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一个文革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
忻鼎亮（645）
前言
年近古稀，本应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但总觉得有心结未了。为了使坎坷跌宕的人生画圆句号，不留遗憾，只得重新启动即将老化的思维，做人生最后一次笔耕。
文革回忆是我一生最大的心结，我真正的了解社会、了解中国、了解自己的思维脉络是从文革开始的。单从表面上看，文革几乎毁了我一生，不但耗费了精力和体力上乘的大好年华，而且使我这样一个名校的好学生，险些沦落为永难翻身的反革命分子。但它使我深度理解人生真正价值，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伶俜苦旅。现在，文革的时尚代名词就是“十年浩劫”，它成了大众赌咒的恶魔，成了探讨研究的禁区，这样的一笔抹杀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历史不澄清也是对国家的未来留下无穷遗祸。作为亲历者的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恢复文革的真实面目。近十余年来，许多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劝我尽快写些自己文革的经历，以免留下人生遗憾。但“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以致迟迟未能动笔。非常感谢《记忆》和《昨天》等文革研究的网刊、网站，为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和说真话的平台，也为还原真实文革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为我两个困扰的问题给出了一定的启示。
连续五年，坚持不懈地读完了每一期《记忆》和《昨天》等网刊，在许多有价值文章的启发下，我基本确定了写回忆的主要内容。在文革中，我并非名人，也没有能力深层次地阐述和研究各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但对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自己挨整的经历则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
当然，这类内容以前也有许多文章涉及，就我个人认为，似乎存在一种偏向。受害者往往受个人情感控制，对刑讯逼供这类残酷场面描述得过于浓墨重彩，把整人者一定程度上作了妖魔化处理，而对因制度性产生的精神恐怖和纯熟的威逼整人技巧揭露不够，缺乏对祸害巨大的政治整人运动的机制作深入挖掘和思考。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自建国以来经历的大大小小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整人者大获全胜而告终的？当然，内因是他们掌握了权力，可在具体运动实施中，也必定有强有力的手段迫使挨整者内心屈服，单靠暴力是达不到震慑效果的。历经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整人的机制逐渐完善，整人的手段日趋成熟，整人的经验得到不断总结提高，形成系统化格局。自认为，我国能称雄于世界的就是对政治异己分子的整肃，也是经过反复成功实践证明了的。当然，这类运动最后终将被历史彻底抛弃，但这需要经过受害的人们共同努力，深入地从体制上揭露其非人道的罪恶。
写回忆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重真实，几乎每一个作者都这样说，但给读者们的感受则并非完全如此。究其原因，关键是对真实二字内涵如何理解，我认为回忆的真实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事件本身真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性描述当时场景。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作者都在努力这样做，但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选择性，与事实有偏离的回忆和利于己方的回忆时常有之，在所难免。第二是事件的描述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因为每一事件都是由各个小片段组成，单选了A片段，删去了B片段，就会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视角的不同也会对事件的描述形成差异很大的结果。要做到这一点是有相当难度，也是一些口述史不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第三是思想真实。就是说作者应当如实地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脉络，不应以现在的思想去解释当年事件发生时的行为。这更难做到，因为思想的真实性是无法客观检验的，作者遗忘的可能性更大，只能根据其当时的言行作逻辑性判断，而且真实度影响取决于作者是否有功利性目的。有些老干部的回忆之所以不能得到读者的采信，原因就是他们极力想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失当行为洗白，把自己装扮成文革的一贯反对者，甚至为了显示自己是浩劫中的受害者，就将文革中某一小段的痛苦经历集中描写，而对自己的劣迹只字不提，以“为尊者讳”的形式，达到描红自己的目的，其实在文革初期他们大都是拥护这场运动的，在整肃、打倒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同僚们时的积极性远比平民造反派更发自内心，只是没有想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这种回忆掩盖历史真实，功利目的十分明显，对后人严重误导，危害很大。我辈一介平民，回忆文革一是出于恢复历史真实的社会责任心，另外也是为了解除自己的心结，毫无功利目的可言。但人总有好面子的痼习，特别是当回忆自己挨整的经历时，受害人往往会侧重写自己与整人方不屈的抗辩，或是虚与委蛇地巧妙周旋，而整人方常常被写得词穷理屈、暴跳如雷，以至武力相向。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挨整者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屈服、检讨、认罪，以致揭发同伙以求立功，上至刘少奇、彭德怀、章伯钧、罗隆基，下至普通老百姓，大多如此，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作过“永不翻案”的屈辱承诺。所以，在写这类回忆中，应当对自己屈从、被降伏的状态作适当实事求是的描述，虽然这样展示自己的负面形象会令人难堪和尴尬，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到政治整人运动的现实危害性和形成的制度性成因，以求最终铲除这害人毒瘤。
我已是一个暮年老人，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一生虽无大为，但自觉坦荡，无欲无求，将自己这段经历如实示世，以求还原历史，揭露整人制度之罪恶，其余一切均可置之度外了。
一、文革前的我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历来都是个谜，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认为不管是谁，塑就其内外在形象的因素不外乎：先天基因、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其中家庭影响则是幼年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我的家庭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乃晚清官吏，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中进士，历任潜山县知县、亳州知州、宁国府知府，晚年在沪授课著书，是忻氏家属中杰出人物。父亲是独子，天赋十分聪慧，在古汉语、书法、诗词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国内和台湾所办的当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均载有父亲的小传。纵观父亲一生，其才智始终未得以充分发挥，行运不佳固属重要原因，性格也起了重要作用，父亲心性淡泊，处事懦弱，他的才气伴随其平铺的一生悄然而去，没有留下应有的传世之作。不过，父亲一生还是相当愉快的，他技艺甚博，琴棋书画、中医、篆刻、星象、射谜均有涉猎，且具相当水准。他自幼秉承家学，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基础，后入西洋学校就读，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就职后便有一份较丰厚的收入，三、四十年代时在水泥公司任财会主任，属高级白领，虽然子女多、家负重，但生活大都维持在上海中上层社会水平，退休后赋在家闲，经济收入大幅下降，因子女们大都已参加工作，且能行孝，故生活仍能保持一定水平，平时以读书、赋诗自娱，“文革”中居然也未受什么冲击（在那时也算是奇迹了），平安地度过晚年。母亲是慈溪富商之女，与父亲成家后，生了九男四女（其中五人幼年夭折，现存我兄弟姐妹八人）。母亲虽然一生从未就业，文化也只有小学程度，但她极其聪明，博闻强记，待人接物、处世谈吐皆不亚于当时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在识人方面，有极好的直觉，评价言简意骇，一语到位，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始终有着相当的控制能力。不但父亲惧内，我们大多数子女对母亲一直敬畏有加。
我出生于1945年四月十七（农历）卯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末期，上海经常遭受轰炸，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故而父亲给我起名叫鼎亮，字可采，乳名惠曾。据说这是父亲用了《左传》中“亮采惠畴”一语，三个字正应了我的三个名字。因为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按顺序应为第十三，按现存男丁，我排行第六），幼年时得到父母钟爱。大概是父亲认为我的八字较好，父亲不但自己替我排了八字，而且得到了当时著名星象学家马万廉的首肯。我的八字是：乙酉、辛巳、丁酉、癸卯，年支和日支双见文昌和天乙贵人，日元丁酉称为日贵格，火命坐财，俗称朱雀乘风。按紫微斗数算法，命宫见紫微、天府，称为“紫府格”。应该说，这一命格是相当好的，缺陷是四柱不见正官、正财，且行运不佳，多刑冲，这也许是我命不符实的原因吧。总之，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坎坷的一生并不像命格中显示的那么好。
我只有兄姐而无弟妹，平心而论，兄姐们均有各自突出的天分，如机遇好，几乎都有成为名家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遗传的原因，父母的智慧在子女们身上得以闪光。应该说，他（她）们不平常的经历都可以独立地写传记，但本节的主旨是想谈兄姐对我性格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在“文革”中，所以就尽量删繁就简了。
我们家最有官运的是二哥，他名鼎言，字可坊，生于1930年，其名出典于《论语》“言可坊也”。他在学生时代读书非常用功，是父亲最满意的儿子，并有意培养他上大学（当时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后因在高中期间不幸遇车祸，才被迫辍学而未圆大学梦，适值新中国成立，他便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名机关干部。他似乎生就具有当领导的素质，获培养并多次提拔，三十岁后就被提为上海普陀区税务局副局长（这在未有解放前革命经历又如此年轻的干部中颇为罕见），最终官至闸北区委书记，至今年逾八十，仍被奉为闸北区“区宝”。在我懂事后，父母就一直叮咛：二哥就是我们这些弟弟们的楷模。但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且又不住在一处，缺少直接交流，他对我思想影响甚微。对我年青时代思想和性格影响最大的是四哥及五哥。四哥名鼎永，字可久，生于1934年，其名出典于《易经·系辞上》：“可久则贤人之德”。他才华出众，风姿倬雅，是我们兄弟中最具男性魅力、也是有相当叛逆性格的一位（这点对我影响颇大）。他在未修完高中学业时便自愿报名参了军，在西北空军部队担任地勤技师。当时他年青热情，对新社会充满信任，是我家中最拥护共产党的一员。不久，无情的现实便浇灭了他的激情，1957年，他与中国数万右派一样，因“言论罪”划为中右分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复员回上海，在某化工厂任技术员。1958年，我随父亲回沪上中学，我们弟兄三人（四哥、五哥、我）都住在康定路老宅中，生活在一起达六年之久。在与他的日常交谈中，常能听到他对时弊的抨击和对时事的讲解，对我影响颇大，也使我隐隐地感到社会的不公正。五哥名鼎亹，字可闻，出典于“亹亹可闻”，他生于1941年，长我四岁，由于年龄相近，我们相处最久，感情也最好。五哥笃信诚实，克己从人，待人处事极为宽厚，他长于奕算，从小数学非常出色，弈棋也有过人的天赋。我在读中学时，他是我恒定的数学家庭教师，也是我棋类的导师兼弈友，我的理性思维形成得益于五哥不少。五哥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数学专业人才。他工作勤恳踏实，业务能力也很强，惜不善处世，以致在专业上未能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好在他生性淡泊，素来不争，业余时棋牌消日，自得其乐。非常可惜的是他于2010年因癌症离世，未足七十。
我出生在康定路88弄（涵养邨，一条较好的新式里弄）144号一栋三层的小楼，它位于当年徐家花园的东侧，弄内居住的大都是中高级职员，生活水平处于社会中上层。我家东方文化气息甚浓，常以诗礼传家而自豪，邻里们亦公认忻家是擅长读书之家。那时，我和五哥及许多子侄们频频收到一些名牌中学（育才中学）和名牌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录取通知书时，邻里们除了投以敬羡的眼光，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父亲从小要求我每天背诵一些古文名篇（如《刻舟求剑》、《劝弈》等），那时我也不大识字（四岁左右），就像小和尚念经似的死背。这样的做法从长远看确实效果奇好，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这些文章。父亲也支持我们看一些古典小说，这也是从幼年到老年一直保持的一大爱好，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已将《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名著读得非常熟了，以致至今尚能将全书的回目、108将的姓名、绰号等细节倒背如流。父亲还要求我每天练习毛笔字，临一份高振霄先生手书的魏碑（张猛龙碑）帖，我的兄姐们大都有一手好字。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幼小的心灵中形成比较牢固的意识是：用功读书——忠心报国，这也是父亲所希望的主流导向。但在另一面，我似乎更喜欢仗义疏财、豪气纵横、好广交朋友的侠士，特别欣赏那些不附权贵具有独立叛逆性格的英雄。所以，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匡扶汉室名臣是我仿效的楷模；像武松、吴用那样的好汉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像欧阳春、展昭那样的侠士令我心醉。这样的性格伴随我度过了整整一生。
（二）我的学生时代
由于家庭的教育和父母的遗传，我在小学时代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举止文明，言谈有度，有着良好的教养。虽然三年级时曾从上海转学到南京，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老师和同学们心中好学生的地位。唯一会和老师发生轻微冲突的是：当我的好朋友受到老师不公正批评时，常常会仗义执言，这种与老师不一致的行为使老师感到不快。1958年，我小学毕业，被南京中央路小学选为全校七名保送生之一，可以选择南京任何中学免试就读。但因父亲退休回沪，我放弃了极好的就学待遇，回沪参加初中考试。虽然当时上海与南京教育质量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仍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育才中学。进了中学后境况似乎不怎么好，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逆境。首先上海人的那种本能的排外情绪让我尴尬，当有些同学知道我来自南京，鄙夷的眼光随之而来；其次，育才中学毕竟集中了同龄人中智商较高者，我在初一时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竟在体检中被查出曾患过肺结核（当时乃是一种可怕的病）。这样，我一贯良好的人缘、长期拔尖的成绩以及老师的呵护、同学的尊重统统消失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一年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我的境遇大幅度好转，当然最主要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从中游迅速跃升为前列，特别是数学和语文成绩更为突出，另外我豪爽、乐于助人的风格扩大了朋友群，从小好强的性格，也使我在乒乓球、象棋、唱戏、看古典小说，甚至跳绳、拍毽子、扯铃等娱乐游戏都玩得非常好，造成我人缘大增，成了同学中的中心人物。我非常欣赏韩愈在《原毁》中的一段话，“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来也惭愧，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但这句话倒让我处事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自信性。
我对社会、人生有一定的看法始于高中时代，当时我虽然学习、人缘都很好，但我一直不是共青团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我觉得班上的团员相当一部分是因讨好班主任而被吸收入团，德才皆无可取之处；其二，我不愿意自己提出申请，心想团支部如能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来请我入团方觉遂愿。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真是十分幼稚可笑。到了高三，我开始脱离了孩子气，关心起政治来。主要是中苏论战给学生们震动很大，“老大哥”忽然变成了敌人，学生们从小形成的理念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也使一部分学生独立地对政治、对社会进行思考。我就属于其中的一员，对毛主席敢于挑战权威从内心感到了不起，开始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
由于班主任赵婴婴老师对我的偏爱，再加上我在同学中较好的人缘，我入了团，当团小组长，下乡劳动评为标兵，一气呵成，一贯有点白专倾向的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补上了“红”的一课。毕业高考后，我如愿地考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人生一路顺境，我踌躇满志地第一次离家到了北京。
进校后不久我便当上了团干部（支部宣传委员），学习上仍能保持较好的水平，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锻炼自己，还递交了入党申请，应该说是在顺境途中正常前进。但我和政治指导员的关系始终处得不太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原因至今不很清楚。我当时正在积极靠拢组织，但喜欢独立思考的个性丝毫没有减弱，对指导员经常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颇为反感。例如，在团支委会上，大家经常会因为一些不同意见发生争论，对方常常会以“这是指导员的意见”来评判对与错，使我感到非常不快。我与指导员发生的直接冲突，是为了一位同学入团问题。该同学是我同班且同宿舍的关××，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入学后不久，哮喘病发作，学校研究决定让他退学，这就意味着他从此以后不能再进科大校门。这样的病不能坚持大学学习的结论需大打问号，关同学就直接给郭沫若校长写了封信，力陈自己能够坚持学习，希望学校能收回成命。在郭校长干预下，他的学籍得以恢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完全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学校的决定存在一定问题，对学生的前途缺少应有的关心。我是他的入团联系人，鉴于他各方面表现不错，建议讨论发展他入团，我的提议突然受阻，经了解才知道此事指导员有异议，于是，我和指导员之间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就发生了。
指导员明确指出：关××不听党组织的话，直接给郭校长写信的行为和信件内容都有问题。我对此说法非常不解，学校的不当决定不是被郭校长纠正了吗？怎么是不听党的话呢？难道基层组织的错误决定就不能向上申诉吗？指导员严肃地纠正我：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的，这也体现在基层组织上，并不是说，组织的每一个决定都保证正确，如果确实是委屈到了自己头上，正确的态度是先接受，相信党以后是会纠正弥补的。过分考虑个人得失，凭自己感觉判断对错，立即要求上级纠正，以保证个人利益，置组织的威信于不顾，这样的行为能说是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吗？他还批评我：你是个积极要求入党的人，这样的认识距离党员的标准很有差距，朋友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应该怎样摆难道不懂吗？这样还能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吗？我听了内心非常郁闷，情感上实在接受不了，使我对指导员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随着文革的临近，阶级斗争的气氛逐渐浓重起来，毛主席的一些内部讲话也通过各种渠道传了出来，其中“与毛远新的谈话”、“与王海容的谈话”和“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了以后心情十分舒畅，当然，其中深刻含义我根本无从理解，只觉得毛主席是提倡抵制不正确领导的，与基层组织对我们的思想要求有所不同。毛主席还反复提醒：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都隐隐觉得中国可能要出大事，只有紧跟毛主席才能在阶级斗争风浪中站稳立场。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国内外形势。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中国要出事，根子在上层。
许多朋友对我在文革初期加入造反派行列表示不解，像我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好学生，在前途上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为什么要选择造反？当时的具体想法现在很难厘清，不过冲动的成份较大，如果一定要从内在的思想和性格分析，我的叛逆性格和独立思考的个性可能是其必然性所在，究其直接起因可能是指导员强行灌输的“驯服工具论”引起我强烈思想反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贴指导员压制学生的。
二、我在文革中
（一）文革初期
我的文革经历复杂，事情也比较琐碎，删繁就简，我主要根据自己思想演变脉络，重点突出与“一打三反”有关的事件进行叙述。
在北京大学生的理念中，文革的真正开始时在1966年6月1日。那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犹如一把烈火，把运动的气氛一下子轰起来了。大学生们都在这样考虑问题，北大的陆平、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都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党委就没有问题吗？当学生们贴出大字报质问校领导时，其实每个学校的领导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一方面强调本校与北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以反右斗争的经验威胁、警告所有学生。但这一次，他们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北京所有高校均无例外，校党委被宣布有问题，由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校领导运动。这是北京高校第一阶段的运动概况。
科大党委在６月９日被群众轰倒，党委书记刘达停职反省，我们系６月９日晚开了批判黑帮爪牙大会，会上，两位与造反学生冲突较为激烈的政治指导员被批斗（包括我们年级的那位指导员）。我在这一阶段站在怀疑校党委的师生一边，人生第一次尝到政治斗争胜利的喜悦，甚至误认为自己毛主席著作学得比较好，政治嗅觉敏锐。其实这一阶段时间很短，学生的政治选择有较大的偶然性，大致上，一些个性较强、易冲动的、平时与领导关系较差的学生选择造反。造反的师生们在那一阶段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但由于时间短暂，心理影响并不太大。
科大一直是受科学院和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科学院的影响更大些，学校工作组是中国科学院派来的。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对校党委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组织师生学习社论和文件，让学生们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正规渠道。政治冲动是有一定惯性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许多限制其行动的条条框框不满，而且，大家还存在着这样的怀疑：科大是属于科学院直接领导的，科大党委有问题，难道科学院就一定没有问题？现任党委书记刘达有问题，难道前任党委书记、现任工作组长郁文就没有问题？于是，和其他学校一样，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陆续出笼，到６月下旬达到高潮。这次造反的师生们的境遇就很惨了，工作组毫不留情地发起了“抓游鱼”运动，一些对工作组提意见较激烈的、语言出格的师生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整肃，被重点整肃的有贾志斌（二系教师）、王国政（四系）、沈连芳（三系）、陈思轩（六系）等人（后来他们大都成为“东方红公社”的负责人）。受批判、斗争的约有近百余名，多数都是前阶段反对过学校党委的。虽然我校整人程度不像清华那样厉害，但学生们毕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无情和残酷，好端端的同学一夜间就变成了反革命。对刘邓主持的这场五十天的整人运动，现已全盘否定，可大多数的当年亲身经历者都不能释怀，更别说挨整的同学无法原谅。我从内心对工作组的做法非常不满，隐隐觉得他们的言行与《人民日报》多数社论精神不符，虽没有勇气公开反对工作组，本着对被批斗同学的同情，也写过为他们鸣不平的大字报。
当我们听到北大传来陈伯达、江青等批评工作组的讲话后，非常兴奋，同学们多数都有强烈的解放感，认为自己真的能够当家作主了。随着运动转折，工作组奉命撤走，被批斗的同学没有平反，只是笼统地承认了对运动不够理解的错误。师生们当然不肯罢休，要求工作组深刻检查，说清自己的问题，为被整的师生们平反，并向他们道歉，持相同观点者成立了“红灯联络站”，意在对工作组不放行。也有另一部分师生认为，工作组虽有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校党委被定性为黑帮，应将运动转入斗、批、改的轨道，不应揪住工作组不放。北京各高校情况大致相同，平心而论，各校党委领导运动时间极短，劣迹不多，而工作组在五十天内一片恐怖，劣迹斑斑，同学们对其痛恨程度远胜过对校党委，揪工作组是发自内心，后来各校的造反派基本上都在那时串联形成的。
我当然是持批判工作组的观点，与许小昆、焦大化等同学组织了“齐卫东”战斗队，写了些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在这阶段，我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理清了脉络，特别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造反有理”的语录给我震动很大，结合反修防修的斗争，我想了很多。首先，我确信修正主义一定出现在中高层官员中间，他们并不是原先就是坏人，而是在领导的位置上被权力腐蚀的。所以，防修反修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揭露和监督官员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特点。８月８日《十六条》公布后，我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并特别注意到文件中多次提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九条：第五条讲的是党的阶级路线。不但没有支持那些官宦子弟狂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所谓的“阶级路线”，也没有提到“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样官方习惯说法，而是强调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右派，这样的提法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新的阶级路线？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把主要矛头对着已失去权力的地富反坏右，似乎不合适了，应该重新确定阶级阵线，以便对最大的敌人“走资派”进行斗争；第九条讲的是文革中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它没有强调党团组织的领导，也没有提到政府部门的职能，而是突出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还重点强调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我觉得旧的机构和组织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求，而且新组织形成的原则有利于防止领导脱离群众而变修，这是从机制上反修的重要措施。
当然，作为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不可能作更多深层次的思考，在运动初期，我确认了几条道理：为了防止中国变修，矛头应当永远对准当权派；至于他们是好的领导还是走资派应取决于其对群众的态度；不断地从机制上制约领导应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我自以为这是对文化革命的正确理解，甚至还误认为这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毛主席说的如此决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既没有前提，又没有条件限制，他就这样说了！难道我们还不该义无反顾地造反吗？
（二）上海串连
８月下旬，学校里的两派依然争论不休，我们便萌发了出去串联的念头，大家一致意见是去上海，这是我的家乡，我自然很乐意，当时同去的六个同学中，只有许小昆和冯正中是红五类。那时学校里已成立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总部，我们既无资格参加，也反感他们的言行，觉得不是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原则不合理，就写了一篇《我们就是红卫兵》，做了几个无字的红布袖章就出去串联了。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了北大、北京邮电学院、北大附中、北京七中等学校的同道学生，大家自愿结合在一起，起了一个“北京南下造反队”的队名，在同车偶遇的上海某中专老师建议下，于８月２４日，我们到了上海文化广场旁边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该校是上海一所最好的中专，以前称为国立高机，学生们大多学习优秀，来自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该校的运动状况也比较典型，师生们以对党委的态度分为保守和造反两派，运动模式几乎和我们在学校里遇到的一样，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造反的一派。由于上海的运动比北京滞后，再加上北京红卫兵身份，我们的快速表态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惊动了上海市委，此后，我们在上海再也脱不开身了（这段经历我在《与顾训中访谈录》中已有较详细的讲叙，这里不再赘述）。
从到上海直至10月，可称为在沪的第一阶段。在这阶段，上海的造反派还处于弱势，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支持各单位和部门的造反派炮打司令部。与我们同来的伙伴们由于种种原因多数陆续离开上海回北京了，所剩的主要成员就是许小昆、我和北大的高冀芬。后来又有北京师大女附中郭宝珠、刘丽芬和北大的胡伯安等加入，我们将队名改为“首都齐卫东”，这个队名一直用到我们最后离开上海。我们这段时期联系的单位和部门除了上海机校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海关学校、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和上海红西南红卫兵指挥部等，始终坚持“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支持各个部门的造反派，并与他们建立了较长时期的联系和友谊，有些朋友情谊一直保持至今。
我们在上海这样的言行，必定将触及上海市委。８月31日，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要求上海市委解决各类问题，最后冲进了市委大楼，与保卫市委的人员发生了肢体冲撞。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冲市委大楼的行动，但全力支持北京红卫兵，反对上海市委压制群众，压制造反，也写了传单，参加了街头的辩论，常常被人围攻。在这段时期，虽然我们的处境不佳，但我的想法很坚定，牢牢掌握矛头对准走资派的大方向，深信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并看清了文化革命形势的。但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也常有觉得解释不清的时候，并为这些困扰感到纠结。主张保上海市委一派经常强调：上海是文化革命的发源地，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哨，柯庆施是官方重点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上海市委怎么可能是黑帮呢？怎么可以把矛头集中炮轰上海市委呢？许小昆在对红西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有这样一番解释：上海市委以前是好的，但并不能保证它在条件环境改变后永远是好的，走资派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地位改变后变坏的，所以上海市委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接受检验，形而上学地认为上海市委能进保险箱是错误的。当时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十六条”明确指出，干部分为四类，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这样遍地开花地狂轰滥炸，难道就没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嫌？这个问题也提得很棘手，确实，我们是毫无例外地支持了炮打，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欢迎群众给他贴大字报的，也没有一个领导不为此组织反击的，难道真的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开始，我们只能针对具体领导理论，避免延伸推广，直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我们的疑团释然而解。好的干部只要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就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就应当接受批判、炮轰，目的是通过批判，让这些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还有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是：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相当一部分主张血统论，宣扬红色恐怖，有的甚至肆无忌惮地打人、抄家，同时他们中多数又持反上海市委的立场。我们和他们是炮轰市委的同盟军，但又不愿在宣扬血统论和胡作非为等方面为伍，所以，我们有节制地与他们相处，谨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和许小昆等在整个文革中，没有抄过一次家，没有打过任何人，也没有砸坏过任何公物。
到了11月以后，上海的造反派逐渐从少数变成了多数，从劣势变为优势，我们写的《九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小册子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实际处境大幅度地改善，但自己的思想却始终未能平静。我们当时参与文革的理念是反修防修，而且坚定地认为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最容易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并误认为这是理解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义。造反派转弱为强后，虽然还没有实际掌权，但已能起到左右局势的作用。此时，再与一些造反头头们接触交往，竟发现他们的霸道程度丝毫不亚于各单位的当权派，再往上看，中央文革中一些成员的作为也令人生疑，他们不停地运动群众，一点也没有接受群众监督的样子。这都是毛主席默许的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变修吗？这些萌芽状态的想法使我们渐渐地与主流造反派队伍拉开了距离，也为我们以后的挨整生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如果当时我们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哪怕只限于私下谈论，可能距离危险处境还远些，我们居然相信：毛主席可能支持我们的想法，这才是致命的错误。于是，我们有了一些行动。正当大多数造反派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姿态对逐渐倒台的走资派“痛打落水狗”时，我们与复旦大学“杀阎王”战斗队的潘啸龙、谭启泰等不合时宜地探讨着：造反派今后该怎么办？核心的意思是，造反派现在地位改变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就可能成为运动的阻力，走向反面。对自己和本派战友，不应争名夺利，而应防止因地位改变而变修；对被打倒和靠边的干部，不应罢官了事，而应争取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保守派更应热情欢迎，以示造反不分先后。我们和复旦的几位朋友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共鸣，他们不愧是新闻系的高材生，很快就写出了一论、二论、三论《造反派怎么办》，其中许多标题很醒目，如“文化革命不是罢官革命”、“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我们不保”、“夺权就是夺人”等，很鲜明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文章出来后，许多造反派称其为大毒草，在两个阶级大决斗的时刻，居然有人津津乐道地自揭短处！（文章我们并未具名，但在其后上海反逆流运动中，“杀阎王”公开检查中提到，他们这些“反动思想”是受了“齐卫东”的影响）这时，我们开始了和主流造反派的不同行进方向。对著名造反领袖批判，我们选择了表现最不像话的聂元梓，公开支持北大的反对派“井冈山”、“红联军”；对中央文革，我们没有胆量像地院的朱成昭那样公开抛出质疑文革的八大观点，也不敢像科大“雄师”那样在西单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理想主义虽重，要“舍身撞雷”还是很害怕的。就我自己而言，当时对中央文革也确实余情未断，虽然不喜欢江青、戚本禹的专横、跋扈，讨厌康生、张春桥的奸诈、阴沉，但对陈伯达、王力、关锋等还是甚有好感。
1967年，正是造反派们为了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争名夺利时，上海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出现了许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除了张春桥在历史上确有疑点外，更令大家反感的是他在处理群众组织关系上经常采用两面派手法，所以，复旦大学原来颇不团结的三派（“红革会”、“红三司”、“炮司”）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了。那时，我也对张春桥甚为反感，曾数次与复旦“杀阎王”、上海机器制造校“武工队”的朋友们议论此事，虽然还没有冲动到公开炮打，但已被有关部门记下了一笔黑账，再加上我又做了“为陈其五、章博翻案”等一些犯忌的事，已被即将掌权的新贵们视为异己，当初“反旧市委的光辉业绩”大为减色。一起造反的战友们的胜利不但没有给我带来社会地位的荣耀，也没有让我内心感到喜悦，这样在春节后，我便无趣地离开了上海，返回科大。
（三）动荡岁月
1967年是大动荡的一年，也是我们思想上激烈动荡的一年。回到学校以后，正是中央文革和主流造反派清肃十二月黑风完胜之时，不管是代表红二代的“联动”，还是代表造反派的地院“朱成昭”、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均受到毫不留情的镇压。我们学校的“雄师”、“井冈山”也属这类思潮，（详见拙文《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受到了科大主流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坚决打击，“雄师”的五位骨干遭到牢狱之灾，其它成员不同程度受到整肃。我们在思想上有类似的倾向，幸好行动上没有卷入。“东方红公社”多数人还是认可我们这几个老造反派，但我们的名字已在“东方红公社”镇反组里挂了号，罪名是在上海炮打张春桥，勾结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反聂元梓，由于我们在“东方红公社”内的人缘和影响力，负责镇反的696战斗队还算客气，仅作了一次变相审问，再没有深究。但从此时起，我们已被划入随时被整的危险人群行列，另册的阴影一直威胁着我，直到改革开放时代。
1967年初，我们的境遇还算可以，科大“东方红公社”的大多数造反派的朋友们（包括大部分总勤务站的头头）对我相当友善，经他们推荐，我在“东方红动态组”和《东方红报》工作，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也属有一定决策权的核心成员，这为我继续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旨意的行为提供了条件。那年年初，社会上发生的主要事件是反击二月逆流，在中央表现为老干部与文革新贵之间的矛盾，在地方上多数表现为支左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称为二月镇反，各地的造反派们因为军队在权力和理念上的冲突，其领头者纷纷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我在动态组每天都看到外地造反派受害的材料，出于在文革中共同造反的情感和对整群众行为的痛恨，我开始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而努力。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个事例：
1.支持上海舞蹈学校“毒草派”。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是江青亲自主抓的样板团之一，是一个不便进入的禁区。当时，该校的学员对芭蕾舞剧《白毛女》有香花和毒草两种观点：香花派的理由非常直白，此剧是江青同志肯定的，当然没有问题；毒草派则运用当年流行的大批判理论，认为喜儿、杨白劳都是中间人物，“逃到荒山”和“喝盐卤自杀”都是消极行为，没有突出与地主阶级的正面斗争，所以，突出中间人物的题材就是毒草，有严重问题。当然，持香花观点总是安全的，自然也是大多数，但持毒草观点的基本上都是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他们没有在造反胜利后停步，成立了“卫东到底”战斗队，其中有顾峡美、潘永宁等人，再次充当少数派。为此，他们在反逆流中又一次被整。我与顾、潘等在1966年造反中就认识，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再说我也赞同毒草观点，便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同年四月，《白毛女》剧组赴京演出，顾峡美原是该剧的主角，因持毒草观点被取消了演出，演出后，她大胆地拦住了江青，要求向她反映问题，江青破例地单独接见了顾，并对她表示了宽慰和安抚，要她放下包袱，还表示因观点问题整她是不合适的，最后叮嘱她，这次谈话不要外传。顾峡美鉴于对我的信任，把江青接见的详细过程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毒草派”翻身的很好的契机，于是，我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把江青私下谈话中有利于“毒草派”内容公示在媒体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造江青同志的谣”、“攻击革命样板戏”等罪名自然就被加上了。
2.支持三军“冲派”。北京有许多军事院校，在文革初期，他们虽然不能像普通高校那样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他们也受到地方运动的影响，学校的师生们也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军内造反派可没有那样能享受胜利的幸运，他们反对的是驻京三军的司令们，这些都是林彪要力保的爱将，所以，相比其对立派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革派”）,他们显得弱势，因有首都三司红卫兵的支持，在1967年上半年还能得以生存。是年五月，三军“无革派”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晚会，以壮大声势，三军造反派抓住了晚会“没有突出文化大革命和路线斗争”的问题，大做文章阻止演出，以图挽回被动形势，直至发展到５月31日直接冲击演出会场，惊动了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经上层权衡，三军造反派终于被抛弃，被称为“冲派”，实际上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许多成员遭整肃，比地方上的挨整者处境更为不堪。因为上层多次表态，北京及各地的造反派再也不敢公开对他们表示支持，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原先对三军“冲派”也仅是一般的支持，并没有过多的联系，在中央表态后，我们去“军艺星火燎原”看望，见他们被整的惨状，激起了强烈的同情心，遂给他们捐钱、捐粮票，还在《东方红报》上发了一篇褒扬三军冲派的文章。这当然是闯了大祸，被指责为“公然对抗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3.支持“上柴（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反对上海市革会（革命委员会）。上海是我文革期间“创业地”，在京时我一直关心着上海的形势。那里的“反逆流”和北京的“反二月逆流”完全是两回事，上海的“反逆流”着重就是整炮打张春桥的造反派，其中“红革会”处境最惨，我的不少朋友均因此事挨批遭斗，引起我对这一新生势力内心不满。是年夏季，我二次返沪，正值上海两派激斗之际。一派以上海市革会、工总司为代表的一些左派组织，人多势众，掌握全市政治、经济资源，又得到中央的支持，当然位于上风；另一派为首的是一个工厂的造反组织，这个组织简称“上柴联司”，有四千余人，得到相当多的平民支持，其中主要的是在“反逆流”中被打下去的一些组织，特别是工人造反派中的非主流组织，他们组成了各区的“支联站”，经常在人民广场举行演讲，听者数万之众，居然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能与市革会对抗。我在一月份曾去过上柴厂，当时只觉得是一个单位的两派之争未予重视，而且也并不倾向于“联司”。但这次看到后，心境大不相同，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组织，居然能造成如此声势，其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以及对群众心理掌控能力之强是异乎寻常的。而且，我对那些新贵们本就不满，再加上历来同情弱者的秉性，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支联”的行列。我们以“齐卫东”名义，召开了几次支联派串联会，还组织了一次市内游行，虽然当时给了“联司”较大的精神支撑，但最终效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给“联司”任何实际帮助，还把自己和朋友们都牵连了进去。不久，解放日报社革委会负责人之一，我的一位中学交情极好的老同学，看到一份“绝密敌情”内参，把我在上海的一些活动都当作阶级敌人反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动态通报了。他冒着“通敌”的危险把这情况告诉了我，并警告我迅速离开上海，否则后果严重。这样，我又颓丧地离沪返京，开始了我的“退出江湖”生涯。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67年秋，我以十分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文革运动，虽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地有磕碰，但我自认为信念坚定，确信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一次反修防修大演习，只有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武器，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觉得自我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有潜在的动力支撑。到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指示发表后，“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警告犹如当头棒喝，我开始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赶紧悬崖勒马，实际为时已晚，难逃厄运。
上述文革经历只是为了作为一打三反中挨整的铺垫，删繁就简，突出了自己与运动主流的对立性和偏离度，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喜欢标新立异胆大妄为的人。
（四）思想变异
我在文革中之所以自信地投入，源自于这样的信念——总觉得毛主席会支持我的想法。不管是前期与各级当权派的争斗，还是后来一些脱离文革主流的行为，我一直盲目自信，认为自己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确实有些朋友也曾提醒，我的想法和行为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大民主的理解，与毛泽东的想法是完全背离的，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67年1月，我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住地和地院东方红的朋友们聊天，一位《高旗无畏》战斗队（朱成昭麾下主力队伍）的朋友介绍朱成昭的八大观点时，讲到朱预计：随着文革的深入，大民主将越来越少。我当时甚为不解，毛主席不是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吗？要是没有大民主，造反何从谈起？还有一次是1967年春，我和许小昆与科大“井冈山”刘祖平、倪诗茂等谈论文革形势，老刘也说起同样观点，我忍不住奋起反驳，老刘要我重新仔细阅读一下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说我的想法与邓拓接近。我当时觉得不能接受，他们怎么会认为毛主席愿望是要强化专制？他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倡导者吗？直到1967年秋季后毛主席发表一系列指示，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促使自己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支柱信念轰然倒塌。当然，现在要重新回忆当时思想脉络的具体变化已是很困难，但有几点还是记得非常清楚。首先是对“走资派”概念的理解，“十六条”中提的是“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竟然把很重要的“混入”两字忽略了。毛泽东及其文革追随者的意思是：这些“走资派”并不是因为地位改变而变坏的，而是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所以受到严厉惩治的不是建国后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而是当年国共斗争中有过污点的“叛徒”、“特务”，而只要忠于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都无关紧要，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准炮打！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其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怎样防修反修的问题。毛泽东的说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样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解释实在令我无法理解，建国十七年，国共两党除了隔岸放些无效炮弹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正面冲突，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毛主席最终会支持我的”幻想实际上成了泡影，另外，伴随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相继倒台，北京和各地的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惨遭整肃，而且完全是永难翻身的态势，让我感到极其灰心，甚至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当然，对以后的现实运动我兴致索然，开始了自己的认真读书生涯。
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开始怀疑毛教的教义，这让我感到既痛苦而又有超脱感，痛苦是我必须重新理清自己的思想，摈弃以前尊奉的信念；超脱是我终于又回归到了自我境界，摆脱了教义的框框，开始理性地独立思考。于是，我和许小昆、刘祖平、倪诗茂、徐立林、王昌燧等人一起读书、讨论，远离文革运动。由于当时的文化禁锢，书源很少，我们如饥似渴，凡是封、资、修，洋、名、古的书只要能找到，就一本一本地传阅，中国历史是我们重点攻读的内容，在此期间，我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本和部分《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刘祖平古文功底深厚，经常给我们讲解《通鉴》中的一些片断，使我得益颇多。出于对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质疑，我必然会考虑：毛泽东是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了吗？两者之间差别何在？我认真阅读了马、恩原著和国外的一些政治书籍，就像学高等数学那样，做了阅读笔记，力求弄通原著的每一句话的实际含义，在此过程中，许小昆给予我莫大帮助，他有相当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对译著的阅读能力，不但使我顺利地精读完这两册经典，而且还补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一课。具体的读书体会就不详细展开了，结论性的收获主要有两点：第一，我已确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差别甚大，中国目前所宣传的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主义精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强调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毛泽东思想中几乎没有什么体现，实在感到难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第二，通过对原著的精读，我的思想信仰从毛泽东思想转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问题有超凡的深度，逻辑性和穿透力极强，完全是高质量的理性思维，较之毛泽东武断、直白的俗话确有天壤之别（具体内容可能后章节会有一定涉及，这里就不展开了）。
另外还有一类书籍对我影响相当大，在许小昆家（其父是中央外贸部的高干）我看到了许多“修正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内部参考资料，以及在反右斗争中一些著名右派（如林希翎等）的言论集。这些从未见过的对社会观察的独特视角和理性思考问题的方法，如醍醐灌顶，使我眼界大开，深感到自己以前的无知和幼稚。
特别是精读了《南共纲领》，心中既惊讶又敬佩，作者对用暴力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弊病的分析，竟是如此透彻深刻。现在回忆起来，《纲领》内容中两个主要观点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书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出现，执政党应当不断地铲除这些因素。而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也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扩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影响政权的性质。第二，在现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资本主义因素表现得最主要新形式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正是这些观点，使我思想有了质的变异。我逐渐坚信：我国是个极易产生特权阶层的国家，它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危害。在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距离真正人类理想的公平社会未必比我们远。当然，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网络时代，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发达国家的政论和时评，《南共纲领》的一些见解也不足为奇了，但在当年文化荒漠、思想禁锢时代，喜好用理科思维方法分析问题的我，见到这类文章时的惊愕心情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尽管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和当时国内主流政见何等的格格不入，但他们仍是尊奉马克思主义的，仍是认为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对十月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还是肯定的，只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容易产生特权阶层，产生压迫人民的新资产阶级，这一点与我的想法很有共鸣。这样，我就逐渐进入了思想“走火入魔”时期。
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恐惧感，毕竟思想犯比比皆是，更何况我已经对伟大领袖产生了逆反，这比我在运动的一些越轨行动严重得多，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忧随时可能发生。当时我年轻气盛，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仅仅为了解开思想上的纠结，竟将自己的一生置于危险之中。既然是“走火入魔”，当然也无法在异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车，于是我还看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历史书籍，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以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关于波、匈事件的政论和时评，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反动”的雏形：第一，我认定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第二，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的危险，南斯拉夫的政治见解是对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第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对官僚体制的长期不满而设计的打倒政敌的骗局，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欺骗，但矛头对准“走资派”也就是官僚特权阶层总是对的，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症结；第四，那是从阅读大量“修正主义”书籍和资料中知道了“不同政见者”这一词的含义，并对索尔仁尼琴这类人非常敬佩，甚至认为值得终生仿效。当然，这些主要都是政治领域的思考，还有一些经济、科研和其他方面的观点，当时被认为是反动的，后来已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为当政者采用实施，在此就不做“表功式”的赘述了。这些观点，我和许小昆之间是认真交换过的，也经常一起探讨、思考，但和其他朋友并没有非常明确地点破，仅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我的这些朋友中多数对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的不满，对整个国家的体制也没有系统的思考，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持反感态度。
（五）整肃开始
在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前，虽然我在运动中多有越轨，出格言论不少，对立派偶有大字报给我冠以“反革命”帽子，甚至本派也有一些人认为我思想反动，但这些都是群众的诈唬，并没有制约效应，我也没感到有多大的压力，仍是我行我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享受着文革前期赋予的自由。工军宣队进校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虽然我校没有像清华、北大那样曾有过大武斗以及与工军宣队的对立，但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学生们挨整的时期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科大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并掌握控制学校的一切权力。开始，军宣队组织学习，以及搞早请示晚汇报、绣毛主席像、跳忠字舞等令人不胜厌烦的造神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学生们清醒，将脱缰的野马用强力收回。在集中的权力面前，你们除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服从管理，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
厄运仅仅刚开始，文革中大规模地对群众的整肃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拉开了序幕。刚开始遭整肃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工，每次开校级或系级的大会上，总有一些倒霉者被陆续揪出来，关入由军宣队设置的专政队隔离审查。这和文革初期群众自设的专政队完全不同了，大乱时的专政机构没有稳定性，也没有社会认同性，其恐怖感远不如眼前的专政队，被专政的罪名有很大的随意性。
一旦不幸进入，就有永无翻身之日的可能，因此，校内人心惶惶，气氛极为紧张，继工作组专政后，灾难又一次落到科大师生们的头上。随着整人运动的深入，文革中的现行问题也进入了清查的范围，在1967年公安部“六六通令”规定的现行反革命条款上，增加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组织策划大型武斗”等内容。这样，整肃的范围不仅限于教职工，很快就扩大到了学生，遭此厄运者数量渐渐增多，我的朋友刘祖平因为北大“红旗飘”组织的牵连被揪进专政队，另一位关系不错的王元元也因上海铁路南站武斗事件而遭殃，现实的危险在逐渐接近，我们已处于紧张、恐惧之中。
整人者往往有很好的阶级斗争嗅觉，我们系的军宣队进驻后不久就注意到了我们“齐卫东”战斗队，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是五系学生中清查的重点，并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调查我们的专案组。我们主要的“罪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中包括反张春桥、反上海市革委会、反对样板戏、支持“三军冲派”对抗林副主席，以及与上海、北京一些已被整肃的“反动”组织关系密切，这些“罪名”要完全抵赖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辩解的基本原则是坦率承认客观的事实，强调我们动机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认识错误才造成了不良后果，对于我们读书会中的一些议论及相关的“反动”思想严防死守，坚决不能外泄。我们系里一位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认真交待文革中的问题，争取主动，我非常爽快地将运动中的错误细细讲了一遍，并表示自己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对错误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痛心，今后一定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他看我态度挺诚恳，掌握的情况都已交待，就说了些要和以前的错误决裂一类的话，后来也没有找过我。对于军宣队准备怎样处理我们，我心中一点也没数，内心非常忐忑，这样的煎熬过了半年多。记得1969初夏某个周六的傍晚，我在我三哥家度周末。我们班上一位女同学（因她不愿在我的回忆中提到她的名字，故简称连×）来找我，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她前一段在搞我们的专案，在此之前也不太清楚我们在运动中干了点什么，这次通过专案清查，觉得我们整个运动中的行为都是为了理想，没有任何私欲，不管是对是错都令人钦佩。听了真的很感动，也很惊讶她的行为，深知她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专案纪律的，万一泄漏将受到牵连。这位连×和我关系不错，运动初期也一起造过反，作为学生党员的她，除了党的原则，竟然还有自己的道德判断，而且也同样不计私利。在上海串联时，解放日报的一位我的中学同学曾给我通报过上海市革会整我的绝密消息，我为此事也感动过，看到了情感和道德的力量。两次类似事件，说明了在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的社会里，还有非政治因素存在的场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社会终究不能被残酷的斗争哲学无情地全覆盖。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暂时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侥幸度过了难关。军宣队专案组给我们的结论是：革命小将犯错误，并当着我们的面销毁了专案材料。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首先，这场运动主要对象并非学生，也不是特别强调现行问题，边缘的位置使我们有了许多逃脱的机会。其次，由于在专案组内有同情我们的朋友极力帮忙，这比我们自己的辩解有力得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私下的言论问题并没有涉及，我们好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攻守同盟经受住了考验。另外再加上我们平时人缘较好等因素，这场有惊无险的灾难就这样逃过了，但也为我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厄运留下了伏笔。短暂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盲目自信，特别是我自己竟如此昏昏然，认为共产党的整人运动也不过如此，我们这些名校高智商的大学生怎会斗不过没文化的军人和工人呢？其实，这次幸运与自身的智商相关性是很小的，我的这类想法不仅大错，而且给以后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危害。
三、一打三反运动
科大的师生又面临新的灾难，在林副主席的军委一号通令下，中国科技大学将要搬迁出北京。中国科大是建国后新创办的一流名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任校长，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流科学家都在校直接为学生们上课，文革前，我校一直被称为科学家的摇篮。现在要把这样一所学校搬出北京，绝非一件小事，一些类如高速风洞和实验室等国内稀有的实验设备可能毁于一旦，选择一个合适的新校址来安置万余师生也是一件十分费周折的事，但在文革中，科技和教育地位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最后决定：科大搬迁到安徽。这一缺德的决策究竟是谁拍的板，至今尚无法查清楚，在科大校史上留下了尴尬的一页。1969年年底，在强权的压力下，69、70两届学生以及大部分老师被迫搬离北京，虽然大家怨言纷纷，但科大的命运不可能掌握在广大无权的师生们手里，只能落户安徽。从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科技大学的命运一落再落，当年的辉煌只能成为历史了。
（一）山雨欲来
科大迁校到安徽后，先是暂住在安庆党校，那里的条件实在太简陋，于是又迁到了合肥，安徽省革委会将合肥师范学院的地址让给了科大，总算有了房子能够勉强安置这群落魄的师生以及一些拆散了的仪器器材。科大到安徽后，“一打三反”运动接踵而来，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即将来临了。
我随大部队到了安庆后，没有再跟随去合肥，便坐船回上海过年去了。在上海，我已听说有中央文件下发，要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在于“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主要惩治文革中出现的现行问题。过完年不久，我们班就有同学来信告我，要我尽快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这次运动来势很凶，从清查内容看明显是要整肃文革运动中的政治异己分子，我们恰好就是目标，内心自然有本能的紧张感。但我的侥幸心还是比较重，心想：在刚经历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已经被清查了一遍，有了明确的结论，应该不会出问题，更何况安徽工军宣队的整人水平会比北京的高？我们根据北京的成功经验，如法炮制不就可以了吗？不必过度紧张，否则反而会显得心虚。于是，我故意晚了几天到合肥，在大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报到。同学们大多数都已返校，大家见面后几乎都是谨言慎行，没有嬉笑闲谈的场面，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紧张。我们班的临时班长何世平带我去见系里的工军宣队领导报到。系工宣队队长姓谢，是淮南煤矿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见了我立即摆出下马威，厉声厉色地问我为什么迟到？我找了一个理由，他勃然大怒，难道这事比“一打三反”运动重要吗？随即又给了我一个明显的威胁：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忻鼎亮。我心里明白，工军宣队已经盯上我了，但我对谢队长这种虚张声势的诈唬很鄙视，也错误估计了他们的整人能力。
安徽省既然接纳了中国科技大学，显然非常重视这所学校，当时首要的任务是要它服从。“一打三反”运动正是个好机会，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压服这批桀骜不驯的学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科大的学生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的迫害，更甚于其他大专院校。安徽省革委会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军宣队，用来制服这批带着怨气来的京城师生。校工宣队队长是安徽省革委会常委李东林，也是淮南煤矿工人，造反起家，荣升至省革会常委。军宣队来自李德生的嫡系部队十二军，有几个师政委压阵，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在搬迁时闹得最厉害的近代物理系安置在白湖劳改农场，数学系安置在铜陵，物理系安置在淮南煤矿，化学系安置在马鞍山，近代力学系安置在合肥本部，无线电系当时在广西。学校在合肥办了一个大型的“学习班”，将当时的两派的核心人物集中起来开展运动，各个系分别搞运动。由于我后期游离在运动外，没资格进入校学习班，只能在系里参加运动。通过学习，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１月底下发的1970年３号文件，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件要求“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我觉得仅“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他都应有实际行动。
（二）攻守同盟
许小昆到校比我还晚，奇怪的是工军宣队并没有训斥他，淡淡地把他晾在一边。我的处境与许小昆相近，除了刚到校的那次下马威，他们再也没理过我。
学校的搬迁，因为是完全违背广大师生意愿的官方强行决定，所以校内两派师生几乎一致反对。现在工军宣队上纲上线，要大家认识到迁校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反对迁校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反动思想的萌芽已经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这一招确实相当厉害，每个人都有了“原罪”，谁不转变立场，和工军宣队保持一致，谁就是继续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就要成为运动中惩治的对象。运动开始时，工军宣队不急于揪人，一方面组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大家联系实际，批判反对搬迁的思想和言行。同时，工军宣队还开展了一个“检查思想，公物还家”的小运动。背景是这样的：在北京时，当同学们知道迁校决定无可更改时，非常愤怒，毁坏了一些公物泄愤，有些同学拆了桌椅，用木板作箱子、板凳，更普遍的是用木板自制收音机盒子。这件事被工军宣队小题大做，说这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大爆发，而且要大家把用公家材料做的物品归还，并检查交代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敌台的“罪行”，上纲说这就是现行问题。这样，人人都有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为了自我保护，在强大的思想震慑下，大家只能对工军宣队唯命是从，不敢有任何抗拒，工军宣队初获全胜，整人的大戏即将开场。
学校“学习班”重点整肃的是原科大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一些核心骨干分子，详细情况无从得知。我们系整肃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原东方红公社的作战部长陶荣甲。他和北京市的一些造反派（多数已遭整肃）多有联系；另一个就是“齐卫东”战斗队。被工军宣队盯上的除了我和许小昆外，还有徐立林、焦大化、钱德生等人。我系运动领导者除了谢队长之外，还有军宣队的潘指导员和一位姓贺的结合干部（据说还是个十二级高干），这些整人者经验丰富，手法老到，有条不紊地先打外围战。当时，“齐卫东”队中承压最大的是徐立林，他被抓住的一个把柄是与一位干部子弟徐××谈恋爱时有越轨行为，这不是政治问题，但工军宣队无限上纲，对那位女同学做分化工作，告诫她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迷惑，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庭，对徐立林则严令他老实交待问题，不准私自串联，并对他的行动作了监视。至于许小昆和我，工军宣队则不动声色，我有些迷茫，猜不透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敢与同伙们串联商量对策，只能被动地静观其变。我们班有些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不知道我内心还有很多“反动”思想，劝我应该争取主动，把以前运动中的问题交待清楚，我自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劝告。
在一个休息日的晚上，我、许小昆、徐立林冒险在校园僻静处商量对策。许小昆重新强调了我们应付工军宣队的原则，就是文革运动中的具体事件一概承认，但拒绝上纲，私下言论的事坚持守住，并再三提醒，态度一定要好，要安分，不要刺激工军宣队中任何人。徐立林在问了焦大化、钱德生处是否叮嘱过之后，就先回宿舍了。许小昆和我接着谈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这次运动来势凶猛，声势远胜整肃运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第二，我们能否躲过这场灾难的关键是我们的言论问题不被败露。我认为做到这点应该没问题，因为极端的观点和言论仅限在我和许小昆之间，徐立林虽有些所闻，但知道不多。可是我忽视了平时口风不严，大不敬的言论已有一定范围的流传。第三，徐立林那里最危险，他的女友就是工军宣队的突破口，应考虑如果小徐被攻破后怎么办。我觉得小徐很讲义气，他会顶住的，即便有意外，只要我们俩死扛住也未必会有大难。最后，我们两人互相勉励，为理想哪怕坐二十年牢也值，似乎大有义无反顾的气概。现在经过四十多年后再回想当时情景，我们真是“走火入魔”，为了一些尚欠成熟的思考，居然能到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其实，我们的所谓理想太虚弱了。
运动开展将近一月，我们的厄运降临了。起因是这样的：
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梁××是已毕业的63级学生，他出差路过合肥，来看望我们，我和徐立林一起接待他。这触怒了工军宣队，谢队长质问我：为什么违反规定，私自和徐立林串联？我表示不知道有不准和徐接触的规定，更何况是外地朋友来看望我们。他闻言怒斥：你居然态度如此不端正！并当即决定：今晚开忻鼎亮的批判会。我心里已经早有准备，也想趁机摸一下他们的底牌。第一次批判会他们未见成功，批判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过去炒过的冷饭，积极发言的多数是对立派的同学，我平时关系好的同学多以沉默表达同情。我心想他们的招数只不过如此，仍以无所谓的态度应对。但工军宣队丝毫没有放松，一方面宣布我是批判对象，让一个同学每天寸步不离地监管我，再不让我与其他人在有联系机会；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徐立林和他的女友施压工作。我已无法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只能从观察周围同学对我的态度来判断形势。两天后，情况有些变化，有些同学会对我怒目而视，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路遇时也会有意转过脸去，看来事态趋于严重是肯定的，但严重的程度我实在无法得知。工军宣队上有中央文件，下有各种手段掌控群众，且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整人机构，信息畅通，知己知彼，完全是压倒优势，而我仅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只能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现实。
（三）屈辱投降
在第二次批判会时，工军宣队已经成竹在胸。开始发言的几乎都是平时的好朋友，揭发的多数都是我私下“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使我即刻崩溃的事是：有人揭发我们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这是文件中明确列在首位的罪状，如果坐实，定是敌我矛盾无疑。
大约在69年初的某一天，我们一些好朋友在许小昆家吃饭，那时，我们对文革非常厌恶，对现实也甚为不满。席间，我趁着酒兴，说到我们未来前途暗淡，如果有机会，能逃到苏联等国，倒还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大家也都附和，还说到在内蒙或沿海一带都有机会。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发泄，说说而已，我几乎忘了这个茬。在批判会上，我的一位参加这次“黑会”的朋友揭发了这一场景，我才突然想起确有此事，顿时如遭霹雷，思维完全失控。工宣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招的致命效果，冷冷道：“你别想狡辩抵赖，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的人证明了你的这一罪行。”顿时会场沸腾，“打倒叛国投敌份子忻鼎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音中带有许多愤怒的情感，我心中感到战栗。我明白，有不少同学觉得我欺骗了他们，居然内心隐藏着如此反动的思想。在当时，对文革不满，对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不满比较普遍，但对国家制度不满，对毛主席不满，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我的思想已超越了群众认同的底线。同学们不明白这样的想法究竟为了什么，因此失去了平时的信任，甚至怀疑我真的有罪恶企图。
如果说第一次批判会同学们多数屈从于压力，而这次却真心地站到了工军宣队一边，我崩溃了，感受到被社会抛弃是什么样的滋味。工宣队胜券在握，像猫耍弄老鼠一样找我谈话，问我对这次批判会的感受。我完全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低着头，什么也说不出来。谢队长准确地掌握了时机，用嘲弄的口气问：“你自己说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我已没有任何申辩的力量，继续无语。他软硬兼施：“你问题这么严重，我们还是想挽救你，关键是你自己要端正态度。”我以往的“豪气”全消，连连求饶：“我一定老实交待。”他毫不放松：“态度老实要有具体表现，我们只是点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吧？”进而威胁：“最好你自己说，要不然再开批判会帮助你？”我脑子顿时一片乱麻，鬼使神差地竟说出了：“我反对毛主席……”“嘿，嘿，……”谢队长发出瘆人的阴笑：“这就对了，回去好好写交待，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才能考虑给你出路。”我屈辱地投降了，这令人终身羞愧的一幕永远留在脑海中始终磨灭不去，从此，我完全掉入了工军宣队布置好的陷阱中，再也没有抗争的余地了。自那时起，我的宿舍被调整，定名为“忻鼎亮学习班”的小组即刻成立，与我同房的都是小组成员，为了加强对我的监管并防止出现意外。
那晚，我几乎整夜失眠。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的年代，我人生的前景一片黑暗，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无法预测，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工军宣队的意思，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第二天，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写了四十几张纸，把自己怎样开始怀疑毛主席及后来思想的发展，详细地交待了一遍，以表达自己的“投降”态度，可是，谢队长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叠纸扔在我面前，声称：“全是废纸。”我一时懵住了。后经“学习班”一位好心同学点拨，我才明白书写交待格式出了问题，必须要一件事一写，写明时间、地点、在场人、谈话内容和行为。我这才明白，工军宣队根本不是要挽救我，给我出路，而是要把我这“反革命”言行坐实，以便定案。但我无法反抗，只能按照要求回忆和交待。由于我们都是随便的私下谈论，时间地点大多数已记不清，所以也无法得到他们“态度老实”认可。对于我，“叛国投敌”、“反毛主席”都认了，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关键是我要尽量想办法把我“投降”的事告诉许小昆。工军宣队同样关注到这一点，他们胁迫我，要我在公开场合下揭发许小昆，一方面可以给“小集团”的一号人物心理上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能使我和许小昆之间产生矛盾和不信任，以利于进一步的互相揭发，这是他们彻底打垮我的最后一步。军宣队领导曲政委不惜放下身段亲自找我谈话，警告我，如果不公开揭发许小昆，则说明以前的“认罪”态度都是假的。我表示：揭发可以，但希望能在此前先见许小昆一面。这种“与虎谋皮”的妄想遭到了曲政委无情的嘲讽：“你认为现在还有资格和我们谈条件吗？给你立功的机会都不想要，你的问题性质自己清楚，别等进了监狱再说后悔。”高压下，我再次屈服，在批判许小昆的全系大会上，我站起来揭发了许小昆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我们“小集团”的同伙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揭发，工军宣队顺利攻克了“齐卫东”最后一个堡垒。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便兵败如山倒，“齐卫东”小集团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学习班，每班都配有六、七个同学或老师监管，完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开批判会，就是写交待。五系工军宣队成果辉煌，揪出了“齐卫东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系里成立了大专案组，由姓贺的那位老干部负责，汇总我们每天上交的交待和揭发材料。
（四）追查后台
事态发展日趋严重，专案组汇总材料时感到有些震惊，我们“反动思想”的深度超出了一般大学生的认识境界。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几个二十几岁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自己悟出来的想法，后面一定有“长胡子”成年人指点和煽惑，于是，他们集中调查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我们究竟交待了哪些“反动思想”使工军宣队起疑，我现在已无法详细回忆，更何况我们的交待材料在平反后已全部销毁，只能靠会议中仅留的点滴简述。我交待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两条记忆比较深：一件事是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我和许小昆在讨论《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拿这篇文章与林彪九大政治报告作比较（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大作），说林的报告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因为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林的报告丝毫没有突出这一点，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我们进一步批评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反的。另一件事是我和徐立林在许小昆家一起讨论恩格斯的《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许小昆在谈到国家这一概念时，强调了恩格斯突出的国家阶级调和的功能，并批评在文革中“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在这里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把它变成了暴力镇压异己的工具，才造成现在这样独裁专制的状态。
我记得谢队长曾拿着一叠我们交代的材料，对我怒斥说：“这样反动的一套理论，只有你们这几个人才说得出来，这类材料不需要旁证，就可以定你们的罪。”工军宣队一面对我威胁、恐吓，一面逼我们详细交待各种社会关系，以便确定我们的后台，把反革命集团的案子定实，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后台，所有的想法都来源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于是，案情进展受阻，陷入了僵局。工军宣队完全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样的“反动理论”怎么可能没有成人的点拨而自己形成，一定有政治目的，他们便认为我态度不好，抗拒交待，几乎天天“批判帮助”，逼我供出后台。我真的没有后台，自己身败名裂无所谓了，要我交待各种社会关系，必定是连累别人，也就是出卖亲友，是令我感到最承受不了的事，今后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我尽量躲闪，避重就轻，但这毫无用处，我已经完全进入被禁锢的牢笼中，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事后我才真正明白整人制度的厉害，被整者只有三种选择：坦白、抗拒和蒙混，一般人往往都选择蒙混过关，其实，从实际效果看，却是最不理想的，在强大的专政樊笼面前必定输得精光。工军宣队软硬兼施：“你实际上也是受害者，那些给你灌输反动思想的人在毒害你，如果不把毒根挖掉，我们怎么挽救你？”“你不交待别人会交待，你想保的人最后也逃不了，而你也因为抗拒有同样的下场。”“忻鼎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让我几乎接近崩溃，闪过选择自杀的念头，最合适且可行的莫过于摸电门了，究竟是没有勇气还是无法摆脱看管，我记不得了，但这些日子里的精神苦难则是我永生不能忘怀的。
工军宣队对付我们另一重要手段是将我们分别置于不同的位置，使我们各人之间产生怀疑和猜忌，在我面前，他会说×××态度好，并抛出一些让我不安的材料，使我对同伙的不信任感增强，在别人面前，则说我的态度好，并用同样手法进行挑拨，甚至使一些诈术。在我们这伙人中，我的人脉关系最广，朋友也最多，往日，我一贯以“讲义气”自诩，朋友圈中也落下了“热情仗义”的好名声，现在，他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连累，而且事情发展的后果难以预测。我们当时已被定为科大最严重的“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在这种形势下，寄希望于别人在揭发时有丝毫的留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多线索的焦点集中指向了我，我自己觉得输得精光，已经毫无抵抗的想法，只是不知工军宣队还要相逼到什么地步。其实，工军宣队想法很简单，他们就是要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如此“反动”的思想，要是没有“后台”的教唆，没有实质性的反动行为，而仅是几个二十多岁学生的“胡思乱想”，将使这一阶级斗争重大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笑柄，他们从全面清查“齐卫东”的关系网入手，致力追寻后台。我放弃了无谓的抵抗，实事求是地交待了我和朋友们的思想交往，但确实没有人教唆我，也确实没有后台，导致对我们的审查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大约在５月份，工军宣队宣布成立展示“一打三反”成果小分队，向科大各系所在的驻点巡回批判“齐卫东”反革命小集团，我作为反派主角在全校被游斗。在小分队出发前，谢队长对我训话：“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选你去批斗，因为许小昆现在态度比你好，你要在这过程中转变立场，彻底交待问题，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别怪我们没给你出路。”对他那种离间式的心理战，我心里清楚。选我去批斗，一是因为我的朋友圈大，各系都有一些好朋友，批斗我可起到两面施压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希望在追后台环节上打开缺口。小分队由工宣队一位师傅和我系一位左派老师郭××负责，还有五六位同学是正方的批判者，有四位“中间人物”关×、连×、徐立林及其女友（被我拉拢利用和拖下水的）上台发言，表明已经转变立场和我划清界限，反派仅我一人，站在台上被批斗。小分队自合肥出发，经铜陵、马鞍山、白湖农场、寿县、淮南，游斗了一大圈，还到工厂和其他学校批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屈辱中度过每一天，更令人难堪的是每次批斗会后都要我谈体会，被迫不停地自我侮辱，在劫难逃的情绪更让我觉得前景一片漆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在其他系，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也有类似的境遇，社会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境遇就更惨了，被杀、被关的比比皆是。
（五）侥幸免灾
也许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据说在６月份，中央下了一个有关在运动中被清查的学生处理方案的文件，强调了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学生都应从宽处理，按时予以毕业分配。
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这一文件，在文革资料库中也未搜到，具体内容细节均无所知，仅知这一文件是对我这样的“反动学生”算是“皇恩大赦”。近期，我也采访过当初搞过我们专案并见过此文件的同学，他也记不起文件的详细内容，只告诉我：工军宣队对照了文件就我们的专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讨论。当时主流的意见认为：我们虽然思想反动，但确实没有现行活动，也没有社会背景和后台，主要的“罪行”是小范围内的“反动言论”，而且，各人交待的言论绝大多数时间、地点、场合和内容都不能完全对上，能落实的“罪行”不多，所以宜从宽发落。但也有认为：我们攻击毛主席罪名很大，即便有一条，按当时运动的规则，也应从严惩处。那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是淮南煤矿的一位姓贺的干部，据说级别很高，他虽然思想属于文革主流派，但把握政策还算可以，在他的主持下，我们问题的性质从敌我矛盾中被拉了出来。
当看管我的人说我态度不好，有重大问题没交待时，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第二天在落实政策大会上作认罪发言，并宣布“忻鼎亮学习班”结束。几乎与世界隔绝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工军宣队就这样轻易放了我？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当时也不容我多考虑，要认真准备好明天的“认罪发言”。第二天，系里召开全系落实政策大会，会上，徐建中、钱德生、徐立林、焦大化、我及一个干部子弟，先后做认罪发言，表示和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决裂，除了那个干部子弟外，其余人都是我们“小集团”的成员。我的悔罪确有一定的诚恳度，当然思想上想通是不可能的，因为隔离期间仅是权力的高压。我后悔是不该如此轻率地用生命去作无价值的政治秀，还连累了许多亲友，另外，对这样侥幸地劫后余生原因完全迷茫，不知该感谢谁，这种复杂的情绪也带入了我的发言中。会后，我算是被解放了，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这一结果远好于我的心理预期。我的审查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虽然没有留下当时完整的结论记录，但三条“罪名”的记忆是很深的，主要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至于“叛国投敌”这条，因查无实据没有写进结论中，结论是进入档案的，它使我身处“另册”的阴影在长时期内始终无法消除。客观地说，这样的结论原则上并没有冤枉我，思想上是有的，言论也是说过的，问题是因言定罪的专制体制和政治运动，实际上扼杀了一代敢于思考社会问题的年轻人，使中国的社会沾上了一层浓浓的奴气。不久后我才知道，文革中定为犯政治错误的共分为六个等级，我属于最重的一级，再往后就是敌我性质了，比较其他造反派大学生的定罪，我并不算“宽大”。不过，总算暂时逃出了樊笼，也经历了失去自由的滋味，积累了难得的挨整经验。
劫后余生，我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这次被整是必然的吗？哪些因素会造成政治运动中被整？今后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纵观我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文革中多次劫难，凡是遭到政治整肃者都有其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指运动政敌的涵盖范围，如果身处其中，挨整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处于边缘状态，逃脱的概率就相对大一些；而“一打三反”运动，我们正是整肃的重点，逃脱的机会就很小了。偶然性是指被整者的综合人际关系以及运动中产生作用的大小，这种因素随机性很大，属于不可控范畴。这里所说的人际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与掌权者的关系，二是与群众关系，两者都可能对被整程度产生影响。一般说来，政治思想异端者多数性格张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多少都有些问题，造成挨整概率变大，整肃程度也相对会严重，而我的人际关系应该算是好的，主要是因为我坦率热情，乐于助人，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往往与掌权者关系较难相处。当一旦成为整肃目标，被整人方掌握的材料则成了定“罪”轻重的主要因素。按如今的法律，对思想犯的定罪时没有法理依据的，也无法确定“罪行”的轻重。但当时确有反革命罪的条例，包括思想犯，实际的执行更是把侧重点指向有“反动”思想的人，这样违反人权的法理，不但被掌权者当作震慑异端思想的专政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得到了社会的认同，这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人运动得以胜利的基础。
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用专政的手段整治异端的思想和言论，实际上属于法外私刑。更可悲的是，在领导意志和舆论宣传的强力下，把批评政府同反革命罪硬性等同起来。这样，文明社会公认的政府违法行为变成了合法化、常态化，而且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认同，也成就了整人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一打三反中，对“反动思想”的人按“反动”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各种形式的发泄。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群众中对这类人大多数是同情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反动思想”有相当大的共鸣度，所以仅有这类言论者，多数不会挨整，除非人缘很差当了替罪羊；第二级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成员有攻击言论。该级别问题相对严重一些，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和周恩来的批评和讽刺有可能被定重罪，但在群众的心中，对这类的“反动思想”存有一定的容忍和同情；第三级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批评。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时代中，这无疑是头等重罪，在群众中基本没有认同度，但在一定数量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同情者；第四级是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在当时仅有个别知识界思想先驱者认同，全国总人数占比非常小。客观分析，我当时的思想已逾越了3.5级，处于严重“脱离群众”状态，人际关系也急剧下降，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都觉得：真想不到忻鼎亮堕落得那么快，思想竟会如此反动！一些道德上的亮点也被作了另类的演绎，如坦率成了作伪，热情成了别有用心，乐于助人被说成拉人下水，当时的我有着强烈的众叛亲离孤立感。
在“被解放”以后，有个当初的好朋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鼎亮，今后千万不能再反对毛主席！”还有个上海的好朋友曾直言相询：“那时说你们叛国投敌是不是真的？”我如实相告：“仅有逃出去的思想。”他追问：“如果当时有机会，你会走吗？”我仍实说：“会的。”他长叹：“我们的思想差得太远了。”
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由于共产党长期垄断了舆论，对老百姓频繁洗脑，使得老百姓要探索社会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造成整肃思想犯的制度在当时的中国确有一定的社会认同性，因此我的囹圄之旅确有其必然性，可谓在劫难逃。至于在运动前的各种防范措施基本上是没用的，成为目标后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更是低估了整人者的能力，就策略而言，选择一言不发或者彻底坦白要比选择蒙混过关略好些，但一言不发的前提是“反动言论”散布面极小，且被整者有相当好的心理素质，可惜大多数被整者往往都选择蒙混与整人者周旋，结果惨败。
我相信，大多数有被整经历的会和我有同样感受，只是承认自己有“变节”行为难免尴尬，要知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是不容许“反革命”坚贞不屈的。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一）部队农场锻炼
总算等到毕业分配，在填报志愿时，我尽量填贵州、吉林、广西等边缘贫困地区。大概是为了不给我“叛国投敌”提供机会，将我分到了中原河南，先到军垦农场劳动。我没有任何资格讨价还价，在回上海探望父母十来天后，就早早地到商丘8181部队农场报到，我所在的部队属于武汉军区。惊魂未定的我进入了受严格管束生活，除了要承担强度极重的劳动，整天还生活在部队干部的监控下。让大学毕业生到军垦农场锻炼，是文革中新创的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为的是让这些曾经有过不受约束的年轻人夹紧尾巴，当然像我这样有严重问题者更要倍加谨言慎行，不能有丝毫放纵。我非常明白，我的档案已将我归入“另册”，考验我忍耐力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在商丘仅呆了三个多月，就转到6090部队，到湖北沉湖农场劳动锻炼。沉湖位于汉川、天门和沔阳三县之间，原是个围湖造田的劳改农场，条件相当艰苦。我们被分在农场的砖瓦厂，承担的是窑厂最重活儿——装窑和出窑，就是把泥砖坯摆列在窑里待烧和把烧好的砖装车运出窑外，每天都在窑内工作八小时。出窑时的温度已经超过正常人忍耐的极限，许多同学都有在窑内昏厥的经历，并且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的胁迫下，昏厥的同学都是在外边被凉风吹醒后继续回窑内劳动，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昏厥了，但不能回宿舍休息。年轻人的适应性很强，大约个把月后，因高温昏厥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我们不仅能适应窑内高温，而且非常快的装窑、出窑，出一窑砖的总时间记录频频被我们打破，当地的民工也为我们这些大学生能如此拼命劳动而感到惊讶。
作为“戴罪之身”的我，到了农场后就像阿Q一样，非常怕人发现头上的“癞疮疤”，闭口不谈文革和学校里的事。
不过大家很快就知道了我在学校里犯过政治错误，一是因为我们连里有很多科大的同学；二是连领导在全连大会上已明确点出，连里有一些犯过政治错误的学生，希望能好好接受改造。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了解到，类似我这样的人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包括一些著名“反动组织”的成员，如：湖南“省无联”和“红色怒火”、湖北“北决扬”、复旦“孙悟空”等，相比之下，我的性质较为严重。我原以为，同学们也会像在一打三反中一样，像避瘟疫似地避着我，实际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好，大多数同学比较友善，连领导也没有明显的歧视，这没有减轻我的精神压力，不仅在开会时经常要为自己过去的“污迹”不停地自我批判，而且在平时的言行中不能有丝毫差错，担心被冠以抗拒改造的帽子并与过去的“反动思想”联系起来，同时我又不能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过分积极，以免被人认为是作伪，更不能向管束我们的军人献媚示好，再则从心理上我实在做不来这种恶心的举动，我唯一能选择的保平安措施就是拼命干活。我那时身体非常瘦弱，1.76米的个头，体重仅一百斤刚出头，像挑担、搬重物一类的硬活，我无法与人比拼，但一些比速度、比灵巧的活，我通常都干得很好。例如：装窑、出窑，我总是在砖多的外道，抹砖、搬砖的手脚很快。一些农村同学看我这样干活，连连摇头，善意提醒，长期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这样干活的，我只好苦笑，只是为了有个好的表现强作劳动秀，在几十年后，我用健康“还了债”，我的腰和膝关节都有器质性的伤病。
我在农场除生活和劳动之外，潜在的惊险和歧视性的屈辱也时有发生。排长是个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农村兵，文化程度低，对大学生们盛气凌人，特别喜欢同学们当面奉承，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擅长的“软肋”，所以他觉得我这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竟敢对他表示冷淡，就不时地寻衅找茬，有一次，我被砖头砸伤了脚，大脚指甲全黑了，恰好第二天行军拉练，要走一百多里路，班长（同学）提出，忻鼎亮明天在家整理内务，不去拉练了，排长坚决不同意，说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哪像接受改造的样子？为了不让班长为难，我制止了班长继续申诉，第二天，咬着牙坚持走完了一百多里路，硬是没有掉队，回来时发高烧，淋巴肿得像核桃般大，袜子被血染红了，脱也脱不下来，还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南矿冶的同学私下议论副班长的短处，被告发到连里，连里竟上纲上线，认为我是“旧病复发”，抗拒改造，幸好当时正值河南到湖北调防，才躲过了一劫。可见当时我的处境恶劣，言行必须百倍小心，才能免灾。1971年初，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虽然部队已明确运动的形式只搞正面教育，但当时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小病大养、浪费粮食等小缺点都当作阶级斗争动向来批判。有一同学在批判会上发言，竟提到我连有叛国投敌分子在抗拒改造，幸亏那时的连领导政策水平高，再加上我有较好的人缘和良好的劳动表现，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关。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中央号召学习马列著作，整个政治斗争的紧张气氛才松下来，我的日子也相对好过了许多。
说实在的，那时号召读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我在文革前期已熟读过，随口讲述书中内容让同学们感到惊讶，有些同学就大胆地在会上表扬我：马列著作学得好。总之，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松动，我的人缘和处境也呈正相关上升。这样的劳改生活过了一年半，劳动锻炼结束，我被分到了河南兰考县科委工作。
（二）兰考和兰考的知青们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处境比在农场时改善了许多。“紧箍咒”似的档案在县组织部，本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过去，虽然我表面上和大家一样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还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领导，不能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会比以前更惨，因为我已经没有学生身份了。当时的兰考很穷，人比较老实、胆小、善良，处事比较实际，对政治理论淡漠。外部大形势是文革进入低谷，政治环境稍有宽松。我所在的兰考县科委，属政府机关，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业务工作，除了经常去工厂和农村蹲点外，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也许是本性难移，积习难改，我沉积了两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几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结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读了许多书，清理了思想，写出一批政论、文艺等方面的作品。
上海有一批知青在兰考插队，共有三十几个，大多数来自重点中学，分别集中在韩村、唐寨、大付堂三个知青点，我到兰考后，就与他们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和我相知相熟、接触最多的是育才中学比我低两届的校友陈韶麟。韩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育中学）中四和中一的学生为主体，还有颇有名气的上海“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市东中学的侯美度（红鸥）、复旦附中的张水荣等，这些插队学生多数是真心诚意来农村锻炼的，平时本分地参加劳动，空余时认真读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都是中学造反派，持“中串会”观点，如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的管宇春、邱月芳（海鹰）等，他们对接受再教育从内心并不认同。接受再教育态度最好的应是唐寨的知青点，他们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学习农活，与另外两个知青点少有来往，因此他们很快就得到县里的表彰和嘉奖，其队长复旦附中的樊颂贤被评为毛著学习标兵，不久上调参了军。客观地说，这三个知青点的知青大多数都是下乡青年中的好学生，选择到兰考插队都不是正常途径的统一分配，而是自己和兰考知青办联系的，内在动机至今无法考证。我和他们相识在贫穷落后的兰考，文化沙漠似的环境和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们很快有了频繁的交往，我和他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过一定程度的深谈，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当年兰考唐寨的知青。
在我劫后余生的岁月里，居然结交了一些思想共鸣的新朋友，主要得益于兰考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兰考人很穷，最关心的就是怎样能不挨饿、不受冻，对生活上能给与他们一些帮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从上海回来，给周围同事、邻居分送糖果、牙膏、肥皂等小礼品，他们就会记住这些情谊，社会制度、政治理论离实际生活很远，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兴趣，也不会认为我们这类人是坏人，所以，我在兰考和一些朋友们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注意，我与那批知青的清谈沙龙一直持续着，即使他们尽数上调到工厂，我们之间话题始终没有中断。
与我思想神交最深的是韩村的陈韶麟和唐寨的朱学勤。陈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学高三学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还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缘分。文革初期，我们中国科大几个育才中学的校友写大字报到母校，认为育才中学的教改属于修正主义，校党总支和段力佩校长要对此负责，应接受群众批判，此举受到强烈的反击，在育才中学校领导的组织下，给我们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责我们是小右派分子，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下，陈韶麟等二十三个同学写出了《谁敢灭火？！》的大字报，指出我们点的是革命之火，对我们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们在兰考邂逅相遇，谈起这段往事，彼此的亲近感骤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频繁的好朋友。他在1977年考入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9年又考入本校攻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师承任访秋先生，专事周作人作品研究，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后调至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工作至今。陈君为人坦诚，忠于友情，早在插队期间，就对鲁迅有深入仔细的研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买齐了鲁迅全集，并认真通读，只要谈到鲁迅及其著作有关之事，他都能详细讲明出处和原委。在读研期间，又研读周作人的作品，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成就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愿笔耕，述而不作，以至于他的精到见解没有问世。我们之间的交情已有四十余年，在政论、文学、社会现象等方面，一直延续着没有谈完的话题。
朱学勤现已是赫赫有名的独立知识分子，其业绩不用我赘述了。他当年在兰考唐寨插队，和我老伴同一个集体户，是69届的学生，文革开始时还在读小学，因仰慕这批兰考知青，单身一人来兰考，是这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志向高远，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读书极其勤奋，像海绵似地吸取知识营养，也有相当的领悟能力，开始时，不断向学兄、学姐们学习，不久在见识上就有了逾越。在我们相识之初，通过多次交谈，我惊讶如此年轻的上海知青居然对政治理论极感兴趣，后来，应他的要求，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方法分析整理文革脉络和各类典型事件，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朱君听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集和研究。我们之间另一重要话题是《南共纲领》，该书是我在1968年精读并作了详细读书笔记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学勤在旧书店购得此书，读后十分兴奋，与我谈及此事，虽然当时我身边已无书，凭回忆，我系统讲述书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以至于后来在通信中他竟戏称“忻君吾师”。现在，青蓝易位，他业绩卓著，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高论，我大概连听也听不懂了。除了这二位，兰考的知青们在文史或理工等方面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认为兰考生活有一定的价值，并没有对当时非常艰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状的控诉。我也同样认为在兰考时期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还交了一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大学生朋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现在。
（三）浩劫年代读书和写作
文革后期对失落感很强的大学生来说，是个学习知识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适时代。那时，我们处于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强的时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阶级斗争浪潮中，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却又有大量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是认真读书的好时光。我在兰考呆了一年多，被抽调到开封地区推广优选法小分队，不久就留在了开封地区科委。我和区科委图书馆管理员保持了相当好的关系，当时她正准备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大学，我教她数学、中文和外语，她给了我翻阅封存禁书的自由，我如鱼得水，不但补看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文章和哲学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精进一步，经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对许多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鉴于大学时期的教训，不敢与人交流，和好朋友的谈论也尽量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样，我的思想进入一个只输入无输出的系统，深感不爽，决定自我清理思想，写些东西，留些作品，相信将来会有用，于是，从1974年开始，我笔耕不止，写出了一批仅有手稿而不能公开的作品，现在偶尔翻阅，虽然觉得当时见解上不够成熟，语言还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中的激情和敏锐仍为可贵。
我的第一个作品是一篇小说，题名为《经验》，写一个县级机关科研弄虚作假的事，之所以初选这一题材，是在我相当熟悉的领域内虚构的故事，可以让我这爱好文学的理工科学生过一把文艺写作瘾。此后，写了《论自由》、《李白与杜甫》、《谁之罪》等一批政论、杂文和小说。
比较值得一提的两篇批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是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后，并将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比较后的学习体会。我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人的意识和事件过程都简单化了。意识应该包括感觉和思考，而思考则是决定人们行为主导因素，《实践论》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过多强调感觉。另外《实践论》描述实践过程时过多强调经验感知，忽略思维和间接知识的作用，特别在知识共有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获得正确认识多数来源于学习知识，而不是亲身体验。毛的这些哲学思想正是他历来罔顾科学规律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缘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过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将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作其附属，把制度的变更看作两个阶级的位置互换，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全部，片面强调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斗争，无视矛盾双方存在的同一性，这就使我国长期处于斗争的气氛中，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他的内因决定论更是显得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常识，也是全国人民一直陷于无休止的内斗中的理论根基。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比
1970年前又进了一步。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题名为《血雨催春》的小说，它以1976年“四·五”事件为背景，主要描写一些当年经历文革的大学毕业生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现。“四·五”事件引起我强烈的愤慨，觉得不写不足以平息内心怒火，于是我在没有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凭想象虚构了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用血写的文章，充满了激愤，现在翻看还竟不住动情。
为了安全，我的这批文字手稿在当时基本不示于人，极好的朋友也仅能看一些小说类的，如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在“四人帮”未被打倒前无一人看过。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些文章无论是思想或表达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毕竟是我思想变化的历史纪录。在上世纪末和前几年，有些朋友都借阅了我的这批作品，特别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其有相当的价值，而我仅把此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个环节，也是我这样一个具有异端思想的人批评主流社会而发出的不同声音。
经过一次劫难，我仍然敢于如此“不安分”，是因为随着阅读量增加，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到了“龙归大海、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四）人生的转弯
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宣布文革结束，我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急转弯，重新拾起数理化，苦读外语，考回科大“回炉班”，然后是交大研究生，生活节奏顿时紧张起来，精力和兴奋点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专业领域。毕业工作后，因业务上逞强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必经的常规程序，为了使自己的职称尽快从中级、副高到正高逐级升上去，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条件，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课题、写论文，对知识份子应有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心却在一定程度上罔顾了，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兴趣的转移，总之，我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中断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掷地有声口号的感召下，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很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倡导下，许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识分子被选入了“第三梯队”，作为新一代各级接班人培养，像我这样当过“反动学生”居然也在此列。那时，我的档案已经过两次清理（林彪事件后和文革结束后），没有一打三反运动留下的痕迹。单位领导启动组织培养程序，派人到中国科大外调，了解我在文革中的表现。那时科大力学系当政的是我同年级同学，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点强调我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迫害，对我运动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估计一字未提，就这样我顺利进入后备干部名单。由于正值控诉文革时期，不少人将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浓墨重彩地上升为“受迫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讲述，以便积累政治资本。一位与我颇为相知的领导见我从不谈文革，曾直言相询，问我怎样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我实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批评毛主席。”他听后频频摇头，而后又反复提醒：不要把这话再对别人讲。说实在话，我当时对自己在专业上发展甚为看好，对是否当官看得很淡，也不要求加入共产党，一直到“八·九”民运以后，我彻底失望，中断了进入体制内的任何念想。这样，由于我的不配合，仕途无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在体制内发声也就成了幻想。
退休后，我逐渐淡出了专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旧病复发”理所当然。但是非常可惜，在与朋友们接触中，我很快发现，由于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研究的中断，现在的认识离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的讨论已很有差距了。所以，我只能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化的经历实录下来，希望能对文革研究和政体改革尽微薄之力。
五、余生的思考
（一）我所理解的文革和造反派
文革是中国建国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我一生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就在文革中度过，让我忘却这一时代是不可能的，简单的“十年浩劫”的评语和结论也难以完全接受。自文革结束以后，官方的基调就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十年浩劫，其主要罪状是打倒、迫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评价文革“宜粗不宜细”的权威话语的控制下，对文革的深层次分析讨论一概禁止，不但官方媒体忌讳文革，甚至民间的研究和讨论也受到干预。其实，硬性设置禁区是罔顾历史的自欺欺人做法，十年间现实的社会运动不可能真的被人们忘记，也不会因为高压让所有人都缄默不语，只有在文革时期作恶而又被粉饰者才妄想永远掩盖真相。由于民间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近年来不少文革亲历者的著作在境外出版，文革资料也不断问世，特别是《记忆》、《昨天》等民间电子刊物、网站的发刊和流传，给许多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使文革研究的真实性和历史性都有了质的突破。
作为经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应有责任和义务还历史的原貌，力求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文革的整体面貌至今尚未有客观公正的评述，其中包括文革的起因、进程的分析、功过的评价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文革的起因涵盖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党内高层的宫廷斗争。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和文章流传，作为一介平民，我难辨真伪，而且这也不是草民们关注的范畴。二是普通老百姓积极参加文革。现在因为全盘否定文革的主调得到各级当权者的认同，所以大多数人在谈及文革时往往强调自己的消极和厌恶，以表明从未与这类的邪恶同流合污过，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文革初期大多数人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的，希望能在政治运动中有个好的政治表现。共产党的强项就是搞运动，每次运动后都会提拔一批积极分子，大家都明白，这是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捷径。
在我国，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有户籍、成分（家庭出身）、身份（所从事的工作）、学历，还有政治表现，其中最具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的就是政治表现。文革刚开始，人们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大多数人认真学习文件和社论，积极参加运动当然是非常正常的事。另外，毛泽东在运动中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点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不管毛本人是真心这样说，还是政治诡计，老百姓们从内心给予认同。
因为我国的体制是党领导一切，给普通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党的领导决定一切，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就是右派的等同语，平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受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基本上无处申诉。再者，执行政策的各级干部们，即便有的是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也难免在处理问题上带有个人好恶，在基本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个人的个性受伤害、自由被限制的情形比比皆是。十七年来，累计的积怨已经造成了干群之间的情绪对立，这也是运动初期许多人积极投入的重要原因。运动刚开始，学生们是当然的先锋队，应该说，多数学生主流动机是为了争取有个好的政治表现。但与以往不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要紧跟党的基层领导就能遂愿，这次运动的表现形式是造反，潜台词就是各级基层领导在运动前的许多工作不一定是正确的，首要的是必须判断清楚，那些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那些是不对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就给争取好的政治表现增加了难度。对造反内涵的理解各阶层的和各个不同思想的人大相径庭，造反派们认为：最主要的不合理是各级干部们享受着不受群众监督的特权，处事专横跋扈，不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而一些干部及高干子弟们则认为：十七年来对旧的剥削阶级政治上处理得不够狠（反映在血统论的对联中），对文化领域的四旧也容忍过度（反映在破四旧运动中），这样易造成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修正主义。针对这两个不同的矛头指向，引起了运动初期两派的激烈冲突。对于前一种思想，绝大多数干部是明确反对的，但对于后一种思想，造反派们未必都反对，只是认为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令多数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居然支持前一种想法，千钧重的砝码使天平产生了不寻常的倾斜，以往的右派行为竟成了正确的左派。仅半年时间，造反的声浪对当权派的打击犹如摧枯拉朽，各级领导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顿时丧失了长期掌握的权力，威望一落千丈。这也和十七年来积怨过多不无关系，保守派们除少数各级领导的亲信以外，并非真诚地拥戴他们的上司，主要是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教训，选择造反过于危险才反其道行之，这样的基础是不牢靠的。
到了1967年，运动成了新贵们争夺权力再分配的主战场，军队的介入使形势变得混乱复杂。造反派们明显分化，一部分造反派成了争功邀赏的新贵，拾起当初“走资派”的执政风格，压制不同政见者，甚至更为跋扈；一部分由于和介入运动的军队冲突，再次遭殃，成了新权力中心的反对派；还有一部分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造反派，看到了权力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专制体制的本质，文革运动仅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罢官革命，于是有的开始逍遥，有的则成为政治异己分子，在后来的“清队”、“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运动中屡遭整肃。后来的运动再也没有出现1966年下半年的模式，都是权力方获胜，几经反复，新的政权渐趋加强，压制不同政见也随之加剧，群众监督领导完全成了一句空话。随着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逐渐从群众运动转入宫廷斗争，不稳定的局面一直延至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多数人都受到过各种不同的心灵创伤。
文革结束后，对它的谴责基本上是众口一词的，但其内容则并不相同。以各级党政干部为群体的人认为：文革中最坏的事情就是群众起来“炮轰当权派”。从当年“西纠”头目孔丹在文革后给陈云的信中可见，他强调“西纠”们没有参与“炮打”活动，表明没干过坏事，至于肆意打人、抄家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似乎不值一提。而陈云回复中则明确赞同孔丹的说法，表示他们是“自己的子弟”，文革中并无明显过错。这清楚地说，干部们认为文革中最需要“拨乱反正”的就是“炮轰当权派”，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彻底。随着群众“四大”权利的取缔，干部的权力被无限扩大，不受人民监督的程度比文革前更甚，为后来干部们大面积贪腐提供了条件。普通老百姓们的感受则不同，他们对文革最痛恨的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在文革中，几乎人人都存在着成为阶级敌人的危险，没有法制能保证个人人身不受侵犯，再加上经济遭破坏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老百姓对文革怨声载道。更为可怕的长期破坏是在科技文化领域和道德领域的负面影响。知识价值除了在八十年代稍有好转外，其价值低落一直延续到现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化需要非常长的时期才能修复，可惜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不但没有认真做，反有加甚，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以至于当我们已成为经济大国时，还因国民素质低下付出沉重代价。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自由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这方面遭受的损伤负面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我国人民至今未能实现真正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造反派是一个特殊群体，它因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造各级党政领导的反而得名。造反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文革中后期进入政权机构者，上至王洪文及当上各省市领导的代表人物，在人数上是造反派的少数。他们确实成了文革的新贵，不同程度上做过各类坏事。大多数造反派虽有半年的风光，但在以后各阶段政治波折中相继落马，早就被新政权抛弃，而且多被整肃。再加上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补课”，能全身而退的数量甚少，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境遇最惨的一个群体。事实再次告诉全国人民，在现存的体制下，反对领导就是“大逆不道”，有独立政见就是“图谋不轨”，一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报复。
对于造反派有几点需要强调的：第一，他们是思想上能独立思考，不屑于奉承拍马，敢于与领导抗争者，他们选择造反在政治上承担相当大的风险，投机因素不占主要成分；第二，文革中破四旧，毁坏文物，肆意抄家，对“四类分子”进行人身虐待，基本上是保守派所为，当时造反派属于少数，身处险境，生怕受人以把柄，不敢也不能做这类的事；第三，造反派绝不是文革得益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文革受害者，遭到整肃最为严重，身心遭受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当然，造反派们的垢弊也不容掩盖，我也不能认同有些文革研究者的见解，认为造反派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炮打司令部”是开创民主运动的先河。造反派的行为实际上是没有民主理念，他们对付政敌的方法也是无限上纲，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样斗争的发展必然会演变成武斗，形成暴民政治，与和平、非暴力的现代民主运动相距甚远。重读当年造反派们的大字报，确实带有较严重的极左派腔调。
学生造反派更是遭受文革蹂躏的重度受害群体，他们与已有职业的人员不同，很少有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动机，理想主义成分占多数。如果一定要细究其功利性动机，基本上是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政治表现，也就是孙怒涛所说的，想当个党和政府认同的“优质”大学生。运动初期，在我所接触的大学生中几乎都是积极参加运动，积极跟党走的，比拼的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紧跟程度，其动机应该说是很纯洁的，因为家庭或个人原因想捣乱的基本不存在，即便思想上有不满，也不敢在一开始就有所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失控的状态下，评判和结论只能从报刊的社论中去寻找，学生们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研读每天的报纸，强调认识的前瞻性、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观点的正向效应，最初的学生造反派大体都是这样产生的。从性格角度分析，这些人大都有独立思想，不喜欢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且有一定的冒险倾向。
应当说，最早期的造反派领头者大多数是出身和表现都比较好的，没有任何上层的指定，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影响力，应当说在能力上必有过人之处。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处于少数地位时，其核心人物和骨干在思想、道德、智慧和能力各方面，正向因素应该远大于负面因素的。后来，造反派形成了帮派，成了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角色，并在角斗中逐渐占了上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成分急剧淡化，为自己的帮派争取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成了主要目标，届时进入造反队伍者，其动机就难以判断和估测了。初战获胜的造反派大体都有这样考虑：最高目标是力求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争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和话语权，最坏的底线是不能被打成反动组织而遭受整肃。这样，“君子不党”的古训已被抛在脑后，早期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则被实际的功利淹没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冲突和权力再分配，那些早期领头者，少数人被社会地位和权力所腐蚀成了运动的新贵，多数人和新权力集团发生冲突，成了运动的牺牲品。经过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学生造反派的骨干们几乎很少有人幸免，成了文革中受害最广的一个群体。直至文革结束后，对“三种人”的反复清查，文革初期的造反骨干能免于整肃的基本没有了。数十年过后，这批才能超于常人的群体在政界上层已经绝迹，少数人在科研领域或是商场中凭着自己的才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身价值，大多数境遇悲惨，个别的连基本生活和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经历了这样的人生坎坷，当年对党的真诚热爱自然不复存在，多数把政治视作畏途，被迫苟活于世，少数继续关心国事者中，现政权拥趸寥寥，有向往民主政治者，希望中国顺应世界潮流，也有沉迷于文革不能自拔，成了新一代的“毛粉”。纵观文革，我认为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仅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的群众起来“炮打司令部”这一阶段。虽不能说这是民主运动的雏形，但老百姓以独立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向不受监督的官员们挑战，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其中多有偏颇和弊端，至少能容忍这样大规模地公开发表政治异见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也是对官僚特权一次巨大的冲击，将官场的弊病和劣迹公示于众，使群众开始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性，无疑是促进社会改革的冲击波。另外，这一运动过程还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官僚体制的积弊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民怨，以至于不少群众甘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加入造反派的队伍。
（二）社会进步与不同政见
我本是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误打误撞陷入了政治圈，历经磨难，终于又回到了我原来力学专业，从事人体力学研究。人生的这一波折，我没有后悔，反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科学与民主的相通。“赛先生”和“德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恒定的精神追求，它既是读书人固有的理念，也是社会进步永恒的思想动力。科学和民主的灵魂就是创新，创新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所以，独立思维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世界各国政府都鼓励创新，像哥白尼时期那样的惨剧基本没有了，但在政治、社会变革领域，专制政体的存在，独立创新思想就不很畅通，当政者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往往会运用公权来迫害独立思想者，“反右”运动如此，“一打三反”运动也如此，直到“六·四运动”，类似的情景依然持续着。
其实，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应当和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有其最佳模式，最优途径，目标函数应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利益。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在研究，因为牵涉到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当政者就不愿意正视客观现实，让各种不同政见进行深入讨论和实践试行。世界上把有独立见解与政府意见不同的称为不同政见者，不少政府对这类人相当厌烦，千方百计企图迫使他们闭嘴，当年的苏联及东欧诸国皆是如此。一个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这与世界进步的民主潮流非常不相容，压制不同政见，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结果只能是加剧社会冲突。反之，宽容他们，参考他们的政见能合理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推动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一个工程系统，如果没有负反馈，系统一定会崩溃的，社会问题也同样，一个国家没有不同政见（主要是反面意见）同样不能长治久安，早晚会有动乱，这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制造出来的，而是系统本身存在问题。我认为，对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是当政者的自信力和民主意愿的反映，所以，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对社会进步利多弊少。有人担心他们的存在和发声会影响政权的权威性，可能造成政权不稳，甚至被颠覆，这完全是专制体制下的思维模式。首先，如果一个政权被批评就会垮，那么这个政权非常脆弱，一定不代表人民。再者，不同政见者的基本特征就是非暴力非团伙性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只有和平、理性的抗争，根本不存在对政权的实质性威胁。他们大多来自知识界，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能公开表示不同政见，就表明评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并非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能对社会问题提出独立见解，则表明热衷公共事务有奉献精神。如果，这样的知识精英都不能容忍，很难让人相信当政者是真心为了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
其实，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古来有之，他们始终是历代专制君王的眼中钉，接二连三遭到迫害和整肃，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启了整治异己知识分子的序幕。虽然唐代诗人章碣明确提醒：“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指出了读书人不会搞颠覆，但仍然减轻不了独裁者对来自文人反向言论的憎恶和打击。在宋代，文人的处境相对最好，因为宋太祖有遗诏，对进谏向君王提意见的文人一律不杀，这样就形成了“清流派”的文人阶层，以议朝政批评当政者为荣，所以，宋朝虽然军力衰弱，但科技文化则是历朝中最繁荣的朝代之一，这与开放言路容忍不同政见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世界上已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博爱、平等、自由已成了基本人权的内容，形成了知识阶层的共识。共产党就是以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践踏民主作为号召民众的武器，延安的《新华日报》始终以倡导民主为主调。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讲话明确提到：“当前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执政后，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宣传，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专政的手段进行镇压，反胡风如此，反右也是如此，文革中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更是如此，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整肃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结果反对意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大量的正直且有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社会上阿谀之风陡长，奉承拍马的小人和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接二连三地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国家的兴旺和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不同政见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它是社会的调节系统，有利于执政者不断地改善社会管理，推动时代进步。反之，如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见采用专政手段压制，必定会使社会畸形，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崩溃。事实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是考量执政者是否真心推行民主政治的标尺，专制政体应该到了被彻底淘汰的时候了。
（三）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文革最大的危害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知识就是力量”是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知识不断的更新中实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核心动力。
当年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群体，并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产业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主力军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已经取代了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了与最先进的生产形式相联系的阶层（近期在网上流传的普利汉诺夫的封存遗嘱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纵观世界各国，凡是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的国家，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都将会出现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种形式的政局动荡。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那时对知识分子还是足够重视的。从经济地位看，按1955年工资制定标准，教授收入比司局长略高，副教授比处长略高，讲师、工程师比科长略高。从社会地位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尊重，对国家大事（特别是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事）也有一些话语权。随着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开展，知识分子们常常成为受整肃的主体，反复被提醒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认真接受改造”，其整体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文革期间降到最低点，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列为“臭老九”，读书无用几乎要变成了读书有罪，科技文化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百姓受难。十年浩劫过后，确实引来了一段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春天”的日子，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引领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骤盛，考大学、考研究生改变命运为广大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不用屈辱地乞求权贵并切实可行之路，随后，恢复了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确定了技术职称的工资级别，教授工资介于行政正局和副局之间，能享受高干的医疗保障，工程师的工资略高于正科，虽然这比建国初期的地位略有下降，但对“臭老九们”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大多数人都感到报国有门。
随着权力的经济杠杆作用日益增大，知识的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在后改革开放时代，权力和金钱成了社会权重最大的两个要素，随之而来的则是知识贬值、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腐败盛起、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怨气上升，经济的连续增长掩盖不了这些社会弊病的繁殖，也没有使人民实际体会到真正的和谐和幸福，知识界又陷入了新的彷徨。不平则鸣，历代如此，现代化的网络成了我国知识分子公开、和平、理性地表述不同政见的唯一场所，虽经常被一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们诬蔑为“受西方敌对势力操纵”，但呼吁民主，呼吁整体改革的声音始终不断。因为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已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自身权利，对它的容忍度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推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准。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境遇也应当是和谐发展的衡量标尺。近年来，知识分子待遇与行政官员相比，相形见拙，以上海为例，1993年开始将教授级的医疗高干待遇取消了（曾许诺以后恢复，至今未见任何兑现迹象），如今普通教授的实际收入只能相当于公务员中的科级，对公众事务的话语权更是微乎其微，知识和知识分子没有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产生的负面后果迟早会显现出来的。
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最自我欣赏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喜欢直言的秉性。年少时就是这样，愉快、顺利地渡过了学生时光；文革时过度爆发，以致惨遭整肃；劫后依然如故，坎坎坷坷地走完了从业生涯；风烛残年还要这样，把一些本不应该示人的回忆见著于世，给自己的晚年添烦。此时，不禁想起《屈原·涉江》中的名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本性难移也罢，生不逢时也罢，我总是想把自己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为人生不留遗憾。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11—817期，2015年2月2月16日—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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