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基督教神学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我们很难完全赞同用时间来划分思想和神学，更难赞同用时间来界定思想与神学的类型，因为人的思想的连续性和中断性都不是按着时间来分割的。人性的本质在灵魂，灵魂的本质在理性，理性的功能在于认知，认知的突破在与认识到个体的自由性。那些在认知上没有经历超越突破的个人和群体，总是怨天尤人，总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他们不会为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承担起管理的责任来。这样的人，不论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非洲，还是生活在当今高度现代化的美国，都是停留在动物性的围绕本能和欲望而生活的蛮荒时代，他们始终是环境和习惯的奴隶，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和文明可言。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任何思想和神学都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的，也必然带有唯独在这段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事件的影响。因此，从观念史的角度言之，按照不同时间段对思想和神学进行分析和界定也是不可避免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本身是一种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主义，[1] 具有“零碎性、不稳定性及时空结构上的虚拟性”。[2] 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本身都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不管是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自成体系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但这些后现代主义者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从其历史性的源起与思路来看，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当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因此，赖特谈及后现代主义时指出：“正如专制帝国始终在做仍然在做的那样，就是摧毁一切，却没有任何重建的计划，后现代性对于文化圣像所做的也是如此。”[3]王文锋博士分析说，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出现在西方社会，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之后，“民众的精神正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里，人们无法面对残酷的战争、严酷的冷战、沦丧的道德、虚无的生活、机械的工业所带来的精神冲击。于是虚无、怀疑、恐惧等便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并促成人们再也不相信有权威的真理系统、核心的价值观念以及固定的道德体系。由此，一大批学者便依此形成了一批学说来阐释后现代这种反基础、非中心、否权威、重差异的时代特征。”[4]
因此，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潮。高宣扬解释说：“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心态、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种生活方式。它旨在反省、批判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及其所继承的历史传统，提倡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固定结果的自我突破创造精神，试图为彻底重建全人类的现有文化探索尽可能多元的创新出路。”[5] 对于当今生活在中国大陆极权统治阴影之中的基督徒而言，既然我们仍然处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辖制之下，这种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后现代主义”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与“后现代主义”相应的经验和群体。当然，我们也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背景中，西方各种思潮也直接影响到很多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思想和神学上仍然生活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以所谓的客观、冷静的心态看待自己的选择。如果马克思不是出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德国，而是出生在非洲马赛部落中，真正属于赤裸裸的“无产阶级”，他就不可能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也不可能采纳来自非洲马赛部落之人的哲学为建党建国的指导思想。
毫无疑问，不管是当初的苏联还是中国，都在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寻求现代化的模式，可惜因为自身的狂傲无知，他们不愿意谦卑地接受西方基督教正统正传，宁肯接受背叛西方基督教正统正传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在思维模式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基督教思想。如果我们以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现代社会，那么马克思所主张的理论本身就是“后现代”的理论了！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确实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反理性、反传统、反道德、反基督教，还幻想彻底“重建全人类的现有文化”！至于其废弃婚姻、废弃私有财产、挑战人类一切道德底线的极端主张更具有颓废和幻想合一的后现代特征了！马克思极其幼稚地认为，无产阶级苦难的全部根源在于以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废除这种私有制，施行公有制，就能够解决人类社会面对的一切苦难。[6] 他根本没有明白，所谓的公有制，最后仍然是私有制，不过是变成了少数那些当权者的私有制！毫无疑问，任何宗教或理论，只要废除私有制，其结果只能是破坏性的，迎合的是人心中那种变态的疯狂，其特征就是无法无天，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一位东正教神父将斯大林时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极夜期”，认为斯大林主义“将所有人的肉体与精神都归于一个共同目标，让领导人的形像成为‘万物的标准’，将其神化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7] 这当然是极其荒唐的，可惜却有千千万万的灵魂陷落在这样荒滩的思想和信仰之中！
当代美国著名神学家范胡泽认为，现代性所培育的是“自法性的认知主体”（autonomous knowing subjects）。[8] 这种现代性“培养了无论是传统抑或群体，在其中均无优先性的生活模式。如果人们希望能将现代的精神与七宗罪中的一个关联起来，那么它毫无疑问是骄傲：对人之理性的骄傲，对人性之善的骄傲，对人类成就的骄傲。后现代的破除偶像运动与意识形态批判指向的，正是现代性之骄傲的成果——建筑、概念体系、政治制度、神学。后现代主义者们希望将理性处境化，提醒现代上帝全知视角的扮演者，他们事实上是受历史所限的，是受文化所限的，亦是具有自身性别的有限存在。”[9]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圣经与教会正传是通过教会和教义而架构的，不是按照非现代或后现代的主题而架构的，因此，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同时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批判和怀疑。特别是，我们需要依据三位一体神学以及三一的经世，即依据圣父、圣子以及圣灵的救赎工作重新思考圣经与传统的关系。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视圣经为上帝的话语，视传统为上帝的行动。”[10] 这样，我们才能够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不至于如然之间掉落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泥坑之中无法自拔。
面对现代与后现代种种思潮的冲击，我们固然需要通达时务，直面挑战，更需要持守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殷切寻求圣灵新的光照和引领，使得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始终在各种思想的争战中为真理树立旌旗。不管是所谓的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其本质性的特征无非都是罪人挑战上帝的主权、藐视上帝的约法、否认上帝的救赎而已！当然，我们更要反思的是教会本身的见证！社会之所以走向混乱和无序，最终原因不仅在于罪人本身的犯罪，更在于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国度的公民没有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领导性、建设性的作用。本书提倡的“框架性超越批判”所要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罪人的自主制与自法论，而“神法圣约论”则阐明上帝所启示的神权制与神法论。我们需要了解仇敌新的伎俩，戳穿其迷人的烟雾，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本身的分辨好歹、分别为圣，尤其是在我们自身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教会与国家的建造上，我们更要积极行动，绝不能任凭仇敌继续踩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既需要通达时务，也需要以不变应万变，在时代性的巨变中立定脚步，持守真理，继往开来，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来。
[1] 参考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宣扬，《后现代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 高宣扬，《后现代论》，1页。
[3] N. T. Wright, Into the Heart of Romans, p. 119.
[4] 王文锋，《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506页。
[5] 高宣扬，《后现代论》，4页。
[6] 刘敬东，《理性、自由与实批判》，276页。
[7] 引自余杰《大光：宗教改革、观念对决与国族兴衰》，第二卷《欧洲的歧路》（台北：八旗，2021年），303页。
[8] Kevin J. Vahoozer, Postmodern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 可惜中文译本翻译伪“自治的认知主体”，凯文·范胡泽，《后现代神学》，高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4页。
[9] 范胡泽，《后现代神学》，24页。
[10] 范胡泽，“圣经与传统”，见范胡泽编《后现代神学》，1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