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看懂了《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当我几乎是一蹦一跳、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地赴一场约会，按照朋友的指示，坐地铁到“金台夕照”，B口走到地面上，突然间就发现完全不认识了，那是曾经闭着眼能倒着走的地方呀，信心突然就碎了一地，高楼林立没有一座是我认识的，车水马龙人流穿梭中找不到一个熟悉的元素，就是所有标牌上汉字我全认识，但是没有一个能指引我方向。赶紧向朋友求救，她告诉我出了地铁口就向前走。我反问她，每天上下班，您下了地铁有什么明显标记物。朋友说，赶快找个人问，因为她每天不走这条地铁线。唉，北京的地铁已经复杂得需要哈利波特的活点地图了。找个人，何其难，站在地铁口，四面八方全是匆匆的人，但是你连和别人对视一下都觉着实在打扰。幸好，我懂得国际问路法。
边上有高低两个摊位，高的卖煎饼，低的在地上卖莲蓬，两个摊主正相聊甚欢。耳测了一下，都不是北京话。走近他们，我指着前面最高的一座楼，问：“麻烦问一下，那个是嘉里大饭店吗？”卖煎饼的大哥并没有打算搭理我，眼皮清清淡淡地夹了一下我指的方向，又和卖莲蓬的聊了两句，这才不耐烦地朝街里一挥他的秀指，简练地吐了两个字：那边。在冷漠繁忙的国际大都市，没人有时间停下来招呼问路人，甚至打心眼里嫌弃问路人的打扰，于是当需要问路的时候，就去求证一个百分之百不正确的标的物，使得那个被问的人不得不纠正我这个傻子。人的本能就是爱纠正，这就是国际问路法的妙处。
如果画正字，我坐反地铁的次数足以写完两个“正”了，其中还有不少于四次的机会，在地面上走了两三分钟，才意识到了方向问题。每个路口都有好利来或者味多美，每个路口望进去都像有个怪兽在吞噬着人流，让我踌躇我的脚步。我想，我这才懂了《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眼里的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世界面前的我已经老去了。
我是一个习惯求助与路人的人。有一次，和父亲坐公交车去正义路。北京的公交服务，现在值得四星半了，车上有空调还开窗，又凉爽又透气，换车还不用换站台，已经脱离了当年急剧发展时的混沌样子，不需要通勤的朋友们都向我推荐公交出行。但是，即使这样，汽车过了前门，未到正义路的时候，父亲忽然焦躁了，他怀疑早一点下车会走得更少。为了安抚他，我问车上的秩序员，就是那个不负责开车也不负责开门的职位，但是穿着制服带着红袖章、腰里别着小电棍、手里拿着小红旗，拐弯的时候把小红旗伸到前窗外挥舞，停靠站的时候走到后门挥小红旗，也是一副不容置疑的面孔。我说，请问下站是不是正义路？秩序员的AI设置像是被我的问题扰乱了，没开腔就先一脸的不耐烦，让人看不出他打算回答还是忽略，空了好几秒，才低声说出，上一站下车更近。他不开口还好，话音未落站在门口一位北京老大爷大声地说：“上一站是前门，这一站才叫正义路。”父亲得到了安抚，马上表示感谢，那位北京老大爷不以为然，侧着脸和我们说：“甭问，问他们也是瞎说，都是些外地雇来打工的，根本不熟悉北京，连自个的工作都还没摸清呢。”父亲和着：“就是，他就是一个打工的，问了也白问。”那个秩序员又恢复了AI脸，但是我替他感到窘迫，由于我的提问戳伤了他的权威。故国还是那样，人和人建立关系要寻找一个共同点，或是同学或是同乡或是同事或是同姓之类的，必须有一个共同点，找不到共同点，就要承受排离，在这种排离的状态下，这个非同类就分配不到任何同情。我又难过又忏愧，故国的人情还是缺少对人的关怀。
还有一次，也是和父亲等公共汽车。一辆车开过来，上面急急地下来一个老大爷。父亲只看了一眼，就拿手肘示意我。只见，那个老大爷，下了车，微微收着腰，轻轻屈着膝，错开人群，疾步走向绿化带，然后扶着栏杆翻进灌木丛。父亲低声说，岁数大出门就这样，出门前都不敢喝水。过了许久，那个老大爷从灌木丛里才出来，时过境迁一样，深灰色的裤子前有一块更深的颜色。父亲回头瞟了一眼，凑过来用更低的声音说，瞧，这么半天才解完手，着急还弄裤子上了。父亲像是在解释一副自己的镜像一样，中国的父亲是这样，擅长让子女为自己的老去而难过。北京已经很好了，像其他先进现代化的大都市一样，交通便利，展览、演出不断，公共便利设施很多，公共厕所也很干净，连马桶间也又干又净，但是很多不代表充足，那个收腰屈膝的背影很有可能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不堪，才总结了出门不要喝水的经验。公共交通上有三急，开私家车的人又怎么解决，他们想翻绿化带的时候，私家车怎们安置？这不是一个阶层问题，是年龄的问题。愿每个人都想喝水就喝水。又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一个人，下了车又回头向司机问路。描述了半天也没有得到答案，那个老大爷走上去，拍拍那个，又挥手让司机开走，然后耐心指路解惑。我心情就一下特别好，难堪过后还能帮助别人，如此自洽，故国的家人们真是可爱，裤子上的污渍总归要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