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前夕，辅导员找到我说：“毕业后你想去哪里？”
“回射洪，到柳树中学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根据你的表现，你是可以留在绵阳的。”他提醒我说。
“哪里都不去，我只回柳中教书。”我坚定不移。我是在柳树中学读的初中，那里离我的家只有十五里远，星期天可以回家去种包产地。我有四个子女，他们的年龄还小，全家六个人的包产地全靠老婆一人去种。我的妈妈年龄已大了，病痛又多，只能在家看孩子。我不回家帮忙种地，难道让孩子们去喝西北风？
还在五月份时，绵阳地区文教局召开高完中校长会议，在地区招待所，我已经与柳树中学的喻校长联系好了，他愿意接收我。那天和喻校长住同一寝室的还有射洪中学的陈校长。陈校长是我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我虽然是一个冒牌高中生，但在学校读书时，我写的作文还是被他在班上当作范文读过的。
“到射中来吧，你也是射中毕业的。”陈校长在我出门的时候，悄悄跟了出来，“我们学校青黄不接，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不管从哪方面说，县中也比区中学条件好些。对你今后的发展，也更有利一些。”
我不是什么人才，但我读书很认真。当了十年农民后考上大学，已属不幸中的万幸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上课专心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外，其余时间都泡在学校的阅览室。我读了很多书，除了世界名著，我连中国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不放过。书读多了，慢慢有了写作的欲望。我的处女作《订婚》寄到《绵阳文艺》，居然给发表了。
那时候，绵阳师专刚创办不久，凡是学生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都是件重要的光彩的事情。校长办公室正面墙上贴了一张大纸，上面依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载着学生发表作品的名称、时间、刊物以及学生的年级、姓名。我的名字排列在第三排，前两排是七七级的。
学校征求意见以后，鉴于我家的实际情况，把我分回了射洪。但不是我要去的柳树中学，而是洪城师校。
我不干了。我去找教我写作的李老师，请他帮我说说话。李老师问我：“洪城师校离你家多远？”
“四十里。”我说。
“柳中呢？”他问。
“二十五里。”我说。
“只差十几里路嘛。”李老师显得很轻松，“实话告诉你吧，学校原来打算把你留在绵阳工作的，只是你家情况特殊，才让你回射洪。”他又安慰我说：“据我所知，从区上调县上不容易，从县上往区上调就容易多了。你先到洪城师校报到吧，实在不行再申请往下面调。”
听了李老师的话，我的心里才安静下来，再没有到学校去闹。
我领了毕业证、粮食证明、户籍证明、工资级别证明。我把它们全部装在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里，然后和回射洪的同学一道，去绵阳汽车站赶车。汽车开出来了，大家一哄而上，纷纷把行李、书籍往车上搬。我爬上车顶，顺手把手提包放在车门底下，就一件一件把大家递上来的东西码好，盖上顶蓬才跳下来。这时候，我发现放在地上的手提包已经不见了，我一下慌了神，急得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面呀！
我象被太阳晒蔫了的禾苗，无精打采地步行了两个多钟头，才从绵阳车站回到了学校。我只有去找李老师。李老师他们已经在吃晚饭了，他的爱人蒋老师听了我的情况，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坐下，“丢了就丢了，明天我帮你到学校补办毕业证。”她拿了一个酒杯，放在我面前说：“陪李老师喝杯酒，啥也不要想了。”说完，她就下厨给我煮面条。
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老师家。
蒋老师虽然是位女性，但办事却雷厉风行。第二天吃了早饭，她就带上我，去了教导处，很快补办了毕业证，又找到行政处，要了一辆吉普车，派人把我送到绵阳地区文教局。
到了文教局，我把学校的介绍信递给人事科童科长。童科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同志。她把介绍信丢在办公桌上，问道：“你就是赵星？”
“是的。”我回答。
“人不留人天留人！”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去洪城师校的介绍信就不开了。绵阳这么大个地方，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绵阳农校、工业校、财贸校、商业校……任由你选。不行就到行政上去，他们那里正需要写作的人。水电校就不要去，学校在永兴，离城三十多里地，有点远。”
“我要回家种包产地。”我说，“我娃儿多，母亲又多病，六个人的土地，必须要我回去帮忙。”我找了许多理由，对她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足足在她办公室“磨”了两个小时，才让她帮我补了报到的介绍信和工资证明。
我又高兴起来。昨天丢失证件的不快一扫而光。我离开文教局，快步往汽车站走去。走过了两条大街，我摸出口袋里的证件，突然发现工资证明上没有写试用期。我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只有带薪读书的同学才没有试用期。他们走上岗位就拿47元工资。我应该有试用期，第一年每月工资只有37元。
我庆幸自己发现得早，还没上车。要是上了车才发现问题，那多么麻烦啊。我回到文教局，找到童科长说：“我是有试用期的，您写错了，请您帮忙改一下。”
童科长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拿起笔来，指着我说： “你呀，你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