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唐人街雜錄 (15)
要了解雪梨華人的變化，還得從人口的變動入手。下面的表格是先以1861年華人在該地區超過100人列表，再按該地區在1871年的數字來予以比較。
1861年華人在紐省的總數是13021人（12988），1871年則是6842人（7220人），括號的數據是依據“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t. no. 3105.0.65.001 Australian Historical Population Statistics, TABLE 66. Population, sex and country of birth, NSW, census years, 1846 - 1891 得來的，兩者略有出入。
在人口統計中大概有1200人以上是福建人，因為根據英國駐廈門領事稱在1852年說有2666名華人是以契約勞工身份到了澳洲而僅有1438人回去的記錄（“The Policy of White Australia” :Australian Worker, 1 Dec 1943, page 7）。
10年間紐省華人數量跌去47.46%，但在雪梨的華人數量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了。雪梨華商的數量同樣有所增加，而供應紐省內華人所需的網絡有所變化而已。
雪梨華人人口增加多在傢俱業製作及食物加工方面，同時另外有華人逐步向商業中心以外的地區滲透。下表可見人數在76人，應多是為洋人的傭工或從事蔬果種植方面的工作。
從前面第一張表格中可以看到在1861年淘金地超過1000華人的有6個，而到了1871年這種情況不復存在，原在該地的華商收入減少而不得不另謀出路，例如：
原以藍濱坪經營為主的安昌On Chong在1868年收購在佐治北街205號Sin Guong Lee，並改名在日後長久發展。藍濱坪Lambing Flat在淘金潮時華人人口最高值曾達3000人，後來降到2000人。即使經歷了藍濱坪事件後，安昌仍堅持在那裡經營，隨華人的流失，安昌只能作其他選擇。畢竟雪梨原是供應給他，然後安昌作零售；安昌立足雪梨的經營方式是對的，轉營入口及供應,直至1870年代後期才自置物業(“New South Wales”: The Albury Banner and Wodonga Express, 3 June 1881, Page 3)。
新金泰倒不一樣，他在淘金礦區是網絡式多點經營，即使藍濱坪的商店是自建，那只不過是變成一個附近地區的供應點（安昌是租用店舖，成本沒法減輕）。
另一方面，華人移民來澳洲的途徑也影響到各殖民地的政策和他們在各殖民地的生活。
早期到維省的華人有相當一部份是由香港經新加坡﹑然後到維省，甚而有些還是直接在新加坡乘船來的。所以維省的華人受新加坡洪門的影響較大。紐省洪門人數最多的時候是在下圖中的藍圈區域（距雪梨約230－300公里範圍），成員多直接由香港到雪梨後再到淘金地。兩殖民地的洪門在後來都將總部移到雪梨及墨爾畔。昆士蘭的淘金地在殖民地的北部，遠離庇厘士畔Brisbane，不成體系。
在這段時間洪門的影響力不在雪梨，而是在淘金礦區，甚而部份在淘金礦區的華商也直接加入洪門，例如後來雪梨著名的華商兼洪門領袖的黃柱James Wong (Ah) Chuey就是在1862年出生在淘金地的都密Tumut。有理由懷疑紐省洪門的發源地是在都密Tumut，華人在紐省南部的淘金地在這一期間北移而發展，黃柱的父親則因家庭關係而留在都密，他極有可能是早期洪門的主要成員。
在雪梨的華人而言，散佈在商業中心區域範圍的76個人，也為後來的華人提供了可靠的立足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