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与英国保守主义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埃德蒙·柏克（1729-1797年），爱尔兰人，著名的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与思想家，旗帜鲜明地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反对法国大革命，被称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古典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柏克的父亲是律法、新教徒，而母亲则为天主教徒，柏克本人是英国国教安立甘宗新教徒，但他一生坚持宗教宽容的主张。他在大学期间研习法律，毕业后转向文学生涯，后被聘为爱尔兰总督秘书的私人秘书，由此而转向政治和思想界，在1765年当选为英国议会下院代表，直到1794年退休。因此，柏克本人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其写作和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为18世纪英国宪政的稳定和转型发挥了积极性关键性的功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由5处谈及或引证柏克，认为柏克是“可憎的政治伪君子”、“献媚者”：“这位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的人总是在最有力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1] 柏克的特征确实是忠于上帝及其设定的自然法，这也是马克思所特别讨厌和攻击的。可惜，中国人在百年前无法接纳柏克的保守主义，因为我们没有柏克在英国所要致力于保守的基督教传统和宪法精神。因此，我们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式的激进式的理论，通过暴力革命来打破现状。但在目前建设的时期，我们就需要虚心接受基督教传统及其所孕育的宪政精神。
柏克的核心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强调经验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经验使得人类的理性不会陷入理性的自负和无穷的思辨之中。因此，柏克并不怀疑理性，但他怀疑启蒙时代兴起的理性至上主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学到的东西是通过习俗和不断重复的经验，而经验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自发演化的。第二，柏克强调传统是人明白上帝的旨意的媒介，这样就使得人在认识论上免得蹈入怀疑主义。保守主义的本质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就是破除理性的自以为是的权威，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因为强调理性的权威无非是强调个人的思想或认识的权威，最终这种理性的自负导致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暴政；其次是强调宗教的重要和上帝的权威，从而维持社会的秩序，因为终极性、绝对性、超验性的权威只能是宗教的约束和上帝的权威。离开宗教的约束和上帝的权威，缺乏对于上帝的敬畏和顺服，人就会为争夺这种终极性权威而陷入无穷无尽的斗争和混乱之中。
柏克最受人瞩目的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柏克明确批判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已经演变为一场颠覆传统和正当权威的暴力叛乱，而非追求代议制宪政民主的改革运动。法国大革命否定上帝的存在和传统的价值，试图靠个人理性所发明的理论体系重塑整个社会秩序，最终导致的就是人类尊严与社会文化的大灾难。[2] 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最美妙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公然以最卑鄙无耻的手段、最荒唐可笑的方法、最荒谬绝伦的方式发生的。在这场奇特、轻率而又残暴的混乱之中，各种罪行和各种蠢行混杂在一起，所有的事物都偏离了自然本性。”[3] 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及其所提倡的无神论的人权观不是解决人类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一场需要我们建立最严格的检疫隔离来加以防止的瘟疫”。[4] 就抽象的权利和权力争论不休一定会对一个国家的真正幸福造成伤害，以妥协与和解达成实际可行的方案才是睿智的政治家当采取的方式。柏克强调：“宗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切善和慰藉的源泉。”[5] 当然，柏克在此处所说的“宗教”绝不是泛泛而论的任何宗教，甚至也不是天主教，而是基督新教，他明确地强调：“我们成为新教徒，不是冷漠，而是出于热忱。”[6] 更加宝贵的是，柏克明确地指出，“心灵是无法忍受真空的”，一旦我们抛弃基督教，“某些粗野、有害以及堕落的迷信就可能会取代它的位置”。[7]
柏克虽然激烈地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他并不反对真正的改革。正如诺曼所总结的那样，在柏克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中，好的政治领导力必须聚焦于“改革”（reform）。这种改革具有七大基本特征。第一是改革的预先性，就是要有预先性在某个问题之完全后果被感知前预见到它的出现。 第二是个改革的平衡性，就是改革要与所针对的罪恶成比例，以便限制改革引发的一些负效应。第三是改革的计划性，就是改革应当建立在既有的安排和先前改革的基础上，以便它可以吸取先前的教训。第四是改革的沟通性，就是改革必须征询各个方面的意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利益，以便主导改革的人和受改革影响的人可以适当地相互调适。第五是改革的共识性，就是改革应当首先通过调查和对话达成共识，以便改革过程中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也可以避免改革周期超出改革领袖的掌权任期。第六是改革的严肃性，就是改革在精神上必须是严肃的，以便珍惜变革过程中达成的共识。第七是改革的现实性，就是改革措施的每一步都必须是可操作的和可实现的。最重要的是，政治领导力从来都不只是事关改革或法律或政策，而是直接涉及到改革领袖本身的美德与品格，在深信两方面都忠于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8]
因此，我们可以说，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是直接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柏克实际上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他以自觉的心志所从事的就是抗击法国大革命那种重估欧洲基督教文明和社会道德原则的无神论与敌基督思想。因此，柏克的哲学完全根治于基督教信仰，而自然法则是其哲学中关键的和统一性的原则。[9] 刘军宁强调：“保守主义的矛头是指向激进主义的，并不是针对自由主义的，除非这自由主义在哲学上信奉理性主义，在政治行动上追随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关键不再保守与否，而在保守什么。若撇开了保守的具体对象，保守主义便空洞无物。‘保守’是任何人都可能具有的一种天然倾向，并不自动构成‘主义’。……柏克创立的保守主义保守英国的宪法，保守亲和自由的制度。所以，保守的柏克只为特定的传统辩护。柏克的保守主义并不为任何传统尤其是敌视自由的传统进行辩护或是提供理论依据。所以，援引柏克为一切传统辩护当属无稽之谈。”[10] 诺曼指出：“自由主义——如其现代后裔自由至上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一样——强调个体至上；柏克则强调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讲自由视为意志障碍的阙如；柏克则视自由为一种有秩序的自由。自由主义确信一切尽在理性的掌握之中；柏克则确信传统、习惯和‘成见’。自由主义强调普适原则；柏克则强调事实和处境。自由主义无视过去；柏克则表示异议。自由主义倾慕激进变革；柏克则憎恶之。自由意志不能从属于义务；柏克则坚持之。”[11]
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到以柏克为代表的基督教传统和保守主义。正如田飞龙所分析的那样：“柏克保守主义显然包含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丰富营养，这种应用不同于激进主义提供的、被过分窄化和简单化的‘自由个人主义’方案，而是‘续源开流’式的整全世界观和历史哲学。中国近现代依赖的细化和现代化在‘救亡图存’的强大功利动机下曾以不断加码的激进主义与传统切割，导致政治建构、社会治理与文化布局上的源流断绝，其结果就是权力建构与经济建设突兀而起，但宪制进步、权利生成、软实力建设与道德文化重构层面则步履艰难，进展有限。柏克保守主义教诲我们尊重传统与秩序，从传统是汲取改革智慧，者对经历不断革命、改革与经济崛起后寻求文明复兴与历史综合的当代中国而言，显然是一种切时而切近的思想资源。”[12] 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传统就是共享的智慧，那些一味地反传统的人就是以个人的愚蠢取代共享的智慧。那些反对基督教传统的人，更是落在异教传统可怕的黑暗与残酷之中。这种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就是对基督教传统的消解，使得西方文明的源流被拦腰切断。余英时先生强调，中国近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的落后和野蛮，急于改变现状，走的都是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的路子，尤其是共产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祸害。我们必须深刻面对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的危险，避免浮躁和狂热。
其实，以柏克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的精粹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在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没有发自内心的基督教信仰的熏陶，没有对于崇高与美丽的深思，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就难免流于肤浅、狂躁、混乱甚至卑鄙，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之父卢梭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他所谓的《忏悔录》不过是高级版“我是流氓我怕谁”。尽管他宣称为读者提供一个裸露和无伪装的自我，但这页成为一种关于虚荣和自我肯定的宣扬。他和情妇生了5个孩子，自己作为父亲不去教育，却把孩子送到送到育幼院去，还振振有词地写了《爱弥儿》一书论教育！
柏克首先的也是最主要的著作就是在1757年28岁时发表的《关于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这本书的主题是他在15岁时就开始思考的。此书论及人生的痛苦与喜乐，集中在人类的激情上，柏克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激情分为两类，一类时自我保存性质的，一类是社会实现性质的。柏克的这种划分正如二百年后所谓的深度心理学家荣格的划分一样，后者也把个人的实现分为个体性与群体性两个方面。柏克在此书中强调爱的重要性，不管是基于性爱、对人类之爱还是对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的爱，爱都是一种人能够经历到的实实在在的感觉。能够激发爱的就是美，能够使人欣喜的，就是崇高。[13] 对于柏克而言，社会秩序本身是崇高的：“他远远地超越了人类理解，触发了寻求把握这一秩序的自我保存本能以及敬畏与谦卑感。”[14] 没有这种对于上帝和秩序的敬畏与谦卑感的人，不管他们提出的理想如何光彩亮丽，他们自己都是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狂徒。
英美保守主义之所以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古典的基督教信仰，每个人都应当首先致力于认识上帝和自己，致力于通过默想和静观体验到内在的与上帝合一的愉悦，每个人都应当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管理好家庭、教会与国家。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的方式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乃是极其低俗、丑陋、虚伪的东西，既不崇高，也不优美，乃是赤裸裸的“唯物主义”。不被权力迷惑，不受物质勾引，不向环境屈服，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需要柏克所强调这种崇高感和审美上的愉悦。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871页。其他四处是240、272、375、832页。
[2] 代表作是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 J. C. D. Clark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文译本《法国大革命》，林毅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8).
[3]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28页。
[4]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36页。
[5]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38页。
[6]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38页。
[7]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39页。
[8] 诺曼，《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262-264页。
[9] See Frank O’Gorman, Edmund Burke: His Politican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9.
[10] 刘军宁，“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读书》，1995年第3期。
[11] 杰西·诺曼，《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田飞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页。
[12] 田飞龙，“译者序：重温柏克保守主义的多重意义，”见诺曼《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10页。
[13] 埃德蒙·柏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8).
[14] 诺曼，《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之父》，2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