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特别需要英雄的人：一是从小家教很严，我自认分得清好坏，不一定需要雷锋叔叔来教导行为规则，捡了钱包我会自觉地交到警察或者老师的手里，不然我母亲会打我手心，而我是非常怕疼的。
二是我从小就没有特别大的雄心壮志，黄继光叔叔那样的英雄我是一直把他当作希腊神话里的宙斯一样看待的，八辈子也轮不着我，看看就好。
最最重要的是活到现在，大家吹捧的除了画大饼的就是挣大钱的。我两样都不行，因为不行，两样也都不屑，所以那些人也成不了我的英雄。
意外总是在你最没有准备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假期的一天，我在健身房和女儿撸铁，偶然听到的关于一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的Podcast，让我感动得不得不停下手里的dumb bell, 因为久违的眼泪止不住留下来了。
这个永远笑咪咪的小老头，感动了我这个淡漠的中年人，他是我的英雄。
我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正是学术界出了一个大丑闻的时候，一个18岁的少年，把一个名校的校长给搞下来了。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学术界的老头膜拜为英雄的确有点顶风操作的嫌疑，但是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无名小卒，即便我把事实搞错了，也应该不会有人愿意为我浪费一颗他们电脑键盘上廉价的子弹 （庆幸一下）。
这个小老头的名字叫Alvin E. Roth, 我们就叫他阿尔吧。
在诺贝尔奖的网站上，对他的介绍非常简洁 (链接如下)：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12/roth/facts/
Life （生平）
Alvin Roth was born in New York, where he also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later continued his education, earning his PhD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in 1974. Roth then began work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nd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before moving to Harvard Universit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 1998. He returned to Stanford University in 2012. Alvin Roth i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翻译）阿尔生于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74年在加州的斯坦福获取博士学位。阿尔在1998年去位于麻省的哈佛之前就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和皮茨伯格大学。2012年他回到斯坦福从教。阿尔已婚并有两个孩子。
Work （工作）
How to bring different players together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is a key economic problem. Lloyd Shapley studied different matching methods theoretically and, beginning in the 1980s, Alvin Roth used Shapley's theoretical results to explain how markets function in practice. Through empirical studies and lab experiments, Roth demonstrated that stability was critical to successful matching methods. Roth has also developed systems for matching doctors with hospitals, school children with schools, and organ donors with patients.
（翻译）如何将不同的玩家用最好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关键的经济学命题。老德 （Lloyd, 和阿尔一起得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偏理论方面的）研究出了不同匹配组合的理论方案。1980年起，阿尔开始应用老德的理论结果来解释市场的实际运营。经过实证研究和实验室模拟，阿尔证明了稳定性在匹配方法中的关键性。他还因此研发了不同的系统方案用于医生和医院、学生和学校，以及器官捐赠者和患者的匹配。
感动我的，正是他获奖简介中简简单单的最后一句话，他对器官捐赠者和患者的匹配所作出的贡献。
在美国，甚至在绝大多数的国家，法律规定人体器官是不能买卖的。这个法律的本意是杜绝丑恶人性可能引发的杀戮和黑色交易，但也的确把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成了靠“上帝的礼物”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才能存活的边缘位置。
很长时间以来，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只能等待合适的器官“出现”，意味着当某些人死去的时候，而那些人生前正好签署了器官捐赠的意愿，而且那些人的器官正好匹配器官移植需求者的一切必须体征条件。
这些限制，让器官移植这件事变得就像一个极端不平衡的天平：需求在那里，供应却永远落后。
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其实只需要一个肾脏就可以存活，但是因为法律的问题，就算有很多人愿意献出他们的一个肾脏，但是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这些捐献者的信息公之于众。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一个有极大需求的市场中，很大的资源却被白白浪费了。
阿尔的贡献在于他建造了一个器官移植者和捐赠者的最佳匹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把他们的需求和体征登记，然后每一个患者都要有一个家人或者朋友登记愿意捐赠一个肾脏的所有数据。
这样的一个体统，从表面来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起码解决了肾脏“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但是问题来了：在实际操作中，让这样的系统能够运行起来不是非常可能。因为肾脏移植需要捐赠者和被捐赠者的体征数据匹配要求非常高，成功的概率就像“完美”本身一样并不存在。很多情况下，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家人或朋友捐赠的肾脏并不能被对方所接受，在不匹配的情况下，需要发生的四台手术往往没法进行。肾脏的表面供需是平衡的，但是实际的供需匹配几乎等于“0，或者接近”0“。
阿尔的伟大之处是他在这样的匹配系统中，又引入了一个“单向捐赠者“的变数。单向捐赠者是指那些没有家人或朋友需要器官移植、但是单方面愿意捐赠自己肾脏的人。这些人的出现，就像一把神奇的锁，解开了原来因为匹配问题而锁住的器官移植供与需的死结。
比如A是单向肾脏捐献者，她的肾脏可以被B病人移植，B病人的家人C的肾脏可以被D 病人移植，D病人的家人E的朋友捐赠的肾脏正好可以被F病人采用……因为一个无偿志愿者的给予，无数需要肾脏移植的病人得到解救，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一个经济学家发明的一个资源匹配系统。
我一直容易被学者感动，因为他们把复杂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了或者解决了，智慧的美丽永远是让我痴迷的。
而笑眯眯的阿尔感动我的，不仅仅是他把智慧用在了为人类造福上，而且他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普通人也可以成为那个救人的英雄。他让那些参与单向器官捐赠者活动的人，不管他们过着怎样繁忙庸碌的生活，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就是我们可以依赖仰仗的好人。
世界，也是因为这些小事，有时才变得不可置疑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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