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主持酒会，心脏病猝发，一代博学硕儒溘然长逝。
噩耗传出，台岛震动。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并手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美国、日本、越南、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约旦、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都派代表参加公祭。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竟有30万人前往送行，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适夫人江冬秀非常感动，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胡适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为老师撰写了墓志铭，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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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流传一句话：“中国人从不爱中国人，但却很爱国。”据说这句话是胡适说的。
并不是所有人能理解这句话蕴含的力量:
爱中国应建立在爱中国人的基础之上，就象在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在高喊武汉加油的同时，更应善待来自武汉的车辆和人。
遗憾的是，我翻了很多胡适的著作，没有找到这段话的具体出处。但胡适曾经在著述中表达过“国家之上是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国的主体，国是人的居住；那么，爱国先须爱人，这份爱不妨先从人爱起，否则爱国就是空洞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势危难。有人在1933年4月3日的《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的爱国宏论。
如此爱国论调，震惊了胡适，他在1933年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上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文中说：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
在胡适看来：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能学着这种壮语去作战！
胡适认为，驱民赴死，用他人的生命满足自己变态的爱国热情，这样的爱国毫无意义，更野蛮。
在胡适看来，“爱国不爱人”是一种极其吊诡的爱国逻辑，这样的爱也是荒谬可疑的。他把这样的人称为“爱国癫”。
当然，胡适是坚定支持政府抗日的。
在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放弃“不出仕”的理想，接受国民政府委派，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后又正式出任驻美国大使。他利用与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这层特殊关系，游说美国国会，争取美援，促使美国拒绝与日本的妥协，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适在美国的活动，令日本恐惧，也令中国的盟国嫉妒。1942年初，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他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为此，丘吉尔愤愤不平地埋怨道：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了。
无疑，胡适是爱国的。但他认为，决不能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
他说：
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胡适的爱国是和国民联系在一起的，是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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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又说：
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又比如，他教人要独立：
你们不要总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你的，你们先要争独立，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你要把你身上蒙蔽你的概念和成见，要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去，露出里面他里头很鲜嫩很清的那个劲。
如此等等，这样的言说，何曾过时？不仅不过时，还值得每个追求文明的人们时时重温。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先生的名言，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出自九百多年前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灵鸟赋》。范仲淹的这句话，比1775年美国争取独立时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 ”早了整整七百多年。
虽然中国人习惯“沉默是金”，但沉默并不全是好事。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张开嘴，发出声音，让这个世界听到我们的心声。正如毕淑敏曾说的：“呐喊是必需的，就算这一辈子无人听见，回声也将激荡久远。”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也是胡适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愿胡适先生的声音仍能激荡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