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李家的父亲是县经济科副科长，南下干部，脸上有几颗麻点，腿可能打仗负过伤，走路一瘸一拐。有一次他与某同事吵架，盛气凌人，与那同事顶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四六年的，我是四五年的。”
原来那同事是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也是一个老资格了。可能他工作作风有些生硬，人家不买他的帐，就与他吵起来了。他摆老资格地说了气话，说他是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的，比你还早一年呢。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属于抗战时期，到了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参加革命就不能算抗战时期了，只能算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政治待遇和薪水上就差一个档次了。
坎儿家跟李家虽然是隔壁，但多年来大人们之间也相安无事。他家哥哥大坎儿一岁，老二小坎儿一两岁，小孩间互相斗气是有的，但好像从来没有打过架。
话说“文革”来了，李家分为两派，父亲是造反派，女儿是保皇派。李家父亲被另一派的广播喇叭指称为“四·二二的黑高参、反动军阀、走资派”。父女平时观点就不一样，时有争吵。
有一天，女儿与家长争吵后一气之下就搬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去住了，还放出话来说：“你这个老流氓，女儿在蚊帐里，灯光下，你也来偷看，不要脸。”
这件事是她自己传出来的，不知是真是假。凭心而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就两间房，李家人口多，有六个子女，共八口人，你要完全隔绝开来是不可能的。十五、六的少女正处在人生的一个敏感时节，逆反期，对大人的教训什么都看不顺眼，有抵触情绪。
中央一九六八年的“七三布告”下达之后，保皇派“联指”组织加快了剿灭造反派“四·二二”组织的步伐。借助解放军部队的力量，“联指”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围剿盘桓在各个据点里的“残渣余孽”。抓到后经甄别由解放军分别解送遣返各县看守所或单位暂时看管起来。
这一天，李家父亲等数名造反派头头悉数被解放军武装押送从龙城遣返县城。“联指”这边预先知道消息后，派出一干人马埋伏在路口劫人，就像古书上经常描写的劫法场那样。押送犯人的汽车被截停之后，那些手上有步枪的解放军小战士开始也尽力劝阻，但后来人越来越多，挡也挡不住。有五个造反派最为著名的头头被群众硬拽下车，推倒在路边，就用棍棒、石头砸死了。听说有一个人命很长，陷在路边的一个大泥坑里很久还在喘息，生命久久不绝。
坎儿在事后才知道，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到那泥坑看过现场。那些人死得很惨，全都被愤怒的人群推进路边一个有着混浊泥浆的大水坑里。其中就有隔壁李家的父亲。
李家母亲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抓回来后被绑起来关在县人委门口的传达室里，挨打自然是免不了的。坎儿闻讯也赶过去看过，透过那门缝和窗子，黑黝黝的屋里李家母亲不时痛苦地大声呻吟着，在人听来，虽然有一点夸张，但一个女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意识，也是情有可原。
之后，清理阶级斗争队伍运动中，李家全家被清理遣返东北原籍。数年后，“文革”结束，李家父亲获得平反全家才又从东北老家迁回小镇。
他们迁回小镇之后，有一次在一个邻居的家里，坎儿与李家母亲和李家老二不期而遇。李家老二说到那时的悲惨遭遇时对我说道：“你父亲当时负责护送我们到车站，还帮我们买了票，并送上了火车。”
回家后坎儿问父亲有没有这回事，父亲对我说：“当时也是受单位组织指派，个人没有自主权。负责护送他们一家到车站帮他们买票送上火车。”
对于父亲，坎儿是知道的，他的心肠很软。坎儿在学校时喜欢踢足球，他都不赞成，说踢足球和打篮球都是很危险的运动，劝坎儿改打乒乓球。“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打人的事他从来不干，落井下石的事情他更不会去做。积极参加运动的造反派后来大多都当上了官，他却几十年一贯制，原地踏步走，始终升不上去。但是因为坎儿家与李家是邻居，组织上指派他负责护送，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装装样子言语生硬一点可能是有的，但绝对不会有什么打骂或公报私仇的举止行为，再说坎儿家跟李家也无冤无仇。
这件事情之后，有一次坎儿又回老家省亲，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李家老五汉生，他认出坎儿来了，热情地跟坎儿打招呼并站起来要给坎儿让座。李家老五在小镇一家大饭店里做大厨。有一次同学聚会坎儿他们就选在他那家饭店用餐。大家说到某样菜式做得好，饭店老板还专门请他出来给大家敬酒，让人印象深刻。
文革给人与人之间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矛盾和仇恨，久久不能愈合。不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清算，这个国家的民众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