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连被歼灭。老王没穿军装，走在最前面，越军开火时，他已经出了火力包围圈，捡了一条命。
1979年初，我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突然收到云南边疆农场老工人写来的一封信，说中越之间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越战年代的边境
1960到70年代中的“越战”是在越南在和美国之间开打，我那时候正在橡胶农场农场“接受再教育”。
那些年，中国是越南的“坚强后盾”，滇越铁路几十厂米的铁路界桥连接两岸。运输战争物资的军用列车，常常在半夜轰隆过境；白天也常常看见穿越南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有些正要去越南，有的已经从前线回来。那时的中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主要是提供后勤给养，穿着特殊的浅色军装。
美国飞机不时来北越轰炸。我们去边界的河口县城时，也听见过几次防空警报，先是有美国飞机突然过了界河（据说是转弯转大了，误入中国），然后听见飞机在空中急转弯和加速的声音，很快飞回到越南老街省一边。河口这边的人们对警报无动于衷，有一次我在旅社睡午觉，周围静悄悄。警报大作时，并无人着急忙慌地跑去躲空袭；还有人很老道地说，那空中的几声巨响，是美机在加速回程；解放军的高射炮也是象征性发出警告。于是我和众人一样，安心地接着大睡。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街上听见警报，熙熙攘攘的人群，照样在街上漫步；并没有跑去防空洞躲避
。肚子里缺油水的知青们，好不容易来一次县城，都挤在饭店门口买米线和卷筒，狼吞虎咽地吞下肚去。
除了百姓和知青，对尖锐的警报声听而不闻的，还包括建设兵团十六团的那些现役军人（团长是抗战入伍的老干部）。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去过越南战场的。
我们能感受到的战争气氛，除了军车过境，就是河对岸一发警报并停电，这边也跟着停电。此外，河口医院要不断接受和医治越战伤兵。
中越之战前托孤
到了1979年初，这一次中越之间的紧张局势是“真格的”，与数年前美越战争期间的感觉完全不同。老工人夫妇（老王和幺嫂）在给我的信中略做了些描述，其中包括一位老工人的儿子在红河边放牛时，被越南发过来的炮弹击中死亡；孩子的母亲因突发的悲剧而神经失常。最重要的是，他们预测中国很快会正式对越宣战，如果战争打响，他们也准备上战场。老王是转业军人，曾当过侦察兵，后来转业到农场。在1960年代，中越关系好的时候，他还去过越南修桥和修公路。因此他被算作熟悉敌方地形的向导人才。只是他已经退伍多年，还略有残疾，并没有义务上战场。
其实他们给我写信的目的，不是汇报边境的紧张局势，而是提出了一个令我不能拒绝的请求：如果他们两位都上战场，而且都牺牲，他们把两个儿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都托付给我，让我把他们抚养到正式工作为止。
我当时是单身，带工资上大学，已有男朋友。如果把我每月40元人民币的工资分成三份，的确有经济能力供养两个孩子（当时两个孩子已经被转移到建水的外婆家中）。我当即回信，让他们放心，我保证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但我一向反对战争，尤其厌恶把平民百姓拖入战争中，所以竭力劝阻他们上前线参战。
没过多久，中越正式开战（2/17/1979）。
惨烈的伤亡
老王爱国主义情绪暴涨，不听我的劝，主动去了前线。他的妻子每天度日如年；我那段日子也随时关注战争何时能结束。还好，那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1979/2/17—3/16），终于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战后的庆功和颁奖报道，在立下战功的民兵名单中，有我熟悉的名字、包括我过去的排长。
老王终于来信了，他真的是从死里逃生，福大命大。原来，野战部队早就计划要征召农场的部分复转军人，他的任务是给先遣部队带路。他自以为在越南待过不短的时间，对那边的山川地势非常熟悉。可是，没想到的是，越南军队后来又修筑了许多新的工事，外面看起来郁郁葱葱的山岭，内部已经被修成宽大的防空掩体，储备了充足的弹药。
老王身为赴越先头部队的带路人，走在整个先锋连的最前面。当整个连队都进到一个山谷的时候，
四面突然枪声大作，全连被集体歼灭。老王没穿军装，走在最前面，越军开火时，他已经走出了火力包围圈，才捡了一条命。跟在他后面的副连长被子弹打断了腿，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副连长背出战场，带回中国。先锋连的全连只活下来他们两位。战后，老王立功受奖，从高山农场调到县邮电局工作。
在河口，五十年代就有烈士陵园，主要是纪念在解放云南边疆和剿匪中牺牲的战士们。那一排排的墓碑，在橡胶林带上与橡胶树平起平坐。1979年的中越战争之后，在河口县又新修建了几处纪念墓园，牺牲战士的墓碑，从山脚排到了山顶。
墓地、雷区与对岸
后来我也看过对越战的报道，像老王这么幸运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数十天战争的疾风暴雨，淹没了士兵们的青春和一生岁月。 “血染的风采”这类煽情的歌，并没有面对真实的鲜血和死亡的残酷。
1994年底，我回访河口，在火车站与老王夫妻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还被《云南日报》记者偷拍照片写了专题报道。我们穿越野草树丛爬到山顶四连山主峰的军营和炮兵阵地，可以清楚看到河对岸越南的地形。后来有战士警告我们：不要再插近路、小路下山，因为我们上山走的小路正好穿越雷区，山坡上埋着许多地雷，战后没有排过雷，非常危险。
到了1994年，中越关系已经恢复正常，每天清晨有许多越南人跨过界桥，用单车驮着山一样高的货物，来中国做生意。我们在边防海关得到出境许可，从南溪河过桥走到越南老街。那时的越南还很贫穷，人民币很好用。在简陋的小饭店用餐时，我无意看见一间一间卖淫的狭小卧室，大门洞开，仅仅挂着半截很薄的门帘。
后来，坐在红河岸边的破渔船上休息时，
有个女人领着一个四、五的女孩，硬要把孩子送给我。想来她是需要钱，就给了她一些人民币。此时，离中越战争，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地雷、弹坑、墓碑都还在，百姓已经忘记了战争。
关于我自己和战争更近的一次经历，下次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