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梨唐人街雜錄 (26)
4. 看郭樂之隨想 (下)
1880年所出現的雪梨華人以擔菜菓上街沿途售賣的方式持續了半個世紀，至1900年前後達到高峰，是一定的歷史背景所形成的，一如國內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工。他們的共同點是教育程度較低，除了農活外沒有技能，故只能遠走異國他鄉去賺取較故土為佳的薪資來養家活口，他們的“根”仍然在“家”，略有積蓄，還得回去；回過頭來還是漂洋过海或在春運的浪潮中飄盪。
“沒有技能”似乎是關鍵，然問題在遠走異國他鄉多年卻從未改變，擔菜的依然在擔菜，擰螺絲的除此外絲毫不懂其他。還真不如進城在建築工地的農民工，起碼能懂點建築的常識，回家後自己動手建新房。說到新房，國內又有個奇怪的事，在一些農村費盡心思﹑傾盡全力建好房子的，卻又荒廢在那裡，又再折騰到城鎮買房（甚而租房）居住；據說是為了孩子，這當然是稍有能力的人，沒經濟能力則祖孫留鄉，父母在外了。
“知識改變人生”，這句話沒有錯。錯在學了些怎樣的知識，學了又能否有機會靈活運用。有些知識對99%的人來說，終其一生都不可能用到，例如微積分。最煩的是那些隨歲月轉移卻是顛倒了又顛倒的東西，五年十載的自相矛盾。
任何行業都需要有創意，不需要創意的只能是夕陽行業，能熬多久而已。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幾大“害”：最害人的莫過讀書為的是功名，為的是財源滾滾，名成利就。“利”在其中，“私”就難免了，“身敗名裂”也距之不遠。自“開科取士”後讀書就成為皇權給百姓挖下的陷阱，改朝換代後只不過更隱蔽，更加上各種高大上的帽子；說實在的話，連過秀才﹑舉人﹑進士三關且獨佔頭魁的狀元郎，也不過是個比七品芝麻的縣官略高的六品而已。其二是給讀書人安裝上“金剛箍”，甚麼“聖祖遺訓”﹑ “皇上語錄”，要獨立思考的話，安上個“大逆不道”的莫須有，想不安分都難。至於當代的創舉，莫過於城鄉差別及大中小城市的差別了。
或許有人會說扯得太遠了。但郭樂選擇到澳洲，是否是一個跳離怪圈而得到一個稍為公平的競爭機會？
大多學者將永安菓欄說成是郭樂兄弟開辦的，這不符合史實。
郭樂與梁創（東莞籍，1863－？）﹑馬祖星（香山縣人，1866－？）及楊美成（祖籍不詳）等人以1400英鎊將永安棧承頂，並改名為永安菓欄（見東華新報1898年9月7日廣告）。由於1400英鎊股份在這四人中各自的份額是多少並不清楚，同時楊美成的祖籍不詳，也不能說永安菓欄是由香山籍人創建。但是永安菓欄的領導層相當穩健和團結，這不僅使菓欄能良好發展，也為未來的香港及上海的永安公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例如永安菓欄剛成立的次年（1899年），郭樂的三弟郭泉到雪梨，大概是郭樂的意見，他替代郭樂三家菓菜店的股份（合利菓欄﹑與陳怡庭等合股的裕生號﹑與吳善恒合股的合生號），郭泉後來將合利菓欄的股份轉到其弟郭順的手中。郭泉不可能同時現身三商號，其目的不外乎能迅速理解菓菜行業的運作，郭樂另外兩個弟弟郭癸及郭朝到雪梨後都不是先進入永安菓欄的。這一點上，郭樂的經商頭腦可見一斑。
郭樂的經商能力應在“生安泰公司”的成立，因為“生安泰”極有可能的郭樂的建議，否則剛到雪梨4年的郭泉不大可能首任經理全權負責香蕉的種植（包括昆士蘭及菲濟群島）。
根據澳洲香蕉協會所宣稱，在澳洲的香蕉最早由華人引進西澳的Carnarvon。澳洲的香蕉主要分兩種：一種稱為香蕉“Banana”，皮比較薄，肉身較厚，產量高，是澳洲人常用的水果；另一種稱之為“Sweet Banana”，廣東人的俗稱是“大蕉”， 皮厚而肉身比Banana薄，每串蕉中各“梳”較Banana距離大，故產量比不上“Banana”。香蕉“Banana”是由菲濟的甘蔗種植者引進昆士蘭的。剛開始的時候，蕉類植物只作園林觀賞，而作為第一批蕉菓進口也是在菲濟運到雪梨（https://abgc.org.au/australian-banana-history）。
成立於1902年的“生安泰公司”，在該年剛與昆士蘭鴉埠Ayr的梁坤和合作，並取得其香蕉代理權。
1884年，一個名為H.Morrey的洋人在昆士蘭的谷當Cooktown的6英畝灌木林地上種植香蕉，主要是供應250打香蕉給庇厘士畔Brisbane商人。到1886年，這6英畝土地給他的回饋是每週收割在400－600打之間，按每打出售價格6便士及600打計，週收入是10英鎊，年收入穩在500英鎊（“General News”: Australian Town and Country Journal, 10 April 1886, Page 12）。
當時灌木林地出租作種植用途的價格每英畝在1 – 3英鎊之間（年租約為80英鎊），固定租期多在5年；由於需要清理灌木才能種植，故第一年免費（https://abgc.org.au/australian-banana-history）。假如以上述兩案例來計算，租6英畝灌木林地，年租金為480英鎊，總租金是1920英鎊。盡管第1年免租，但仍有清理灌木及種植成本，尚未計算日常生活費用。種植成本出現在第1年，後面的是管理成本，因為香蕉是多年生植物。第2年起週收割400打，然後到高值的600打，按平均計為500打，週收入12.5英鎊，年收入在625英鎊，4年下來為2500英鎊，實際每年收入是500英鎊，再減去年租金為480英鎊，每年僅得20英鎊。換言之，近似收入低微，回報率僅為4%，還得搭上勞力。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前一例子僅說明在種植的前3年，後兩年裡累積了經驗而收成更高。
在“Bananas in Australia”（https://abgc.org.au/australian-banana-history）一文中宣稱在1891年堅士埠Cairns出口到雪梨及墨爾畔的香蕉價格是25585英鎊，實際上不足52英畝的種植面積。
1880年前後，到昆士蘭淘金的華人大多嘗試種植甘蔗，到後來則試種烟草﹑咖啡和荔枝，相當部份不成功，且拖累債主。譚錦祥（廣東開平長塘洞茅坪村人），他在15歲（1875年，光緒元年）時因父親譚錦祥於香港的生意破產而到昆士蘭的墨溪Mackay淘金，1885年（光緒十年）在墨溪開辦裕興祥商號；於1892年至1902年間陸續借款給華人開辦蔗園而“各家取去無還” ，終至“倒盤”（“來函照登”: 廣益華報, 10 April 1902年3月1日，第4頁）。在這種情況下華人將目光轉向種蕉，並迅速形成規模，鼎盛時期涵蓋由Tully到Mossman一帶，包括Aloomba及Greenhills等地。在1891年到1900年間，華人的種蕉業是堅士埠Cairns及烟呢時啡路Innisfail的支柱產業；隨後擴展到Tolga﹑鴉打頓Atherton﹑哈布頓Herberton，產業更形多樣化，除香蕉外，還包括玉米﹑菠籮﹑大米﹑橙﹑檸檬﹑芒果﹑柑等，是故昆士蘭北部大部份農業都是由華人開創或主導一說並不誇張。到1910年由Douglas港到庇厘士畔Brisbane沿途有550以上的種植者，華人佔半數。
到1915年時，雪梨的香蕉代理商共19家，華人佔7家（5家菓欄包括永安﹑永生﹑永泰﹑泰生﹑福益及W. Mow Sang ﹑Hie Lee（後兩家無法查證中名及經營地址）。香蕉代理商各自有自己的蕉園，故除運送自己的香蕉外，還收購或代運代銷。
正因為蕉業的發展迅速，永生泰才有必要成立，主要是保障貨源。自己設立蕉園在種植地區，能第一時間掌握各地生產﹑運送香蕉數量﹑雪梨香蕉銷售情況等，隨時調整收割數量﹑收購數量和運送時間，將資金運用和銷售利潤最大化。
例如明知道各代理商有大量香蕉收割並上市，那自己蕉園的則延後數天而暫不收割，或市面需要大而供應量不足時則提前收割（這也是在市場上有時會發現香蕉體型明顯較平時為小的原因）。香蕉收割時外表為青綠色，到銷售地後覆蓋物件促其成熟至外表為黃色才上市（華人稱之為“焗蕉”），這段時間大有文章可做。一般“焗蕉”不會出現在原產地，因為那些地方氣溫較高，只會加速成熟的時間。當青綠色的香蕉到銷售地後發覺市場供應量大時，則安放在陰涼處而不加覆蓋物件，這樣可延長成熟時間。
“永生泰公司”從來沒有出現在當年的華人報紙的廣告上，故其運作方式近似聯益堂的輪流派人在碼頭負責接應，產地則專人負責。
這裡只是作一些補遺。至於郭樂的其他方面有太多的專文，故不多言了。1956年中國的“公私合營”使上海的永安百貨公司經營收歸國有，這對郭樂是否有大的打擊不很清楚，他病逝於是年10月。在香港，永安的名氣及經營不如先施，其旗下的永安保險到1970年後名聲一落千丈，因為其從業員良莠不齊，投保者避之則吉。
如何看郭樂的成長道路，端視個人及社會背景。中國有句話是“人情練達即文章”，講究的是情﹑理，卻沒有“法”。華夏有史以來，“法”是掌握在當權者手中，且可以“無法無天”，所以“人在做，天在看”對他們是沒有用的，這句話只不過是普通人的一種心理自我安慰。“情”與“理”沒有尺度可言，“情長意短”便是明證，更不要說到今天仍是“人情大過天”﹑ “情斷義絕”的年代。“理”也說不清是誰的理，“有錢使得鬼推磨”，背面的陰謀詭計都有理。郭家後人不乏擁有西方商業經營的學位卻無法重振永安的雄風，因為他們缺少了與大部份小股東間的“情”，高學歷的文憑在這方面不起作用。當代有句話是“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就不是”，權力的橫行沒有“法”可管控，多少白手興家的毀於一旦，終得清白卻無能翻身，即在於此。所以即使郭樂再生，會是如何不得而知，畢竟時代已變。
關於華人蕉業的情況，楊永安在他的“長夜星稀（澳大利亞華人史）”中的“政經篇”內有專門一章闡述。
下圖是早年昆士蘭香蕉產地與現在產地的對比，左圖上角的斜四方形是早年昆士蘭香蕉產地，而現在的產地南移且面積縮小了，華人主導的香蕉產業也在1930年逐漸被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