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之际，原单位里的一些中国同事们欢聚一堂，迎接龙年的到来。除了火锅外，主人做了一条江米枣泥鱼，祝大家年年有余。她的精湛手艺和丰富的想象力，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不但好看，而且好吃。
有人已经退休了，有人还在干，有人换了新的工作。许久不见，大家天南海北聊了四五个小时。有个年轻单身令人刮目相看，疫情期间搞到两套房子，我们都很惊讶。虽然不知道他具体的年薪，但还是能猜出个大概，没有雄厚的存款底子，光靠收入是搞不到两套房子的。大家七嘴八舌，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他只耸了耸肩，无所谓地说，省吃俭用呗。
一位同事不屑一顾地对他说，省什么都不能省吃，钱不能从嘴里省出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她母亲从小就是这样教诲她的。她母亲每次出门买菜，回来总是拎着大包小包，邻居见了都问，“又要请客啊？”。她们家晚上的饭桌天天都像过年，大家听了开玩笑地对她说，难怪你现在是一个吃货。
一位同事传授他省钱的经验，就是用飞机公司的信用卡，买东西，坐飞机，攒点数。还有一个特别的窍门，就是每年申请一个新的信用卡，得到新的信用卡后就可以获得赠送的六万个点。然后取消原来的信用卡，再过一年再申请，三年白得十八万点，足够一张回国来回机票。再加上平常购物，多余的点数，还可以用来升舱。他眉飞色舞，说得大家半信半疑。
一说到回国，大家的话就多了。有几个人疫情后回国，都抱怨回国难，不方便，今不如昔。机票贵啦，入境难啦，手机不能在中国用啦，门口卖油条的小摊不见啦，物是人非啦，等等。不过大家都同意，回国比在美国吃得好，仅此而已。
一个北京人到了北京，报临时户口给她添了许多麻烦。其他人觉得奇怪，他们回国从来都不报临时户口，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也没事儿。可能是北京管得严，出门从三里河到天安门，到处都是军人、警察。有一次她和老公在西单，无缘无故被人拦住，要他们出示身份证。这位同事有美国护照，手机里还有一个过期的中国身份证。她说，现在国人都能背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一旦被盘问，呱呱呱都能背出来。可是她从来就没背过，犹豫半天，到底给他看美国护照还是旧身份证呢？见那个人很不耐烦，她赶紧掏出手机，找出身份证。那个人瞥了一眼，转身问她老公，你呢？她老公还不是美国公民，就把中国护照拿出来。那个人说，这不是身份证。他们想跟那个人理论理论，护照怎么就不是身份证。可是看他的蛮横态度，转身就走了。
他们本来是往天安门方向走，被拦截后，从西单图书大厦后面绕回长安街。他们后来回想，被拦截的地方有个小亭子，估计是个安检站，那个查身份证的人是个便衣，没见过护照，只认死理，不知道护照是个什么东西。天安门广场四周用栏杆围起来，要想进入必须预约。四周更是森严壁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家都叹气，北京这是怎么了，真的是坏事做的太多了。
另一个同事抱怨没有直飞航班，回国一路上千辛万苦。她飞旧金山后还要在东京转机，订票时注意到抵达机场是羽田，而起飞机场是成田（或者反过来，记不清了）。她以为两个机场相距不远，之间应该有航空楼捷运。到了羽田机场才发现，不但要提取行李出关，还要出机场搭乘一个小时公交车，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才到成田机场。这时已经是晚上很晚了，她原打算在成田机场找个胶囊旅馆。谁知胶囊旅馆早早就打烊了，她一个人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在候机厅里呆了一夜，想上厕所都得拖着行李，回来还怕位子没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明，赶紧去托运行李，吃了早饭，逛了免税商店，终于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到了香港，取了行李，就去坐跨境巴士回老家台山。坐跨境巴士还得办入境手续，到了罗湖口海关，乘客统统下车，拉着行李入境，安检，然后拉着行李回到巴士上车。这一路折腾了近40个小时，最后到家了，这位同事筋疲力尽，病了一个星期。
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一边听故事，感叹，唏嘘，欢笑。一位女同事和一个美国空军军官谈恋爱，有两年多了，空军军官终于向她求婚了。大家看着闪亮的钻石订婚戒指，告诉她要抓紧，别让空军军官飞跑了。相反，一位同事为女儿的婚事焦虑，处对象都五六年了，也不见进展。我们几个上岁数的人，时不时听不懂年轻人在说什么。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说我们从来不感兴趣的事。我们不断打断他们的话，想搞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一晚上，上了一堂与时俱进的课（回家后又忘了他们在说什么）。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酒足饭饱，欢声笑语，大家提前过了一个难忘美好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