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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夜事件发生之后，日军内部软硬意见对立。关东军在8日晨召开会议，认为“苏联因内部不团结和乾岔子事件的教训，估计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
“乾岔子事件”是指此前一个星期，关东军在黑龙江上的千岔子岛击沉、击伤苏联各一艘炮艇，而苏联乖乖撤兵，苏联政府还正式承认千岔子岛属于“满洲国”。
关东军在会议之后向参谋本部报告，“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
8日18时10分，关东军发布声明，“因暴戾的第29军挑衅而在华北引起事端，对此关东军保持极大的关心和坚定决心，严重注视着事件的发展。”
关东军还派出人员与中国驻屯军联系，“陈述强硬的意见，要求两军联名向中央提出意见。”而中国驻屯军已经采取“不扩大方针”来解决事件，对关东军“强硬的意见”予以拒绝。
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也向中央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以第20师团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外务省于8日晨也召开会议，确定“事件不扩大、局部就地解决的方针”。午后的内阁会议也决定“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并向陆、海、外各派出机构发出训令。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认为，“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由于参谋次长金井清中将生病，石原莞尔直接向闲院宫总长说明“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并请示裁决以确定参谋本部的工作方针。
参谋本部于7月8日18时42分发出“临命第400号指示”，指示只有一句话，“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陆军部反对“不扩大”方针，8日深夜，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是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那位战争疯子，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于10日复员的两年兵暂停复员，等于增加了4万兵力。
海军的态度是，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任意行动，同时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应付对华紧急出兵。海军的意思也就是陆军不闹事儿俺也绝对不闹事儿，你要是闹事儿、那俺就只好陪着一起闹。
8日参谋本部第三课作战班起草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其主旨为力求限定于平津一带，陆军对华中、华南执行不出兵原则。”8日整夜，参谋本部第三课作战班对事件扩大做了推演，9日晨完成《处理华北时局要领》，维持原案，仅对草稿做了几处字句修改，其方针是“力求事件限定于平津地区，迅速确保该地区，求其安定。”在兵力准备上，以关东军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朝鲜军4个步兵大队及空军一部等，来“对付在华北的第29军和中央军北上时我所需的兵力，后方不要过于向前推进，不要从永定河、白河一线向更远的地方前进。”
9日11时召开四相会议，决议“坚持不扩大方针”，但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已经对现阶段的“卢沟桥事件”做出了最高决议，其中先决的“中国军队撤退”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一些行政程序了。
9日夜，参谋次长将这四条要求发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由现地部队具体实施。虽然最高层已经定下了基调，但是陆军内部还是吵成一片，例如“处罚事件负责人”，各种意见都有，从营长金振中到军长宋哲元，都有人要求撤职的。
10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一同会见第29军代表第38师师长张自忠，依据参谋本部的命令向第29军提出四条要求，
“一、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对肇事者给予处分；
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
四、鉴于此次事件处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对于要求的具体落实，日方也提出了具体办法，“对以上要求向日军提出书面承认，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即可。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卢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
“中方对此要求，除没有接受撤兵外，其余都接受了。”卢沟桥的双方驻兵现状是日军在一文字山，也就是沙岗一带；中国军队全部在永定河右岸，守备卢沟石桥的西首；宛平城由冀北保安队300人承担“保安”。日军现在要求“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也就是让中国军队远离宛平城，这等于开放卢沟铁桥，这似乎是个问题，但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卢沟铁桥开不开放本身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因为无论在哪里切断铁路线、效果都是一样的。
张自忠始终不答应“撤兵”这个条件，意图维持现状，也就是维持《秦德纯、松井停战协议》。虽然这个条件没有谈成，但是会谈气氛极其良好，以至于桥本群和松井都认为这个要求最终会达成的，也就是整个四条要求的解决方案最迟今晚就会落实，于是向国内汇报，参谋本部依此报告解除了关东军紧急派兵的准备。
中国驻屯军对就地解决“事件”前景乐观，但是第29军却有动作，10日第37师何基沣第110旅从驻地西苑移动到八宝山，其中一部进入衙门口，此地距离卢沟铁桥仅有4里地。而北平城从早晨起“警戒特严”，其实在昨夜就开始了。从天津驻地赶到北平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看到“北平城门以及城内都由中国方面严加警戒。”今井武夫回忆道，“我想前往会见参谋长，夜10点多冒倾盆大雨乘汽车向参谋长住处出发。一路上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岗哨，我被在黑夜里放哨的中国兵单反五次三番五次截住，刺刀逼在胸前严加盘问，终于未能到达目的地。”
虽然日方如此要求其目的是将两军隔离尽量远一些，制造一个真空地带最好，而且宛平城又不在铁路线上，其实自打1898年建成铁桥之后，宛平城就已经失去军事意义，即便连经济价值也一落千丈，城内原本繁华的商业早已凋零。
虽然宛平城基本失去军事意义，但是这是一块国土，这次相让可以带来“和平相处”，但是一让再让已经到此地步、还要让到何时？话虽说如此，可是第29军对抵抗日军也并不统一。
第29军原本是1930年“蒋冯阎大战”西北军失败之后，几路残部被张学良收编为东北边防第3军，后改为第29军。其实张学良也没本事把第29军化为己有，给了50万安置费也就再也不管了。
当时这些残部当中以张自忠实力最强，张学良当时有意让张自忠当军长，但是张自忠资历比不了宋哲元，张自忠在石敬亭的劝说下让出军长一职，这样等于宋哲元欠了张自忠一个大大的人情，在指挥第38师上自然不能随心所欲。
冯治安是西北军的后起之秀，被称为西北军的“后五虎将”之一。第29军成军之时，冯治安与宋哲元都是“光杆”加入，而且此时的冯治安为人敦厚、与人无争，资历与宋哲元相差甚远，所以第29军只有第37师才是宋哲元的部队。至于后编成的第132师，实力较差，还不能与第37、第38师相提并论。
刘汝明是在东北边防第3军编成之后加入，为暂编第2师，后为第143师。刘汝明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资历不是冯治安、张自忠所能比拟的，而且与宋哲元的关系也完全没有像冯治安、张自忠一样近。1936年，第143师负责察哈尔防务，等于半脱离了第29军。
秦德纯原本是吴佩孚第24师师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投奔冯玉祥。秦德纯为人练达，而且在西北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比较超然，所以被冯玉祥依为重要助手，处理军中各种矛盾，第29军成军时担任副军长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第29军移防平津河北之后，军权行政一把抓，宋哲元是总头目，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张自忠任天津市长。不过宋哲元无法将整个第29军彻底理顺，于是造成整个系统比较混乱。第37师负责北平防务，师部设在保定，也就是河北省府所在地；第38师负责天津防务，师部却设在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