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缘：国家主席与中南海大门外闹事的刁民

敢在中南海门外闹事的肯定属于刁民一类，肯定属于维稳的首要分子。这类人如何与国家主席一家扯在一起，并且随着主席的荣辱兴衰，其命运也跌宕起伏的呢？

1.拜访刘主席夫人的前反革命分子

1998年，是刘少奇诞生一百周年。这一年的夏天，湖南衡阳电力系统的退休女工刘桂阳带着女儿终于来到了北京，这距离她第一次来北京已经三十八年了。从长安街往西，车行几里，路旁一幢外形普通的居民楼，走上一级级台阶，叩开一户人家的门，面容清癯的王光美迎上前来，紧紧地和刘桂阳拥抱……。


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但刘桂阳这个名字，王光美太熟悉了，早已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
2.1960年，在中南海门外闹事的刘桂阳

1960年7月26日，刘桂阳辗转来到了中南海北门，她向传达室一位中年干部讲述了她的意图。她说，来北京是为农民反映困难的，要求周总理或国务院的领导接见。干部解释说，国家领导人都很忙，劝她回去，何况她拿不出介绍信。刘桂阳知道自己要见领导人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了。

二十一岁的刘桂阳没有离去。后来，她找了一块离中南海不远的墙，开始张贴她一路带来的标语，一共有六张，有以下内容：

“毛主席、共产党、中央各位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农民吃野草、吃树叶、吃糠，他们得了水肿病，肿脚、肿脸、肿肚子，他们的痛苦生活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上的”；“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随便能买到，使全国人民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等等。

贴完标语已近黄昏，刘桂阳并没有走，反而做出了一个奇特的举动。她跑去告诉大门前的警卫战士说，那标语是我贴的，我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反映农民的真实情况。

3.事情缘由

1960年，刘桂阳二十一岁。三年前，刘桂阳和退伍军人李培务结了婚，第二年她从家乡衡阳农村来到鲤鱼江电厂当了一名运煤工。刘桂阳是高小毕业，在那时，算得上一名知识女青年。鲤鱼江电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是当时构建之中的华中电网的最南端节点。
1958年“大跃进”以来，虽然物资供应紧张，但待在厂里的感觉却不太明显，运煤工是重体力劳动，三十多斤的口粮还是有保证的。进入1960年，广播、报纸上又开始了新一轮你追我赶大跃进，“人民公社好”的宣传比比皆是。

1960年7月，刘桂阳收到妈妈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全家几乎揭不开锅了，你爸爸一个强劳动力，每天仅供给三两米，现在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你13岁的弟弟，每天只有二两米，无心上学已休学在家，靠采野菜度日；你姑姑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解决饥荒，结果挨了批斗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你爷爷已得了水肿病，卧床已久……村里已饿死3人，桂阳呀，我的好女儿，你是吃国家粮的，救救你爸爸！

妈妈 　　1960年7月16日”

第二天，她去厂里请了假，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赶回家中，病榻上的母亲告诉她：现在大家吃公共食堂，全劳力一天吃半斤米，妇女和小孩子只有四两米。当时的四两米，是按照十六两为一斤来算的，按照后来的十两秤计算，还不到三两。饥饿、营养严重缺乏，是浮肿病的根源。
刘桂阳的姑妈那年才三十六岁，家里有五个孩子，为了让孩子吃饱饭，她向队里提出分一点自留地种庄稼，结果当天夜里就被开了批斗大会，不堪忍受耻辱的姑妈一气之下竟然跳塘自杀，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只能拆了块门板做了个盒子，将她草草埋了……

第二天一早，她去叔叔家，一进门便看见灶台下面堆满了野草，那些野草原来都是采来喂猪的，刘桂阳苦笑着对婶婶说：“看来你家情况还好，还养了猪呢！”谁料到这一说勾起婶婶的伤心事，她说：“你哪里知道，这全是给人吃的！昨天因为我野草煮少了，你弟弟放学回家大哭一场，他说他没吃饱，饿得难受，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多采了一些野草。”
刘桂阳想到，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中国农村里面的生活都那么困难，能想一个什么办法，把当时农村的那个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去。当时她家里存了一百元钱在银行，就把那一百元钱取出来。她在街上买了一支毛笔，买了一瓶墨汁，还买了几张红纸。

她给丈夫留下一个留言条，写道：“李培务同志，我于今日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纸条下压着四十元钱。之后背起行囊，刘桂阳出发了。1960年7月26日，刘桂阳来到了北京。
4.刘桂阳后来的遭遇及与刘少奇的关联

刘桂阳被捕后，经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公安分局审讯后，被押送回郴县公安局。

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 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1956 年进电厂当学徒，好久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工厂里，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1960年9月16日，湖南省郴县公安局派人来京给刘桂阳铐上手铐，押回了郴州。当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5年，并在她工作的鲽鱼江电厂召开宣判大会。

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看到了刘桂阳一案后，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作了批示：

“农村因缺粮饿死了人，这是事实。请你马上转告当地政府，对刘桂阳事件先不要定性，送回原籍，并把结果上报中央，要对她反映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再进行处理。”

1960年11月20日，刘桂阳“因怀孕保外就医”，突然获释。刘桂阳起初并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放她出来，副县长王朋义给她传达的内容是：“你这个行为是敌我矛盾，但是根据你写的这些东西还是属实，所以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以后生了小孩子，假期满了你还是照常到厂里去上班。”不久她生了孩子，王县长和厂长、书记还亲自到她家看望她。这时她的爷爷饿死了，她上北京终未能挽救爷爷和千万农民的生命！

此后，刘少奇针对此案，又写了一段批语：‘我同意湖南公安厅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后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果真在1961年7月26日，也就是刘桂阳进京一周年之际，来到鲤鱼江电厂看望了刘桂阳。

后来刘少奇至湖南视察时，问陪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关于刘桂阳案的最后处理情况。李强告诉刘少奇和王光美，刘桂阳已经返回原单位安心工作。刘少奇听后很欣慰，他说：“绝不可把敌我矛盾扩大，不能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矛盾。

因为曾经得到刘少奇的关注，刘桂阳成了“刘少奇的黑线人物”，屡屡遭受批斗迫害，1961年被无罪释放的结论也被否定。1969年3月，刘桂阳被重新拘押，改判十年有期徒刑。她的大儿子16岁时在文革中被打死，只有三个女儿活了下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1969年对刘桂阳的判决，但退回到1960年的原判，刘桂阳离开了关押地，被遣回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4月1日，刘桂阳终于被宣告无罪，她重新上岗，成为衡阳市电力系统的一名普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