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虽然以选举决定白宫与参众议员，但真正控制经济的还是那些豪门世家。就连美国政治学家们也毫不犹豫地指出：“治理美国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不仅仅是白宫内阁，包括联邦参众两院，甚至各个州，都不难发现父子相继、叔侄承传、兄弟携手等等的现象。对美国政治世家而言，参加竞选更像是一项“家族事业”，得益于家族成员的互相扶持，他们对获胜更有把握，家族政治基因由此代代延续。“民主国家的生活和极权社会一样，也是由一小撮人决定的。精英是有权的少数，民众是无权的多数。”
美国的确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但也不乏实力强劲的政治世家，比如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而且也有不少世袭权贵家族群体，这个世袭权贵群体无论财富、地位还是事业、文化都显得出类拔萃，同时血统又高不可攀，在美国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
19世纪中，有一位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1809–1894)，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后代，著书揭露这一集团的力量，借印度婆罗门阶级名号，首创了“波士顿婆罗门”的名称，说明他们的巨大影响力。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波士顿（Boston）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大港口城市，马萨诸塞州首府。新英格兰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的起点，波士顿屠杀、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美国革命几个早期的战役——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邦克山战役和波士顿围城战，都发生在该市或附近的地方。波士顿的早期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清教徒的道德规范在波士顿塑造了一个极端稳定、结构良好的社会。这些早期移民被视为美国的“蓝血”，无论财富、地位还是事业、文化都显得出类拔萃，成为了没有贵族称号的事实上的贵族。
波士顿这座城市最早的财富积累源于鸦片贸易。19世纪初，英国人控制了中国90%的鸦片贸易。但在美国人所占的10%中，大部分都属于波士顿的珀金斯公司，而且波士顿一些声望很高的家族比如卡伯特家族、库兴家族、韦尔德家族、德拉诺家族、福布斯家族、柯立芝家族等，也都参与过鸦片贸易，并中获得巨额财富。
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构成了资本雄厚的商业集团，他们自殖民地时代起就有着绵延世系与显赫声望，而且普遍门第观念极重。在刊载于186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里，这个世袭权贵群体中的一位成员创造了“波士顿婆罗门”一词并骄傲地宣称：这个“种性”兼具财富、智识和美德，在“发展和领导艺术、文化、科学、政治、贸易和学术上有极大的影响力”。
“波士顿婆罗门”在各个领域涌现过的名人车载斗量，包括出过约翰·亚当斯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亚当斯家族、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科芬家族、出过柯立芝总统的柯立芝家族、出过罗斯福总统的德拉诺家族、出过霍姆斯大法官的霍姆斯家族、肯尼迪家族、创建了摩根财团的皮博迪家族，等等。
“波士顿婆罗门”互相通婚而很少与外人通婚，由此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血缘群体——这正是“种姓”的定义。他们内部互相通婚，靠血缘、姻亲、商业、宗教等关系织成一张绵密的大网，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历史。温思罗普家族与福布斯家族可以说是“波士顿婆罗门”通婚网的中心。通过来自温思罗普家族的外祖母，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与小布什在内的四任美国总统有血缘关系。
在一个多世纪里，“波士顿婆罗门”为美国造就了总统（如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法官（小奥列弗·霍尔姆斯）和众多全国性政治家（如温德尔·菲利普斯和亨利·卡波特·洛奇），以及大批有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学者和教育家（如爱默生和查尔斯·埃利奥特）。
“波士顿婆罗门”的这些世家望族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以贯通经济、文化和政治以及具有全国性的眼光和抱负为特性。这些豪门望族通过慷慨的捐赠直接资助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利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名校，甚至可以说，“波士顿婆罗门”掌控着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大学。了解西方文化的都知道，世间还没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先有耶鲁大学，而耶鲁正是“波士顿婆罗门”的专属禁地。
“波士顿婆罗门”以血统自矜，很少接纳外人，圈子封闭，甚至对于自己独特的口音也十分执着。虽然对于很多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刺耳，就好像在吵架。他们的发音中会像英式英语一样吞“R”，但是同时又有着自己非常高傲的音色。对于“波士顿婆罗门”来说，从事哪个行业，是不存在“隔行如隔山”限制的，他们可以在政、商、学界自由游走。
他们财力雄厚，人脉广泛，出产了许多作家、政治家，这些人的子女世代在哈佛、耶鲁接受教育。在冷战之前，一百多年来，尽管共和党、民主党在公共政治上势同水火，但是两党高层人员的私人谈吐、行事风格很类似，因为他们要么属于“波士顿婆罗门”本身，要么就是其代理人。
这些人互相联姻，产生出第一流的“门阀”，其中有约翰·亚当斯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所属的亚当斯家族、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科芬家族、罗斯福总统所属的德拉诺家族、霍姆斯大法官所属的霍姆斯家族、老布什和小布什所属的布什家族等等。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国务卿，现在的气候特使克里，他就是典型的“美利坚蓝血”。
通过追溯克里外祖母的血统，克里与小布什在内的四任美国总统都能扯得上血缘关系。克里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结合，就属于当年“波士顿婆罗门”内部通婚的典范——一个在商界声名鹊起，一个在政坛叱咤风云。克里全名约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中间名“Forbes”，号称源自苏格兰某大贵族——福布斯家族，这也是他外祖父家的姓氏。这个美国福布斯家族，通过在中国上海贩卖鸦片捞到了大笔资本后，又顺利进军了美国的铁路、石油、地产和零售业，还同时慷慨的资助过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俨然一副“文化财阀”世家的人设。
相比福布斯家族，克里的姥姥温思罗普家族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郁。他们的老祖宗约翰·温思罗普是第一任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和“新英格兰联盟”主席，被后世称为“美利坚奠基之父”。这个家族的后代们长期担任国会议员，更不乏众议院议长或者总统内阁幕僚这样的核心权力人士。
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
正是克里的“蓝血”身份，帮助他在196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成功加入了耶鲁大学的骷髅会，为日后从政积累起了大量人脉。骷髅会最初是由罗素家族成员创办并资助的，这个罗素家族，也属于“波士顿婆罗门”中的一员。而克里的父系，则是德国移民的后代，原本姓氏为“科恩”（Cohen），带着浓郁的犹太色彩。后来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克里的爷爷把“科恩”改成了“克里”（Kerry）。
克里的大长脸确实很像犹太人
在美国的淘金热中发了财的克里爷爷，特别重视克里老爸的教育。非“蓝血”的优秀精英人士的克里老爸，作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费了老大劲，才迎娶到了“波士顿婆罗门家族”的小姐。所以，婚后，克里老妈也没舍得放弃自己高贵的Forbes姓氏，而是把它和夫姓并列使用，还认真的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约翰·福布斯·克里。仔细捋一捋克里身后三大家族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其中几乎包含着半部美国史。
由此可见，在美国，精英圈子也分了很多层，通常，面对中产阶级奋斗上来的新兴精英人士（比如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夫妇这种），“美利坚蓝血贵族”们的骨子总带着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和优越感。好像布什这样的名门望族，放在四五十年前，肯定是瞧不上佩洛西的，现在却也不得不接受跟她平起平坐。
佩洛西本姓是达历山德罗，到她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她的父亲托玛索原先是个保险经纪人，通过多年的努力当上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长，而且一当就是十年。达里山德罗家族在巴尔的摩也算是个世家了，但和真正的豪强一比，又只能算是寒门。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他家的势力将永远止步于巴尔的摩市。
但南希达里山德罗攀上了保罗佩洛西的高枝。佩洛西家族是真正的豪门。保罗的哥哥是旧金山市的议员，他的嫂嫂则是加州州长纽森的姑姑，纽森的哥哥是石油大亨保罗盖蒂。南希攀上了保罗这样的门阀，又怎么能不飞黄腾达？
不过，佩洛西的父祖也仅仅为市一级的“门阀”，到了佩洛西这代人，突然上窜到全国级别的政治家族，让两边家族都光耀门楣。不过，放眼全美，无论是亚历山德罗家族，还是佩洛西家族，都属于新晋门阀。从传统底蕴来讲，跟布什这样的真正的名门望族、波士顿婆罗门相比，他们还是寒门级存在。
所以，美国其实是个掌握在门阀士族手里的国家。在美国的46任总统中，有24位互相是亲戚。比如卡特是尼克松的表弟，尼克松又是塔夫托的侄孙，塔夫托又是亚当斯的没出五服的亲戚。而卡特、杜鲁门、约翰逊三个人又都是奥巴马的亲戚。还有福特是罗斯福的亲戚、林肯是老布什的亲戚等等。
照片里这几位总统都是亲戚
因此，如果从门阀制度的角度去观察美国，很多看起来不合理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地方豪强一直是中国政坛的主角。首先，中国士族的源头来自于汉末的世家所谓各地的世家豪强，如袁绍家这样的四世三公，相当于在地方是豪强，可以组织自己的私人武装，保卫自己的田地，甚至铸造自己的城堡。所以相当于在基层地方控制了地方经济，然后优秀子弟在朝廷做官。
除了经济，汉末世家也是儒学大师辈出，垄断了教育与意识形态，门生故吏遍天下，而且能读书大部分都是世家子弟，所以世家和世家之间，可以通过师徒，婚姻，经济，政治勾兑等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有了门阀政治，自然就有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目前美国的门阀世家垄断了美国的常青藤大学，高昂的学费就不是一般中产可以负担。就算有中产的子弟或者海外留学生就读与这些大学，同样哈佛毕业，平民子弟最多就是在大公司打工。而门阀因为控制教育，经济与政治，他们的子弟的起点与机遇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
这些门阀世家因为掌握了舆论与意识形态，除了越来越奢华与腐化外，也必然慢慢喜欢谈玄论道，与现实越来越脱节，也流行类似毒品的“五石散”。产业空心化当然是与现实脱节的表现，除此外，美国政府也开始主导LGBTQ（变性）运动，大麻合法化，流行吸毒等。如3月27日美国巴尔的摩的大桥居然被货轮撞塌了，靠高调同性恋身份当上交通部长的Buttigieg以极端无能著称，但符合政治正确。就大桥被撞塌，他居然能扯到种族，说桥上的车辆多是载黑人和波多黎各的孩子，桥孔设计有种族问题。真是大有魏晋南北朝其实的谈玄论道之风，当然从文化角度去看，等级自然差远了，这样比较好像有辱当时的世家大族。
后来西晋发生“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东晋南渡。北方是胡人政权。南渡后的东晋皇帝已经失去兵权，唯一作用是维持各大家族之间的平衡。而坚持留在北方的地方豪族则与胡人政权合作，势力也越来越庞大。慢慢令胡人汉化，胡汉融合，统一南方，建立隋唐。这些豪门大族大族相互通婚，甚至连唐朝的李家也不那么看重，当时有本册子，论天下高门大族，李家排在后面，而崔家排在最前面，唐太宗虽然生气也无可奈何。
慢慢，连朝廷都不能控制豪门大族，无法对与官员勾结的豪门大户征税，但朝廷的支出的刚性的，就只能对中小地主与农民横征暴敛，如果加上天灾，就容易发生民变。于是唐朝在代宗时期进行了财政改革，刘晏将盐的统购统销变成了统购分销，并将漕运改成有偿雇佣。唐德宗时期，另一位能人杨炎推出了“两税法”，春秋两季交税，故而称两税法。
唐朝是一个农业国，其立国的税收是租（田租）+庸（徭役）+调（纺织品），当时，唐朝实行均田制，人人可以分到田地，所以税基锁定在人身上。随着时间推移，与所有的王朝一样，出现了以下现象：1. 人口数量增加，人口从贞观年间300万户增加到了900万户，不管是生育增长还是有人说的避祸人口露面，总之，人口大大增加了；2. 税负不均引起的土地兼并。唐朝有爵位以及5品以上官员各有免税额度，有的人群实际上属于untouchable，于是，出现了普通人不堪忍受税收，另一个群体则拥有税盾。于是乎，瞒报土地、隐匿人口不可避免；3. 在和平年代，有一个累积效应，就是贫富差距自然扩大，人口增长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回报低于土地资本的回报。如果还以人丁作为税基，假定此时还是均田就属于自欺欺人。
我们看唐朝的情况，其实很典型，每个王朝开局都是人口少，土地多，因为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于是均田。随着人口的恢复以及税盾、回报差的累积，总是形成多数人没有土地成为雇农，而另外一小部分人积累天量的土地。前者没有负担税收的能力，但政治地位不高，是软柿子，但逼急了就会造反；后者有负担税收的能力，但政治地位高，无论是唐代的贵族、官员还是宋明清的士绅，都是征税官员惹不起的。
这种历史周期的发展甚至不是中国独有的，罗马共和国一开始也是均田制，并且组成自耕农为主的公民军队。随着罗马的征服，罗马的“五姓七望”渐渐搞垮了自耕农，对外战争的贵金属、奴隶肯定是上层拿大头，他们用奴隶种地成本低，而且他们还拥有金融优势。他们可以利用贵金属的优势放贷，还可以在罗马各地包税，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自耕农会去借款度过难关，于是土地兼随之而来，罗马的“府兵制”跟大唐一样维持不住。于是，马略进行了军事改革，招募吃军队饭的专业军队，他们不再是公民军队，而成了私家军，罗马从共和国成了帝国，经济基础的改变自然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跟谁好谁坏无关。
杨炎的两税法的本质是从以人丁为税基，改为以土地为税基，这项改革同时考虑国家财政收入需求以及社会财富的分布，要向有税收负担能力的群体征税，否则不是底层造反就是财政崩溃。宋代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代雍正的摊丁入亩，他们的核心思想都与杨炎的两税法一致，就将税基从人丁置换成田产。
在唐代进行这样的改革，几乎就等同于现在去收房产税，利益调整难度大。唐代又没有遥感技术，丈量土地并进行产量分级十分困难，基层经办官员很容易腐败，从王安石到张居正无不面临巨大的阻力，连雍正都不得不用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李卫。有人以为宋明清科举文官比唐代贵族好，其实科举文官可以煽动老百姓抗税，鼓动读书人去孔庙哭泣，再写小作文骂搞税收改革的人，他们谈经济利益了吗？并没有，改革“有辱读书人的斯文”。
税收改革必须反映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否则，就会造成国家财政崩溃，军事能力又差，而底层老百姓苦不堪言，无力救灾，明朝末年就是如此。清朝在顺治时期对于江南士绅的组合拳就是吸取了明朝的教训。
现在美国政府也是无力改变贫富悬殊与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对豪门大族也无法征税，因此在不断增加中产税收负担的同时，疯狂印钞，开征通胀税。当然美国犹太政权更加无底线。既然现在战争不利，不能收割海外利益，已经无法维持冷战后的社会秩序，就不如挑动中下层人民的矛盾，让他们互斗而不是把矛头指向华盛顿。
因此就有开放边境，接收过千万拉丁美洲难民，还提供福利住房；更荒唐的是，华盛顿邮报承认自从11月以来，的确有14个州立法限制侵占他人房屋的做法。但同时华盛顿邮报声称因为侵占他人房屋的现象非常罕见，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数据来衡量这一现象。但是全国房屋租赁协会在去年秋天就统计过几个城市的侵占他人房屋案件的数据，比如亚特兰大就有1200例，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被占房屋被用来开展非法活动。这是牺牲中产的利益，去暂时解决贫富悬殊的矛盾。
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如此惊人，最有钱的1%家庭拥有全美3成以上的财富，收入最高的10%家庭拥有全美2/3的财富。可惜美国现在连推出类似唐朝的税收改革的勇气也没有了，只想用“黑命贵”与“零元购”等旁门左道暂时舒缓种族矛盾与贫富悬殊。这个又导致美国“府兵制”的崩溃。
以往的美军军官，大部分都是国内几万个有从军传统，世代选择为联邦工作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出来的，拿推荐信上学，父子兄弟乃至几代人在同一个领域深耕。阶级当然是固化，但是基本的忠诚度，乃至行事准则、人员素质、纪律性组织性，都是有保证的。
这类似“府兵制”。在府兵制下，官府授田给府兵家庭并免除其他赋役，府兵农忙耕种、农闲训练、战时出征，同时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府兵制由南北朝时期的西魏权臣宇文泰所创，历经北周、隋，至唐初达到鼎盛，至唐开宝年间停废，共维持了约200年时间。
木兰之所以要替父从军，就是因为军户的义务，所以木兰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良家子
府兵平时居家照顾田亩，冬闲时集于军府进行训练，国家一旦有事则出发作战。朝廷对于军府的训练和作战均有考核，折冲都尉主要承担组织训练的责任，地方州刺史负责的则是府兵的户籍、丁壮、材力。因为府兵制的原则是寓兵于民，从军服役是良家子应尽的义务，所以府兵在服役时（包括番上、出征和戍边）所有个人生活所需，包括粮食、用具，以及随身武器皆需自备，这一点与汉朝相同。不过唐朝的良家子因为数量庞大，肯定比不上汉朝的前辈有钱，所以府兵作战所需的重兵器、马匹、甲胄以及器械等物资不得不由官府负担。
唐军是国家力量的彰显也是个人荣誉的体现，所以必须要由出身清白的良家子。
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这往后你去看美军相关的各种纪录片、军内报道，你会留意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军人世家出身的美军军官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少，而各种奇怪原因，比如贫民窟子弟为了还大学的债、拉丁裔大佬家的子弟为了洗白身份成为美军军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即使是军人世家子弟，成为军官之后“被军队毁了”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加入军队之后染上毒瘾的、三观粉碎人生价值破灭的，导致一夜之间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究其原因，在经济动荡之下，原来那几万十几万个“军人世家”，一部分破产了、阶层滑落甚至沦为流浪者，无力再供养下一代成为军官阶层；另一部分没有阶层滑落的，找到了更好更轻松的捞钱途径，不屑于再去一线带兵吃苦。军队待遇变差，整体环境变差，还能维持自己阶层的这种家庭，上升了，脱离苦海去干更有“前途”的行业，比如CS、金融这些去了。
荣耀的公民兵背后，是需要一整套复杂的、牢固的配套支撑的。如果支撑的底层架构没了，那滑落成为贼配军和马贼，其实只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现在美军除了因为产业空心化，不要说武器更新，连维护都成问题外，军人的素质也是急剧下降。更可怕是在军队也推行LGBTG，大有西晋末期喜欢谈玄论道的王衍统领禁军的味道。只是如此一来，还能“一汉”挡“五胡”吗？
美军的强大是“美元霸权”的支柱，现在这个支柱已经摇摇欲坠。而维系美国统一的，不是美利坚民族，而是宪法，类似公司的章程。公司盈利则在，不能盈利则散。而且美国还有一个最大隐患就是种族问题。黑奴的后代，美国一直不能解决。国家强大时，勉强用钱解决，现在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才用“黑命贵”，牺牲中产与中小企业利益来暂时安抚。真不敢想象美国失去“美元霸权”之后，一个人人有枪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