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我为刘达同志当了一次“信使”
王炽昌（5802 校友）
35 年前，刘达同志要我为他当了一次“信使”，具体的 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这件事情在我的脑中留下 了太深的印象。我记得不准确的地方，希望知情者能予以纠 正。
1972 年，中国科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又开了党代会， 这时，刘达同志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但是军宣队还在学校掌 权，好像是姓姜的政委是党委书记。党代会以后，也开了团 代会，我又出来当了校团委书记。
刘达同志出来工作以后，为了办好中国科大，作了大量 的调查研究工作，也找了很多教师、干部了解情况，听取意 见。他感到当时合肥的工农业发展的水平比较差，当时合肥 连做实验用的“干冰”都没有，要到南京去拉！资料更少了。 而且学校所在地是原来的合肥师范学院，校舍的面积、结构 都不适合中国科大的办学。1970 年下迁时的仪器还成箱的在 走廊里堆放，有的甚至还在露天里。合肥天气又潮湿，有的 光学仪器的镜头都发霉了！
当时，在图书馆的西侧，盖了一个红砖的四合院（现在 不知道是否已经拆除），校部机关都在那里办公。可以看出， 刘达同志为此事开了很多次的座谈会后，已经在思索一个重 大问题，那几天，我去汇报工作时，看他经常在沉思。
1972 年的冬天，天气很冷。一天，刘达同志把我叫到办 公室，交给我一个大信封，正中写着“郭沫若校长 亲启”。 他很严肃地对我说：“王炽昌，这是我给郭老写的一封信， 反映了学校在此办学的一些困难情况，希望郭老能向中央反 映一下，能把科大搬回去。”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知道，郭老现在也有难处， 我现在的情况也不便找其他人，这事也不能到党委会去讨论， 以组织的名义向上报。我只能以个人的名义，给郭老写了这 封信。郭庶英原来是你们团委的干部，你能不能找她，请她 交给郭老。这事你不要与任何人说，只说我让你去北京办一 件事，我已经与校办说了，你明天请款买票，就去北京！”
这时我才明白，前几天刘达同志为什么向我打听郭庶英 的下落。中国科大下迁时，郭庶英已经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 科学院工作。我到北京后，与她的工作单位联系，知道她刚 生孩子，在家里休息。我就找到原人事处的孟炳春同志（已 去世），她与郭庶英有联系，知道如何找到郭庶英。果然， 孟炳春马上与郭庶英联系，说王炽昌来北京出差，要去看她。 郭庶英同意后，孟大姐借了一辆车，我们连夜直奔前海西街。 见了郭庶英后，说明来意，我把刘达同志给郭老的信拿 出来。郭庶英沉思一会儿说，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我 与王廷芳（时任郭老的秘书）同志商量一下，看如何处理。 我知道郭庶英的难处，就又重复把学校情况和刘达同志的意 思与郭庶英说了一下。郭庶英点点头，收下了这封信。
离开郭家，天色已经很晚，寒风中天气特别冷。我穿一 件军用棉大衣，也不感到暖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与这天气一 样，严酷而寒冷。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科大还是没有搬回北 京。但是刘达同志为了中国科大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是应该 给他记录下来的！
（摘自王炽昌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515b301008tn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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