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转瞬已过百年，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以争夺东北[①]为目的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屈辱。然而，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和当事方——清政府却宣告“局外中立”（本文以下简称中立），因而一直备受诟病和诛伐。值桑梓惨罹兵燹、蒙难百年之际，有关清政府中立的一些问题困扰着笔者：从未放弃东北主权的清政府为什么会在关系东北归属的日俄战争中宣布中立？清政府恪守了中立吗？日俄两国尊重了清政府的中立吗？为什么各方交互指责、警告对方破坏中立，但又都没有打破这一局面，而是将其维持到战争结束？据笔者所知，这些疑问是100年间国内史学界未曾回答，甚至未曾提及的，由此折射出学者对日俄战争史研究的冷漠。与此同时，日俄史学家对此也不甚热衷。俄国在战败后走上革命道路，百年沧桑，至今仍在求索；日本虽然是战胜者，但穷兵黩武的最终结局是1945年的战败。可见，各方对于这场改变各自命运的战争似乎均感不堪回首，这种对历史伤痛的回避导致了对此研究的薄弱。至于此间清政府的中立政策问题，自然无人问津。
百年来，国内出版了十余种日俄战争的书籍[②]，多属通俗读物、图集或政治教育读本，篇幅单薄，学术性不强，未就清政府的中立问题提出任何新见解。至于一般的中国近代史著，均将日俄战争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简单交代，一概否定，不予深究。新中国史学界翻译出版了一些前苏联的研究成果[③]，但这些成果属一面之词，文过饰非者不少，其中均无涉及清政府中立政策的研究。在论文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日俄战争研究的论文仅20余篇，且主题分散，涉及了军事战略、国际关系、中外人物和东北军民抗俄等问题。其中有两篇探讨了清政府的中立政策[④]，其篇幅、结构、结论、史料运用差别不大，以说明清政府受列强操纵出卖民族利益为主旨，且主要诠释了中立的原因，发表后未见再有深入探索。
总之，百年间国内外尚无全面、深入地探讨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采取中立政策的研究成果。笔者深究这一问题，力图揭示“中立”表象背后隐藏的形形色色的真相和错综复杂的中日俄三国关系和矛盾，并探讨清政府在20世纪初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这个以往被忽视的问题。
一、日俄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焦点在于反对俄国霸占中国东北，在这个大原则上，清政府的立场一直与俄国尖锐地对立着，这构成了日俄战争前因后果中的关键一环。就此而论，清政府本无中立的前提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利用八国联军侵华的国际形势，以镇压义和团、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东北。继而拒不撤军，企图霸占这块已成为列强争夺焦点的土地，这埋下了日俄战争的祸种。而沙俄此举首先侵害了中国利益，清政府为此与沙俄尖锐地对立着。
此时沙俄出兵东北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在衰亡、崩溃，俄国应当利用这一时机，攫取尽可能大的一块”。[1]（P61）所以，这次入侵显示出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暴虐和贪婪。他们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又强迫已作了俄军俘虏的盛京将军增祺签字画押，炮制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拆毁炮台，俄国驻军监管奉天行政等内容。[2]（P56）实际上剥夺了清政府在奉天的主权。另一方面，沙俄又向流亡西安、面临灭顶之灾的慈禧政权抛去了救命稻草。在列强对华政策尚未取得一致之时，沙俄抢先承认慈禧集团的合法性，接受其和平要求，接纳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甚至第一个向列强倡议从华北撤军。沙俄以为这一打一拉，就会换取清政府承认其对东北的占领。
后来的历史表明，沙俄低估了清政府让步政策的底线。尽管此时清政府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俄国的调停也恰为其所急需，但对清统治者来说，放弃东北是一个足以危及到其政权存续的严重事件。因为从战略上看，东北是中原的“屏藩”、京津的门户，东北一失，国家安全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东北是清统治者的“关外老家”、心目中的圣地，“开国以来，已视同汉高之丰沛，光武之南阳”。[3]（P94）现在，沙俄强迫清政府放弃这块留有先辈开国创业足迹，埋葬着太祖、太宗英魂的土地，在敬天法祖观念根深蒂固的当时，无异于剥掉了其君临天下的最后一丝颜面。有大臣痛切地说：“不可以为人，安可以立国。”[4]（P210）所以，1901年1月1日，清政府任命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为全权大臣，向俄国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当即表示：东三省为“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2]（P11）
杨儒为维护东北主权做了不懈的努力，他与俄方谈判十余次，在威逼利诱之下不为所动，多次拒绝其无理要求，俄方也不得不在个别枝节问题上稍作让步，但由于其不放弃霸占中国东北的根本立场，致使谈判未获成果。1901年3月24日，清政府通知杨儒拒绝签字。附带指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清政府维护东北主权相对有利。国内爱国舆论谴责沙俄的侵略，反对向俄国妥协，后来演变为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在国际上，英、美等列强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俄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所以，当清政府一再拒绝俄国的无理要求后，沙俄政府也是一筹莫展。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中外争端已解决，获得了巨额赔款的列强陆续撤退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已丧失了再赖在东北的理由，列强也纷纷要求俄国撤军。于是，1901年10月，俄国不得不再与清政府谈判。但是，一方面由于俄国不愿放弃霸占东北的立场；另一方面，此时的清政府已摆脱了1900年的国际危机，立场自然转为强硬。至1902年1月底，中俄谈判陷入僵局。
1902年4月8日，处于世界舆论和内忧外患压力之下的俄国政府不得不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从东北撤军，虽然仍附加了一些不平等的内容，如俄军撤退后中国在东北驻兵，“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等，[2]（P319）但与前约相比，可谓差强人意。
沙俄根本没有履行条约的诚意，利用条约的盲点，大举增加旅顺海军力量，陆路方面仅将辽河流域的俄军集中至中东铁路，到1903年4月18日，俄国不但停止撤军，还节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七项撤军新条件。至此，面对贪得无厌、无可理喻的沙俄政府，再无计可施的清政府不得不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决心将东北问题国际化。
4月19日，清政府外务部官员将俄国上述条件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同日夜，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拜访奕劻，力劝中国拒绝俄国新条件。4月25日，美国向俄国提出抗议，谴责其违背了“门户开放”的原则。接着，美、日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忠告”其勿对俄国做出任何让步，警告如画押则各国“立待效尤”。此时的东北问题开始国际化，日本介入到东北交涉中。
在20世纪初，英、美为维护其在远东的优势，坚决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日本出于对东北的垂涎更是赤膊上阵，甚至不惜一战。英、日两国于1902年2月缔结了联盟，共同对俄，美国表示了声援。他们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希望通过开放东北，凭借经济优势将俄国的影响驱逐出去。但俄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坚决反对其他外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于是，双方尖锐地对立着。
不能否认，此时清政府的对俄强硬与列强的拒俄立场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应承认清政府维护东北主权的真诚与决心。因为即使在其国际地位降至最低点的1900年，在清政府面临所有列强清算从而陷入空前孤立的辛丑议和期间，它仍未在东北主权问题上对俄国让步。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正是因为清政府立场的坚定，英、美等列强才获得了“主持公道”的机会，日本也得以介入中俄东北交涉。所以，清政府的立场成了后来日俄战争爆发的关键一环。就这一逻辑来讲，作为沙俄霸占东北的最大受害者和东北争端的最大当事人的清政府本来不会也不应该中立。它不具备中立的前提，因为按照国际法和一般情理来说，只有在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的战事不存在利益纷争的情况下，中立国才有可能置身事外，履行中立。俄国霸占东北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侵略，在任何时代的国际法中，都找不到被侵略者向侵略者履行中立的依据和先例。事实上也是如此，直到旅顺口响起日俄开战的炮声那一刻，清政府无论是在立场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没有任何中立的表示。自1903年4月以后，东北问题开始国际化，日俄就中国东北问题举行谈判，其间，清政府不断照会俄国，强烈要求其撤退东北驻军，这又在客观上契合了列强向俄国施压的国际大趋势。
既然俄国仍不愿意在东北问题上让步，那么，解决争端的途径也就仅剩下战争了。沙俄对中国在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中可能采取的态度颇有自知之明。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多次说：“中国将永远不会饶恕俄国”，“被逐块瓜分的四亿中国人显然是要咬人的，而我们将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开战，我们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完全不适于作为战场的国家，中国人会帮助日本人。”[1]（P15/29/27）
然而，不合逻辑的是，东北争端的最大当事者，坚决反对俄国霸占东北的清政府为什么后来却选择了“中立”呢？这如何解释呢？
二、在战前及战争初期，清政府中有人提出过“联日拒俄”的主张。应该承认，对清政府来说，中立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列强的安排，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1904年2月6日，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5]（P64-66）日俄战争爆发了。
早在1903年11月25日，日本即向清政府通报了日俄交涉已无前途及日本的备战情况。此后，列强就不断劝告清政府在即将发生的日俄战争中与其一同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时清政府仍未对这场战争正式表态，直到1904年2月12日——日俄开战的第5天方才宣告中立，由此可见决断之难。
按照当时以战争解决争端的国际关系规则，这场战争本应在中俄间进行，但是，清军根本不具备应对一场大规模近代战争的能力。自甲午战后，清政府编练新军，经八国联军打击，至20世纪初，新军还仅限于直隶和湖北两省，而且根据《辛丑条约》，薄弱的中国军事力量还蒙受着为期两年的军火禁运的国际制裁。1903年，清政府设练兵处，准备改革军制，后来制定了一个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总兵力40万人的计划，直到清亡也未完成。至于海军，限于经费的巨大，一直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此时清政府的经济状况更是严峻，1904年1月，慈禧太后谕告军机大臣等，发出了“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的哀叹。[6]（P5117）日俄战争是20世纪重要的国际战争之一，交战双方在中国东北投入了二百余万的兵力，海陆军协同作战，动用了新战法和新兵器，俄国花费了65亿卢布的战费，伤亡达14万余人之多，日本付出了19亿日元战费和阵亡8.44万人、伤14.3万人的巨大代价。[7]（P110）
所以，除社会舆论外，清政府官员中尚无人考虑过单独对俄作战的可能性问题。但如何在这场关系着自己命运的国际纠纷中立足，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当然，中立也是一种选择，但清统治者不能不顾虑中立所可能带来的恶果：其一，作为东北主权的拥有者，不能息争端、保疆土，而坐视强邻交讧，蹂躏人民，宗庙陵寝陷于战火弹雨之中，必将在国内臣民和世界列国面前大损朝廷的威信；其二，在东北前景凶险难测的情况下宣布中立，怕给未来的战胜者以弃置东北、自让主权的口实。所以，清政府绝不甘愿中立。
此时俄国强据东北已历四载，一般人民恨之入骨，清政府官员也深感“一切因应之难，支撑之苦，凡有血气，忧患同深”。[8]（P134）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起而与之为难，自然受到中国的欢迎，虽然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私心，但不可否认此举会赢得中国的一些好感。考虑到中国无力单独对俄作战，中立又非上策，于是，“联日拒俄”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当时清政府中持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为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以及李经羲、张人骏、端方、魏光焘等南方督抚。
贵州巡抚李经羲曾上奏说：“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不助日仍无全理，助日则或有幸望。”[9]（P4）直到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中立，这种主张仍不断提出。据《愚斋存稿》记载，1904年3月4日，端方致电盛宣怀，表示：“此事我无终守局外之理”，愿意与盛宣怀一同上奏。张之洞也有这种打算，顾虑到战争可能扩大化，一旦俄军袭扰蒙古，他主张“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10]（P68）一般来说，根据当时中国的拒俄立场，联系无力单独对俄作战的现状，“联日拒俄”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在一般民众中，这种呼声更高。1904年2月16日，美、澳、亚、非各洲华人华侨致电外务部，请联日战俄，趁势收复东三省，表示愿助军饷。在当时国内的报刊中，所谓“中日联盟”的消息也屡见报端。
但是，这一主张若要得到落实仍是困难重重。首先，此时的清政府经八国联军打击，已被列强吓破了胆，即所谓“良由创巨痛深之余，慎言战事”，[11]（卷181，P5）故难以决断；其次，首当其冲的北方督抚对此表示谨慎，尤其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于1903年12月22、27日两次致电外务部，主张中立，这使“联日拒俄”的设想难以实行。于是，清政府在此问题上举棋不定，一筹莫展。
应该指出，在清政府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列强的态度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在此，有两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早在清政府宣布中立的两天前，即2月10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即训令美国公使向中、日、俄三国声明美国愿望，要求交战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12]（P701）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国驻华公使分别致电本国政府，建议各自政府向有关国家表达与美国相同的意愿。[13]（P455）由此可见，清政府的立场早已由列强安排好了，而清政府对列强惟命是从也是不讳的事实。
此时，在中国拥有巨大商务利益的英、美等国也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坚决反对俄国独占东北，为此而支持日本抵制其扩张；另一方面又重视中国作为其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稳定，担心出现动乱，从而蒙受经济损失。《字林西报》曾载文说：“推各国之心，于两国战事，必望限于满洲、高丽两地而不使沿蔓他处。”[14]如果中国被卷入日俄战争之中，那么，各方就不得不面对战争的扩大化和长期化问题。按照一般情理推测，由于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边界地区民族问题复杂，一旦中国卷入日俄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很难局限于东北，清军也根本无法应付这漫长的战线，可能导致局面的失控。而且，《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清政府面临着尖锐的国内矛盾，反清斗争此起彼伏，一有大的风潮，又会导致一系列的动荡。诚然，清政府国力孱弱，无力单独战俄，但这不意味没有被卷入战争的可能，在情理上本来不存在弱国就不会卷入国际纠纷的推论。此时战争已经爆发，但清政府仍未正式表态，北洋军正在向东北调动，预示着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
可见，维持中国稳定是列强的唯一选择，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是不使其卷入战争，避免中国卷入战争的唯一办法又是由清政府宣布中立。所以，他们积极推动清政府采取中立立场。美国人的解释是：“中国的中立和它的行政完整得受双方尊重……军事行动的区域得以局部化和有所限制，俾可防止中国人民的过分愤激和骚动，并使世界商务及和平交往尽少遭受损失。”[13]（P455）美国通过多种渠道向清政府传达这一立场，列强也起来附和，清政府自然不能漠视，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俄战争的临近，莫衷一是的清政府实际上也只剩下中立这唯一的选择了。
日本的态度也很重要。日军在中国领土上作战，未必不需要中国的帮助，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也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1904年1月9日，驻日公使杨枢向外务部转达日本的这一愿望。[11]（卷180，P15-16）当时舆论做了种种猜测，如认为其担心某列强可能会援例助俄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日本对美国惟命是从。既然日本作此表示，所谓联日拒俄似乎就失去了前提，清政府除了中立而别无选择了。
中立是屈辱的，清政府何尝认识不到这一点？但考虑到中俄实力对比的悬殊和国际列强的态度，则应承认中立是清政府的唯一选择。而由此避免了战争扩大化的可能，也不乏某些合理性[⑤]。
1904年2月12日，清政府宣布：“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同时公布了具体的“局外中立条规”。如在义务方面有中国人民不得干预战事暨往充兵役，不得代交战国载运将弁兵卒、探报军情等。[6]（P5145-5146）还划定了熊岳城至安东县界街一线以南为“指定战地”。揆诸国际法法理，清政府采取的中立应是一种“战时中立”。根据19世纪末确立的战争法中的中立规则，清政府应承担起不偏袒、不援助交战国中任何一方的义务，不厌其详的《中立条规》体现了这一不偏不倚的立场。
2月13日，清政府声明：“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11]（卷181，P26）可见，虽然清政府对日本有所好感，但不是没有戒心。
2月15日，日本宣布尊重中国中立，承诺“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19日，俄国也宣布尊重中国中立。但俄国根本不同意清政府划定的交战区域，认为应扩展于整个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部，[11]（卷181，P27）这样一来，日本势必也不能遵守这一划定，虽然清政府未做让步，但中立刚一公布，纷争即起，也预示着其前途的坎坷。
三、清政府未能恪守中立，“联日拒俄”成为“伏流”，一直未断；日俄两国也未履行尊重清政府中立的诺言，破坏中立的举动屡屡发生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牵涉中国利益的战争，“我中国虽不预于战，而利害必与交战国共之，诚属创例”。[11]（卷178，P17）在历史上还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仍能恪守中立的先例。事实上，只要清政府不动摇维护东北主权的立场，便绝不可能在决定东北归属的日俄战争中完全袖手旁观，一无作为。
本来，中国朝野“联日拒俄”的呼声十分高涨，虽然日本政府表面上劝告清政府中立，但暗中对此是欢迎的。战争一爆发，日本使馆的翻译们就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15]（上册，P804-805）而日本军方更是迫不及待，1903年11月底，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日军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据说谈判非常顺利。[15]（下册，P598-599）于是，自日俄战争打响的那一刻起，曾经讨论过的“联日拒俄”就作为“中立”下的一股“伏流”出现。清军暗中为日军的行动提供了帮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袁世凯及其北洋军为日军提供了情报方面的支持。1903年底，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他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工作深受好评，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同时，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另外，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其次，清军为日军“特别任务班”袭扰俄军的活动提供了炸药、经费等援助。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由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1939年，一名幸存的特别任务班第四班成员回忆，他们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在辽西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双方还约定了暗号，以便特别任务班成员在遇到危急情况时能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16]（P7）当时，双方对此均讳莫如深，一般东北官员也不知详情，直到三十余年后事过境迁，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做了表彰和纪念，从而客观上揭露了这一秘密。
最后，奉天的个别团练，甚至清军涉嫌参与了日军攻击俄军的某些军事行动。自日俄战争爆发，清军陆续调往奉天者达2万余人，他们目睹侵略军蹂躏东北，激于民族大义，加之日人拨弄，抗俄情绪十分高涨。至于地方团练，其职责主要是保卫乡里，值此家乡惨罹兵燹之际，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日俄战争刚刚爆发，就发生了“辽界吉东峪地方团练有助日剿俄之谣”。[8]（P121）1904年5月7日，俄军指责“兴京厅以南所扎之华队随同日人攻打俄人。”中国军事力量出现在日俄战争的战场，令清政府十分恐慌，所以极力否认，增祺当即要求俄军提供以下确切信息：“兴京厅以南驻扎之华队，究系某县所属，是何地名，带队官是何姓名，所带人数若干？”并表示：“须有确实凭证，不得以疑虑揣度之事，笼统言之。”[8]（P147-148）1904年12月28日，俄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照会：“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岭有日军二百名并华人三百与俄军攻击，该华人编我各制军队，身穿号衣，上有中国团练第一、二、三之百人队字样，并在战场留尸七具为证。”清廷指定奉天当局调查，结果干脆以“遍查宽甸境内，并无太平岭地名”回复。[8]（P196-197）
同时，清奉天当局放任了日军在辽西中立区招募华人助战的活动。战争期间，日军不断派人进入辽西中立区，招募华人马贼，组织武装，名曰东亚义勇军、正义军等名目。这一工作也主要由青木宣纯负责进行，并得到了袁世凯、马玉崑的暗中帮助。日军陆续在辽西招募了杜立三、冯麟阁等几股势力。俄国向清政府交涉：“日本在辽河以西无理任便招募华人……地方官阳奉阴违，禀报不实，暗助日本。”[11]（卷183，P5-6）经调查，奉天地方官自己也承认：有的虽“实非卑职绵力所能查禁”，[8]（P167）而有的确实“佯作不知，任听招募，并未力行阻止，是即暗助日本之处”。[8]（P191）为此，清外务部一方面以俄国也在东北从事了类似活动作复，[11]（卷186，P15）又向日方表示：“此等匪徒，本不足用，且恐假冒滋事，扰累地方，自可毋庸招集，以免俄人藉口。”[11]（卷183，P5）从语气上看又不似交涉的口吻。
清政府南北督抚还筹划了抚恤日军的活动。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陆军在东北奉天境内连战连捷，当然，伤亡也很大。尤其是九连城一战，“伤亡几及千人”。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向盛宣怀提出了由中国官商出资抚恤日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的要求。盛宣怀立即电请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提出了一个由官府出钱的具体方案，他解释说：“若劝各省绅商协助，亦恐招摇，沪上红十字会捐款，系中西合办，又难提拨。鄙见只可密约数省，合筹一款，交小田切转送彼国，附奏抚绥，并嘱不登报纸。”袁世凯、端方对此极表赞成。[17]（P8-9）两广督抚岑春煊、张人骏也加入了谋划。即使在民间，赈济日本伤兵的活动也不罕见，郑观应等人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治疗日本伤兵的活动，就是一例。
附带指出，此时清政府官员助日拒俄活动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痛恨俄国霸占东北，希望早日打破这一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以此示好日本，为能在战后顺利地从其手中接收东北预留余地，即所谓“于将来结束东省大局，当有裨益”。[17]（P8-9）可谓用心良苦，但不免天真。
此间，东北民众自发抗俄，如火如荼；全国民众情绪激昂，舆论袒日诋俄不加掩饰。关于东北民众的抗俄斗争，以往成果较多，本文于此不拟赘述。对此，清政府因“兵力不及，势难遍禁”，故基本上是放任的。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拒俄运动的背景下，日俄战争的炮声传来，国内一时民情激昂，《俄事警闻》发表社论指出：“海兰泡惨死之数千同胞，张廷标忠义之一二夫妇，膺愤泉壤，日夜望我祖国赫怒兴师，洒濯国耻者，今虽未能偿其志，然竟假我同种之国，一雪斯辱，大张挞伐，僭彼师徒，大快慰！大快慰！”[18]据《警钟日报》1904年2月28日报道，一般的民众情绪是“往往闻日本战捷即喜悦不胜如梦如醉”。甚至有人主张编成义兵，附入日军，去打头阵。此时拒俄运动如火如荼，平心而论，这确实不像“中立国”国民的心态。俄国为此指责中国“民情汹汹，甚为西人危”。[11]（卷181，P14-15）清政府则以“民情均甚安和”辩驳。[11]（卷186，P17）
此间，俄国多次指责清政府违反中立，偏袒日本，甚至照会各国，发出警告：“倘再有此项情节，俄不得已只能顾自己利益以对此种中立矣。”[11]（卷186，P14-15）清政府始终矢口否认，并做了辩驳。但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确实没有恪守中立，因为中立国的最基本义务是不偏袒、不援助交战国中的任何一方，而清政府偏袒了日方。几十年后，日本防卫厅的战史专家们也含蓄地承认：“日俄战争时的日清关系良好，在满洲作战中得到不少方便。”[5]（P82）
应该强调的是，俄国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清政府未能恪守中立，因为正是其首先践踏了清政府作为中立国的最大权利——领土主权的不受侵略。本来，俄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霸占东北，所以，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作为当事者的清政府根本没有中立的前提，但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宣布中立，并且得到交战国和其他列强的承认，也可以算是国际法上的一个特例。即使在这一退让的情况下，俄军仍然不遗余力地破坏着清政府的主权。例如，俄军在东北以主人自居，强迫地方官为其号房抓夫，准备草料。俄军对中国人民行使管辖权，“以未经承认之官衔，如‘大俄国钦命留守远东大臣’等字样，登之示谕，遍贴华境街衢。至于‘照得东三省军营商会绅民人等一体凛遵’诸语，是直欲实行管辖民人之权，不合公法明甚”。[8]（P113）俄国赤裸裸地践踏中国主权，就是对清政府中立的否定。至于俄军荼毒东北人民生命财产的暴行不一而足，中立条规中的“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仰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11]（卷181，P21）的权利更是完全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有什么资格指责清政府未守中立，清政府又怎能恪守中立？
与俄国不同，日本在获得了清政府暗中帮助的同时，在表面上承诺尊重清政府的“中立”。但是，其仍不满足，有时连尊重的假象也难以维持，赤裸裸地破坏中立的举动屡见不鲜。1904年8月 11日，日本海军公然闯入烟台港，劫走了一艘已被中国海军扣押并解除武装的俄军鱼雷艇。这一行为不仅破坏了清政府的中立地位，也直接侵犯了其国家主权。1905年1月底，日本宪兵居然拘押辽阳知州，理由是怀疑其交通俄军，泄露军情。至于荼毒一般人民生命财产之类事件更是屡屡发生。
可见，清政府的中立权利横遭日俄两国破坏，同时，清政府也没有恪守中立的义务。在日俄战争期间，对各方来说，所谓“恪守中立”和“尊重中立”主要是一种表面的姿态，在此掩盖下的是复杂的真相和错综的矛盾。
四、“三国两方”的利害关系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恪守中立，日俄两国也不可能尊重其中立，但日俄两国均煞有介事地维持着这一局面，背后隐藏着某种共同利益
20世纪初，中国东北成了国际矛盾的一个焦点，围绕着这个焦点，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三国两方关系：清政府是东北主权的维护者，俄国是东北主权的争夺者，日本是以维护门户开放原则面目出现的东北权益的潜在争夺者。三者中，中日两国在反对俄国霸占东北的问题上暂时有共同点，可为一方；中俄两方的立场最为关键，只要一方退让，日本就没有介入的机会。但双方退让的余地均不大，而中国又没有与俄国一争高下的实力，于是，日本介入了中俄东北纷争，形成了表面上是三足鼎立，实则是三国两方的特殊局面。而且，围绕着东北问题，三国两方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最后，为了打破僵局，日俄兵戎相见，清政府宣告中立。
既然俄国不放弃霸占东北的政策，便不可能“尊重”也不应奢望清政府的中立；同样道理，清政府既然维护东北的主权，也必然不会在这场关系着东北归属的日俄战争中切实中立。日本对俄国开战，一旦取胜，将结束俄国独霸东北的局面，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扫清一个死角，对清政府收回东北领土和主权也相对有利，所以，清政府暗助日本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对于这一格局和彼此的利害，三国中任何一位政治家均能洞察到。
但是，在日俄战争期间，三国两方却“配合”着演出了一出闹剧：清政府宣布“恪守”中立，日俄两国立即表示“尊重”。虽然三国两方既未“恪守”，也未“尊重”，并为此而互相指责、警告，但又都将这一局面维持到战争结束。这是为什么呢？
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它的立场决定着战争的规模，只有在其宣告中立的情况下，战争才能局限于东北，否则，任何一方都可能面对战争全面化、长期化的问题。对清政府来说，中立是屈辱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然而，清政府中立对日俄两国来说，也是重要的，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重要性更显突出。
在20世纪初，欧洲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俄国在远东发动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据说，其军事部门对政府的东方政策十分担忧，因为“亚洲会削弱我们在西方的军事准备”。[1]（P15）但是，俄国之所以一度在东北问题上表现得来势汹汹，还在于其未将日本放在眼里。然而，战争一爆发，俄国人立即发现日本的兵力、装备、其他战争资源远在其估计之上，而且，日军表现出的决死精神更是超出逆料，于是，俄方立即由乐观转变为悲观。战争中俄军暴露出了补给不足、装备落后、海陆军缺乏协同配合等弱点。据1904年改任满洲军司令的库罗帕特金回忆，士兵不理解战争的重要意义，缺乏高涨的士气和爱国主义激情。[1]（P58-59）战争得不到国民的支持，反对党在国内制造动乱，“预备役士兵们在被征召时，就得到反政府的政党印发的企图使他们对他们的军官抱有偏见的种种宣言，同样的宣言也被送到在满洲的军队中去”。[19]（P223）这样一来，俄军情绪低落，叛乱时有发生。本来，俄军预计一年到一年半可结束战争，现在看来可能会拖至三年，而欧洲的争霸活动又刻不容缓，结果顾此失彼，十分悲观。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只能尊重清政府的“中立”，不敢因其暗助日本而扩大事态，从而避免局面的失控和与更多列强对立。
日本虽然在日俄战争中表现得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其毕竟是个小国，几乎是倾国力而战，更不希望战争的扩大化。况且，“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自始至终依赖于英美政府和两国的金融资本，没有这些援助，战争连半年也打不了，政府和陆海军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战争目的也不得不限定在英美容许的范围之内”。[20]（P197）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主动劝告清政府中立。假如清政府公开联日，共同战俄，日本也不敢接受，它仅能接受清政府的“暗助”。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的压力越来越大，“1905年3月的奉天战役之后，日本陆军不用说北进，就连长期守住占领地区都很困难”。[20]（P197）在这种情况下，结束战争的念头十分急迫。所以，当发生了日军劫走烟台俄军鱼雷艇的事件后，清政府在沙俄压力下不得不与日本交涉时，它向清政府道歉[⑥]，以免“中立”局面破裂。
由上述可见，日俄战争期间，日俄两国在肆无忌惮地破坏清政府中立的同时，又都煞有介事地维护着清政府的“中立”，这一举动的背后隐藏着其共同利益，即以此将战争限制于中国东北和日俄两国之间，避免将中国卷入战争从而出现无力支撑和不敢面对的战争长期化和全面化的问题。日俄两国终于发现他们与英美等国在此有着基于不同利益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就这样，清政府的“中立”得以维持到战争结束。1905年9月，日俄两国缔结了《朴茨茅斯条约》，在相继获得了各自政府批准后，清政府也随即废止了一切有关中立的条规禁令，[8]（P235）中立状态正式结束。
1905年10月31日，日本在战时辽西中立区非法招募的“东亚义勇军”全军集中于三家子（今属辽宁北票），由日军桥口中佐主持举行了公开和“盛大的”解散仪式。据说这支武装与俄军交战64次，打死俄军将校12人，兵士223人。其首领在受到表彰后宣告军队解散，但随即升起了清军的旗帜，被清政府全盘收编，开赴奉天各地“维持治安”。[16]（P14）这无异于默认了俄国在战时的某些指责，此时的俄国政府正陷入内乱之中不能自拔，而清政府和日本方面自然缄口不语。于是，有关“中立”的种种纷扰便湮没于滚滚东流的历史长河之中。
日俄战争已经过去整整100年了！此间，中、日、俄三国的变化均可谓是沧海桑田，以致很多真相已封存在厚重的历史尘埃之下，留给后人的大多仅是历史的表象了。但是，历史绝不似当事者所宣示的那样简单，在日俄战争期间，三国两方演绎着错综的矛盾和复杂的利益取舍，肤浅的表象掩盖着深层次的形形色色的真相。诚然，清政府的“中立”之举，言之可羞，并长期为社会舆论和历史学家所诟病，但是，若认为清政府的表现果然就是中立，则未免皮相和天真。经八国联军打击而几乎国将不国的清政府只能在列强相持中苦苦周旋，寻觅生机，日俄战争期间的种种举措，在当时特殊情况下或许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与结束俄国独霸东北的局面有某种关联。
最后需要指出，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将长春以南的东北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得陇望蜀，做着霸占整个东北的美梦，为此而屡生事端，如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制造等，贻害无穷无尽。可见，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结果可谓是虎去狼来。但也应指出，经过甲午战争的巨创深痛，清政府并非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毫无认识，况且，日本此时打击沙俄，自然是其国家利益使然，当时路人皆知，日本也未讳言。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之所以仍暗中联日拒俄，既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益考虑，也有眼前自顾不暇遑论长远的顾此失彼。后来东北种种纷扰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所以，若将其归咎于此时清政府有以招之，也不免持论过苛。
参考文献
[1][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日俄战争[M].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近代史资料编辑组.杨儒庚辛存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45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100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M].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刘志超，关捷.争夺与国难——甲辰日俄战争[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8]辽宁省档案馆.日俄战争档案史料[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
[9]北平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75卷(第5608件). [M].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1932.
[10]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1990.
[11]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
[12]列·伊·祖波克.美国史纲(下)[M]. 庚声译.北京：三联书店，1972.
[1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M]. 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14]论中国中立·译二十日《字林西报》[N].俄事警闻，1904-02-22.
[15]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M].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
[16]镰田弥助.日露战役特别任务班行动纪要[Z].大连图书馆藏铅印本，1939.
[17]盛宣怀.愚斋存稿:卷64[M].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
[18]社说：大快慰！大快慰[N].俄事警闻，1904-02-11.
[19]库罗帕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M].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0]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M]. 宿久高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资料来源：《文史哲》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