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美国“Z世代”对华好感度较高，为什么？
周顺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美国“Z世代”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代，是专注于“指尖上的敌我斗争”的一代，是主张变革的一代。他们正以积极的姿态重塑美国进步主义政治议程和外交政策方向。“Z世代”的对华认知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塑造与构建的结果，也是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基本看法投射至外部世界而形成“他者”身份意象的反映。美国“Z世代”对中国的关注度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他们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日益增强，在大部分涉华问题上，他们没有明显的敌对立场，但却对中国持有偏见与刻板印象。“Z世代”的对华认知虽然较为正面，但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会在两国青年一代手中得到全面改善。生命周期效应可能会使美国“Z世代”的对华态度趋于强硬，这种强硬主要源于青年群体特质及其政治认知。
关键词“Z世代”；美国青年；对华认知；中美关系
美国“Z世代”指出生于1996—2010年的青年群体，他们是参与美国未来政治活动的主力军，也是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人群。“Z世代”的对华认知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矛盾性。虽然他们的对华好感度在总体上超过其他年龄段人群，但在“人权问题”上却对中国持更强硬立场。美国“Z世代”未来是否能成为扭转中美关系的关键性群体，由“Z世代”主导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未来是否能被调整或者是否会进一步强硬，了解“Z世代”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基本立场，特别是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将有助于把握代际政治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程度，为评估“美式民主”、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走势以及应对美国对华实施极限竞争提供政策参考。
一 美国“Z世代”对华认知的基本表现
美国“Z世代”的对华认知是其国内政治生态塑造与构建的结果，也是他们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基本看法投射至外部世界而形成“他者”身份意象的一种反映。目前来看，美国“Z世代”对中国的关注度虽然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但他们认同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在大部分涉华议题上，“Z世代”没有明显的对华敌意，但却对华持有偏见与刻板印象。
（一）对中国的好感度较高
“Z世代”对中国的好感度略高于全美对中国好感度的平均水平。“Z世代”中有27%的人对中国抱有好感，比其他年龄段的平均值高12个百分点。“Z世代”中有20%的人对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持正面看法，较其他年龄段的人数比例高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对中国的看法更为分化。2020—2023年，美国民众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数在增多，其中转向正面看法者为17%、转向负面看法者为26%、看法不变者为53%，“Z世代”的相关数据则分别为22%、26%、48%。其中，倾向于民主党的“Z世代”对华态度转为积极与消极的人数比例相当；倾向于共和党的“Z世代”对华态度恶化趋势严重，转向消极态度的人群占比约为转向积极态度人群的两倍。
（二）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较为正面的看法
“Z世代”承认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影响力持较为正面的看法。2021年，“Z世代”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负面看法者在受访人群中的占比为39%；2022年则为43%，比50岁以上人群的相应数据低3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十分看好。美国民众对“未来全球影响力”的看法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55岁以上的群体中，有25%的人认为“5年后，中国将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在“Z世代”中，持这一看法的人仅为7%。“Z世代”中有73%的人认为，未来美国仍将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比55岁以上受访者的数据高出25个百分点。
（三）视中国为“竞争者”而非“敌人”
“Z世代”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者”而非“敌人”。这一群体中有20%的人将中国视为“敌人”，较65岁以上群体低29个百分点；“Z世代”中有63%的人将中国视为“竞争者”，较年长者高15个百分点；“Z世代”中有25%的人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较年长者高22个百分点。就经济实力而言，“Z世代”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与美国基本相当，其中持“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基本持平”观点的人数比例为44%，在各年龄段持相同观点者中的占比遥遥领先。就军事实力而言，“Z世代”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已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四）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Z世代”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2020年至2021年间，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Z世代”人群比例增加了7个百分点。“Z世代”与“千禧一代”立场接近，支持因“人权问题”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人群比例为55%，甚至比“沉默的一代”还高出3个百分点。相较于2021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的收视率，“Z世代”收看北京冬奥会的人群比例下降了36%，下降幅度大于“千禧一代”的收视率10个百分点。“中国人权问题全球态度”调查报告显示，有68%的美国人认为，“即使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应该促进中国人权发展”。
（五）不认同把限制中国作为美国的重要任务
“Z世代”并不认为限制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应该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美国50岁以上人群中有58%的人认为应该遏制中国，“Z世代”中持相同观点的人数比例大约少20个百分点。“Z世代”认为，因遏制中国崛起而导致中美关系恶化，或将大幅降低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可能性，从而影响未来世代的生存权。因此，“Z世代”中近半数的人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并保持合作，仅有12%的人认为美国应将战略重点放在应对中国的“挑战”上。美国“Z世代”对于“瓜分世界”或迫使盟友“选边站”的传统套路不感兴趣，任何试图把美国迫切需要组建国际“反华联盟”的观念强加于“Z世代”的做法都会失败。
（六）认为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不应过于强硬
“Z世代”不希望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有5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更强硬，“Z世代”中持这一观点的人群占比为37%，只有23%的“Z世代”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对美国而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比65岁以上群体的相应数据低30个百分点。但“Z世代”不主张对华强硬并非出于对华好感。这一群体对美国资本主义体系及其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批评甚多，他们认为美国将经济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驱动力是错误的，认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促进和平与保护人权，其次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再次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后才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七）不认同台海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Z世代”不认为台海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2022年，“Z世代”中仅有32%的人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对美国而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65岁以上持同样观点的人群占比低2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Z世代”更倾向于将国内问题国际化、人权问题意识形态化。“Z世代”并不真正关心台海问题，但他们十分关注“民主”的未来，尤其关注构成“民主”核心的“人权”的未来。因此，他们错误地把台海问题视为基于“人权”的国际问题，而不是事关中国主权的内政问题。对“Z世代”而言，只要台海问题中所谓“人权”的面相未充分显现，该问题就不是其关注的重点。
（八）不支持美国限制中美教育与科技交流
“Z世代”不希望限制中美教育与科技交流。80%的美国人认为，国际学生赴美留学是好事，但也有55%的人反对录取中国学生。“Z世代”中有92%的人对国际留学生持欢迎态度，66%的人支持接收中国留学生，56%的人反对限制中美科技交流，该群体是美国各年龄段中对华观念最开放的群体。中美教育交流目前处于不平衡状态。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骤降，2022年在美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9万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0%；2021年在华留学的美国“Z世代”的人数为382人，较2020年下降84.6%。虽然美国“Z世代”认为教育比军事、科技及“民主”更重要，但随着他们对美国教育信心的下降，任何传统教育机构要想赢得“Z世代”的信任都变得更困难，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孔子学院总部）在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领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美国“Z世代”对中国持较为积极态度，他们虽然不赞同将遏制中国作为美国的重要任务，但却高度关注中国“人权问题”。“Z世代”的对华认知表现可能会引发两种误解。一是认为美国青年群体对华态度较为友好，未来中美关系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二是认为“Z世代”群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保守，未来其对华态度恐怕会趋于强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年轻一代主要受国内政治文化及青年亚文化圈层叠加效应的影响，他们普遍对外部世界较少关注，他们目前的对华态度只能反映该群体对外交事务兴趣不大，而非对中国抱有友好态度。此外，从年龄因素分析判断特定人群的政治取向时，还需要区分生命周期效应与世代效应的不同影响。个体年龄增长与政治取向趋于保守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线性关系，年龄增长过程中政治取向发生的变化更多是由于突发或周期性的经济、社会、政治事件积累与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美国“Z世代”未来的对华立场更强硬，那么这可能不仅取决于其生命周期的变化，而主要是世代效应影响的结果。
二 美国“Z世代”对华认知的成因
美国“Z世代”对华认知的成因非常复杂，就宏观层面而言，其对华认知受到中美权力变化及美国对华舆论战升级迭代的影响。前者包括中美两国战略资源实力的相对变化资源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意愿和能力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实际影响。后者涉及美国的舆论对中国妖魔化叙事及对美国公众“反共”意识形态的强化，通过“反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法”限制中国媒体与企业为正当权益发声、限制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项目的运行及限制学者和学生进行正常的人文交流等就是其典型做法。就微观层面而言，“Z世代”对华认知的形成可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世代特性
美国“Z世代”的世代特性是其对华认知的核心影响因素。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群体，“Z世代”缺乏安全感，崇尚“指尖上的敌我斗争”，主张积极变革。这些世代特性导致美国青年群体过早出现对华“认知闭合”状态，促使其对华认知固化。
从心理特性来看，“Z世代”长期处于焦虑与恐惧情绪的困扰中，心理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Z世代”认为，“恐惧”是“让美国人团结起来”的首要因素。他们的恐惧感源于校园枪击暴力事件、经济上的人不敷出、自身精神状况的恶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等。对不确定性事务的恐惧和焦虑使“Z世代”群体更团结，更注重群体间的“安全空间”防线。
从社会交往形态特性来看，“Z世代”是专注于“指尖上的敌我斗争”的一代人，他们不仅强调斗争的公开化，而且更强调斗争的即时性与国际化。一方面，他们借助社交媒体的点踩与投票功能清晰界定“我群”与“他群”，构建起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共享的敌我观。另一方面，“Z世代”的沟通、动员和执行能力不受国界等实体疆域的限制。在“Z世代”的推动下，“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于2020年再掀高潮并迅速波及各国。各国“Z世代”以声援美国为名，表达积极主张变革的诉求，强调青年一代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美国“Z世代”是极“不耐烦”与“不愿妥协”的一代。2022年，首批“Z世代”国会议员的竞选纲领已从“寻求跨党派合作以实现变革”，变为“打破能使对手获得优势的制度”。因此，当“Z世代”认为其个人权利或推崇的价值观受到国内外各种行为体的威胁时，他们更倾向于马上采取“破釜沉舟”的行动。上述因素导致美国“Z世代”较其他年龄段群体更早出现了国际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所提出的“认知闭合”状态，即年轻人对不符合其原有认知的信息持封闭性态度，并过早形成个人的政治认知图式（Schema），从而造成认知固化。未来一旦发生矛盾或冲突，这种认知局限可能会显著加快“Z世代”的斗争进程，加大矛盾或冲突的烈度。
（二）政治认知图式
“Z世代”的政治认知图式是影响其对华认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Z世代”对美国政治的认知结构是其解读中国、建构中国形象并作出反应的心理框架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Z世代”对美式“民主”的信心明显不足。“Z世代”中仅有4%的人认为美国民主依然“健康”，有31%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Z世代”的“美国梦”不再是“婴儿潮世代”的“买房买车”，也不是“千禧一代”的“自由且财务状况良好”，而仅仅是“保持无负债”。对于美国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负面观感使“Z世代”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抱有一定程度的好奇，但并无明显好感。“Z世代”中有54%的人对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有4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他们期待出现一种有别于中国、融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公平施政”（SquareDeal）原则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The New Deal）核心理念的新经济形态。
二是“Z世代”坚定捍卫“人权”。他们强烈支持种族正义，重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及人身权利平等。他们关注气候变化及其衍生的环境问题对未来世代生存权的影响，如饮食方式的改变、粮食种植创新及城乡地区复兴等。人权问题在“Z世代”认知图式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美国青年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特别是妇女权益问题、涉港和涉疆等问题不再是政策调整所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有鉴于此，“人权”作为抽象的社会道德问题将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成为美国进行国内动员的工具，“人权”话语权之争或将在未来的中美互动中占据更突出位置。
三是“Z世代”的党派认知及归属感不是出于对特定党派理念与政策的认同，而是对不认同党派的政治厌恶与憎恨的结果。一方面，“Z世代”的党派归属感远低于其他年龄段群体。另一方面，“Z世代”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其政治认同两极化特征也日趋明显。研究者将此类党派认知归结为“政治宗派化”，即“Z世代”积极投票支持民主党并非出于对该党的认同，而只是因为厌恶共和党。这一认知在行动上往往表现为将“对手”异化（将其视为与自身有本质区别的异类）与道德化（将其视为不义者）。“政治宗派化”也很容易由国内认知延伸至国际认知，“Z世代”可能受到认知对抗与情绪敌对的叠加效应的影响，在涉华问题上持更激进立场。
四是“Z世代”认为合作应优先于竞争。在美国对外事务上，“Z世代”不像老一代美国人那样支持采取积极或扩张式外交政策，而是更希望推进合作式外交政策，主张美国“有限参与”国际事务。美国国内在人权方面的倒退，使青年群体强烈质疑输出“美式民主”的正当性。但即便如此，“Z世代”中仍有80%的人认为，促进“民主”和“人权”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此外，“Z世代”中有半数的人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优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强调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因此，当中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气候合作作为推进中美合作共赢的新机遇，其作用愈发凸显。
五是“Z世代”对中国持有刻板印象及对亚裔的仇恨。在“Z世代”看来，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一样聪明且勤奋，但他们也心存偏见，认为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进取心会对美国人构成某种“威胁”，就如同他们在就学与就业问题上所感受到的来自亚裔这一“模范少数族裔”的竞争压力那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迅速增加，亚裔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种族歧视的情况变得更为常见。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美国“Z世代”中的亚裔对华态度也变得微妙复杂，他们一方面因被美国社会排斥而苦恼，另一方面也因自身成为美国公共卫生事件及国家安全及经济问题的中国“替罪羊”而忿忿不平。
（三）社交媒体的认知影响
通过社交媒体，美国政界与利益集团的反华“共识”对“Z世代”的对华认知塑造产生了精准的靶向性影响。尤其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反华叙事与“反共”意识形态借助社交媒体高频传播，如“追责”“撒谎”“间谍”“盗窃知识产权”等污蔑性词汇，几近控制了美国“Z世代”中国观的形塑过程。有研究认为，“Z世代”对美国媒体的可信度评价越高，则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价就会越好，而对中国政府的偏见会越深。
美国社交媒体在“Z世代”对华认知上发挥的“引导力”远大于对其他年龄段人群的影响。作为第一代“数字原住民”，“Z世代”眼中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同等的真实性。当中美人员交往陷入低谷，“Z世代”无法通过面对面接触或口耳相传获得更多有关中国形象的素材时，数字虚拟世界中的影像片段便成为其构建中国印象的来源。以2023年2月发生的飞艇事件为例，美国社交媒体将监控直播画面与气球被击落瞬间第一时间推送给用户并循环播放相关视频，此举加剧了上网时间长且对突发事件反应更敏感年轻群体的紧张和焦虑。
在社交媒体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下，涉世不深的“Z世代”容易被与认知相符的错误知觉误导。任何偶发事件都可能被认为是中国“处心积虑”的结果，而中方传递的善意信号则往往被选择性忽略。当中方的行为与其预期相符时，他们则倾向于认定很了解中国，从而进一步固化其原有的认知图式。经由美国社交媒体的放大，飞艇事件被渲染为美国“Z世代”近距离接触中国“秀肌肉”的经历，该事件被贴上了“中美经济竞争转向军事竞争”的标签。飞艇事件发生后，“Z世代”中称感受到“中国军事威胁”的人数上升。美国社交媒体对飞艇事件的不实报道在强化“Z世代”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同时，也增加了拜登政府尝试缓和美中紧张的成本。
三美国“Z世代”对华认知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
美国“Z世代”与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在对华认知与外交政策偏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Z世代”更关注气候变化与人权问题，而非大国关系的中美竞争；他们更关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的地区动荡及恐怖主义肆虐，而非美国政府标所榜的“外交成果”；他们不认同美国将继续从全球领导地位中获益，也不相信美国会因发起对华“新冷战”而变得更强大。
首先，“Z世代”的政治认知或有可能修正美国未来政治议程及外交政策方向。美国“Z世代”的政治参与意愿及能力与其政界前辈相比，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就参政意愿而言，“Z世代”或将成为“政治冷漠”的终结者，青年群体的“政治宗派化”与激进主义的叠加效应可能会使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从当前的世界排名第28位，上升至瑞典等国目前的水平。就参政能力而言，“Z世代”的组织动员能力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将显著超越其他年龄段群体。无论是“Z世代”环保组织“日出运动”持续影响着拜登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议程，还是“要变革的Z世代”、“世代批准”等民间组织助力平等权利修正案在美国多个州获得通过，促进宪法保障女性堕胎权利，抑或“Z世代”枪支管控组织发起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运动加速《两党安全社区法》通过。这些行动的成功使“Z世代”积累了丰富的参政议政经验。在可预见的未来，“Z世代”将继续借助社交媒体等有力武器，以有组织的抗争方式重塑美国进步主义政治议程。
“Z世代”的政治认知可能会使他们从三方面修正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方向。一是重构美国应对挑战的方式。“Z世代”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美国应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例外主义，学会与不可控的环境与危机共处。美国当前试图以自身实力赢得对华经济、科技、军事、价值观、认同感、规则制定等全方位“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企图寻求“全面胜利”反而会导致彻底失败。二是反思并纠正美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Z世代”虽然关注世界人权状况与恐怖主义问题，但坚决反对在海外部署军力或持续在海外消耗国内资源，认为美国不应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应采取更有限度、权责明确的对外政策。三是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全球伙伴关系。“Z世代”社会参与形式的多样化或将使美国未来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能够超越美式“多边主义”而转向“多方利益相关者主义”，即通过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谋求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利益。
其次，“Z世代”的对华认知可能会进步放大“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影响。美国“Z世代”对政治议程中个人权利相关问题的极端关注可能会持续影响其对华态度。“Z世代”眼中的人权问题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而是道德善恶问题。认知惯性中的直觉机制将进步放大与权利相关的问题，使青年一代更易立场极端化。虽然他们不顾政府禁令，热情追捧从TikTok到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Temu等一系列中国的应用程序，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对中国的持续抹黑、网络“恐华症”的迅速发酵，均真实地强化了“Z世代”群体“敬畏与蔑视”并存的对华认知。
美国“Z世代”或将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持更强硬立场。受美国舆论误导和《世界人权报告》抹黑中国的影响，“Z世代”高度关注中国女性权益、少数民族权利及动物保护等问题。这种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蓄意歪曲，究其实质是美国“Z世代”将其在国内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人权受害者”心态投射到中国问题上的一种反映，他们对美国国内个人权利问题的极端立场或将通过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议程影响对外政策领域。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未来的“人权外交”或将更具霸权色彩。
结语
在“智能+”时代，依靠算据算力、算法支撑的认知域博弈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ChatCPT技术的赋能下，美国政府借助社交媒体对“Z世代”政治认知进行精准塑造与信息投放已成为常态。如果说GPT-4具有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政治倾向，应运而生的人工智能系统RightWingGPT可以满足右翼人士的情感需求，那么在可预期的未来，聚焦认知空间的冲突与对抗、定制或干预人工智能系统以实现对华认知的统一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当然，针对个体认知过程及能力发起的“认知战”依然仰赖物理与信息维度的能力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关注美国青年群体、青年亚文化以及青年政策，促进中美两国青年的交往，将会对改善中美关系起到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