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二本日记：施蛰存致沈仲章函
沈亚明
我曾经有个印象，父亲沈仲章就读北京大学之初，同时结识了戴望舒与施蛰存（还有沈宝基，另议）。后来看了些资料，觉得那不一定。我还一直有个印象，父亲与施蛰存伯伯有不少共同的朋友。近来见到些文字，觉得那是一定的。
1984年11月25日，施蛰存写给我父亲一封信，主要谈他俩的共同至交——亡友戴望舒。函内三段嘱三事。
望舒有二本日记在我这里，无年份。大约是1940年的，其中记穆丽娟已在上海，徐迟陈松夫妇住在望舒家里，你也住在那里，楼下是马师奶。请兄推算一下，这是那[按：哪]一年？
有几个问题，另纸写出，请兄加批注寄回。
香港将有一个“香港文学”月刊，是中国新闻社支持的。明年三月号将为望舒作纪念，兄能否写一篇回忆记，说说望舒在港时的生活情况，恐怕你是最详知的人了，我希望你能写几千字。 [按：识读依翻拍图片，原件意外流失，望现持有者校勘赐教。]
下为读函笔记，逐项议之。
第一事：推算“二本日记”年份
我相信，父亲接到施蛰存函，即已推算戴望舒“二本日记”的年份。施函附有电话号码，父亲答复通过书信或电话均有可能。两家都在上海，施府在愚园路，我家在淮海中路，相距不远。两位老人或两对老夫妇时有走动，所以父亲也可能干脆跑一趟。
言及登门拜访，略叙该函首尾。施蛰存在函末附言关照：“兄年事高，车挤，千万不要来看我，有事可通一电话。”而函首陈述，他出院不久，病体未愈，无法出门，“每日伏书案，暂延蚁命”。我想，父亲闻此情，会去探望老友。
再者，1980年代在上海安装私人电话不容易，得凭资格或关系，我家没有。父亲与其走到公用电话站，在嘈杂声中站着打电话，被催不可占时太久，还不如搭车去施府，安安静静坐下面谈，从从容容忆往叙旧。
我倒很希望，当年父亲采用书面形式作答，也希望施蛰存留有纸上记录。这样，便可知道据沈仲章推算，那“二本日记”写于何年，说不定还有其他资料。可是，担心前辈没留文字，或者不易寻找梳理。正巧，我在回溯父亲与戴望舒的交往，下面试试以“年份”为题，就施函提及人物和情况，提供点滴信息。
马师奶即Madam Marty（马尔蒂夫人），任教于香港大学。家住一栋小洋楼，当地人接受的中文名是“木屋”。如今“林泉居”更为闻名，是因戴望舒作品中多见之故。
那是一栋三层楼房，楼内多家房客，国籍不一。香港沦陷前几年，那里住有三户华人，全盛期共计七人：沈仲章单身，戴望舒一家三口，徐迟一家三口。
据父亲所忆事序推测，大概在1938年春，他已入住木屋。最早，是作为一位英籍长住户的客人。后来，自己租屋。1938年4月2日成立的西南联大，任命沈仲章为文学院院长助理，所录香港通邮地址是“木屋”。
据其他资料猜测，约在1939年（需核查，但当晚于沈），戴望舒与穆丽娟带着女儿迁入木屋。而据徐迟自述，1939年9月初，妻女离港去沪。他退租原寓所，戴家分了一间屋子给他。1940年初春，徐妻陈松携女返港，也来木屋。上曰全盛期，自此起算。
据施蛰存函描述，“穆丽娟已在上海”，可知“二本日记”所记非全盛期。而探讨年份，关键在于三个人物在港情况。
其一，穆丽娟：日记中她已去上海。初步浏览资料，穆丽娟大概在1940年秋冬回沪（一说冬至）。这本非我关注之题，未究细节。
其二，沈仲章：日记中他尚在香港。父亲于1941年10月中旬或更晚，出差上海。这个日期关联不少事件（包括美驻沪领馆何时得悉战局将变，胡适何由催促沈仲章速速去美），还待追踪考证。仅叙相关日记年份的要点：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没能重返木屋。
至此暂停，稍议一个或许会引起困扰的问题。曾见专著云，穆丽娟“1941年冬至后”去上海。若该说成立，那么既然“二本日记”皆记“穆丽娟已在上海”，写作时段便需设在1941年冬至以后。于是出了矛盾——那时父亲不在港。而了解日记内容的施蛰存却对沈仲章说：“你也住在那里”。我疑穆丽娟“1941年冬至后”回沪之说可能有误，另文商榷。
继续讨论日记年份，思路依循穆丽娟1940年秋冬离港。
其三，陈松：日记中她住在木屋。已述陈松1939年秋初离港前，徐家另有居处。她1940年春初回港，才可能“徐迟陈松夫妇住在望舒家”。由此可测，日记年份不应早于1940年。
上文已强调，沈仲章“也住在那里”，由此可排除1942年。
剩下两个候选年份，1940年和1941年。考虑1940年秋冬（可能冬至）穆丽娟回沪，该年所余天数不多。而1941年直至10月沈仲章在港，占了整年大部分时间。对比长度，1941年的可能性高得多。
进而思索，有一本已刊发的戴氏《林泉居日记》，写于1941年，所记时段为7月底至9月中旬，跨三个月。依此推测，待辨年份的“二本日记”也当涵盖数月。假如始于1940年秋冬，月日之外，字里行间很可能会留下跨年之痕，寻迹可助辨识年份。但读施函，信作者已浏览日记，仍未能确定年份。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记大概写于1941年。
可惜论证途径外围间接，仅供参考。若能对照日记行文与父亲之忆，估计不难确证年份，也许还能获得诸多启迪。
此外，戴望舒在1941年8月5日的日记中，言及同年“六七两月”的日记，先寄给了穆丽娟。我好奇，不知迄今一共找到多少本戴望舒日记？是否连贯？有否整理？……
第二事：答复“几个问题”
顺上下文理解，问题有关戴望舒。可是，我见到施函时，已无“另纸”。据父亲性格推测，他会很快完成任务，“加批注寄回”。不知“另纸”是留在施蛰存处，还是由他转给了某位戴望舒研究者？
第三事：约稿纪念戴望舒
记得我刚学写字时，父亲说过，希望我长大后，把他讲的故事写下来。
可叹我稍长，才开始学“作文”，便碰上有话“不可与外人道”的那十年。关起门来，父亲仍对我描述故人往事，绘声绘色。可是一出门，少不更事的我明白，父亲说的不仅不可入文，而且留字会惹祸。
气氛缓解，恢复高考。我进了大学，为生四年，为师四年。其间父亲数次向我提议，退学辞职，助其录回忆。可我放不下自己的学业，而一留校即参与两个编书项目，忙得无暇他顾。
我终于辞职，渡洋留学。之前一年，曾花十个月，每个周末请父亲口述生平。父亲与我都清楚，那只是拉个大纲，准备不断补充。父亲说着说着，常会插注道，这位或那位值得写专章，日后细讲。
戴望舒正是一位。
我来美半年多，海外学界基本办妥沈仲章出国事宜。不幸，父亲病情恶化……
一晃几十年。
近年来陆续发现，父亲生前曾接多方约稿，除了纪念戴望舒，还有刘半农、刘天华……
读1984年11月25日施蛰存致沈仲章函，最令我遗憾的是：没有陪伴父亲一起翻看那两本戴望舒日记，听这位恐怕是“最详知的人”，“说说望舒在港时的生活情况”。
【编者按】
作者授权转发，原刊《澎湃新闻》2018年5月29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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