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攻坚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役之一。临汾是晋南的古城。传说中尧帝曾在这里建都，城南的尧庙宫就是后人为纪念尧帝而修造的。临汾的城地非常坚固，城墙地基厚60多米，城墙上面可并开两辆卡车。临汾西靠汾河天险，东临同蒲铁路，北面、南面均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易守难攻，是南同蒲铁路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战争背景
我军在上党大捷消灭阎军六万余人之后，阎军对其孤军守城，心有余悸，对我围攻、攻城、打援一套战术非常恐惧。阎锡山曾说“上党惨败，出乎预料”。1948年初，我军集中了八纵队、十三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近十万人包围了临汾。部队由徐向前任司令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为攻克临汾做好物资准备，专门组成了临时后勤司令部，由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我当时的行政职务是临汾专员公署专员）。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调集了充足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战略物资，一切准备落实后，徐向前司令员召开了团以上的指挥员会议，亲自动员、部署。他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我们是十万对三万，占绝对优势；其次讲了临汾之敌被我军包围日久，物资供应不足，粮食、弹药除用飞机空投外，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最后分析了我军大兵压境，敌军士气不振，守孤城并无信心，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与阎锡山军矛盾很深。徐向前司令员强调指出；“我们在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情况下攻克临汾是有把握的，大家必须具有坚强的信心和毫不松懈的战斗意志。”
进攻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呢？当时仔细地观察并分析了地形：城西边是汾河，不好用兵；南面和北面是平原，无掩护物；东面是同蒲铁路，有临汾车站和站内的几十节破车皮可作为掩护，我军在隐蔽下好运动兵力，最后决定先攻东关。而临汾守敌也非常清楚，如果东关失守，临汾城即失掉屏障，势难防御。因此敌人亦把东关作为防御重点，增兵加防，这样攻打东关就成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役。我们出动了约一万人的兵力，先用大炮把东城打了好几个缺口，敌人立即集中兵力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住缺口，使我军不能进兵。不得已，我军将士在炮火掩护下，猛攻东关，伤亡二百余人，东关未克。这时，有些指挥员思想动摇，想改变主攻方向。为此，徐向前司令员专门召集了团以上指挥员会议，强调指出：“不能改变主攻方向，必须拿下东关，这是攻城的关键，绝不能因为有牺牲而畏缩不前，这是军事上不能允许的。”经动员后，指挥员们重新组织了兵力，用密集的炮火压住了敌人，炸开东关城墙数处，东关遂被我军攻克。
攻克东关之后，根据城墙高而厚的特点，不宜再采取登云梯攻城的战术。用炮火把几十米厚的城墙打开缺口并不容易，使用炸药又很难接近城墙。据此，徐向前司令员当机立断，指示部队在东关挖坑道，用地道直迫城墙底下，然后在城墙底下堆积大量炸药，用这个办法炸开城墙。挖地道必须隐蔽，要做到隐蔽，就要有足够的掩护物。当时计算，必须筹集十万块门板。徐向前司令员命令后勤司令部，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筹集门板的重任，以应攻城挖壕的急需。裴丽生和我星夜召集临汾专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开会，做了紧急动员。动员群众献出十万块门板，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群众思想有顾虑，主要怕门板支援了战争，家中不安全，又怕战争结束后，门板取不回来。当时临汾县委书记张平反映了这种情况。裴丽生同志和我共同研究，决定对群众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并宣布政策如下：第一，门板一律用墨笔写上某县某区某村某人的姓名；第二，战争中门板如有损坏，由政府负担政策上给以照顾或适当赔偿，没损坏的，物归原主，不得乱拿。结果群众在一个星期内就献出门板12万块，集中运到临汾前线。因为有了足够的掩护物，我军将上仅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就把两条几十米的地道挖到了城墙的正中，并在地道内安放了足量的炸药。一切准备就绪后，徐向前司令员决定在1948年 5月17日下午爆破攻城。爆破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前敌指挥部，详细询问了攻城的准备情况，知道一切准备就绪。
5月17日下午，徐向前司令员约任白戈、裴丽生和我到总指挥部所在地——东山山头，看破城信号。这里距临汾城五华里，不用望远镜都可以看清临汾城墙和我军的活动。三时整，我军阵地上空先升起照明弹、信号弹，接着就是一声巨雷般的轰鸣，古老的、高厚的、所谓牢不可破的临汾城墙被炸开约60多米的缺口，我攻城部队一拥而入，许多敌人被埋葬在城墙之下，一部分敌人从西门突围渡汾河逃窜，被我军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吕梁军区阻击部队全部俘虏，敌军总指挥梁培璜束手就擒。至此，临汾战役胜利结束。
在临汾战役中，广大群众积极参战，附近各县农村，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全部贡献给了临汾战役，真正是夜不闭户，在此期间竟没有一家丢失东西。群众不仅动员了大量的物资，同时亦出动了巨大的人力，当时我们动员了四万名民兵、民工直接参战，抬担架、运伤员，运输炸药、粮食等物品。战争结束后，群众献出的门板，有70%未损坏，归还了原主；有30%损坏，作了适当赔偿。战士们对群众支援的物资都十分爱护。因为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兵，知道群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临汾战役的胜利，除了主要是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指挥有方，英勇善战外，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分不开的。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这一名言。
在临汾战役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徐向前司令员在东山指挥部召开了作战指挥员和后勤司令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着重指出我军进城后，必须严明纪律，不住民房，不进民屋，除少数部队在城内维持秩序外，大军全部撤到城外，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后勤司令部统一管理和分配，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均不得私拿战利品，违者以军法论处。根据中央指示，解放临汾后不准农民到城里抓逃亡地主，不准破坏工商业。会议要求，以上几点必须迅速地传达到我军全体将士，严格执行。 [1]
我军进城后，严格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指示，秋毫无犯。但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件，我们的一名新战士进城后与一民妇发生了男女关系，被群众发现并报告给部队首长。为教育部队、教育群众、严肃军纪，决定召开全军大会并吸收群众代表参加，公开对各名战士进行审判。当宣布枪决这一战士的决定后，群众代表立即跪到审判首长面前，边哭边为这一战士苦苦求情，说：“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尊重群众，保护群众，我们真正得到了解放，感恩戴德，无法形容，而阎军对待我们老百姓任意蹂躏、奸淫、掠夺、开枪杀人，无所不为。这个战士犯了纪律应该处分，但就为这件事把他杀掉，那么我们的子弟以后谁还敢参加我军呢？请部队首长体察民心，只给纪律处分，不要枪决。”当时情景，十分感人。审判首长把这一情况向司令部作了汇报，司令部答应了群众的请求，并向群众详细说明了解放军与人民的血肉关系。
临汾城内的工商业者、逃亡地主、山西第三师范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们，由于受了阎军的欺骗宣传，说我们进城后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要杀掉知识分子。我军进城后，他们都十分恐慌，怕得要命。我们一方面制止了农民进城抓人的行动，向群众讲清中央不准破坏工商业，对有罪恶的地主要一步步地按政策处理的指示，使城市有良好的秩序，安定了人心。一方面召集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开了座谈会，讲政策谈形势，使他们安定下来。有几位化学教师在座谈会上当场控诉了阎军曾让他们制造毒气，杀害我军、毒害人民的罪行，揭发了存放毒品的地点。牛佩琮和我当即驱车将阎军制造毒气的物资取回，作为阎军制造毒气杀人的铁证，进行了展览和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