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55：“六股党”覆灭记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山城重庆解放伊始，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签发命令：缉拿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务、土匪、恶霸，交由人民审判。军统大特务、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在这股浪潮中落网的……
一、侦缉“六股党”
1950年3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一支代号为“038”的三人专案组获得一条线索：该组负责侦缉的对象曾在曾家坝出现过。
“038小组”的任务是侦缉一个江湖名号叫做“六股党”的土匪团伙。“六股党”一共有六名匪徒，自抗战胜利后到重庆解放前夕，以平均每月三四起案件的频率，频频活动于重庆市郊接合部，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犯下了严重罪行。重庆解放后没几天，就不断有受害群众前往市军管会、重庆警备司令部控诉“六股党”罪行，要求共产党为民除害。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于1949年12月24日亲自指派精干侦察人员查摸“六股党”线索。1950年元月上旬，“六股党”被警备司令部侦察人员发现，追捕时发生枪战，两名匪徒毙命，余匪逃跑。
中旬，“038专案组”成立，从警备司令部接办该案，该组三名侦查员连续奔波四十多天，直到昨天才获悉：“六股党”的一名匪徒诨号叫“铁脚杆”的在曾家坝街头露过脸。于是，当即化装前往，但走遍了整个曾家坝，没有发现其人影踪。为防止打草惊蛇，侦查员没有作出反应，悄然撤回了。当晚，三人商议下来，决定今天兵分三路，一路仍去曾家坝查摸，另二路则按照之前所查摸到的线索分别前往另外两处调查。
前往曾家坝去查摸的是专案组长姜永友，他在曾家坝的一家茶馆里占了个位置，要了一壶茶、一碟瓜子，慢慢地消磨着时间。因为，昨天”铁脚杆”就是在这家茶馆露脸的，所以，老姜想在这里碰碰运气。
他从上午十时许一直泡到下午三点，也没有等到“铁脚杆”。这时茶馆要打烊了，老姜寻思今天没戏了，回吧。走出门，看见两个乞丐迎面走来，心念一动：何不跟叫花子聊聊，他们整天东跑西走，看的多，听见的也多，或许听说过“六股党”的情况吧。于是，就尾随两个乞丐沿街而行，到一家小面铺子前时，抢上几步道：“二位兄弟，这里坐坐吧，聊几句。”两个乞丐一看就知道老姜要请他们吃面了，顿时脸露喜色，冲老姜点头哈腰说了几句江湖上的客套话后，就跟着老姜进了馆子。三人围着角落里的一个桌子坐下后，老姜要了猪头肉、花生、豆腐干各一碟，半斤烧酒、三碗面条。跑堂上菜后，乞丐刚拿起筷子，忽地又放下，一跃而起，直往门口奔，抢出门去，冲一个刚刚走过去的男子轻声唤着“大哥”，双双弯腰行礼。
这被唤作“大哥”的也是个乞丐，三十来岁，个头不高，五短身材，穿的比这两个还破烂，一条腿甚至还是残的，走路略微有些瘸相。老姜在店堂里看着，初时不解此人何以要受到这等礼遇，稍一定神方才醒悟：这家伙是丐王吧？！
当时解放没多久，重庆的乞丐还是沿袭旧时的江湖规矩，划分地盘，互不侵犯，否则就要发生斗殴事件了，严重时还会出人命。每个地盘的乞丐成为一个帮伙，按照当地的说法，乞帮的头目就是丐王了，在江湖上有名号。丐王自己也行乞，但如果手下的乞丐行乞有收获时，丐王正好在场，应当恭请丐王先取，取剩下的才归乞丐。现在，这两个乞丐正要享用一顿美餐时，忽然看见丐王从店外经过，于是赶紧奔出去请他进来先行享用。
丐王是一个很有眼力的人，当下还没等两个手下开口，眼光一扫从店堂里出来的姜永友，就已经大致上把事情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当下朝姜永友拱手作揖，姜永友便把他请进店里，招呼跑堂添加酒菜、餐具。然后给三乞丐每人递了一支烟，问丐王：“这位，怎么招呼？”
丐王说叫花子不提名姓，恐怕辱没了祖宗，他因为眼睛生得大，所以江湖上称为“铜铃”。姜永友听出他的口音不是纯川语，问你是什么地方人，他摇手道：“唉！不说也罢。”
跑堂送上添加的酒菜，于是姜永友就招呼三人喝酒吃菜。三个乞丐估计是有一段时间没吃过这样的美食了，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姜永友于是又招呼跑堂再炒几个热菜上来。第一轮吃喝暂告段落时，“铜铃”开口了：“这位先生——不，现在该称同志了，您请我三个弟兄喝酒，有何事儿需要效劳的？请尽管开口！”
姜永友于是就说了“六股党”之事，希望乞丐弟兄们能够帮忙打听消息。那两个乞丐连连点头，还想开口说什么，但被“铜铃”一个眼色止住了。“铜铃”说，这位同志，如今解放了，是共产党坐天下，不比以前国民党当政时，凡事都可以乱来，您要我们打听的事儿，该由公安局才有权管的。在下斗胆敬问：不知您老是否是公安同志？
姜永友觉得这个乞丐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当下点头，亮出了证件。“铜铃”接过看了看，站起来毕恭毕敬双手奉还：“如此，就行了！您贵姓——对不起，我不识字——哦，姓姜！姜同志，您这事我知道了，这就留意打听。只要那几个没有离开重庆，应该不是一桩很难办的事儿。如果找到了，该上哪儿去向您老报告？”
姜永友说你可以向市公安局报告，我会向守门的警卫关照的。这事如果你们做成功了，我们根据你们提供的情报抓获了案犯，根据政策是会向你们发放奖金的。“铜铃”三人大喜，站起来向姜永友敬酒。
姜永友回去后，向另二位侦查员小许、小李说了情况，特别说到了丐王的成熟老练，说我有个预感，让这人做这事靠谱。不信，你们等着听消息吧。
二、一个关键的疑问
姜永友的预感是准确的，仅仅过了一天多，次日晚上9时许，一个乞丐就来求见“老姜同志”了。当时姜永友正在和小许、小李整理卷宗材料，接到门口警卫室的电话，马上意识到有消息了，招呼许、李一起去接待室。
来的那个乞丐大约二十四五岁，是个癞痢，身上棉袄比昨天的“铜铃”三个还破烂，腰里扎着一根草绳，身子被早春的夜寒冻得瑟瑟作抖。姜永友连忙给他倒了杯开水，又让小李去伙房拿了两个冷馒头来放在火炉上烤着，一会儿好让他带走。癞痢说他姓金，人都唤其小金，是“铜铃”大哥手下的。“铜铃”大哥差他来向姜同志报告一个情况，因为事情有点急，所以不得不连夜来打扰了。
这个情况是：“六股党”四名余匪业已拿下！
姜永友三人大吃一惊：抓住了“六股党”余匪！这是真的吗？
小金垂手而立：“不敢谎报！人已绑在曾家坝关帝庙里了，这就请姜同志派人去押解。”
姜永友犹是怀疑：“你们是怎么把他们四人抓住的呢？”
“请他们喝酒，在酒里下了点儿药，他们喝迷糊了，就给绑起来了。四人带着的手枪也给我们缴下了，一共有六支——其中有两个大概是双枪手。”
于是立刻联系驻地解放军部队，派了一个班的武装，连同专案组三人一起前往曾家坝，将那四个还是一副迷糊样的匪徒押了回来，送进了看守所。在关帝庙，姜永友看到了组织这场漂亮的抓捕行动的丐王“铜铃”，看样子他也喝得差不多了，被小金等乞丐扶着从睡觉的稻草铺上起来，勉强认出是谁，唤了声“姜同志”后身子就不住摇晃。姜永友连忙让他躺下，说我们非常感谢你，回头我再来看你，会给你们送奖金来的。
也不知这帮乞丐给四名匪徒下了什么药，被捕者直到次日下午才恢复清醒，于是就讯问。当时西南公安部的规定是专案组只管侦缉，所负的使命是抓到追捕对象为止。把人关进看守所后，往下的讯问就由预审员接管了。所以，对这四名被捕的“六股党”匪徒的讯问是由预审员桂石进行的。桂石是“二野”调来的保卫干部，抗战时从事过地方公安工作，对于讯问犯人颇有经验，二十七八岁年龄又正是能干的年龄。小伙子从下午两点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到次日清晨六点竟把四个犯人都审了个遍，中间那个帮他记录的大学生新手累得连打哈欠，还是他拿过笔来亲自记录了两个多小时。
提审结束后，桂石睡了几个钟头，起来翻阅那一大叠笔录。看了一会，对匪徒的口供中的一个情节产生了兴趣：他们接受乞丐的邀请一起喝酒，被一帮乞丐灌倒后失去了反抗能力而被缴了枪绑上了。桂石想：匪徒跟乞丐是什么关系，怎么会轻信乞丐的邀请而中了招的呢？这一点，似乎有必要搞清楚。于是再去看守所提审，还是一个个问下来，结果三个匪徒都说那是老大的决定。讯问老大，说他们当时隐藏在曾家坝的一处无主空屋里，打算当晚就离开，正商量下一步往哪里逃窜为好时，给爬上屋顶掏鸟窝的两个乞丐发现了。他们不敢开枪生怕惊动了别人，也不便上屋去用匕首捅，只好给乞丐每人扔了一枚银洋，拱手作揖，意思是请对方留个人情，不要报告。
乞丐欢天喜地而去，匪徒决定立刻离开曾家坝。不料还没动身，丐王“铜铃”已经带着几个手下来拜访了，这时自然不能灭口，消息当然早巳在乞帮里传开了，于是就准备掏钱打发。跟“铜铃”互行江湖礼仪时，老大才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操袍哥(干哥老会)的；那就要按袍哥规矩“盘海底”了，盘下来“铜铃”竟比老大还大两个辈分。老大于是放心了，这兵火动荡的年头，讲究的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对方不会跟他们过不去的。果然，“铜铃”开口了：说我已知道诸位是哪路码头上的朋友了，不必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警戒，这曾家坝上如若有个什么动静，第一个知晓的必是我。这样吧，天色已暗，我们一起吃顿饭，权且是替你四位饯行，吃了饭再走也不迟。说着，可能是生怕对方误以为他是想诈钱，从怀里掏出一叠崭新的钞票，都是拾万元大票面的(旧版人民币，壹万元为新版的壹元)，晃了晃，意思是由他请客，不必你们破费。
老大对“铜铃”的这一建议是有顾虑的，不过想到对方既是袍哥中人，那就得考虑守信用，否则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再说，自己四个人六支枪，子弹充足，枪法了得，尤擅夜战，应该是没有什么害怕的，吃饭就吃饭吧，跟这帮叫花子交上了朋友，以后逃亡时或许是会有用处的。于是，他就接受了邀请。
“铜铃”当着匪徒的面作了加强望风布置，把手下的二十多个乞丐全部分派出去，只留下那个报信的小金陪同匪徒进了附近的一家饭馆，要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六个人吃喝起来。这一吃，四名匪徒就给弄迷糊了。
桂石听完这番供述，心头疑窦顿起：一个讨饭的，怎么拿得出一叠新钞票，还是拾万元票面的？这个“铜铃”，究竟是何许人？
桂石于是就去向领导报告了这一令人不解的迹象。
三、丐王的来历
预审部门领导听了桂石汇报的情况，也觉得“铜铃”身上有可疑之处，经与侦查部门研究，决定由侦查部门组织力量对“铜铃”进行调查。这时，刚刚完成了侦缉“六股党”匪帮使命的姜永友专案组三人正好手头还空着，于是领导说这桩活儿还是由你们去做吧，反正你们跟那个“铜铃”也已经熟悉了。
姜永友受命后，立刻召集小许、小李，三人讨论了预审部门转来的“六股党”的口供材料，认为桂石的怀疑不无道理，那个“铜铃”确实可疑。那就研究应该怎么对此人进行调查了。听口音，“铜铃”并不是重庆当地人，甚至也不会是四川人，他那口音中似乎夹杂着些许北方话的痕迹。那就有可能是从外地入川的，至于怎么当的乞丐，那其中想来必有一段缘由。还有他那叠崭新的拾万元面值的钞票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也需要查摸清楚。
怎么查？有两条渠道，一条是找“铜铃”手下的乞丐查，但这样做容易泄漏，于下一步的调查不利，并且“铜铃”手下的那些乞丐也不一定肯提供真实情况；另一条是向其他地盘的乞丐调查，当然最好是找头目。三人商量下来，决定走第二条渠道。
于是，侦查员就去找了跟曾家坝相邻的那块地盘的丐王。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重庆本地人，姓周，因为脖子有点歪，所以江湖上就唤他“周歪脖”。这人年轻时在川籍军阀刘湘手下当过兵，打仗时受了伤，据说他那脖子就是因此而歪的。军阀是没有“抚恤伤亡”之说的，所以孤儿出身无依无靠的“周歪脖”只好做了乞丐。没想到叫花子一当就是二十多年，在丐王的位置上也已经坐了十三个年头了。所以，“周歪脖”算得上是一个“资深”乞丐了。
可是，这个资深乞丐对于“铜铃”的情况却不清楚，他说只记得这人是大约两年前突然冒出来的。曾家坝原先的丐王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姓段，只有一条腿，据说会武功。后来段老头生病死了，手下那些乞丐为争“王位”还闹过纠纷，这是外帮的事儿，其他乞丐帮按例是不会去关心的。过不多久，就听说来了新头目，是个瘸子。至于此人是什么来历，那就不清楚了，之前也从来没有听说江湖上有这样一个诨号“铜铃”的乞丐。
侦查员于是再次讨论，认为像段老头这样的资深乞丐都没听说过的叫花子，那多半就是入行不久的新手了。新手上路就能当丐王，这个现象本身就显得有些反常了，这就是疑点！
经过研究，侦查员决定在重庆全市范围里选择合适的乞丐进行走访，对“铜铃”的来历进行秘密外围调查。两天时间里，他们一共走访了七名乞丐，其中五人知道“铜铃”其人是曾家坝的丐王，但对于此人的来历却不清楚。有一个老乞丐对侦查员说：要么你们去找老储问问看，可能他知道。
老储是何许人呢？打听下来，这人也是个乞丐，但并不是以行乞为生的专业叫花子，而是有时打打短工，没工做时才行乞。据说此人的人缘很好，也很豪爽，所以他虽然不属于哪个丐帮的，可是随便他跑到哪个丐帮的地盘上去行乞，人家都接受他。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重庆各个乞丐帮伙的情况都晓得一些。
侦查员听说有这样一个对象，自是要找他谈谈。可是，问了多名乞丐都说知道老储，但不清楚这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老储去了哪里呢？这主儿去了一个不大想去的地方——十六分局看守所！原来，前几天这家伙喝醉了酒，跟人打架，一拳竟把人家的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侦查员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下落后，就去看守所找其了解“铜铃”。
所获得的情况是：“铜铃”原是国民党军队的班长，后来打仗受了伤给涮了下来，瘸了条腿找不着工做，就当了叫花子。至于是怎么当上曾家坝丐王的，那是“铜铃”用拳头打出来的。
调查进行到这里，对于“铜铃”的来历似乎清楚了，可是，他那叠拾万元面值的新钞票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侦查员认为既然接手调查了，那就得查个清楚。于是再次讨论，题目是：“铜铃”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获得这么些钞票？
答案之一：捡到的。
答案之二：偷窃、抢劫等刑事犯罪手段获取。
答案之三：从他人处接受的馈赠。
之一、之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不管是谁遗失或者遭盗劫等，肯定都会向公安局报告的，但公安局并未接到报案。这样，之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而谁会平白无故向一个乞丐赠送这么一笔不菲的款子呢？看来，只有跟敌特分子联系起来考虑了。
侦查员于是决定改变方式，通过跟“铜铃”的正面接触来实施另一种形式的调查。
正好这时专案组为“铜铃”申报的伍拾万元奖金发放下来了，姜永友于是就前往曾家坝给“铜铃”送奖金，顺便把“铜铃”和小金请到小饭馆去小酌。喝酒时，姜永友对“铜铃”大加夸赞，还有意无意地说到根据以往解放区的情况，今后乞丐全部要参加工作，根据不同的特长、表现、政治思想觉悟等分别给予不同职业的安排，工人、农民居多，当然也有光荣参军或者加入人民警察队伍的。“铜铃”听着眼睛顿时一亮，说像他这种情况不知是否可以当一名警察。姜永友见他开始入套了，就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凭你在跟“六股党”匪徒斗争中的表现，完全够格给我们当一名便衣，专门收集情报。
姜永友把话点到为止，然后就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吃喝着聊了一会，就告辞了。
四、牵出了军统大特务
“铜铃”没有料到，随着姜永友的离去，已经有两个化装成路人的便衣出现在曾家坝。这二位是姜永友从第九分局借调来的刑警，受命负责监视“铜铃”和其亲信小金，专案组认为如果“铜铃”跟敌特势力有关系的话，那么对于能够混入公安队伍肯定是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很有可能会迅速向其上家报告，派人秘密跟踪，就能追查到其上家。
“铜铃”、小金离开饭馆后，去了丐帮作为栖身地的关帝庙。过了一会，小金就鬼鬼祟祟出了庙门，迅速离开曾家坝，朝十八区方向而去。两名便衣悄然跟踪，本来，这事应该可以做成的，没想到途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便衣跟踪着经过一家理发店时，冷不防从里面走出一个穿长袍的男子来，冲便衣王有富热情地招呼：“王同志，您今天休息啊！怪不得刚才我去分局找您人家说您不在！”转脸一看，乐了，“喝！刘同志也休息？您俩逛街呐！”
这人是王、刘正在办理的一桩案子的一个证人，刚才是去分局送书面证据的。他这一嗓子喊出来，自然惊动了前面七八米处的小金，这主儿也真沉不住气，穿过马路拔腿就跑。王、刘一看，也顾不上考虑了，跟着就追，跑出几十米就把他抓住了。前面拐角处就是派出所，将其揪进去动手就搜查，查出一封信件，上面歪歪斜斜写着——
林哥：果如您所料，抓了“六股党”后，人家说要把我发展成公安！特向您禀报。弟：蒋峰
小金交代，蒋峰就是丐王“铜铃”，是蒋峰差他把这封信送到十八区大富坊口那棵银杏树下的石头下面去的。那么，“林哥”是谁呢？这个，不清楚了。
王、刘两人急报专案组，姜永友当即决定立刻逮捕蒋峰。蒋峰到案后，开口一交代，令侦查员大吃一惊：“林哥”者，竟是军统大特务徐贵林！
关于徐贵林的情况，这里转摘一段重庆1950年6月28日《新华日报》的报道中对其人的介绍就清楚了：“罪恶滔天之伪军统杀人凶手徐贵林(又名徐天德)，河南安阳县人，年三十二岁。该匪为蒋匪帮残杀人民最残暴的刽子手之一，十四岁时即参加军统，曾充任蒋匪侍卫及军统匪首戴笠之勤务兵。1947年12月调磁器口任匪中美合作所看守所看守长，在此期间，该匪嗜杀成性，对拘押该所之爱国人士施以严刑酷打，该匪先后杀害爱国人士达四五百人。重庆解放前夕渣滓洞大血案，即系该匪负责指挥，发令开枪射杀长达一小时，复令在每一烈士头上补一枪。旋又将门封闭，泼上汽油焚烧，企图灭绝此一惨绝人寰罪行之痕迹，并将逃出之轻伤十余人又行杀害。”
那么，蒋峰又是什么人呢？蒋峰是中美合作所磁器口看守所的外勤警卫班长，1948年2月在一次训练中坠崖跌伤了腿，领取了一笔养伤费后离开了中美合作所。他拿着这笔钱去赌博，想大赢一把后回河北老家。没想到输了个精光，不但没了回家乡的路费，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只好行乞。正好碰上曾家坝丐帮死了老大，于是他就凭着力大和武功占了丐王之位。本来，就这样做做叫花子也就罢了，但他却在去年12月初正好在街头碰上了潜逃的徐贵林。徐贵林认出蒋峰后，马上掏钱，又询问了情况，说他准备潜伏迎接委员长反攻，问蒋峰是否愿意跟随他。蒋峰表示愿意，于是徐贵林就向他交代了联络方式：在大富坊那棵银杏树下的石头下面放上往复信件即可。自此，蒋峰每隔一二天就去一趟大富坊，看是否有徐贵林的指令。同时，如果自己这边有什么情况的，也写一纸简札向徐贵林报告。在这段时间里，徐贵林只向蒋峰下达过一次命令，让他在乞丐中视情发展特务成员，蒋峰至今已经发展了小金等三人。
那天，姜永友让蒋峰留意“六股党”的情况后，蒋当晚即密报徐贵林。这次，徐贵林破例亲自赶到曾家坝来找蒋峰，指令他迅速找到“六股党”，并教给他具体制服拿下对方的方法，给了他一包麻醉药粉和300万元钞票。徐贵林说，只要你协助共产党捕拿了这几名匪徒，就受到了他们的信任，以后就有可能会被他们吸引进公安队伍，这于我们今后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而“六股党”匪徒当时确实还藏匿于曾家坝，很快就让乞丐发现了行踪。蒋峰依计行事，果然顺利拿下了那四名匪徒。往下，也确实如徐贵林所预料的，侦查员来找他谈话表达了可能会吸收其进公安队伍的意向。蒋峰不知是计，立刻写了简札让小金送去，没想到一头钻进了圈套。
当下，专案组立刻将这一重大情报上报西南公安部。徐贵林是当时被中央社会部、国家公安部点名严缉的要犯之一，西南公安部专门为捉拿该犯而组建的专案组已经运转了几个月，苦无线索。此次获得这一情报，西南公安部为之振奋激动。部长周兴亲自下令：加大侦缉力度，趁热打铁，务必迅即将徐贵林缉拿归案。
当天晚上，徐贵林专案组在审讯蒋峰后，举行了案情分析会，断定徐贵林藏匿于十八区。于是，当即布置了多条眼线，并出动数十名便衣日夜在坊间查摸。
3月22日，专案组布置的临时情报员、裕华纱厂托儿所所长叶兰英在厂区道路上与一个三十出头挑着一挑菜从家属区一角钻出来的彪形大汉劈面相遇，此人以草帽遮颜，还不时地扭头后窥，于是引起了叶兰英的注意。她觉得这个菜贩子很像公安部要捕捉的那个对象徐贵林，于是就悄然尾随。跟踪一段路到了厂外后，正担心是否会被对方察觉时，正好迎面遇到纱厂的工会干部老张，于是使个眼色示意对方接着跟踪。老张一路尾随，一直跟到了对方的藏身处。
消息报告上去后，专案组立刻行动，将徐贵林的住所严密监视起来。当天晚上，徐贵林被捕。
1950年6月28日上午，大特务徐贵林被重庆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执法队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