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是怎样从北京下迁安徽的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中国科大是怎样从北京下迁安徽的
楼望和（656校友）

序言──号角阵阵催科大，玉泉清清润春华

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是新中国于 1958 年创办的名校。在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令下，经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中国科学院迅速地筹办了中国科大。中国科学院提出“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方针，这在中国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的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由人大副委员长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担任校长。一批著名的数、理、化、天、地、生学科的科学家担任校系领导。如物理学家严济慈任副校长，数学家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关肇直任数学系副主任，力学家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郭永怀任力学系副主任等等。

为激励学生奋发图强的斗志，郭沫若创作了中国科技大学校歌，著名的音乐家，延安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为中国科技大学校歌谱曲。中国科大开学之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期望开启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科大的校园规划是中科院的一部分，位于北京的北郊，即现在的奥运新村周围，现在的遥感所的大楼是中国科大的物理楼。在 1960 年代初期，国家困难，原计划下马，在北京的西郊的玉泉路马列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中国科大的校园。

中国科大成立后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实践“理工结合，所系结合”的方针，发挥了科大办学的长处。一批著名学者亲临课堂讲学，不仅上专业课，还上基础课、编写教材，如华罗庚的《高等数学引论》就是他为给科大上高等数学基础课编写的教材。学生们不仅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还从一流的科学家那儿学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高年级的学生到研究所参加实习，直接接触到前沿的课题，明确科研的方向，为“快出成果”作准备。

中国科大招生的方针是“少而精”。每年在全国挑选尖子入学。比如，数学系一届仅招 30 名左右，大的系无线电电子学系一届也只有130 名学生。从第一届招生到文革前那几年，中国科大学生入学的分数线在全国高校中是最高的。中国科大的系科和专业按国家科学发展纲要，为关键的基础科学和尖端科技攻关创新而设置，可以说没有一个差的专业。同时，中国科大的课程由国内的一流专家学者设置，可用三个字来概括：“重，紧，深”，攀登科学高峰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时盛传“不要命的上科大”，科大学生的刻苦钻研精神可见一斑。

中国科大成立不到十年，迅速成为名列前茅的高校，成为许多青年学生首选的志愿，并开始为国家输送优秀的人才，开展研制当时处于前沿的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器件等项目。1966年在邢台地震的抗震救灾中，周总理接见并勉励科大地震专业的学生。陈毅在中国科大一次毕业典礼上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当，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如果口袋里有钱就好办啰。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工作，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科学技术搞上去了，国家就有钱了。到时候，我就给大家磕个头。他两手抱拳面向大家致意。1965年夏某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参加中国科大的毕业典礼的消息，对科大的成绩充分肯定，对科大未来充满期望。
文革前仅仅八年，中国科大从无到有，迅速成为名列前茅的高校，就办名校速度的而言，这是一个奇迹。这代表一种创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科大精神”。后来，中国科大随后的命运也反映了中国科技教育曲折的发展历史。

正当中国科大从“学走路”的阶段到“起跑”的时候，“文革”的灾难降临到中国大地，阻挡了中国科大前进的步伐。更有甚者，1969年中国科大被迫下迁安徽。“下迁”对中国科大伤害极大。这段历史说明创立一个品牌不容易，然而毁坏她只需要一条错误的指令。中国科大在文革十年几乎被毁灭了。幸运的正是由于“科大精神”，才能使“中国科大”这块牌子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下来。正是由于“科大精神”，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发扬光大，继续发展，才能在2008年的今天，庆祝她五十周年的华诞。

本文回忆四十年前中国科大“下迁”的岁月，以史为鉴，说明中国科大的成就来之不易，坚信以后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革中科大“下迁”这样荒唐的事情。

下迁──骤起文革风萧肃，轻飘江淮爆新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大尽管也有几次疯狂的场面，但比北大，清华两校冷静得多。地理上，科大在八宝山的东侧，附近是一片桃园，比较冷清。周围还有一些军事单位，与其他的高校很少串联。

科大的党委书记刘达资历丰富，解放战争中曾任哈尔滨的第一任市长。“大跃进”中，他因讲真话在黑龙江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后调科大工作。文革前夕，他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相当尖端的观点。诸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 又如“科大的学生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也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头脑。”，“什么一句顶一万句？难道吃饭喝水说的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这些观点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影响不小。不少学生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文革发生的一切，不盲从潮流。因此科大的校园在文革中相对平静些，不那么狂热。

1969年，科大的校园里，除了一些残存的大标语，已没有什么大字报。军宣队是对面铁道兵司令部派来的。我们被派到房山修京原（北京-太原）铁路，成天放炮开山，推石填沟，劳动两个多月。修完铁道回校，天天组织学习“九大” 文件。校园虽然平静一些，却十分沉闷。

我们一些师生不甘心天天学文件表态度，借用“斗批改”的口号，提出要深入工厂搞教改的要求。由于理由正当，军宣队批准了我们的这一要求。我们住在北京重型电机厂。我在电机转子车间参加一些劳动，劳动后同教师相结合编写电工教材。日子比在学校里过得有意义多了。

十一前夕，我们回校参加国庆。正逢二十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上虽然热闹，却没有欢乐的气氛，并在事前布置了撤离的路径，万一“苏修”空袭天安门广场，我们将按演习的程序疏散。传说“苏修”的坦克从中蒙边界 36 小时可兵临城下。首都高校的旗帜不像往年的国庆占据天安门前的主要地段，而是散在周边。广场上由北京各城区的妇女们占据，中老年的妇女们涂抹红胭脂，伴着锣鼓声扭秧歌，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直至散场。

十一后我们取了些御寒的冬衣，又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准备干半年把电工教材编写好。到了十月中，校军宣队紧急通知我们全部返校，不得拖延。因此我们不得不中止电工教材的编写工作，回到学校。

军宣队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中央的有关文件（以后才知道有个“一号指令”）。基本精神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北京要疏散人口，重要的单位要内迁。中国科大算是重要单位，要在月底前搬离北京，目的地是安徽的安庆。正是“兵贵神速”，要在两周内把整个学校搬走。如果说文革中存在派性，两派斗的互不相让，很难有一致的意见。下迁的命令使校内的派性消失了，意见统一了──大家都反对搬迁。军宣队再次召集会议动员落实搬迁，师生们都抵制会议。有的请假离开学校，有的把自己反锁在寝室之中。时间过去了，会开不起来，行动落实不下去。军宣队请来了当时主管科学院的刘某某, 刘某某搬出了上面旨意。师生们眼看抵抗不住了，被迫准备下迁。

我抽空到清华与高中的老同学告别。清华园也不平静，部分系科准备撤往四川绵阳。晚上宿舍里灯火通明。有的床板被钉成包装箱准备托运。老同学们喝了点北京啤酒道别，正好像是“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事实上这一别，三十六年后才再次相见。这是后话了。

科大的校园里一片凄凉的景象。广播台的音柱被连根拔起，再也听不到高昂雄浑的科大校歌。教学仪器装箱了，连建反应堆的大水泥块也装运到火车站去了。大家都忙于搬家。抵制搬迁毫无结果，只是拖延了几个星期。师生还未走，校园已被新主人瓜分：教学区归铁道兵司令部；宿舍区划给工宣队所在的北京某工厂当宿舍 ── 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只有原主人，没了落脚之地。

我们学校的一些干部与广西自治区的领导历史上有些关系，听说广西欢迎我们去帮助他们发展电子工业。当时大家都想搞点业务，那怕是占点边，也愿意去。经联系，广西欢迎我们到南宁，柳州，桂林的无线电厂实习。无线电电子系的部分师生选择南下广西，不去安徽的安庆。

十一月份的北京，寒风阵阵，似乎在催促我们南下躲避 “苏修”的袭击。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无线电电子系的部分师生在北京站登上了南下广西的列车。夜半的钟声响起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列车徐徐地离开了月台。黑夜，莽莽的黑夜。没有笑声，没有歌声，只有单调的车轮叩击铁轨的“乓乓乓”声。我的脑海中浮现考入中国科大后抵达北京站的情景。尽管也是夜晚，刚出站，一眼就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旗，迎新站充满笑声和问候声。扩音器播放着科大的校歌：“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而今，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车窗外传来巨大的隆隆声，或许是通过大桥，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接着又是单调的“乓乓乓”声，使我蒙蒙胧胧，脑海中又闪现了中学快毕业时，华罗庚以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身份到上海市上海中学作报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学生们听他深入简出的报告，激发了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情。华老的来访促成我填写中国科大为第一志愿。脑海中又出现文革初期，华罗庚头发已经花白，搬着小板凳，挪动他不方便的腿，在学生宿舍楼前看大字报的情景。

迫于形势，华罗庚还写了一页纸大的小字报，就贴在我们的七号宿舍楼墙上。题目叫“大字报就是好”，记得开头两句：“大字报就是好！促我猛醒……”，寥寥数语，下面署名: 华罗庚。一幕一幕的往事浮现在脑海，单调的车轮叩击声变成了“为什么？”，“为什么？”，无穷无尽的“为什么？”。

第二天列车驶过了武汉长江大桥，气候变得温暖宜人，窗外山青水秀。我们的心情渐渐好起来，把一切烦恼抛至脑后。一部分师生在桂林下了车。不久我们到柳州下车，被安排在柳州无线电厂。另一部分同学则继续搭车到南宁。我们在柳州边劳动边学习有四个月之久。白天我们在车间作些技术工作，晚上老师们给学生上专业课，如电子学原理等等。文革中，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样平静的上课是很难得的。

周末空闲，我们游览柳州的景区。柳州周边是典型的柯斯特地貌，奇山异峰，布满热带树木。宽广清澈的柳江穿城而过。市中心凸起的鱼峰山下，屹立着富有传奇色彩的刘三姐的雕像，尽管年久失修，仍然十分优美。这儿是传统的男女青年对歌的场所。可是在文革中，再也听不到优美的歌声，只有沉默的刘三姐的雕像。柳州的冬天，天气温和。1970年的元旦，我还跃入柳江之中游泳，水清如许，甚是怡然自得。春节时，本系的戴英侠老师回家十天结婚，回来给大家分发糖果。在那严峻的岁月，这糖果的甜味提醒我们人间还有喜事，让我们暂时忘却了正在流亡的处境。与直接迁到安徽的师生们相比，我们是十分幸运的，可以说是暂住在世外桃园了。

中国科大的绝大部分师生被驱赶到位于长江之畔的安庆一所党校旧址。安庆城市不大，地方的党校规模也很小，又靠近坟场，怎能容得下一所大学的师生员工？天寒地冻，又没有暖气，大家苦不堪言，正遇元旦，纷纷回家避一避困境。安徽的工军宣队进驻后，下令师生员工立即返“校”─ ─ 一所无容身之地的“学校”！由于安庆党校实在太小，经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批示，总算开恩把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址让给科大。合肥师范学院被迫迁到芜湖，即后来的皖南大学。这样中国科大校部总算有了个容身的地方。

为了给科大的师生一个下马威，安徽省革委会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科大被肢解成几大部分，化学系分到马鞍山钢铁厂，物理系和无线电系分到淮南煤矿和电厂，数学系分到铜陵，近代力学系安排在合肥校本部。近代物理系的学生具有“出身好”的优势，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天不怕，地不怕，不怎么听话，因此，近代物理系被安置在偏僻的白湖军垦农场。

各地革委会选派了“得力”的工宣队并配置军宣队进驻各系。淮南煤矿的造反派头头李东林被委任校工宣队队长，由他出面指挥整治科大。李东林肥头大耳，原是煤矿的四级工，因“造反有功”窜升为安徽省革委会常委。他自持握有安徽省革委会的“上方宝剑”，成为科大校园内不可一世的霸王。他如钦差大臣，奔走于江淮之间，督察各地整训科大的师生。他专横跋扈，态度粗暴，打着“一打三反”“抓五 •一六”的大旗，在师生中抓“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他还提出“谁不办，就办谁” 的口号，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整别人，就先整你。一场高压的整治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

元旦后不久，传来了科学院要把科大的管辖权全部交给安徽省的消息，激起了大家的忧心和不满。以石某为首的科学院代表团乘火车赴合肥签署科大下放安徽的协议。近代物理系的 28 位同学义愤填膺，不顾天寒地冻，连夜乘卡车从安庆赶到合肥火车站，准备向科学院代表团请愿并阻止签字。

安徽省革委会如临大敌，紧急部署，准备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同时电令科学院石某等人在水家湖（现长丰）车站下车，由专车接到合肥，草草签署了协议书。这 28 位同学空侯在合肥火车站，不见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只能忍饥挨饿返回白湖农场。表面上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没有发生，但 “反搬迁”却成了整科大的又一条严重的罪名。在白湖军垦农场里条件十分艰苦，近代物理系的师生们白天劳动，晚上挨整，直至毕业分配。

广西的世外桃园被北方的冷风吹袭，一份份的“运动简报”从安徽寄来。惊心动魄的消息越来越多。什么“马鞍山的某某某顽固不化，……”，什么“在合肥，严某某自绝于党和人民…”, 什么“淮南的贾某某在四•二四卫星上天时卧轨，自绝于 ……”, 据说贾某某是隐瞒了富农家庭成分被隔离审查，精神分裂，承受不了而自杀的。看到这些消息，我们一方面庆幸来到广西的世外桃园，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后怎么办？正在忧愁之际，传来了我们可以留在广西的消息。

广西壮族自治区对科大师生勤恳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印象深刻。广西缺乏电子工业的基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领导建议并支持我们在广西办一所电子学院，校址任我们选。于是我系的干部顾俊廉等人参访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所到之处，大标语写着“欢迎中国科大师生，感谢中央对地方的支援”，当地的领导接待十分热情，恰似寒风中的一股暖流。科大方面选定了桂林著名景区七星岩附近的林校（该校早已解散），作电子学院的校址。该地方环境安静，风景优美，地势开阔。面积比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大多了，是办学的好地方。广西自治区的领导同意了所选的校址。无线电系的师生也愿意在广西创办电子学院。

此好事传到安徽，安徽省坚决反对。终究当时广西的领导抵不过安徽省的领导，此事只能作罢了。桂林电子学院文革后还是成立了，十几年后，我到桂林出差，正好路过电子学院的校门，不胜感慨。四月下旬，安徽方面电令在广西的师生全部到安徽参加运动，并派南京空军的军宣队到广西三市带队。绿上装兰裤子的军宣队员来广西后，要求我们迅速北上，不许拖延。我们提出要到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此事名正言顺，南空人员不好做主，经请示，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北上经上海去安徽时，特别在株州下车，坐往湘潭的直通列车到韶山。适逢雨天，乌云密布，冷风飕飕，细雨阵阵，我们在一池塘边拍照，并在韶山冲转了一圈，当天回到株州，乘上去上海的列车。于五•一节抵达上海，路过家门，我在家仅仅待了几个小时，就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北火车站，搭乘赴皖的火车。

火车跨过南京长江大桥，奔驰在广阔的江淮大地上。从北京出发，我们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绕了半个中国，我们终于来到了安徽。我们的集结地是淮南电厂，在水家湖（现长丰）车站下了车中转。工宣队带领我系的学生在车站列队“迎接”我们。有人带头神经质地高喊：“打倒某某某! 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当然，队伍中也有熟悉的面孔。几个月不见，大家都成陌生人了。我们原来放松的神经顿时警觉起来了。事后碰到好朋友，私下问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对方小心翼翼地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运动简报？这是给你们一个下马威──没法子”。

淮南市面积很大，星罗棋布地散布着许多煤矿，如谢家集，李二矿，大通矿等等，物理系和无线电系的部分师生分配在几个矿井劳动。我们被安排在淮南电厂。淮南电厂利用本地丰富的煤发电，输送到华东各省市，是华东最大的火力电厂。生活条件不错，有充足的热水洗澡。食堂的规模很大，食物的花色品种很多。

电厂派了一位姓刘的中层干部作我班的工宣队员，负责整顿我们。我们称他刘师傅。他的父亲是文革前淮南市委书记，文革中被批斗后靠边站。他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不很 “左”，因此他态度温和，对我们相当友善。我班的气氛不太紧张。每天学习文件，读读报纸，“斗私批修”，政治学习后参加劳动。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们又要下迁了。原来校工军宣队在寿县圈了一块荒地，建学校农场，要求科大粮食自给自足。我们背着自己行李离开淮南，当步行百里，经过千年的古城寿县，到一片荒野的科大农场，支起帐蓬，开荒种地。这里原来是一块沼泽地。田里不用说了，即使是刚修的路，也是泥泞不堪。如果下点雨，走路如趟河底一般，又滑又粘，一步一步向前挨，一不小心，一脚踩下去，鞋子陷下去就拔不起来了。电灯是临时架设的，又昏又暗。我们睡的帐蓬又闷又潮，更讨厌的是蚊子成群，防不胜防。我们白天在田里干农活，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政治学习，开批斗会。除了学生外，许多教研室的教员也被安置在这农场，如外语教员，马列主义教员，电子学教员等。校工宣队长李东林多次来农场督战，常常辱骂师生。被“专政”的人员，白天劳动，晚上被批斗后写检查。气氛十分紧张恐怖。大家度日如年。

一次寿县公安局的两名干警到此地打猎，被科大工宣队扣押。因为这里是寿县的地盘，这两名干警起初根本不把科大工宣队放在眼里。正好李东林在场，他把这两名干警大骂一顿。这两名干警慑于他省革委会常委的权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以后，科大的车辆经过寿县城关，经常被寿县公安局扣留，以示报复。

在农场劳动了一个多月，伙食差，睡眠缺，烂泥地里跌打滚爬，体力消耗很大。荒地里蚊子成群，一把甩过去，就能捏到几只蚊子。帐蓬里又闷又热又潮，疟疾(打摆子)就在师生中流行起来了。笔者本人也得了这种病，发烧时，浑身热得如热锅里坐，冷得如在冰毯上卧，极其难受。农场里缺医少药，病情不见好转，真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七月中，突然传来好消息：中央计委下文分配这两届大学生。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好像久旱遇甘露。大家赶快收拾行李步行回淮南，生怕夜长梦多。我当时正卧床不起。于是几个同学们用担架抬我上拖拉机，护送我回淮南。拖拉机颠簸到寿县城关前，陪我的所有人下车步行，防止寿县公安局找岔子报复。我静静躺着，尽量少喘气。拖拉机通过城关检查站后，其他人才上来。这真有点像电影里通过“敌人”的哨卡一样，真实而惊险。总算拖拉机和人员都安全回到淮南电厂。

中央计委关于两届大学生分配的文件传达后，各班的工宣队员负责给学生作毕业鉴定。首先学生自己写总结。然后班上写鉴定草稿，最后由工宣队员定案。由于我班的刘师傅不太“左”，因此全班学生都较顺利地通过了鉴定得以毕业。然而有的班，对于所谓“有问题”的学生，在分配上给予某种惩罚。比如我系，有一对同班的男女朋友，因在文革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两人被审查多年。男学生被“专政” 多年。女学生顶住压力，一直没有同他断绝关系。分配时男学生被派到贵州，而女学生被分到辽宁，成了“牛郎织女”。还有所谓“严重问题”的学生通不过鉴定不能按时分配，继续留下接受审查。就在大家离开淮南后几天，有一名学生由于不能毕业，被留下继续接受审查，因恐惧而卧轨。淮南电厂的大礼堂召开了我系的分配大会。礼堂里坐满了人，静悄悄的。军代表上台宣布分配结果。他清清嗓子，以高昂的声调宣布: “北京──零”。台下“唏”一声，发自北京同学的心声。台上“上海──零”， “江苏──零”… … 。失望的情绪弥漫了全场。大部分同学被分到辽宁、河北、河南、贵州等省区。离上海最近的是安徽，由于科大下迁在安徽，所以分配在安徽的人数较多，我也分在了安徽。对于上海学生，留在安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的一面，我也就舒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在淮南电厂的大礼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足足有四五十桌，不仅有丰盛的菜肴，还有烈性的白酒。免不了的领导讲话后，大家开怀痛饮。庆贺我们终于毕业了，庆贺我们终于离开这不是我们校园的地方。桌上还有很多佳肴，酷暑天的西瓜是多么爽口，美酒使我们微醉，但我们的头脑却十分清醒，此地不宜久留。酒席一散，我们即刻收拾行李。在朦胧的月色下，我们用板车把行李拖到淮南火车站，买好第二天的火车票，把行李托运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列车奔驶回上海，去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哪怕是几天，因为不久我又要到军垦农场去报到了。

就这样，我们从中国科大毕业了。除了校本部人员和近代力学系的师生外，其他系的学生没有去过合肥，都在就地分配了。据到过合肥的人说，科大校园位于合肥市南郊金寨路旁。珍贵的教学科研仪器成箱成箱地闲置在路旁，傲霜历雪，风吹雨打，数月也没有拆封。工军宣队不关心上课和科研，忙于搞运动。建反应堆用的巨大沉重的水泥块也散落在校园里，不知有何用。（文革结束后，这些水泥块排列在广场上作阶石，甚为壮观雄伟）。校园里乱糟糟，冷清清。当然由于是南方，校园里的树木和草地比北京的要嫩绿一些。合肥毕竟是省会，比安庆要好一些，起码有住的地方。中国科大就这样在安徽合肥住了下来。

新生──长江水阔凭鱼跃，黄山松青赛百花

尽管遭到了如此的磨难，中国科大在改革开放后，借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之东风，创新跨越，走出一条创建精品大学、实施英才教育的成功之路。中国科大创造了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英才辈出成果丰硕，在中国教育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科大现象”，被誉为新中国创办的最成功的大学之一，也是我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中国有句名言：忆苦思甜。人们通过对比可以体会到社会发展的速度。了解中国科大这一段历史，可以体会到科大办学的艰难，科大的成果来之不易。现在国内的有些高校争资金，比规模，比校龄，这些参数是要比的，但更要比出成果，出人才，比效率，比速度。五十年要走一百年的路 ──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科大的使命。创办名校的速度，中国科大当之无愧名列前矛。借改革开放之风，中国科大广招人才，充实师资队伍。 1978 年科大招收首届 100 名研究生，优秀的人才从全国四面八方报考，研究生报名人数与入取的比例之高在全国高校中是少见的。考试的卷子由中国科学院统一命题。笔者通过首届研究生的考试，重新回到中国科大。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中，挑选十名特别优秀毕业生，直接授予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总理亲自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中国科大有四名研究生得此殊荣。后来，首届研究生中有多位得到国内外名校的博士学位。许多人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李国杰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大创造性地办起了少年班。开始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少年班，认为办不好，办不长。后来不少高校跟着学办少年班，但是办了一段时间又纷纷下马。少年班学生不是普通的大学生，既有智力超常的一面，又有很多特殊性。三十年来，科大少年班不仅坚持办下来，创造了整套的办学的理论和经验，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中国科大在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建立了微尺度实验室，研制了国内高校唯一的同步辐射加速器。1999年以来中科大共有22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总数列全国第六, 按研究生总数计算入选比例列国内高校第二位。2004年中科大发表sci论文1161篇、 ei论文647篇, 总数均居全国高校前列。其中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分别占 68.9%和 71.3%。由 565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出的 2006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结果在北京揭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成果《实现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的隐形传输》榜上有名。这是该小组研究成果最近4年内第三次入选十大科技进展，引起科技界广泛关注。

中央电视台2007年12月27日报道，我国首台采用国产高性能通用处理器芯片“龙芯2f”和其他国产器件、设备和技术的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kd-50-i”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制成功，并于12月26日通过了以王守觉院士为主任的专家委员会的鉴定。这是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国产化的一次重要突破。

中国科大的成就是办在安徽这样的落后的省份取得的，格外不易。哈佛，康乃尔，MIT 等名校都不在首都华盛顿，在美国，首都是政治中心，其他方面并不抢第一。一流的高校，地理上分布较广。无可韪言，由于中国的特色，高校办在落后的省份比办在北京困难得多。中国科大办在合肥，困难很大，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便。国际著名的专家学者常常在北京上海转圈子。外国元首鉴于行程，仅在北京高校演讲，为这些高校免费做广告。许多教授宁愿在北京上海中等水平的高校，也不愿到内地的名校。西安交大是另个例子，尽管她原是从上海交大 1957 年迁去的，现与上海交大相差很大。中学生报考高校，首选的是北京上海高校。因此由于中国的特色，地点是办校的很重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1978年，严济慈和华罗庚两位副校长带头，五十多名著名的学者教授联名写信，鉴于“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方针，要求把中国科大搬回北京。这是一封合情合理和真知卓见的信件。遗憾的是此信被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负责人拒绝了。科学家们集体的正确判断和要求抵不过个人的权力，中国科大失去了搬回北京的机会。而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却如愿以偿搬回北京。直到今天，中国科大的教学和科研存在许多地理上的困难。

科学院为了办好中国科大，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科大工作会议”, 解决科大办学的困难。郭沫若去世后，严济慈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大校长，几乎每年都不顾年迈，亲临科大指导工作。1981年前后，他在黄山开完会到合肥，视察科大的工作。他除了召开一些计划中的会议外，还在稻香楼宾馆召集了部分师生座谈，深入了解情况。

我参加了座谈会，在座的还有浙江东阳籍的张其瑞教授（著名的低温超导专家）和赵根生研究员（著名的同步辐射器专家）。座谈会上气氛活跃，无拘无束。严老精神很愉快，讲述了他以近八十的高龄登上黄山的情景。他在黄山上与修建楼亭馆阁的员工亲切交谈。得知这些员工们来自他的家乡东阳，他特别高兴，勉励员工们把黄山建设得更漂亮。张教授和赵研究员十分有兴趣地与他交谈。会上，我曾提议，中国科大不能搬回北京，不如与上海科技大学合并，在上海嘉定办中国科大。嘉定位于上海西北郊，发展的地方很大。嘉定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基地，有十几个研究所。中国科大在那里可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并利用上海雄厚的工业科研资源。严老仔细地听我发言，透过金丝眼镜注视着我，含笑微微点头。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样的提议当时无法实现。

最近十年来，在朱清时校长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科学院的全力支持下，中国科大的基本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取得很大的成绩。除已有的北京研究生院外，在上海和苏州办起了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中国科大与上海科学院签订了人才交流和科研协议。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中国科大必须克服地域的限制，加强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吸引人才，真正办成世界性的研究型大学。

中国科大要像黄山的青松，在悬崖峭壁上扎根生长，穿云破雾，迎接朝霞；傲霜历雪，光照人间。

中国科大要像长江的流水，发源于雪山之巅，穿过群山峻岭，灌溉广阔原野，豪迈地汇入那苍莽的汪洋大海。

创寰宇学府，攀科学高峰！

本文作者简介：

楼望和（656 校友），美国康乃尔大学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中国科技大学首届硕士。楼望和博士是美国先进数字电视标准委员会(atsc)投票权成员, 美国民生电子协会(cea)电子视像标准委员会投票权成员，美国有线通信工程师协会(scte)数字视像标准委员会投票权成员。

本文来源：
http://www.biia.org.cn/c/cn/news/2010-12/26/new s_1574.html

中国科大是怎样从北京下迁安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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