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节前一天，几位以前在博联社发博文的老朋友在北京小聚餐叙。那次我与从凤凰网副总岗位上退休的乔海燕邻座，他告诉我“我妈妈念叨过几次了，有事要当面对你说，你抽空去看看她吧。”乔海燕的父亲周原、母亲陈健与我父母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陈健阿姨找我有什么事？当时我和老伴儿正准备去新加坡帮助带娃，离京前抽空去陈健阿姨家看望她，意外地听到发生在1957年党内斗争的一件旧案——河南省当时的省长将省委书记定为“潘杨王反党集团”，随后二把手扳倒一把手并取而代之。这件旧案困惑了党史专家，明显不合常理却理不清头绪，那天我在陈健阿姨家，无意间窥见了序幕拉开时的一件秘闻，前因后果间多出一个隐藏着的环节。
2019年3月，在当时91岁的陈健阿姨家,我给她拍了张照片。
那天，我用手机自拍了一张我和陈健阿姨的合影。
陈健阿姨叫我来果然有事相托：早在2003年秋天，我爸爸于明病重，自知不久人世，把一件沉积心中的事托付给文笔好、住家近的老友——新华社资深记者陈健阿姨，恳请她帮助自己把一件未了之事写成文字留给后人。哪知16年后，陈健阿姨感觉自己无法完成朋友所托，开始数次催促儿子找我，于是那个似轻还重的历史包袱经四次传递，突然交到第五人我的手里，烫呼呼的捂着，至今我还没能再传递出去。怎么办呢？我只能如实用文字记下来。
我去见陈健阿姨听到的原话是：1957年春天，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密召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进京，两人密谈，邓告诉吴：中央认定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是反革命，决意将“潘杨王”集团扳倒，邓面授机宜让吴领导揭发批判潘复生等人的反动言行，中央会公布对潘杨王集团的定性，三人将被撤职并被调离，由吴芝圃接任河南省委书记。
吴芝圃回河南后，照办邓指令，河南省大张旗鼓开展反右运动，并成为人民公社的发起者和大跃进的急先锋。由此引发的大饥荒令吴芝圃转胜为败，60年代初惶惶无奈中，他把1957年春邓与他密谈之事告诉我爸爸于明，并郑重嘱托“只对你一个人说了这件事，你要用文字如实保留下来。”接下来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这件事被我爸爸埋藏心中，从未提及。我爸爸离休后，邓小平已经贵为党和军队元首，此事更无法碰触，直到临终前才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她让我“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人。”16年半之前爸爸对她说的“原话”又传给了我。
这件1957年春邓小平秘传吴芝圃，一对一告知“党中央决定”；吴照办害人害己，60年代初，吴芝圃一对一嘱托我爸爸于明“用文字如实记下来”；2003年秋我爸爸病重，让我妈妈叫来陈健阿姨，一对一托付“写成文字留给后人”；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又一对一传递给我。
事关1957年“潘杨王”案起源的内幕，历经几十年，经手五人：邓小平、吴芝圃、于明、陈健、于向真，四次一对一传递。时隔60多年，许多细节无从探知，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我试着从梳理当事人关系着手，帮助读者理解这一历史悬案：
吴芝圃与于明的关系
第一当事人邓小平，我不必介绍，从第二人吴芝圃说起。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吴芝圃（后来的河南省委书记）领着几位早期中共党员到广州参加交流与学习，结识了讲习所老师毛泽东，从此吴对毛尊称老师，一辈子恭敬顺从。尽管在学术界有吴芝圃曾经在毛泽东面前“掉书袋”引用古书言辞卖弄才学的传言，但熟悉吴芝圃的人都知道，吴“从没违逆过毛旨意”。作为长女，我听爸爸于明说过“他在毛面前，永远一副学生样儿”。
2006年深秋一天，我老伴儿开车接上二姐吴永杞、二姐夫李祥义，我们四人再次去西山干休所看望退役将军徐树森，徐叔叔是吴芝圃的杞县老乡和老部下。那之前北京刚开过“吴芝圃诞辰百年座谈会”，我陪妈妈去参会，听到十多名新四军老人对吴芝圃的功绩、学识与人品褒奖有加，当晚我发博文简单复述了几句，招致评论区骂声一片。那天在徐叔叔家，聊起我在网上挨骂的起因全是替吴芝圃说句实话，徐叔叔当着吴芝圃最疼爱的女儿吴永杞、女婿李祥义（战争中牺牲的老战友的独子）对我直言：“你挨骂因为他（指吴芝圃）太愚亏（豫西方言，意为愚笨、呆板、死脑筋）！” 二姐夫妇听父亲的老部下这番负面评价，居然一个劲点头认可，我的理解是吴芝圃违背原则对毛言听计从，成为他人生的致命弱点，连家人都无法否认。
我爸爸于明在新四军四师曾兼任师部党支部书记，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是他的直接领导。四师师长彭雪枫在1944年9月牺牲在一次对日作战的战场上，爸爸对我说当时他就在现场，看到刚刚停火的阵地，突然飞来一颗流弹击中彭师长，站在彭师长身边的吴芝圃立即拦腰抱住，两人随即倒地。吴芝圃写文回忆当时的情景“流弹力量不大，没有穿透身体，却击中要害，倒地后我看到他刚才还明亮的眼睛顿时失去光泽，心想坏了，师长性命难保！”
彭师长的牺牲让四师全体官兵悲痛不已，他是个难得的帅才，人品人缘都好。我曾听我公公王剑青说过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印证彭雪枫的人品。新四军四师成立之初，正面对应侵入中原的日军，战事吃紧，军部急派机要科长王剑青驰援四师，有一次彭师长接连催促破译电报内容，王剑青回怼“人又不是机器，你急我还急呢！”态度同样不冷静。事后，旁边的四师参谋长调王剑青去抗大三个月，嘱咐他“之后直接回军部，四师的任务完成了。”彭雪枫再到军部办事，特意找到王剑青，诚恳地为那次发脾气接连催促而道歉。
战争期间，彭雪枫与吴芝圃在新四军四师是最受尊重的领导，彭雪枫是能征惯战的指挥员，吴芝圃有学识以文化相辅。爸爸说抗战初期，部队打了胜仗皆大欢喜，每次打了败仗总难免有人当逃兵。我问过爸爸“你想过逃跑吗？”爸爸否认并给我讲了两件事：一是游击大队时与日军周旋，撤离村庄前吴芝圃写过一张通告，通篇以四字诗警告日军，声言抗击入侵有理，两军作战不得危害平民，日军军官看后赞叹中国军队有高人！此事曾在河南杞县传为美谈。另一件事，新四军组建前吴率部打了场败仗，那次伤亡和逃兵很多，余下不多人马跟着吴芝圃撤退，傍晚路过村庄时不好意思进村烦扰乡亲们，故避开村庄绕行，吴芝圃随即背诵一首马致远的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剧家的词，吴芝圃脱口而出，竟然与当时战败撤兵情景如出一辙，令读过私塾也喜爱诗词与戏剧的于明佩服，从此坚守在新四军队伍中。
抗战结束后，吴芝圃让我爸爸于明给他当秘书，爸爸不接受，劝了几次，最后那次说“打完仗我带你去鸡公山转转”，向往游山玩水的爸爸同意了，没想到这一点头竟然当了六年多秘书。从爸爸描述的情况看，他俩的关系与如今首长与秘书的情况大相径庭，竟然有些兄弟般的情谊。比如1950年还是51年，爸爸发现吴有段时间沉迷买书看书，就劝他应该下基层，吴马上安排去了石漫滩、板桥水库现场。1953年春我爸爸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给吴当秘书了，坦言相告，不久有人向他透露省委刚开会决定调他出任省文化厅长，不愿意当官的爸爸啥也没说，马上背个小挎包去了西郊国棉一厂，把自己下放“从头干起”。这件事后，他居然没跟老领导吴芝圃闹翻，两家人继续保持交往。
1948年开封，左二是河南省长吴芝圃，左三是开封市长刘玉柱，左四是我爸爸于明。
1950年在开封的合影，中间坐的是宋传芬、吴芝圃和吴宋长女，站立者左三我妈妈理锐，左七我爸爸于明，右一是吴宋二女吴永杞。
我爸爸参与郑州国棉一厂、国棉三厂建厂后，被派到西安党校学习，大鸣大放时，河南九个学员按主管工作发言，主管工业、农业、教育等六人均被打成右派。我爸爸从1948年起到1953年下放工厂前，兼管河南省统战工作，属于给党擦粉增光，侥幸全身而退，党校毕业被派回郑州任市委宣传部部长。1958年秋，两名北京来的干部找到于明，劝说他“到北京去学英语，然后当新华社驻外记者”。我爸爸抗战期间在新四军办过《拂晓报》《前进报》，对新闻不外行，只是从未出过国，对驻外感觉陌生，正巧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不久的吴芝圃刚从东欧出访归来，听到我爸爸的顾虑，当即说“我宁愿不当省委书记，更愿意去当驻外记者。”于是爸爸果断地离开市委宣传部，决定去做一名驻外记者，1958年12月，我们兄妹随父母来到北京。
七千人大会后，吴芝圃离开河南到广州出任中南局书记处分管文教的书记，他每次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只要我爸妈在京，总会被叫到他住的北京饭店聊天，有一次爸爸刚见面就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大饥荒期间在黄河景区给政治局常委每人建一栋别墅？吴芝圃委屈地说“不是我的主意，是中南海行政主管专门到郑州找我，见面就责备主席去别的省都有地方住，唯独来河南没个住处。”“那次他拿来图纸，我不得不按着图纸盖了那几座别墅。”爸爸听到这个情况，没再指责，“要是我也顶不住”爸爸说。记得那次聊天我还问爸爸“没个住处？之前毛去郑州住哪里呀？”爸爸说“住省委大院附近的招待所，条件还可以。”
吴芝圃作风正派，家风好，子女都低调朴实。七千人大会后，吴离开河南，全家搬去广州，文革前几年，二姐吴永杞在北京航空学院读研，暑假在我家度过，和我睡一张床，半夜起来我俩曾一起抓蚊子。
于明对吴芝圃的态度
叙述这么多往事，为帮助读者理解吴芝圃为什么把1957年邓小平密诏他进京，当面暗授机宜一事托付给于明。于当过吴六年多秘书，两人彼此信任。吴所托之事，即潘杨王案出台内幕，此莫须有冤案的后果是潘杨王被驱离中原，吴芝圃主政河南；前因用逻辑推导只有一种可能，彼时党务主管邓小平唯毛泽东指令是从，因潘复生没有吴芝圃听话，毛钦定的大跃进遭到抵制。“潘杨王反党集团”如若不是毛认定，邓岂能自定。想来这一点邓不会泄露给吴，胆小谨慎的吴也不敢追问。
1966年8月下旬，我父母从布加勒斯特回到北京，赶上破四旧打砸抢，紧接着揭批揪斗走资派，郑州和广州陆续来人逼我爸爸写“揭发交代吴芝圃罪行的材料”，爸爸保留下一份涂改多处的草稿。爸爸去世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博物馆（之后与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征集处的陈宇处长找过我家人，希望提供一些革命文物，妈妈捐出了战争期间我爸爸获的奖品：一台德国蔡斯相机，一只限量版派克金笔。那两件是张国华（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在颁奖大会上发给荣立战功的于明的重奖，陈宇得到非常开心，谢了又谢。妈妈还让他从老照片中挑选几张，陈宇拿回去后，很快托人把用老照片放大许多张的一大叠照片送给我妈妈。
2004年我在帮妈妈收拾爸爸遗物时，见到那份钢笔字的揭发材料原稿，妈妈说“那些年每次来人，你爸爸经常抄录这几页。”看到那七页纸片上修修改改的笔迹，文革中爸爸被迫揭发老领导的纠结显而易见，我仔细看了，真的没有落井下石的诋毁之词。
文革期间，我爸爸于明应对接连不断的外调人员，写的交代材料草稿原件的照片，共七页中的前三页。
即便1966年秋冬吴芝圃厄运当头时，爸爸写的“揭发交代”材料中，对吴芝圃“只对你一个人说了”的那件1957年邓小平召吴进京面授机宜扳倒“潘杨王”一事，也是守口如瓶只字未提。
上世纪90年代，我爸妈离休后，赶到广州看望吴芝圃的遗孀，他们的宋大姐宋传芬，宋大姐量了身材，给爸爸手织了一件花纹精致的毛背心。爸爸故去后，妈妈把那件毛背心带到郑州让姥爷穿了几年，姥爷百岁后无疾而终，姥爷的房产存款我妈妈放弃了属于她的那份，只把宋大姐亲手织的毛背心带回北京，又交给我，我至今还保留着。
建国之初，姥爷理至善因从事地下工作遭受组织审查，被从开封军区司令员岗位离职，他要求南下渡江参战留在广东，出任过佛山市市长、肇庆市税务局局长、副局长，每次政治运动都在劫难逃，不断降职降薪。理至善抗战在国民党卧底期间跟随魏凤楼冲锋陷阵，中条山战役他作为军法处长所在的团，激战之后全团官兵仅余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长期行军打仗他患上严重的胃病，在广东因消化不了粗糙大米日渐瘦弱，吴芝圃到广州任职后听说这种情况，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给河南省政府写了推荐信，请求旧部把“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解放过17个县的功臣理至善同志调回原籍安排工作”，不久我姥爷回到郑州，被对口安排进郑州税务局二七分局工作，这位1927年年初入党的老党员文革初差点被打死，却大难不死活到101岁无疾而终。姥爷长寿与调回原籍绝对有关，吴芝圃那封写满三页信笺的信，我姥爷一直存留着，也给我看过，我家人对吴芝圃的尽力帮助心存感念。
吴芝圃的无奈与于明的选择
我哥哥和我稍微懂事后，爸爸于明陆续给我们讲些事理，帮助我们明辨是非。比如1967年春天，红海洋兴起之初，妈妈带妹妹出去玩，爸爸关上门说“你俩是中学生，该懂事了”，然后隐晦地指出毛不该迫害老战友们，叮嘱哥哥和我不要跟着做坏事。爸爸说过的人和事，比较多的是吴芝圃，他俩彼此太熟悉太了解了，其中爸爸说过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曾对吴芝圃说“你不适合当省委书记，最适合你的是当河南大学校长。”爸爸还告诉过我，吴芝圃是宋史专家，他每次来北京开会，一有机会就逛旧书店，收集各种版本的宋代著作。吴病故改开后，吴芝圃的家人把吴的藏书悉数捐给广州图书馆，从此那座图书馆成为集宋代古籍最全之处。
1963到1966年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那些年吴芝圃到北京开会时，总会抽空到家里来看望我兄妹，每次来不空手，有一次提了一大袋红元帅苹果，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红艳硕大的苹果，好奇地问是什么？吴说“红元帅苹果”，我忙说“苹果也有元帅？没见过这么大个的”，吴告知“特供商店买的”。我早听说吴伯伯和家人生活极其简朴，省吃俭用的钱都被他拿去买书，他家人八成吃不到红元帅苹果呢，此事至今记忆犹新。他是爸爸的老首长，这么照顾老部下的孩子，现在的首长与秘书还有这种关系吗？所以1967年听到吴芝圃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很难过，也替二姐感到伤心。吴伯伯与我爸爸虽然是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因为是新四军老战友，加上二人都是爱读书的文化人，尽管吴芝圃身背骂名，尽管我爸爸死活不做官，不服从老领导的安排，二人却难得地彼此信任与关照。
1967年7月，吴芝圃被狠批猛斗后身亡，只有家人为他送行。
吴芝圃及家人与于明的关系，加上从小到老，我听到看到很多有关吴芝圃的事，也听闻到社会上对他太多的负面评价。从2006年我开始在网上发博客，数次因为对吴说过几句公道话，被不少人诅咒谩骂，也被朋友们不理解，其实大家不清楚吴对毛既有顾念老师的顺从，又有强推人民公社关键时段毛特派谭震林坐镇郑州等隐情。吴芝圃身为河南省早期中共党员、省委主要领导，为毛冲锋替毛顶罪，长期以来欲罢不能、骑虎难下，1967年被恶批狠斗，60出头就悲惨离世，饱读诗书为人厚道的他，那份无奈与悲凉几人知晓？
行笔到此，突然醒悟到我爸爸于明从1953年到1980年起码有三次辞官不做的经历，本文前面说过1953年和1958年的事，到了1980年底，于明因在司法部党组会讨论时，打破冷场率先反对邓小平对魏京生、傅月华案“避开司法程序，继续关押”的内部批示，发言说“文革已经结束，不能再做回避司法的事了”，会后被魏文伯部长警告“下不为例”。爸爸很快离开部机关，与老战友庄重一起创办了《法制日报》。我以前没想过爸爸的反常之举究竟为什么？刚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他的直接领导吴芝圃的际遇分明是个重要原因啊！
我家老相册里有三张并排贴着的120老照片，两张吴芝圃在石漫滩和板桥水库视察的工作照，一张蹲着看图纸，一张站着听汇报，还有一张吴省长与当地干部农民二十多人的合影。我翻看老相册时询问，爸爸讲过一些陈年往事，爸爸说：1950年，有段时间吴芝圃情绪低落，托病不上班在家看书，爸爸跟他急了，“这么多事你不处理，也不下基层，像什么话？”吴问“下基层？去哪里？”爸爸说“兴修水库任务急迫，你不去督促一下说得过去吗？”于是，吴很快去了水库工地。建国初吴芝圃为什么闹情绪？我已经无处询问，爸爸也没说过，不难想象官场中的难言之隐犹如刺伤人性的利剑，爸爸在吴芝圃身边很早就领悟到了，他一辈子避之不及啊，这才是他一次又一次辞官不做的缘由。
还有件事，以前我只对好友李振盛老师提起过，那次在方庄李老师家里欣赏他的文革照片，见到一张他拍的1967年批斗潘复生的现场照片，我想起爸爸说过“潘杨王”被定性反革命集团离开河南后，“吴芝圃借出差之机，曾到潘复生住处看望过他，二人达成了谅解，不久后潘复生复出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爸爸透露给我这件秘密时，以及那天我对李振盛说起吴潘私下和解这件事时，我还不知道1957年春邓吴密谈之事，对潘吴两位官场敌手居然能和解，我一直感觉不可思议。
当事人陈健阿姨与我
接下来说当事人陈健阿姨，陈阿姨和她丈夫周原都是新华社的老记者，上世纪60年代，周原在河南分社当记者时去兰考采写焦裕禄事迹，写的长篇通讯发表前经新华社总社两位领导冯牧和穆青审阅，穆青连夜润色批改，最后由周原定稿后见报，那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时，虽然原作者周原被名列三人中的末席，但那篇文章颇具影响力。周原、陈健1948年在开封时就是我父母的朋友，他俩结婚时送给我父母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因周原1957年被屈打右派，文革初又被整得掉层皮，陈健趁夜逃离新华社郑州分社，到北京见到当时总社领导王唯真，王唯真派人搭救出绝境中的周原，随后王唯真也靠边站了。
改开后，周原和陈健从河南分社调到总社，我爸妈和他俩晚年都住在皇亭子新华社宿舍，两家离的很近，陈健和我妈妈离休后经常一起晨练，一起聊天。有次陈健说起1966年到67年被一次次抄家，好多东西都没了，连那张俊男靓女结婚照（两人年轻时都相貌出众）也没留下，最为遗憾。我妈妈回到家翻找出保存半个世纪的那张照片还赠回去，陈健阿姨高兴得像捡到宝贝！记得我发现爸妈最珍爱的两大本老相册中又少了一张，追问才知道这件事，因同情陈阿姨，就没好意思责怪妈妈完全可以到照相馆再洗一张新片送人，老相册又缺一张真可惜。2019年3月，我去看望陈健阿姨的路上还想起此事。
直到2003年我爸爸于明感觉自己病势沉重挺不了多久后，才让妈妈把陈健叫到家里，希望陈健阿姨能把吴芝圃所托之事“写出来留给后人”。这件事太棘手，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啊，估计陈健阿姨也同样为难，年过90岁后，让儿子乔海燕唤我过去，把这个历史小包传到我手里。
几句话的包很小却很重，一件60多年前的政坛秘闻，事关反右前夜“潘杨王反党集团”案的起源内幕，我不知该如何继续传递，搁在心中拿得起又放不下。2019年4月初，去陈阿姨家之后，我和老伴儿离京去新加坡住了近两年，其间分别与在上海的文革史专家李逊、在北京的新闻教育专家李大同通电话时说过此事，他俩都认为既然是我父亲听到的内幕，作为家人我避嫌为好，李大同说“你再回北京，可以请陈健阿姨录音保存”，这个主意可行。
2021年2月，疫情中回国两次被异地隔离，4月中旬回到北京，我两次穿城而过，竟然没能找到陈健阿姨，给陈健阿姨的儿子乔海燕打电话总没人接听，提着礼物在楼下问来问去，上楼东找西找都没能见到陈健阿姨。眼看三年又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没有着落。考虑到陈健阿姨年事已高，又没有其他人知道当年邓小平与吴芝圃两人密谈的事，邓吴于三人早已作古，找陈健阿姨录音证实未能如愿，我只能如实写出来，了却爸爸的遗愿，但愿给历史学家、党史研究学者在厘清反右内斗起源，以及评价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功过是非时，留一份可资参考的史实。
上网百度“潘杨王案件”，意外地看到杨继绳先生在他的长篇巨著《墓碑》中写过此事，杨先生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多角度严谨地展示出这段时期的史料。《墓碑》书中没有我说的邓吴密谈一事，因为知道的人太少。昨晚与上海学者朱学勤老师电话聊天，我说因疑虑杨继绳先生只记录了吴芝圃负面言行，永远替毛背锅，曾跟杨先生发过一次无名火。朱学勤老师宽慰我，说“老杨不会计较你的”，于是我打算找机会向杨先生道个歉。2023年7月下旬，我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发给杨继绳先生过目，杨先生立即把《墓碑》电子版第一章全文发给我。再次细读此章节，确认其极为客观公允，并无瑕疵，多处情节与我以前听到的恰好吻合。为帮助读者了解潘杨王事件，下面我引用几个《墓碑》中的史料，确切地简介一些相关背景。
潘杨王事件的背景简介
“潘杨王”曾是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潘复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潘杨王在推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主张稳妥慢进，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遵照毛泽东旨意主张冒险激进，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批评主张慢进的人是“小脚女人”。
吴芝圃按照中央部署，1957年8月召开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潘复生“右倾错误”，这一年河南省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省干部总数的12.7％，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1958年5月中央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由吴芝圃接替，同时撤销了杨珏和王庭栋的职务，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下放到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被批斗后押送到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当社员。1962年，他们三人被低调平反，并相继安排复出。
1958年，河南省在北京来的谭震林副总理坐镇、吴芝圃指挥下，列出八条罪状猛批“潘杨王”，揭批运动中大字报铺天盖地，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很多农民误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干部群众为自保参与残酷迫害，直接摧残致死就高达百多人，引发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
大跃进期间，河南不断推出经验，《人民日报》一次次介绍并推广，使河南省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共产风”中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都出自河南，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随后的大饥荒，河南在重灾区中排名靠前，饿死了数百万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1962年4月，吴芝圃仅被免去河南省的职务，调广州出任中南局书记处分管文教的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后来又数次痛心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到广州后，有一次中南局召集所属几省干部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注：以上五个自然段的文字，均摘录自杨继绳先生巨著《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感谢并致敬杨继绳先生！）
无论如何，吴当年亦步亦趋，甚至忍辱负重执行错误命令，在党性上能说得通，若以公正道义来评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事件彻头彻尾是莫须有的罪名，吴芝圃心知肚明。因此无论在执行经邓小平授意后施以政治迫害，还是协助毛泽东率先在河南推行人民公社，协助推动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制造出饿毙数百万河南民众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吴芝圃犯过大罪，罪无可赦。他的悲惨结局与违背良知助纣为虐有直接关联，在延绵不绝极端残酷的内斗中，吴芝圃与“潘杨王事件”都不是孤例。触动人心之处在于像吴芝圃这样一个酷爱读书、不擅长阴谋诡计的人，因依附独裁者竟然充当黑暗急先锋，虽风光一时却迅速坠落。
历史是由一件件大事小情累积构成的，内幕与细节往往最有说服力。人性复杂多面，趋利避害是大概率，与其改造人，不如促进制度进步。
于向真 2022.1.16北京初稿
2023.7.28马来西亚森林城市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