。
多家媒体在描述这些事的时候使用了一个词：自告奋勇。还有媒体在“自告奋勇”的基础上追加了另外一个词：大义灭亲。
我们不妨把“自告奋勇”和“大义灭亲”分开来解读一下。
自告奋勇（释义）：主动要求担任某项艰巨的任务。
对于找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民警来说，这项任务无疑是艰巨的。而对于小孩来说，因知晓爸爸待的地方，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自告奋勇”中囊括的“艰巨”之意，仅对民警存在。此外，自告奋勇接受某项任务，必须是在当事人知情的前提下完成的。可是通过视频对话我们发现，小男孩并不认识来人，更不知道来人找爸爸的目的。而小孩之所以将便衣民警当做爸爸的“朋友”，这个错误的信息显然是民警传递给小孩的。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民警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欺骗手段？
我们不妨将“带路”这件事的时间线拉长，再过几年，等孩子知道是自己出卖了爸爸，试想一下，他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会不会自责，会不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大义灭亲（释义）：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循私情，使其受到应得的惩罚。
“大义灭亲”出自左丘明所著的《左传·隐公四年》。春秋时期，卫庄公的儿子姬州吁弑兄篡位，其中，士大夫石碏的独生子石厚也参与其中。姬州吁继位后穷兵黩武，以致百姓怨声载道。在此情况下，卫国众臣联手陈国将姬州吁等人拘禁，后将姬州吁斩杀。州吁死后，参与弑君的石厚怎么办，却成了难题。要知道石碏就这么一个儿子，杀之心中不忍，不杀难平众怒，而且石碏是先帝的死党，深受先帝恩宠。经过长时间的利弊权衡，石碏忍痛派人将儿子石厚杀死于陈国。
从历史典故中我们得知，石碏“大义灭亲”并未完全为了正义，而是迫于形势，加之石厚有命案在身，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得以死抵命。由此可见，“石碏为了维护正义”而舍弃亲情，并不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命题。
此外，现代社会中，“正义”一词的词义更不是单纯基于道德层面的解释，而是在法治语境下完成的。也就是说，正义与否，是由法律决定的。而刚性的法律能不能与人性的温情统一起来，则不言而喻。
我不知道在其他地域的文化中，有没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和传承，但是我知道，经过“包拯大义灭亲斩侄子”的剧情不断熏染，一代代国人的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且全然不懂“正义”早已被赋予了不确定的政治属性，我认为这是十分可悲的。
伤天害理、作奸犯科的任何行为都应该被谴责、被制止、被惩罚，但是谁由来谴责、制止、惩罚这些行为，我以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现代文明，不仅需要法律来维护，更需要人性去呵护。如果现代文明依旧沿用封建时代的那套理论做判断标准，社会进步岂不变成一句鬼话？
当代历史上，因“大义灭亲”让人性灭失进而祸乱社会意识形态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张红兵律师回忆，文革时期因母亲说了“为刘少奇翻案”的话，当年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将母亲方忠谋举报，两个月后母亲被枪毙。多年以后，张红兵责骂自己“连畜生都不如”。
张红兵“大义灭亲”并非孤立，而是当时蔚然成风的国民意识形态的呈现。正是接受了这种唯x正确的教育观的一再熏染，才造就了几十年后人性自私和贪婪的延续。回到今天的话题中来，我们的媒体、执法单位居然能把“7岁男孩带路抓父亲”的举动视为“自告奋勇、大义灭亲”的典范大加渲染，试问居心何在？
社会是一个有机结合体，其中不止有法律，更有亲情温度、道德约束，以及不同维度的思考和感悟，缺失任何一项，这个社会都不能称之为完整。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人服务的。试想一个没有亲情凝结、没有人性温度的社会，怎么能让人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和生命的感动。当生命所需的这一切美好不复存在，社会本身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
“大义灭亲”被人耳熟能详，其实同样在封建社会，还有一个词叫“亲亲相隐”。“亲亲相隐”还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制度原则：即夫妻、父母、子女以及特定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不告发、不作证均不论罪。控告违背“亲亲相隐”原则，反而涉罪。
今天提及“亲亲相隐”原则，并非主张当今社会回归宗法伦理制度，而是我认为，不管什么意识形态的社会，都应该将美好的东西保留下来。亲情组合的家庭是社会组成最基本的单位，正如基石的存在，基石松动，万丈高楼纵是雄壮无比，又焉能逃脱坍塌的命运？
“大义灭亲”在中国历史上延续的时间相当久远，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时，依旧沿用了“大义灭亲”式的法治理念。刑诉法48条更是规定了公民有绝对作证的义务，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没有沉默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检举、揭发、作证亲人犯罪，那么自己也可能将身陷囹圄。好在这个违背人性的法治原则，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得到了纠正。此次会议在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时，增加了一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中央电视台在谈到“大义灭亲”时这样评论：大义灭亲生硬割裂了维系社会的血缘亲情，无视国民间基于人性而生的伦理关系，其恶果远甚于犯罪本身。倘若亲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赖和情感，而充满猜忌和提防，对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和睦，必将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须知，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因为犯罪而崩溃，但是道德沦丧的社会却可能走向终结。
不无遗憾的是，时间后延11年，媒体在报道民警利用孩童的无知抓其父亲的时候，竟然为“大义灭亲”鼓与呼，可见现实变得有多么可怕。（大漠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