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春節前後，中央搞定了華國鋒。神州上下好像也沒有“村村寨寨打起鼓呀唱起歌”，七七級的新鮮學子出了爐，那時候哥幾個根本不愁分配。我還害怕“唱支山歌給母親”的病母給我分配個胖媳婦而婉拒了她分我去總參三部。自選到北京的一所工科學院去教書，過自由一點的日子。
一到北京的學校報到，先接受學校安排的同居，上大學時是八人同房，現在當老師了，變成三人同房。病母管人是管頭管脚管同房，聽説過“楓橋經驗”，大家互相監督。因爲我上班的學院是文革裏遷出北京文革后重組，教研室老師三分之二是老大學生（一九六六年以前大學畢業的），加上我們新分來的六個。
當老師了，當年躊躇滿志的我打算好好學習好好教書。別叫學生不喜歡。早先的老師怕誤人子弟，新時代稱教書育人。育，怎麽個育？沒有乳房也得育？教書不久，我就站穩脚跟了。表達清楚，板書漂亮，人也精神。
星期三的下午要“爲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大家一起來浪費一個下午：念念報紙嘮嘮殼，東家長西家短，誰家的閨女在找人嫁。兩點到三點半，最多到四點就散夥了，算四個鐘的工作量。離食堂開飯還有倆鐘頭。大家玩。剛好學院的中國象棋冠軍就是我們教研室的老北大的何老師。開始我觀棋不語，何老師砍瓜切菜。輪到我的時候，我說何老師“你先走吧？”。我當時的象棋水平已經是看你下一盤，就知道你能不能下得贏我。
何老師說：猜先吧。下了三局，我全勝。完事后何老師説了句物理術語：不是一個數量級。讀過棋書下棋的人的特點是前十幾步不會出事。任何棋的輸贏都得能下出一個不吃虧的開局。象棋是項很好的玩，必須棋逢對手。我下棋是既不喜歡讓別人子也不喜歡別人讓我。
第二個學期，教研室的實驗室來了個中國科技大學的姓楊的工農兵學員，個子不高眼睛不光是大，還炯炯。人霛，會説、會玩。他教幾個實驗員打起了橋牌。然後就讓那些臭牌們打，他就巡視我和何老師下象棋。星期三政治學習完事后的時間只能下兩盤，我從不讓棋。偶爾何老師問我“勝負処”時，我會點評上幾句。當年大家也是大天沒得聊。公共的大天是文史哲，琴棋書畫或者收藏。學物理的搞物理靠教物理混口飯吃，有什麽好聊？
老楊問我會不會下圍棋，我說會走，於是我倆就下開了圍棋。第一次大約走了三十步，我就認輸了。因爲我下圍棋只會礣城墻。老楊開始建議了：咱倆下兩棋吧，互相學習。你讓我車馬炮咱倆下象棋；我讓你九子下圍棋。贏三盤漲一級棋份。我說，好啊。
説實話，下中國象棋讓人“車馬炮”是件非常難的事情；而下圍棋讓人九個子也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前兩三個星期（就是星期三的下午），我倆都是平局。一人贏一棋。爲了加强競爭，老楊提出輸家請飯。我同意了。老楊先取得了突破，象棋變化少。沒話說，請人吃飯。老楊跟聶衛平的弟弟是哥們，也是參加橋牌比賽的搭檔。
圍棋太好玩了。變化多端，手段靈活，輾轉騰挪，死去活來。太適合快結婚而女朋友不在跟前的猛男玩了。周末寫情書說“有情若是久長時”，周三跟人你一下我一下地下圍棋。我買的第一本圍棋書是台灣人林海峰（他是吳清源的弟子）的《筋與型》。一到周末不上課的一天，我就“毛主席的書呀，我最愛讀，千遍那個萬遍A下功夫”。很快我和老楊的雙棋大戰又平衡了。兩年時間，我下象棋還能讓他一個車，下圍棋他也只能讓我四個子。兩個人的棋份都提高了。
一九八五年以後，我打算出國了，必須努力學英語，準備靠托福，奶奶熊，心裏罵當局，鳥蛋政府總是讓人無奈。街面上到處是“走過路過不要錯過”；圍棋入了道（會上幾十個定式，會上一些手筋）以後，我就再也不下中國象棋了。人往高處走，棋撿好玩的玩。人生就一回。（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