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行动记：权谋中的密友
（一）
北平电台被破坏，最大的损失是西安我党秘密情报网的暴露。国民党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处理军统内部矛盾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我曾去西安见过胡宗南，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中，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共产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
叶翔之认为，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该如何处理。我建议他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以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以送他去看。
胡宗南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可能并不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等人。
如果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这么多的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并深得赏识与信任，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
此时，这三人已先后离开胡宗南，不过，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回到国内。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
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
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报半壁天下”。
毛人凤等人之所以与胡宗南关系紧密，都是源于军统的戴笠。
戴笠与胡宗南可谓民国时代的两位枭雄，备受争议的军事情报界重要角色，两人的权谋、野心和竞争，以及他们在中国政治局势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激发了人们对这段历史事件中其个人的研究和探讨。
两人的相识也有一些偶然，并带有中国章回小说般的传奇色彩。胡宗南在湖州府管辖的孝丰高小任教，暑假他带领一群小学生到杭州西湖游览，在经过灵隐寺入口处的湖边时，只见湖边草地上晾晒着一套刚洗净的衣服，上面压着几块石子，以防止从湖面上吹来的阵风将衣服刮跑。
第一次走出山区的孩子们，看到西湖的美丽景色，一个个眼界大开，欢呼雀跃，精神也越加亢奋。
其中有几个好动调皮的孩子，竟不问青红皂白地捡起压在衣服上的石子，竞相掷向湖中取乐。
如此一来，眼看快要晾干的衣服便随着湖边的热风在草地上翻滚起来。
此时，一位在湖中洗澡的马脸青年，早已急得满脸涨红，在水中挥手大喊大叫，可是他的身子却总是不肯出水，行状极为狼狈与尴尬。
胡宗南一看便已明白，这马脸青年是位“浪里白条”，故只肯动口示意，却不敢出水“显形”。
一个人穷愁潦倒到只有一套“行头”的人，一旦洗澡，便只好将自己的“臭皮囊”隐入西湖的水中遮羞了。
胡宗南见状马上弯腰从草地上重新捡起几个石块，把衣服抻平压好，然后以善意的目光向湖中急红眼的马脸青年莞尔一笑，随后带着孩子们离开。
谁知胡宗南带领学生刚刚离开湖边，刚才还在水中的那位马脸青年却已追了上来，连连向胡宗南道谢。
几句交谈，胡宗南便感到此人气质不凡，谈吐不俗，因为自己也没有着急的事情，于是找了个地方，号令学生就地休息，开始和马脸青年攀谈起来。
胡宗南这时才知西湖中的“浪里白条”，名叫戴春风，是浙江江山县人，毕业于杭州省立第一中学，现在暂且以打流谋生（通常指的是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因流浪、漂泊而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维持生计）。
谈吐间，胡宗南不想与戴春风还是浙江老乡，戴春风虽是落泊潦倒，一文不名，却仍是一脸自命不凡、执拗傲慢的表情。
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胡宗南不知为什么，对来人有一种好感，并认为此人不可轻视，人不可貌相，观其言更要察其行，说不定几年以后，也是一位放眼天下的豪杰！
胡宗南虽然表面上强于这位青年，但因自己是客籍外地人氏，在学校里教书也吃了很多亏，不但升迁，希望渺茫，而且还要处处受本籍本地教员的排挤。
细论起来，自己的处境比这位戴先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胡宗南不但对戴春风肃然起敬，而且更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于是，两个人席地而坐，倾心交谈。
说完了各自境遇之时，两人恰似久别重逢的老友，开始纵论天下大事，经济条件越有限的人往往热衷于讨论当下的政治，不知不觉两人竟越说越投机，颇有些相见太晚之感。
最后胡宗南还要带孩子们去往别处，于是话别互道珍重，大有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之憾，于是相约他日重逢再次长谈。
从此，开始了胡宗南与戴笠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交往。
两三年后，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开始走上了发迹之路。又两年以后，戴春风亦赶到广东报考黄埔。戴春风在启程赴广东之前，痛感自己十年打流，随意地游荡，一事无成，便决心从此发愤图强。
改名戴笠，字雨农。“戴笠”两字出自《风土记》，为西晋周处所作，周处曾经出现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周于少年时横行乡里，被乡人与蛟、虎合称“三害”。
周处长大成人后幡然悔悟，斩蛟射虎，做官做到太守、御史中丞。戴春风取名戴笠，亦在于以周处自喻，希望自己长大成人之后建功立业，大展宏图。
《风土记》原文：“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楫；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
后来用“戴笠”指贫贱的故人，古诗亦有“万事倏息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不要因为自己乘坐了马车而轻视戴斗笠的穷人，因此后人便有了“车笠之交”，意思是真正的朋友交往不应受到社会地位、财富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胡宗南与戴笠在西湖偶遇，胡虽然未乘车，戴春风确算得上是“戴笠”的穷人，然而胡宗南并未由此轻视戴笠，一番长谈，竟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悟，足见胡确有“莫以乘车轻戴笠”的境界。
胡戴一见倾心，从此深交，也有许多必然因素，如果将戴笠与胡宗南比较，两个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个人出生地域相近。胡生长于浙北山区的孝丰，戴生长于浙西南山区的江山县。
两人都具有浙人的那种聪慧、机警、刚柔相济及心胸褊狭的典型气质。
两人成长的时代背景都是身处清王朝末期的腐败统治与民国初期的乱世政治之中，在两人的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因此胡戴能在政治上产生许多共同语言，是可以想见的。
胡宗南的父亲当过数年孝丰的收粮主事，戴笠的父亲当过几年衢州府的皂卒，其角色大抵介于主子与奴才之间，在官僚面前是奴才，在平民百姓面前又可称之为主子。
父辈的复杂角色，也在胡宗南与戴笠身上注入了复杂的性格，他们在痛恨权势的同时，又拼命追求权势，因此形成了扭曲的人生价值观念。
两个人初期父辈们都还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不但温饱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尚有余力能够供其上学，胡宗南上到中学毕业，有一点所谓“孝丰才子”的名声；戴笠中学未毕业，亦有一点“江山才子”的虚名，二人都有怀才不遇之感。
在家庭的关爱上，胡宗南失母较早，戴笠又早年丧父，都是在残缺的父母之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因此，胡宗南与戴笠都有的最大追求就是：小小老百姓，大大的野心家。
那么二人最终都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宠臣，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地走进权力中心的呢？
（二）
在那个军阀肆意横行的年代，孙中山决定北伐，统一建立民国。
然而，这个决定却引起了一些反对者的不满，其中就包括被孙中山重用的陈烔明。
陈烔明不认同孙中山用武力打垮军阀、统一中国的想法。两人各持己见，谁也不肯退步，最终只能分道扬镳。
然而，陈烔明随后决定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得知陈烔明要炮击官邸和总统府的消息，只能先行撤离。
他本想和宋庆龄一起走，这时，宋庆龄决定让孙中山先走，并说出了那句让人动容的话：“中国可以没有宋庆龄，可是中国不能没有领路人孙中山。”
尽管宋庆龄也最终成功撤出，但她当时怀有身孕，发生了流产，从此一生都不再有孩子。
孙中山先生对这一番刻骨铭心的失败，愤然下令筹办一所真正忠于自己的革命军事学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于是，就有了后来名震天下的黄埔军校，也有了名传四海的胡宗南。
当时的招生是面向全国，在国民党控制的华南地区可以公开进行，在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区则只能通过国共两党的地下渠道秘密进行。
军校考试委员会在上海设立分考场，主持长江流域各省学生的复试工作。
复试录取的，赴广东参加总复试；复试未能录取的，各自打道回府。主持长江分考场的主考官，就是国民党未来的对手毛泽东。
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先生完成的，毛泽东在其中也起了重大作用。
当孝丰小学校长出缺时，胡宗南自信非他莫属。可是，现实却给了胡宗南当头一棒，竞争的结果，居然是本地人王微当上了校长。胡宗南系钱塘江以东的客籍“过江人”，结果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从前，王微这种人只有被他胡宗南所藐视，现在却要被王微来藐视，胡宗南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他负气出走，跑到上海，找到他早年的同学与好友章云，在章云家开设的毛竹行里，找了一份打杂的活计，一边栖身落脚，一边挣钱糊口。
章云这个人是胡宗南的平生第一好友，也可以说是第一恩人，早在胡宗南就读吴兴中学时，章云就经常给予他接济。
现在胡宗南仕途不顺，龙困池中，章云不但热情接待，而且毫无厌烦之意。
胡宗南在上海，自然得风气之先，经同乡阚怀珍介绍并报了名，顺利地通过黄埔军校上海地区的初试，被录取并发给路费。
临走之前，好友章云又额外赠送了一部分川资，胡宗南乘坐日本轮船“嵩山丸”号前往广东。
就在轮船起锚时，发生一个小插曲，湖南考生贺衷寒原定也是乘这条船赴广东参加总复试，当他赶到码头时，轮船已起锚离开码头。
贺衷寒情急之下，急雇一条小舢板，紧追“嵩山丸”号。当小舢板迫近轮船时，幸得一船客施以援手，贺衷寒才得以攀援而上。
贺为之感激，当即询问姓名，才知这位船客就是胡宗南，亦是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的学生。
此乃贺衷寒、胡宗南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贺衷寒擅长于"文"，胡宗南擅长于"武"，后来在国民党黄埔系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
贺衷寒，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我党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是"同路人"。
但是他与张国焘的矛盾，最终导致贺衷寒政治右转，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
贺衷寒与张国焘同在苏联开会期间，因中国代表团中，张国焘是团长，但是张脾气暴躁，性格乖张，喜欢弄权，待人傲慢，常以团长的口气训斥人，而贺衷寒年轻气盛，不买张国焘的账，张因此怀恨在心。
一次，张国焘为一件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声言不服从他的领导，就将他们开除回国。
别人都习以为常，而贺却咽不下这口气，当即就对张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了”。
张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马上反唇相讥，说着双方就要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再劝，方才制止。
回国后，张国焘趁机向陈独秀告状，陈也有些偏听偏信，最终以目无组织的名义将贺衷寒开除团籍。
从此贺衷寒对张国焘恨之入骨，连带着也恨上了共产党。
胡宗南在广东的总复试要严格很多，因为最初的计划只考虑招收三百二十四名学生，可是仅广东一地就有数以千计的优秀青年报名，不用说从全国各地集中起来的优秀青年了。
考试条件自然严而又严，胡宗南的麻烦也就由此而生。复试先后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
连续考三天，戴季陶出国文题，王登云出数学题，王柏龄负责其他方面的各项考试，包括考试之前的体检工作，胡宗南的麻烦就出在体检方面。
其实，胡宗南连报名投考的资格都是没有的，因为当时要求年龄上限是二十五岁，而胡宗南报名时已经二十九岁了。
可见，胡宗南在年龄问题上一定是做了手脚，那时户籍审查也不是很严格，于是在填报名册时，笔头稍微转了一弯，让自己年轻到二十五岁了。
这种情况不止胡宗南一个，解放战争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国民党军长李仙洲报考黄埔军校时也已经三十一岁；中山舰事件的重要人物、黄埔生中第一个晋升中将的海军局长李之龙，虽然比胡宗南小一岁，在入学时也已经二十八岁，亦不在“二十五岁以内”。
革命尚不分先后，胡宗南早出生几年，为了报效国民革命，稍稍改动一下年龄，主动“年轻”几岁，也无可厚非。于是，胡宗南在年龄问题上闯关成功，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年龄问题，这全在于个人在填报时，舌头怎么转，笔头怎么弯。
而体格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尤其是身高，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遮不住，也藏不住，胡宗南这时就有了大麻烦。
准陆军体格检查，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检查项。
身高是放在第一位，可见军校考试委员会对这一点是很重视的。这也难怪，战场上抡枪弄刀，争强斗狠，“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考生开始体检时，大家先是排好队，然后考官按顺序一个个地对身高进行测量。胡宗南的个子实在太矮了，在队伍中算是最矮的一个，几乎要比别人低出一个头。体检主考官目光略微横扫了一下队伍，就看出问题。
考官大人铁面无私而又当机立断地把胡宗南如小鸡似地拎了出来，“胡宗南，你不是干军人的材料”。
考官的语气也还算是客气，不过，这在胡宗南听来，恰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意思再明白不过，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吧。
胡宗南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没有躲过，看考官的脸色，没有通融的余地。
如果出现生源不足的情况或许另当别论，然而前来投考的学生已是人满为患，甚至开后门的、递条子的，已到了屡禁不止的境地。
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陕西来的十一个考生递了一张条子，蒋介石照单全收。
于老先生的条子上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来便于开展北方革命工作。”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北伐，为便于在北方打开局面，内部规定，录取学生时，对北方学生的标准可以放宽些。
于先生是党内要人，所以能够钻到这个政策的空子。至于胡宗南，不但不知道有这个政策，而且也不是北方人。其所处环境无权无势，无亲无友，两眼一抹黑，到哪里去找人说情，递条子呢？
胡宗南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投奔久已向往的革命军校，现在竟然因为身高，一切理想与大志不但都要落空，而且还要重新回到上海去寄人篱下，再做一个被人吆来喝去的小伙计，不觉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地跑到操场的一边哭了起来。
这一哭，让胡宗南抑郁的心情竟有所放松，心态也开始平衡，理智也开始恢复。
他开始面对现实，认真思考，开弓没有回头箭，大丈夫自当马革裹尸，喋血沙场，岂有未建功立业，就半途而废的道理。
再说，自从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就决心报效国民革命，从没有想过再走回头路。
这时，在胡宗南的心里忽然想起一位古人的遭遇，这让他有了一个主意，那么胡宗南由这位古人想到的办法能帮助他脱困吗，最终他又是如何成为“天子门生”的呢？
（三）
开弓没有回头箭，大丈夫自当马革裹尸，喋血沙场，岂有未建功立业，就半途而废的道理。
胡宗南自从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就决心报效革命，把这个理想当成自己唯一能出人头地的出路，从没有想过再走回头路。
如果是当今报考军校，面对因为自己的身高不足，胡宗南只能放弃。
胡宗南想来现在横竖是个考不上，与其坐以待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胡宗南心里忽然想起一位古人，这个人就是韩信。
名将韩信最开始是在项羽麾下效力，未受重用。后来，他投奔了刘邦，但是也只被任命为一个普通的将官。
一次，韩信因犯法而被判处死刑，同行的十三人都已被斩首，轮到韩信时，他抬头仰视，正好看到滕公夏侯婴，便大声说道：“汉王不打算得天下了吗？为什么要杀掉壮士？”
滕公听后，觉得此人出言不凡，很赏识他，就释放了韩信并再次推荐给刘邦，但刘邦仍未在意。
后来，萧何看出韩信有过人的军事才能，便多次向刘邦举荐。经过萧何的努力，刘邦最终任命韩信为大将军，并采纳了他的军事策略，使韩信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一句狂言不仅捡回了一条命，而且为汉室打下江山，成王封侯。
想到这儿，胡宗南热血上涌，双目炯炯，又向体检处跑去，找到刚才那个拎他出来的考官，厉声责问道：“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青年的义务，救国是青年的责任，国家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再不发动青年，还有希望吗？”
胡宗南一语惊人，声音也很大，于是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刚才还是神气十足的考官，在胡宗南的突然发难之下，竟弄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考生们见胡宗南如此举动，有些人只当报考中的乐事，也有些人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也没有资格复试，便准备看这个小个子如何让考官窘态百出，也发泄下不满，因此多数人对胡宗南的勇气还是投以赞许钦佩的目光。
胡宗南声震四野的大嗓门，也惊动了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先生。
廖先生一听外面好像是有人吵架，连忙从屋内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凝神细听。
胡宗南现在一见这么多人都在观赏他的“自救演说”，精神越加的亢奋，他说：“孙先生的主张是好的，中国的青年也都是有热血的，可是孙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国民革命为什么总是不能胜利？这个原因，就是青年发动得太少了！太少太少了呵！”
此时，心中的郁闷与愤恨积蓄得太多太久的胡宗南，犹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他的那些又革命又漂亮又时髦的词句一串串地往外冒，胡宗南本人又是教员出身，性格也比较狂傲，人越多他越来劲，临机的发挥也越好，结果弄得远远近近的考官与考生们都围拢过来。
胡宗南继续大声讲：“个子矮怎么啦？个子矮就不能参加国民革命了吗？个子矮就不能实现孙先生的主张了吗？拿破仑个子高不高，还不照样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国民革命怎么能以貌取人呢，怎么能以高矮来选择革命者呢！”
真是说得太好了！廖仲恺先生站在台阶上不禁以手击掌，兴奋得连连赞叹。廖先生想到孙先生的身躯也不见得如何的高大，还不是一样当国民革命的领袖！自己也是个小个子，不也是一样的参与领导国民革命。
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身材不高者大有人在，冯玉祥身高只有一米六七 左右；上海滩青帮的头目杜月笙，身高一米六八左右；国民党军统局的头子戴笠，身高一米六七左右；民国时期的军阀阎锡山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何应钦，他身高只有一米五七左右。
这么好的青年，仅仅因为个子矮一点，就不能录取，真是可惜。爱惜人才的廖先生被眼前小个子年轻人的革命豪情和革命口才征服了。
他忍不住站在台阶上朝胡宗南招手喊道：“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了！”
廖先生返身回到屋内，随手撕下一张日历，在反面写了几行字：“国民革命，任重道远，正急需大批勇于献身的热血青年。这位同学，迫切要求参加国民革命的热情可嘉。虽然个子矮一点，如果考试成绩优秀，身体健康，是可以录取的。”
廖先生将字条交给随后跑过来的胡宗南，并热情地与他握了握手。胡宗南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番话，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他真诚而恭敬地向廖先生鞠了一躬，拿着字条转身跑了出去。
胡宗南凭着廖先生的一张字条，被特许参加文化考试。胡宗南本是孝丰才子，且多年任教，军校的考试题目对胡宗南来说，更是小菜一碟了。
结果各科考试成绩均为上佳。一期学生入学考试放榜，胡宗南榜上有名，只是列在备取生一栏中。
不过，这在胡宗南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从此，胡宗南正式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吉人自有天相。
胡宗南的伯父胡际清是湖州商会会长王绘青家中的账房，胡账房见侄子胡宗南天资聪颖，学冠全校，很是宠爱。胡际清的夫人褚素贞对胡宗南也极为喜欢。账房先生夫妇觉得，若论才智，其侄的前程当不可测度；可是若论身材貌相，似乎又非出将入相之材。
那时的人都迷信，他们曾带胡宗南到附近的万寿寺求签。胡宗南净手，烧香，拜佛之后，摇动签筒，抽出一签，递给老和尚。
老和尚看后转递给胡际清，签上写：“一轮明月照水中，只见影儿不见踪，愚夫当财下去取，摸来摸去一场空。”
解签曰：“求名不遂，疾病未愈，婚姻无成，合伙不利。”这一签卦直打得胡际清心惊肉跳，心中暗暗寻思：侄儿的前程怕是从此完了。
不过，胡际清还是虔诚地用双手将签递还老和尚，颤声恳求：“还望师父指点迷津。”
老和尚禅机深不可测地说：这个卦名为“水底捞月”，解签语上是写得明白，诸事不成，万事皆空，当属下下卦；不过，世间万物，变化无穷。
此卦既讲有月可捞，令侄的前程尚有可为之处，一切只看令侄的造化，总之，凡事要当心为好，适可而止，不可贪心。
不过，综观胡宗南一生，倒也多少印证了老和尚的一番佛家谶语。一方面世间事巧合之处甚多，一语中的，本不为奇；另一方面当属老和尚阅历丰富，阐释签语时持中庸之道，不把话说绝，这大抵也是万寿寺的灵气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吧。
军校第一期共编有四个中队，胡宗南被编在第四队，共117名学生，全部由备取生编成。学员的整体素质相对较弱。仅以后来名扬天下的国共名将来说，第一队中便有蒋先云、徐向前、王尔琢、贺衷寒等人，第四队除了胡宗南以外，后来比较出名的只有范汉杰、宣铁吾等人。
在整个黄埔时期，胡宗南都算不上是风云人物，更算不上是首屈一指的顶尖人才。
不要说与蒋先云、贺衷寒、陈赓等黄埔三杰相去甚远，就是与名声稍逊一筹的李之龙、曾扩情、杜聿明、桂永清等人比较起来，也是不如的。
胡宗南在黄埔时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物。一方面固然是他的才干确实不及黄埔三杰等风云人物，另一方面也与他在黄埔时期的政治倾向有关。
胡宗南在入学初期，在策略上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对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与活动，不过早表态，亦不过早投入，而是一边冷眼旁观，一边专心学习军事与各项课程。
在黄埔，胡宗南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他在孝丰高小或吴兴中学，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是到了黄埔，不要说与第一的名次挨不上边，就是要争个前几名，也是奢想，比胡宗南更优秀出色的学生大有人在。
在黄埔学生中有个说法，叫做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是为三杰，胡宗南一样都挨不上边。
军校初创，经费紧张，生活非常清苦，一日三餐，大都是粗蔬淡饭，住宿条件亦很简陋。
使胡宗南最不适应的，是卫生条件极差。校内没有浴池，洗澡成问题，况且每人仅发一套衬衣裤，在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中操练，终日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湿了又捂干，干了又湿，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难闻的汗馊味。
胡宗南自感机会来之不易，故加倍地珍惜。胡宗南不但能自觉经受军校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有时还要找机会进一步磨砺自己。这对于胡宗南后来能够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西北高原上生存，受益匪浅。
胡宗南一生的飞黄腾达，都建立在反共事业上，这是人所共知的。鲜为人知的是，胡宗南最初的政治倾向，比较接近倾向共产党，周恩来称他为“黄埔先进”，右派学生称他为跨党分子，都是缘出于此。
周恩来离开黄浦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也很惋惜。他对一期学生中的好友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
胡宗南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强调：“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我这话的意思。”
周恩来的伟大言行影响了胡宗南，但是他为什么转而成为了蒋介石亲信的呢？
（四）
胡宗南本以狂傲出名，寻常时候，眼睛大都好像长在额头上，很少能有他看得上的人。
但是，对周恩来，他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也不能不表示佩服。胡宗南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恩来的宿舍里去看望和请教。
应当说，胡宗南的态度是真诚的。胡宗南上门请教，周恩来看成是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不仅因势利导地利用自己在东西方留学的生活经历，妙语解颐，要言不烦，平易近人，切磋交流，使胡宗南大为折服和感动。
论年龄，胡宗南比周恩来还要年长两岁，胡宗南这个人一生中佩服的人不多，周恩来始终算一个。
周恩来发现胡宗南的气质中固然有虚伪的成分，有时甚至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做作；但是，总的来看，胡宗南思想敏锐，头脑清醒，文化程度较高，民族感很强，对政治有强烈兴趣，一手字写得尤为漂亮。
周恩来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胡宗南，促使他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大凡在政治宣传活动极为紧张的时候，周恩来就把胡宗南拉来帮忙，帮助策划或写作，或抄抄宣传材料等。胡宗南亦十分乐意，干得挺欢，也挺投入，内心深处则以能被周恩来器重而自豪。
后来，周恩来到第一军任政治部主任，胡在一团任排、连级基层军官，仍然是得空就去看望周主任，极愿意、极虚心地向周主任讨教问题。
蒋介石对第一军里的共党员下逐客令时，胡宗南竟不避嫌疑，主动前去为周恩来送行。一个学生能够对老师热爱到这一步，这便不是一个简单的师生之情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了。
周恩来走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也很惋惜。
一般的说法是，胡宗南的飞黄腾达，是缘于黄埔时期就与蒋校长拉上浙东小同乡的关系。
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能够证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给了这位小同乡更多的青睐。
蒋介石初期没有过分重视胡宗南，可能还有一层原因，这就是胡宗南的形象问题。蒋介石用人，是很注重精神仪表与外观形象的，并且对每个黄埔学生的仪表与气质都进行过认真研究。
在黄埔时期，蒋介石每个星期都要找十个学生见面，单独谈上几句，无非是问问籍贯、家庭、经历等等。
其实，阅世未深的学生所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能被至尊无上的蒋校长找去单独谈话，也是一种表示亲信的象征。
在黄埔一期开学约一个多月后，有一次胡宗南因外出看朋友，回到学校时已近天亮，心想回宿舍也睡不着，于是拿起身上带着的书，在操场上坐下看起来，蒋介石有早起的习惯，恰好看到，蒋介石误会的以为胡宗南学习如此刻苦，于是便走过去，二人攀谈起来，一问和自己还是同乡，内心便有一些好的印象。
在当时，蒋介石也就是仅此而已，这期间也没有给以什么特别的照拂。
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影响，是地位与权势；周恩来对胡宗南的影响，是品质与才识，两者之高下，不可同日而语。
胡宗南真正让蒋介石刮目相看，是在棉湖战役中，胡宗南所在的黄埔军教导第一团随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史称第一次东征。
当时，由于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的武器装备要比东征联军中各军优越，除步枪外，还装备有手榴弹、十响驳壳枪、手提机关枪、重机关枪、山炮等，这些在当时都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化”的先进武器。
因为山炮门数有限，弹药也不多，使用时毕竟要受到限制，故黄埔军东征中的“战争之神”，实际上还要算是机关枪。
正因为这一点，黄埔军将有限的机关枪编成机枪连，集中掌握使用，以便发挥机关枪的最大威力。
陈炯明的王牌军林虎所部二万余人，与黄埔军在棉湖地区相遇。按黄埔军预定作战计划，以第一团正面迎击林虎主力，以第二团侧击林虎右翼。
但是，由于第二团增援迟缓，结果第一团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林虎为陈炯明手下第一员虎将。林虎本为复仇而来，正面冲击的主力就多达一万余人。
黄埔军第一团仅一千余人，且黄埔军自东征以来，连续作战，师老兵疲，战斗力已有所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以千余疲惫之兵，对战一万多生力之军，无异于驱羊群而入虎狼之阵。
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打到下午，一支敌军竟突入一团阵地，冲到距团部指挥所仅百余米的位置。
这个时候，早已打红了眼的胡宗南，用机枪死死顶住敌军的冲击，终于压住了阵脚，后由刘峙率一连兵力，端起刺刀，将敌军逐出阵地。
最危急时距黄埔军指挥所处仅数十米。黄埔军在强敌的攻击之下，拼死抵挡。
指挥所的警卫人员也都全部投入战斗，蒋介石在指挥室，也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
在如此险恶的关头，胡宗南这个小个子，手端机枪，机动灵活，疯狂地向敌军扫射不止，其貌不扬的矮小身躯，却透出一股勇冠三军的气概，令蒋介石印象深刻。
棉湖战役结束，蒋校长论功行赏，胡宗南当上副连长，再任连长，再任教导第二团第二营副营长。
这个时候，黄埔教导团中升得最快的蒋先云，也只是代理营长；郑洞国次之。
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在海丰一战后，胡宗南升任营长，蒋介石开始注意到胡宗南的全局观念和战场指挥能力，为胡宗南在北伐中的擢升，进一步打下了基础。
胡宗南能当上团长，有一个人的作用不能忽视，这个人就是胡公冕，胡公冕是浙江永嘉人，是一位资深共产党人。
受党派遣，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出任军校管理部卫兵长。为胡宗南的直接长官。由于胡宗南在黄埔也算是一位先进，又有一层老乡关系，所以胡公冕对胡宗南处处予以关心照顾。
胡宗南亦对胡公冕恭敬有加，以师礼事之。据说，胡宗南、胡公冕、章云三人，曾有“桃园三结义”之举。
在国民党军队中晋升军职，须有人举荐。当胡公冕从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任上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副官长时，“肥水不流外人田”，保荐胡宗南接任团长一职。
胡宗南对胡公冕的这一“大恩”，可以说是没齿不忘。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荣登西北王宝座，特地将刚从狱中释放不久的胡公冕接到西安，推荐为陕西省岷县地区行政专员，以为报答。
（五）
蒋介石到徐州会见驻军，准备第二次北伐，他发现司令部外面来了一个不是很英俊的“三无侍卫”，在给自己站岗。
说他是“三无侍卫”，因为这个人来站岗，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更没有编制，没有薪水，完全是自己自愿的行为。
这个“三无侍卫”非常尽职尽责。蒋介石平时对站岗的卫士是并不太注意的，但这个“侍卫”穿戴整齐，军姿标准，从早到晚，每次见到蒋介石的车，都予以非常标准的敬礼。
站岗仅几天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其尽职程度可见一斑。看到有这样尽职的“好同志”，蒋介石很高兴，让人把他喊过来。一问才知道，这个“三无侍卫”是自己在黄埔的学生，现在过来是给自己送情报的。
看到自己黄埔的为学生，为了送情报竟然如此尽责，蒋介石对此人逐渐产生了好感，并告诉他以后好好搞情报。
知道这个人不是司令部派过来的警卫人员，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不干了。
过几天，这家伙再次来到司令部门口送情报，王世和带着卫士，对这个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喝令这个“小混子”滚蛋。
王世和与蒋介石是表侄关系，王世和的祖父和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是堂兄妹。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首脑人物，人身安全一直都是重中之重，所以他身边的侍卫长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大多数人干了不到一年就会被换走，只有一个人服侍蒋介石近二十年，他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第一贴身保镖，这个人就是王世和。
浙江奉化溪口镇葛竹村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生活条件艰苦。王采玉嫁到蒋家后，她的堂弟曾在蒋家“玉泰盐铺”当店员。若干年后，堂弟之孙王世和年方弱冠，一直待业在家。王采玉受堂弟请托，代觅营生职业。
王世和虽仅私塾文化水平，但秉性忠厚纯朴，反应机灵，手脚勤快，被安排在“玉泰盐铺”当学徒，顺便在蒋家听候差遣。
蒋介石原配毛福梅既要侍候婆婆，又要帮忙照管盐铺生意，忙进忙出，遇有杂务，即吩咐王世和代为操办。王世和年纪虽轻，但总能把事办得妥帖，甚得蒋家上下欢心。
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返家奔丧守孝期间，玉泰盐铺也暂时歇业，王世和无业在家。
守孝期满，蒋介石奉孙中山“墨绖从公，来粤助战”之命准备去广东。
此前，蒋介石与粤军将领矛盾甚深，深恐此行粤军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因而打算挑选忠贞可靠的家乡壮丁，组织一支小规模自己的近身侍卫队。
他见堂侄王世和长得精干结实，反应灵活，便命其广招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家乡青年，于是又挑选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名蒋姓宗亲侄辈，担任近身侍卫。王世和当年只有二十二岁，较其他蒋姓侄辈年长，蒋介石遂命王世和为首。
后来陈炯明全面叛变，蒋介石返回火速救援。当时，孙中山已率众退出广州城，广州城区及近郊均为陈炯明部队占领。
蒋介石抵达广州城郊后，方知孙中山已登上永丰舰。
蒋介石即派王世和化装成商旅，到黄埔岛一带了解情况。王世和以重金租了一条民船，偷偷越过陈炯明部队哨兵，让蒋介石与随员成功登上永丰舰。
上舰之后，蒋介石得知船上食物果蔬几近耗尽，孙中山的日常饮食都成了问题，蒋介石便派王世和利用舰上小舟摸黑到对岸，向居民采购日常食品果蔬。
小船返回行至半途，被陈炯明岸上部队发觉，立即以探照灯照射，一路炮击。
永丰舰官兵见状也马上以炮火掩护，枪林弹雨中，胆大心细的王世和圆满完成任务，成功购得粮食与蔬菜。
其间，陈炯明的岸炮不断朝永丰舰轰击，孙中山率众发炮反击，舰上官兵在战斗中也有死伤。
完成任务上船后的王世和又扶助伤员到舱下裹伤进行简单治疗，并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毅然加入战斗。
王世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紧密，王世和还烧得一手好宁波菜，经常在随侍转战期间照顾蒋的饮食。
在广东、福建期间，蒋介石与当时的陈洁如尚属新婚燕尔，情感甚笃。
陈洁如闲来无事，便时常辅导王世和学文化，对王世和的忠厚笃实甚为信赖。
蒋介石刚刚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陈洁如便向蒋介石建议，侍卫随从年纪尚轻，为日后前途着想，应鼓励他们学习文化。
蒋介石听从了夫人的建议，于是王世和被录取为黄埔一期生，与之同属第一期第四队的便有胡宗南，这也为胡宗南与蒋介石走得更近提供了条件。
王世和进入黄埔军校后，将军校学来的基础军事训练（移植自苏联红军）知识，用于侍卫工作中。
例如，他规定侍卫人员着军服及硬式打钉皮鞋，并规定夜间卫兵换班交接时，一律以正步行换班礼。
这样，侍卫行走及行礼时，会发出“咔、咔、咔”的声响。
蒋介石夜里喜听侍卫换班的脚步声，并积沿成习，数十载不变。俞济时（亦为黄埔一期生）接任侍卫长后，恐怕侍卫脚步响声扰人清梦，命令值夜一律穿着布鞋。
结果接任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把俞济时叫到跟前斥问：“为何卧房门口昨夜没有侍卫值班？”俞济时不明所以，一脸骇然，立刻下去查问，方知蒋靠听鞋声辨识是否有卫兵值班。
上海爱多尼亚路十二号寓所担任“外卫”的警卫排中有一人，接受了反蒋势力的鼓动和贿赂，准备进入蒋介石的寓所行刺，被王世和拦下盘问并当场识破，随之发生扭打，后刺客被制服，凶器当场缴获。
蒋介石认为行刺事件事出有因，若非王世和领导的侍卫人员机警，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下令改组警卫，王世和为上校侍卫长。
蒋介石一生的称呼很多，在名字方面，从小时候的瑞元，到上学时候的蒋志清、蒋介石、蒋中正等；在官方称谓方面，有“军座”、“委座”、“校长”、“大老板”、“先生（卫士用此称谓）”；
此外，还有“蒋该死”、“蒋光头”等荣誉称号。在蒋介石的诸多称谓中，最奇怪的当属“达令”这个称谓。
“达令”是英语“DARLING（亲爱的）”的汉语音译，这个称谓自然是喝过洋墨水的宋美龄到来后，专门用来称呼蒋介石的。
更为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这一个称呼还影响到王世和的命运。可以说，宋美龄拥有此称谓的独家使用权，别人使用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一次，土匪出身的军阀孙殿英来拜访，听到宋美龄喊蒋介石“达令”，这个大老粗不明白这个称谓是啥意思。
孙殿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有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他就问警卫：“我听到夫人喊总司令‘达令’，请问这‘达令’是啥子意思？”
警卫也没安好心，更是“毁”人不倦，就告诉孙殿英：“‘达令’就是最大的司令的意思，现在蒋先生不就是最大的司令嘛！”
警卫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孙殿英不仅有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还有敢于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的精神。
孙殿英再次见到蒋介石时，举手敬完军礼后，大声地向蒋介石喊道“报告达令”！蒋介石莫名其妙，以为这个大老粗和自己开玩笑，就点点头没有在意。
说来也巧，这时宋美龄来了，蒋介石用“达令”称呼宋美龄，孙殿英一看这个“达令”还可以称呼夫人。于是，他也学起蒋介石称呼宋美龄“达令”。
这下宋美龄怒了，用“达令”称呼蒋介石也就算了，这个大老粗竟然敢用“达令”称呼自己，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侮辱！
宋美龄怒喝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喊我‘达令’！”孙殿英一看宋美龄发飙了，心里害怕起来，难道“达令”这两个字是骂人的话。自己骂了总司令和夫人可如何是好，便说干脆你两个再骂我几句“达令”彼此扯平算了。
如果还嫌不够，你多骂我几句“达令”也不要紧，反正俺老孙也不知道“达令”是啥意思。
在宋美龄的逼问下，孙殿英这才承认自己听到警卫人员说“达令”是“最大的司令”之意。
看到这个大老粗是无意犯错，宋美龄也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以后蒋、宋之间，依然用“达令”相互称呼。
警卫们用“达令”戏弄了一把“爱学习”的孙殿英，没有想到“达令”一词后来也害了侍卫长王世和。
后来，王世和也因为嘲笑蒋、宋二人天天喊“达令”，像是喊“打铃”一样，惹恼了宋美龄，为王世和被赶出侍从室埋下了伏笔。
那么本文开始提及被王世和打的“三无侍卫”又是何许人呢？
（六）
王世和与蒋介石荣辱相依、不可避免地将走入蒋的核心世界，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卷进蒋氏家族恩怨的漩涡中,尤其是蒋介石几房妻妾彼此间的纠葛，最令王世和左右不能两全。
王世和是出身农村的旧派人物，骨子里有受人点滴之恩，必要涌泉相报的传统观念。
在玉泰盐铺当学徒期间，王世和对蒋介石的夫人毛福梅自然是忠心耿耿，有事必办。
毛福梅成为蒋介石的下堂妻之后，王世和与毛氏朝夕相处，不免有同情弱者心态，对毛氏格外带着几分怜悯与报恩之念，日积月累，也成为宋美龄长期误解王世和的原因之一。
在黄埔军校时期，颇得人缘、被军校学生称为校长夫人的陈洁如，因为宋美龄也成了下堂妻。
王世和曾私下对人说，陈洁如个性笃厚，没有心机，不搞权谋，事事为蒋介石设想，照料蒋无微不至。
对待下人，陈洁如也和善慈悲，从不疾言厉色，相比之下，宋美龄则巧于计谋，工于算计，且处处流露出富家“千金”的骄矜，对下人脾气也很大，公馆仆从都畏惧她的威严。
蒋经国自苏联回国，曾在上海、杭州等地等候多时，却无缘即刻得见父亲蒋介石。
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对唯一儿子的殷殷之情，唯恐表现得过于急切，反遭宋美龄的忌恨。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宋美龄怀孕，蒋介石极为欣喜。当时，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固，数次险遇刺杀。
有一个杀手买通了楼下的警卫，甚至已经潜入卧室准备行刺。宋美龄因外面风传有暗杀行动，极度紧张，特别警醒。
听到动静，立即把蒋介石摇醒，蒋介石于是大喝了一声。杀手胆小，枪掉在地上，人逃走了。宋美龄因此受到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
蒋介石交代蒋经国回乡读书，王世和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
王世和对身边的人说，夫人（宋美龄）对经国、纬国初期皆心存芥蒂，但这本不足为怪，毕竟她当初曾希望育有一男半女，结果一无所出，因此心生嫉妒。
宋美龄担心蒋经国、蒋纬国独占了蒋介石子嗣之爱，内心嫉火中烧，所以竭尽离间蒋氏父子之能事，这是年轻时的宋美龄“多了一个心眼”的算计。
蒋经国返回奉化，蒋介石命毛福梅在丰镐房为蒋经国、蒋方良补办中式婚礼。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表现良好，但受到父亲蒋介石的牵连，因为蒋介石和苏联政府关系闹僵，被苏联政府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工厂，实则为人质。
在那里，他结识了白俄罗斯人蒋方良，当时，蒋方良只有17岁，是工厂的女工，她成熟稳重的性格给蒋经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
蒋介石心细如发，唯恐蒋经国婚礼太过张扬引起宋美龄不悦，故私下命王世和回乡操办杂务，并要毛福梅单独主婚，自己则隐身幕后。
尽管婚礼十分低调，依然被远在南京的宋美龄察觉。这场在奉化举行的婚礼像一根针似的，不断刺激宋美龄的心。
二儿子蒋纬国自德国辗转经美国回国。当时，蒋纬国的身世问题成为报章花边新闻渲染的焦点，一旦传到宋美龄耳中，自然引发她的极度不悦。
她质问蒋介石，纬国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不是，为什么要代为照管；如是亲生儿子，生母是不是负责带大蒋纬国的姚冶诚；如果生母不是姚氏，那蒋介石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
宋美龄质疑蒋介石违反基督教“十诫”中不说谎的戒律。
对于蒋纬国的身世，蒋介石实有难言之隐，但越是神秘，越是引人揭发底细的兴趣。
王世和曾经与人讲，蒋纬国小的时候，就常由姚冶诚带来广州到黄埔军校探望蒋介石。
党内主要人物的夫人们均非常喜爱蒋校长这位眉清目秀的二公子，茶余饭后，不免八卦闲语。
一天，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居正夫人钟明志等人一起打麻将，便聊起纬国的母亲是不是姚冶诚。
钟明志说，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而是戴季陶，生母自然更不可能是姚冶诚。
众女追问她是听谁说的，她说，这事是姚夫人亲口告诉她的。
钟明志所言不虚。蒋纬国的日籍生母，当年千里迢迢抱着他来到中国，将孩子交给蒋介石。
蒋托付姚冶诚帮忙照管。蒋常令王世和往返苏州，为姚冶诚及蒋纬国送钱送物，采办生活用品，代为照料生活杂事。
宋美龄明知王世和是奉蒋的命令办事，但仍把忌恨之气出在王的身上，视他为眼中钉。
宋美龄因为家中小事与蒋介石发脾气，一气之下跑到美国散心。待宋美龄怒气渐消，通知王世和她将于某日返回重庆，言下之意让蒋介石去接她，也好让自己找回些颜面。
王世和身为侍卫长，当然有职责向蒋汇报行程安排，在宋美龄返国前数日，王世和当然不会忘记这样的大事，特意提醒蒋介石，夫人搭机返国，请委员长排出时间前往接机。
蒋介石闻言不置可否，王世和猜测蒋可能还在生宋美龄的气。到了夫人回国当天，蒋介石依旧不为不动，王世和深知蒋的脾气，不敢主动提起。蒋介石只是派自己的车前往机场接人，本人则执意不去接机。
宋美龄从机场返回官邸，怒气冲冲质问蒋介石为何不去迎接，蒋介石无言以对。
结果，不消分说竟抡起拐杖朝王世和打去，并责问：“为何不告诉我，夫人今天要回来！”王世和被打得晕头转向，却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得吞下这口窝囊气，挨了蒋介石的几拐杖，凡此种种宋美龄与王世和之间的误解与恩怨，不免再度加深难以弥合。
虽贵为蒋介石的侍卫长，也有诸多烦恼，恰好这时看见这个“三无”人员来给蒋介石送情报。
此人竟然敢隔着自己来邀功，于是王世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招呼手下的上去便是一顿拳打脚踢。
来人好歹也是黄埔出身（虽然被黄埔开除），却被这些无冕之王动粗侮辱，这情报工作干得实在是憋屈。
如果换作普通人，早就不干了，但这个人就不是正常普通人，他就是后来令人为之胆寒的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如果和他的政治密友胡宗南比较起来，他的人生仕途似乎更为坎坷与波折，这也似乎预示着他的丰富经历为他未来的职业打好了生活基础。
不成熟的人可以为理想而死去，然而，成熟的人却可以为理想而卑贱地活着，戴笠无疑就是这种人。
为了结识蒋介石，受侍卫们的一点侮辱算什么，他准备忍辱负重地继续坚持下去。
戴笠继续收集情报，并发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继续点头哈腰地讨好卫士，以把自己搜集的情报送给蒋介石，博得主子欢心。
在这个过程中，戴笠自然没少受卫士们的挖苦、嘲笑，甚至殴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此时的戴笠还没有功成身就，他自然没有报复这些侍卫的能力。但日后，当他飞黄腾达成为军统掌门人，特务势力遍布全国，他依然没有报复。
这不是因为戴笠多有胸襟，而是因为他面对的王世和这等人隶属于蒋介石，在这些警卫面前，日后不可一世的戴笠也不得不仍要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
戴笠，原叫戴春风，据说江山戴家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戴圣的后代。戴笠的父亲戴士富，曾任衢州府衙巡警，戴笠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蓝月喜，是浙江省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后代，在戴士富去世后独自抚养戴笠。
戴笠妻子为毛秀丛，后因戴笠的外遇而分居。两人生有一子戴藏宜，解放后，江山县人民政府在江山县保安乡枪决了戴藏宜。
戴笠聪明过人，无论是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书认字，还是为自己的淘气玩乐寻找借口，他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有时连大人都难以应对。
一次，他领着小孩子去自家二伯地里偷蚕豆，二伯找上门来问罪，他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自己是从自家“拿”蚕豆，而不是“偷”。
“我爹死的时候，二伯还把我们家的红木桌子搬走了，那都不能叫偷，我拿了二伯一把蚕豆，怎么就是偷了呢？”
戴笠这番绵里藏针的话一下戳到了二伯的尴尬处，二伯仓皇离去。戴蓝氏看着得意洋洋吃蚕豆的戴笠，心里十分忧虑：这孩子的聪明伶俐若是用对地方，一定是个不凡的人物，若是调教不好，也很可能成为一个鱼肉乡里的混世魔王。
她曾苦口婆心严加管教。尽管挨了很多次打，戴笠骨子里的油滑、狡诈似乎没有丝毫减少，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膨胀起来。
戴笠来到上海后寄宿在表妹夫张冠夫家中，张冠夫夫妇每日饭菜招待，晚间就在地板上给他弄个地铺休息。戴笠经常出入赌场，赢了钱就大肆挥霍，尽情享受，输了就垂头丧气，萎靡不振。
而这时他在上海又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为戴笠日后的成功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个人是谁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