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腐败》算不算是谋财害命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交易各方地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就是医疗服务。因为，求医问药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患者在医患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医疗行业虽然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其职业目标是治病救人，所以即使占据优势地位，也不会对患者趁火打劫。
1933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发布命令：干部贪污500元以上的处以死刑。毛主席：“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4月，原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原县委书记钟圣谅、原县委组织部长钟学湘伙同机关工作人员倒卖烟土案发，次年3月，钟铁青等4人被公审判处死刑。
1933年12月15日，毛主席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训令颁布当月，原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案发，并同时发现唐仁达侵吞公款、隐匿地主财物等罪行，涉案金额折合大洋2000多元，于是唐仁达立即被判处死刑。次年2月，又发生了“于都县贪腐窝案”，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伙同他人造假账，冒领动员费，私自分赃，贪污狼藉，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等人以权谋私，成为贪污犯的保护伞，同时自己也挪用公款做生意，致使全县风气大坏。
1934年3月这批贪污分子被公审，刘仕祥等4人被枪毙，刘洪清、熊仙璧等人都被判刑入狱。
苏维埃红色政权执法如山，充分显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如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所开发票披露！让后人们知道当时的人民干部是这样的。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陈永贵故居，窑洞的进门处，一些旧时的收据发票被镶入框子，与照片们一起挂在墙上。这些发黄的票据，多为陈永贵任副总理期间的开支。
其中除大寨接待站的伙食收据，晋中地区招待所餐费收据外，还有盖着中办警卫处办公室现金收讫章的餐费、烟费和茶费。这是一张1977年4月12日的收款收据，交款人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收款人是中办警卫处，收费金额为8元5角，用于招待用餐，烟和茶。
陈永贵原是大寨农民，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任职期间不拿国家工资，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盖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章的收款收据，显示收取“茶水费0.10元”。
诸多报道显示，在当年，因中央开会喝杯茶水都收费,同时担任副总一一理的吴桂贤只能喝白水。和陈永贵经历相似，吴桂贤来自基层工厂。这张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军区基地管理处”公章的收据显示，1974年5月24日收取“首长就餐伙食费”、“粮票”人民币各1.20元、3斤2两。(由单价和总价分析，就餐人数应为8人)
1979年9月13日，大寨接待站收取早餐3顿、午餐6顿、晚餐9顿餐费2.55元。(此时陈永贵仍然在担任副总理)培养出一批陈永贵这样的干部，是因为毛主席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这两张毛主席的发票，就是最大的证明!
1965年5月22日到29日在井冈山时期，由井冈山管理局外交处开出的两张发票：一张是00006482号发票，上面写着：首长膳食费，7天，天天2.5元，合计17.50元;一张是00006484号发票，上面写着：首长交粮票23斤。1965年5月22日，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井冈山人民格外高兴。考虑到主席翻山越岭的辛苦，为了表达井冈山人民的一片心意，这天晚餐桌上摆了茅台酒、卷烟、苹果以及丰富的菜肴。当汪东兴按毛主席要求查看膳食时，发现这么丰富，当即对招待的担任人说：“首长每餐四菜一汤，天天2.5元膳食费规范，一路上都没喝酒，你们快将烟、酒、生果都收进去吧!”
结果，想破例安排的晚餐，也只能按规范四菜一汤，小碟盛菜、小碗装汤，餐桌上只剩下四小碟菜，一瓷碗汤。
在离开井冈山宾馆前，毛主席让管理员吴连登去结账。当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找会计雷良钊结算膳食账时，雷良钊为难了，说：“38年前，毛主席在咱们这儿吃红米饭、南瓜汤，为贫民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咱们井冈山人的最大关心。咱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老人家，只是严厉依照你们的规则为他做点一般饭菜，也就十几块钱，叫咱们怎么狠心收下?”
吴连登理解井冈山人民对主席的感情，但他深知主席的规矩不能破，只得再三解说：“在咱们的约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则：‘但凡首长需求的全部东西。托当地人代理的，都有必要将货款交清，当地不收钱，东西也就不能拿。这是纪律，我有必要恪守……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这钱和粮票你们就收下，不然我回去是要挨批的。首长往常都请求咱们严厉依照中心的指示办。你说，我不按毛主席的请求交清钱、粮票，能离开井冈山吗?”
走资派邓小平改革开放了，公开地忽悠人人都可以争“先富“了，不管黑道白道争到钱就是好《猫》。因此好人难做了，如四川省绵阳人民医院原超声科主任兰越峰，因为不愿意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不愿意开大处方，被取消工作岗位，赶出办公室，此后成为一名“走廊医生”。后来，在全院投票中，以全票通过解聘，失去职业。
可以从她的经历中看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医疗乱象。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回扣、虚假宣传……这些都是困扰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医疗系统的顽疾，也是伤害着广大患者和医生的利益。这些问题背后，是一个扭曲的医疗制度，一个缺乏监督和透明度的医疗环境，一个失去信任和尊重的医患关系。当下进行的医疗行业反腐，会触及根本吗?
近斯中国医药领域反腐风暴越刮越猛，正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几家欢乐几家愁。每天都有医疗系统干部落马的消息。有新闻统计发现，截至8月12日今年全国至少已有176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据说还有400多名院长投案自首。此外，近期多名医保领域的领导干部陆续落马，全国医药领域反腐败正快速向多个细分领域推进，驶入深水区。随着医药领域反腐力度升级，现在坊间有很多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院长、科室主任级别的都给抓了，判了，到时候就没有专家给老百姓看病了。其实，这是一些坏人试图挟技术以自保，注定徒劳而无功。
此外还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这次说抓院长和科室主任，是因为三年疫情没钱了，所以举刀霍霍，短期有效，长期无效。这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等风头一过，换上去的新一代还会重蹈腐败分子的老路，成为新的腐败分子。
据说反腐一定程度上确实能降低大家的看病成本，比如珠三角一家镇级二级医院，院长被抓半年多，当地老百姓的看病成本平均下降了1400元。可不要小看这1400元，对很多低收入群体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月的全家生活费呢。昨天有个视频，说山东潍坊一女子丢了150元钱，就心疼得哭了，可见民生维艰，赚钱不易。
也有新闻说，医药反腐风暴以来，很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手术量大幅下降，可做可不作做手术大量取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以盈利为目标的指挥棒下，大量的检查，开药，甚至是手术，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只是加大了病患的经济负担，骗了国家医保资金，最终肥了少数黑心医护人员。
不过医药反腐风暴此举可以叫老百姓郁结多年的心病好一点，叫大家也开心一下。官员腐败要钱，可医疗腐败要命。先不说那些冤死在医院的病人，比如湘雅医院被举报的那位呼吸道科主任孟婕，安排没有手术资质的学生给病人检查，短短3个月就导致两名病人死亡，而此前该科室还从未出现这个现象。
这不是妥妥要人命吗?当然了，这要的自然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肯定不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的命。因为这些人无权无势，就算被没有手术资质的学生给治死了，那又算什么?反正看病这个东西，一般老百姓哪里懂?就算去告状，管这事的医疗部门，恰恰是医院亲爹，他能公平公正吗?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分赃不匀，那9名医生会举报?很多人说9名医生还有良知，对此，深表怀疑的。
除了直接给治死的，无钱看病而小病拖成大病的，耽误了治疗的黄金时期，说这些人是被腐败分子害死的也并不为过。网上很多人说，宁愿医疗系统崩盘，宁愿无人看病，也要严惩这些医疗系统腐败分子，可见大家对此是多么深恶痛绝!
《医药腐败》中竟然出现进口价是1500万元的直线加速器，却被医院以3520万元的价格采购，院长从中吃回扣多达1600余万元。《医生》本就是一个令人崇敬的职业，但在走资派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有很多医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白衣天使》也被人换成了《黑衣魔鬼》。这场持续了数月的医疗反腐运动，也彻底揭开了医疗圈这个打着人民的名义，披着“救死扶伤”圣衣掩盖下的臭盖子，让人们看清了这个臭盖子里面，上演的是蝇营狗苟，收割的是百姓的血肉。
以云南一个边疆落后县城为例，全县13个乡镇的医院院长全部沦陷，400多人退赃......。窥一斑而知全豹，其他省又能好到哪里去?
毛泽东时代医疗行业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尊敬的领域。要知道，人不可能不生病，生于天地之间，品的酸甜苦辣，吃的是五谷杂粮。说不定什么时候，人都有头痛脑热的时候。只要你的健康出现一点状况，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医生。
医疗行业有句话就是“医者父母心”。这可不是占患者便宜，而是强调医者对患者的牵挂。事实上，古之以来，每个时代在面临着各种疾病挑战时，都有医者奉献牺牲，引领民众度过疫情。从这一点来说，医者对于人类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交易各方地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就是医疗服务。因为，求医问药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患者在医患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医疗行业虽然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其职业目标是治病救人，所以即使占据优势地位，也不会对患者趁火打劫。
无论投入过多，医院自身营收多少，都无法满足腐败分子的欲望。他们从中截留财政投入，索贿收取回扣，榨取患者价值，可以说这些腐败分子的恶劣行为正在摧毁整个医疗行业的根基。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医药腐败本质上是谋财害命，惩处不容以纪代法以罚代刑。对医疗腐败，既“看病下药”、从严问责，破除“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又抓医德修养、强行业自律，助医务工作者守住清廉底线，更前移监督关口、拓宽监督渠道，让利欲熏心者无空子可钻。
清除腐败，让圣洁之光重回医院。公众重新恢复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医疗工作者重新赢得尊重，医患关系更加和谐。让整个医疗过程，不再充满压榨与掠夺，让生命的光辉再次回到医患之间。相信那个时候，医疗机构、患者、整个社会都会从这种健康的医患关系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