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是无法脱离群体而单独存在的。无论你是否愿意，你都必须要承认，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下去。命运中的机缘，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人缘，与周围的人相处如何，与各种圈子的人相处如何。至于官缘、财缘、情缘、事业缘等等，都与人缘分不开，是人缘所结的果实。人缘是一切机缘的核心。人与人之间是讲缘分的。亲戚朋友是缘，老乡邻居是缘，同学、同事、战友也是缘。缘分二字，让多少人曾经泪流满面；也正因为这两个字，生活才变得鲜活和美好。你孜孜以求的缘，或许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而你不曾期待的缘反而会在你淡泊宁静中不期而至。甚至一次短暂的聚会，一次偶然的邂逅，一个不经意的回眸，都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结缘机会。只要我们抢抓机遇，善于表现自己，而又理解他人，一见钟情的缘分就会降临，你的人生或事业也可能就此与众不同。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要干成事，干成重要的事，特别是大事，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与扶植。“借风腾云”，“借尸还魂”，“借腹怀胎”，“借名钓利”，“借力打力”，“借鸡生蛋”，“借风使船”，“借花献佛”，“借水行舟”,“借箸代筹”等等，无不讲究一个“借”字，讲究借助外部的力量而求得发展。帆船出海，风筝上天，也无不是好风凭借力。借助于车马的人，不必自己跑得快，却能远行千里；借助于轮船的人，不必自己善水性，便能渡江河；借助飞机的人，即使自己没有翅膀，也可以遨啸蓝天……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在当今社会，会借者成，善借者赢，这已成为大众认可的成功秘诀之一。大人物从来就不是单枪匹马上阵独闯，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甚至多个不可或缺的优秀伙伴。优秀伙伴可以把你推向卓越，帮助你脱离琐碎的困扰，甚至在你犯糊涂的时候把你浇醒。每每翻开那些名人传记，总能清晰地在别人成功的履历中看到一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就是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在关键时刻推了一把，扶了一阵，于是才有了一颗又一颗耀眼的星星。
海伦·凯勒刚出生时，是个正常的孩子，能看，能听，也会咿咿学语。可是，在她19个月大的时候，一场疾病使她变成了又聋又哑又盲的残疾人。生理的剧变是小海伦所承受不了的，她的性情大变，稍不顺心，便会在地上打滚，甚至乱嚷乱叫，简直成了个小暴君。在她七岁的时候，父母特地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幸运的是，小海伦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老师——安妮·曼珠菲尔·沙莉文。从此，沙莉文老师充满爱心又极富耐心地与这个蒙受很大痛苦的小女孩开始了共同的奋斗。她用爱心和信心作为药方，唤醒了海伦沉睡的意识力量，使她开始了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残酷战争。自爱与自信在小海伦心里产生，她在痛苦孤独的地狱中自我奋发，将潜意识中巨大的能量发挥出来。沙莉文老师以崇高的情感和洞察心灵的特殊技巧，把这位既聋既哑又盲的小女孩造就成一个充满幸福、快乐和闻名世界的女作家。海伦·凯勒把认识沙莉文老师这一天，称为“我平生最重要的日子”。她在《伟大的日子》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当日的情景和心灵感受：“我感觉到有脚步向我走来，我以为是妈妈，便向她伸出了手。有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拉了过去，我被一个人抱住了。这人是来让我看到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的，更是来爱我的。”“那天我学会了很多字，是些什么字，我已忘记了。但是我确实记得其中有妈妈、爸爸、姐妹、老师这些字——是这些字让世界为我开出了花朵，像‘阿隆的棍子上开出了花朵’一样。在那个新事频出的日子的晚上，我睡上了自己的小床，重温起那一天的欢乐，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快乐的孩子。”坚强无畏的海伦，凭着触觉学会了与外界的沟通。在她十岁时，她的名字已传遍全美，成为所有残疾人的楷模。1893年5月8日，是海伦最开心的一天，同时也是电话发明者贝尔博士值得纪念的日子。贝尔博士在这一天成立了著名的国际聋哑人教育基金会，为会址奠基的正是年仅十三岁的海伦。后来，海伦不仅学会了说话，还学会了用打字机写稿著书。她虽然是位盲人，但读过的书却比视力正常的人还要多，而且还写了七本书。海伦凭借着自己的坚强信念，战胜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到欧洲、亚洲、非洲各地巡回演讲，唤起人们对残疾人的广泛关注，她也因此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有史以来残疾人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马克·吐温评价她是十九世纪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她还荣获“总统自由勋章”，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从参加中共“一大”到遵义会议确定他的军事指挥权和党内的领导地位，一共有五位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陈独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详。
陈独秀——第一个赏识毛泽东的中共主要领导。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但当时只是一个会议记录员，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政治能量，也没选入“一大”中央局；“二大”时毛泽东因为“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而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真正进入中央高层是在中共“三大”上，由于湖南党组织和工会工作搞得好，他得到时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说：“上海同志为党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对毛泽东的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因此在“三大”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中央局，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的要职。尽管陈独秀后来在政治上垮台，但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可以说是第一个赏识毛泽东才干的党内高级领导。
朱德——毛泽东最亲密的伙伴。朱德对于树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威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有了朱毛的井岗山会师，让毛泽东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朱毛红军在打出威风的同时，也无疑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崇高威望，单就这方面讲，朱德当居首功。朱德是旧军阀出身，“滇军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其能征善战可见一斑。朱德又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游击战术16字秘诀的发明者，他的军事才能和资历、威望都是无人企及的。朱毛红军离开井岗山南下，将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创建了中共引以为自豪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积蓄了资本，也为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打下了基础。凡此种种，朱德居功至伟。遵义会议上，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对毛泽东重掌军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恩来——毛泽东复出的关键人物。尽管周恩来在“左”倾路线的指挥下，对毛泽东也进行过批评和攻击，但随着对革命失败的反思，他渐渐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一直是军界的领导，掌握着军权，1932年10月，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取代他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有他的支持，无疑对奠定后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权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还是促成遵义会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实行的单纯防御路线所做出的批评，特别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并竭力推荐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周恩来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对于毛泽东的复出作用是巨大的。
张闻天——毛泽东权力过渡时期的功臣。张闻天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是中共政治局三常委之一并兼宣传部长，地位仅次于博古。毛泽东被免去中华苏维埃中华人民政府主席后，其位置也由张闻天接替。张闻天的理论素养很高，是大家公认的儒将。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总是给予肯定和支持。在长征途中，张闻天逐渐摆脱“左”的束缚，继而转向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提纲，并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批评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政治局三常委之一，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张闻天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遵义会议后，本来毛泽东可以成为中共的掌舵人，但是毛泽东推荐张闻天接替博古，这主要是考虑：一是张闻天是党内“二号”，由他接替顺理成章，大多数人都会支持，利于党内团结；二是张闻天有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也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可以说，选从“左”派中分裂出来又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张闻天接班，既可以稳定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情绪，又能实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当时是最为稳妥的安排。事实上，张闻天也一直将毛泽东放在主角位置上，把毛泽东推向领导舞台，自己则甘当配角，一直到1943年正式卸任。正如张闻天说的：“我只是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可以说，张闻天是毛泽东权力得以顺利交接的功臣。
王稼祥——毛泽东军事线路的最早支持者。王稼祥最初也是“左”倾阵营中的一员，他到中央苏区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1931年赣南会议上，王稼祥也批评过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认可，他不同意会议解除毛泽东的兵权，坚决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因受伤与毛泽东坐担架同行，二人共商党和红军的前途问题，探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之后，王稼祥找到张闻天、聂荣臻、周恩来、朱德等人交换意见，主张撤换博古，改由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被认可上做了大量工作。遵义会议也是王稼祥最早提议召开的。他向毛泽东说：“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总结。”随后，王稼祥又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商量，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主张红军应该由毛泽东指挥。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他是有功之人，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1945年中共“七大”上，王稼祥没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为此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的报告中，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了王稼祥，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裂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王稼祥由此高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的最好的肯定和回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某个初夏的一个早晨，巴黎大监狱外的街道冷冷清清，一辆银灰色“奔驰”急驶而来，吱地一声停在监狱大门外，门轻轻但迅速地打开，一个瘦高个子、英俊的男子从监狱里急急走出来，坐上“奔驰”，向城外开去。第二天，巴黎各大报纸都以头条位置发布了惊人的新闻，醒目的标题写道：“黑社会大头目遇赦出狱。”“王妃拯救罪犯”……这个被称为黑社会大头目的名叫雷尼·吉里尔，曾是个危险的罪犯，他打劫珠宝店，抢走价值2000万美元的金银珠宝首饰；他为首策划绑架了女影星列坦希荷芙，以此向影星的丈夫勒索巨款；他还犯有千百起偷盗和抢劫案。因此，他被判终身监禁。他曾经11次越狱逃跑，所以最后关押在著名的巴黎大监狱里。巴黎大监狱里关押着法国最重要的罪犯，每年都有许多社会团体、宗教机构到监狱来向罪犯进行教育活动。有一天，摩纳哥亲王雷尼尔的母亲夏洛蒂王妃，代表红十字会到巴黎监狱巡视。在与罪犯交谈中，她对这位大罪犯很有兴趣。以后，王妃常到监狱看望吉里尔。当五十岁的王妃了解到比她少二十岁的吉里尔的身世以后，竟对他产生了好感，日久情深，两人竟相爱起来。王妃决心劝吉里尔改邪归正，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老实人。于是，王妃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吉里尔得到大赦，并把他从监狱里接出来，送到巴黎附近一幢豪华的高级公寓里。但这件事引起巴黎的震动，为了避免闲言碎语，王妃聘用吉里尔作为她的私人司机。夏洛蒂王妃对这名大罪犯非常好，常常送给他各种各样的礼物，如漂亮的衣服，珍奇的珠宝，甚至昂贵的跑车。吉里尔可以在王妃的别墅里与他共进晚餐，有时，两人促膝谈心到天明。吉里尔和夏洛蒂王妃的不寻常的罗曼史保持了两年，而且，他俩的爱情一直保密很好。之后，他们友好分手，吉里尔在王妃的帮助下，开了一家书店，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回忆自己坎坷的一生，吉里尔十分感谢夏洛蒂王妃使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为了报答命运恩人的恩情，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帮助犯人逐渐走上新生的道路。
命遇贵人，得贵人帮助，是人生一大幸事，更是命运中的重大机缘。我们很多人都渴望成功，梦想成就一番事业，有一番作为，并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有些人的的确确将梦想变成了现实，但也有不少人走得很慢，与梦想的距离总有那么远，甚至终生可望而不能及。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然而能否得到贵人的相助和帮扶，则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缘。海伦·凯勒能战胜残疾，创造残疾人的奇迹，因为有沙莉文老师这个命运贵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胜出，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最终推翻国民党统治，创建新中国，离不开陈独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这批贵人的鼎力相助；巴黎黑社会大头目吉里尔遇赦出狱，改邪归正，不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还做出了一番有益于社会安定和进步的公益事业，无疑全仗夏洛蒂王妃的恩德。由此可见，贵人对我们的人生意义重大，他拉一下，或帮一把，往往事半功倍，甚至瞬间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人生命运中的贵人，既包括权威人物，如手握大权的政治要人，掌握雄厚经济实力的强人，以及众望所归的社会名人；也包括那些无权无钱无名但有较强能力和才智的良师益友。或者说，人们在求生存、谋发展、闯前程的历程中，凡是能够助其崛起、促其展志、使个人命运发生积极的转折与突破的人物，都可称之为命运贵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个贵人或多个贵人，在关键时刻或危难之际能帮自己一把，助一臂之力，大大缩短成功的时间，降低成功的难度，提升成功的速度。我们更希望能够站在贵人的肩上，伸手打开命运机遇的天窗，从而拨云见日，直接进入成功的序列和境界。然而，贵人并不是你想亲近就可以亲近得了的。很多时候，你欣欣然去了，人家并不热情，甚至拒绝你。优秀的人都有相似的心态，如若你无用，贵人何苦招惹你？虽然很多贵人在发现人才、帮助人才的过程中，并不是非要在以后让得到帮助的人给予自己什么好处。但是人在潜意识里，都希望自己是慧眼独具，希望自己看上的人才是杰出的，能在其取得成功的时候，自己也沾上点点荣耀。所以，你得修炼出一技这长。这一技之长，可以是智慧，也可以是物质，还可以是令人为之一振的某种潜力。尤其是在遇到贵人为你提供帮助的时候，你自己也必须更加努力。这样你的闪光点才能照在贵人的身上，你的贵人才会觉得对你的栽培没有白费，才会更愿意帮助你。当今有个很直白的道理，一个人要想成为牛人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自己觉得牛，二是别人也觉得你牛，三是觉得你牛的人自己也得牛。这句话里包含三重意思，一个人要想成功，他自己得先有几把刷子，这几把刷子还需要别人看见，看见的这人，还得本身有几把刷子。
清代爱国民族英雄左宗棠，其一生最辉煌的功绩是收复新疆。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这个农家子弟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命运造化，与他生命中的三位贵人息息相关。或许说，左宗棠的满腹经纶与伟大人格，吸引了陶澍、林则徐、潘祖荫三位当朝大臣，他们从不同的层面提携和极大地帮助了左宗棠。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四岁随祖父在家中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左宗棠十五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二十岁时，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十八名。此后六年间，三次赴京会考，均未考中。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他要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二十三岁结婚时，他就在新房自写一副对联：“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吞山河的宣言，是自勉，也是他一生的写照。1838年，左宗棠赴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此前，他俩有过一段缘分。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老家安化省亲。途经醴陵，下榻的公馆门上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渌水俟君清。”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花甲之年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院长。陶澍推迟行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这是两代人的聚首，这夜晚不熄的烛光，照亮了沉沉史书。历史学家把左陶结缘称作“以诗拜师”：左宗棠提出要做陶澍的学生，陶公爱才，欣然应允。左宗棠来到南京，这个落魄的穷举人，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与左宗棠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唯一儿子陶桄，许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氏才学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由此接触军国要务，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十年后的一个秋天，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当时在老家隐居读书的左宗棠。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三十七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湘江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林则徐在虎门点燃抗英的烈火，被道光皇帝“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一晃几年，大漠的风沙没有消磨他一心为国的壮志。这次朝廷下了赦令，批准他由新疆回归故里，沿途各地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现在，林则徐见了左宗棠，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年愈花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临别，林则徐以一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宗棠本就是经天纬地之才，从小就仿效民族英雄，曾以“再世诸葛”自喻，他当然知道这两句话的份量，从此毕生当作座右铭。林则徐回福建后，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帝推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此时，左宗棠不过是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说得这么重要，身系国家安危，这两句话，让左宗棠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咸丰帝终于心动，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左宗棠从此走上了中国政坛……
江泽民在仕途上一直走得很顺畅，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多次被提拔重用，最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这一方面是江泽民本身的素质、才能堪当大任，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得到了两位贵人的鼎力提携，这二者缺一不可。江泽民生于1926年，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江泽民被任命为食品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同时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不久，食品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益民公司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他在视察中发现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道涵说：“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三十四岁的汪道涵和二十三岁的江泽民觉得彼此十分投缘。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妻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汪道涵与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惭发展为一种终生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1979年，刚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主任，而且谷牧在五十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也记起了江泽民，于是任命江泽民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83年，进入电子工业部不到一年，又被任命为部长。1985年，汪道涵上海市长任期届满，汪道涵卸任之前，向北京力荐江泽民接替他任上海市长，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1989年，江泽民将满六十三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想彻底改变一下，希望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但就在这个时候，江泽民突然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他的是一架专机。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来接他的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轿车，直到此时，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当邓小平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泽民大为惊讶。他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怕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邓小平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泽民乘飞机回到上海。江泽民还特地去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了他的意见。汪道涵建议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汪道涵的话使江泽民恢复了自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