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兮甲盘是如何重现人间的，只知道最早的记录是在南宋初年。从汉代到宋代，一千多年里，有过记载的出土青铜器那么多，只有它忽隐忽现，流传至今。
兮甲盘。 高11.7厘米，直径47厘米。
铭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手执讯，休，亡敃./王易（赐）兮甲马四匹，驹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積、其進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刑，撲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入闌宄贾，则亦/刑。兮白吉父乍般，其眉寿/萬年無疆，子子孙孙永寳用。
图上的“甲”看上去象“田”，所以它也叫“兮田盘”；另外，还叫过“兮伯盘”、“兮伯吉父盘”。
铭文首句——王五年征伐猃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宣王。只是《六月》里明明白白写着六月出征，这盘上却记着三月，季节不一样。不过，这两个日期可能都对，因为《六月》里还写了——“整居焦获”。
设想：猃狁打进镐京，宣王领兵在三月反攻，打回焦获泽。尹吉甫研究新战术，接下来两到三个月驯马，六月份从焦获附近发起反攻。那么其实是打了两场，而亲历者回顾时大概会从头讲起。
后来宣王有点穷兵黩武，史官们不怎么写他的胜绩。《史记》干脆不提这事，《竹书纪年》里写“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猃狁”，也略过了宣王。或许这是有理由的：宣王在召公的保护下长大，多半没机会在军中历练；他即位后又一直在闹旱灾，祭祀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军队；所以三月出征时他可能是名义上的领袖，领军者另有其人；而六月大胜出自尹吉甫的新战法，不提他又怎样？
史书是后人写的，而兮甲盘是亲历者的器物，《六月》这首诗甚至可能写在得胜当年。庆功时当然要写领导啦，两厢对应，宣王大概在战场。
那么，这从王的兮甲是谁？专家认为他不是别人，正是《六月》里颂扬的“吉甫”——尹吉甫。
“尹”的本义是治理，也可以指“握事者”——掌权的人。
《尚书 虞书 益稷》里有: 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这里的“尹”就指“衆正官之長”。
同时，它也是姓氏，现在大概有三百万人姓“尹”。或许，“尹吉甫”本人姓“尹”；又或许，象“史佚”的“史”一样，他只是官职为“尹”。
鉴于“甫”通“父”，“尹吉甫”也许是个尊称。可能指某位叫尹吉的男性长者，也可能指一个职位为“尹”，名字是“吉”的尊长。除了“尹吉甫”之外，他还可以有很多别的称呼。
现在国人一般不改名，但古人的称呼经常变来变去。《礼记 檀弓》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通常情况下，周朝人小时候称名，冠礼之后用字，五十岁后加上“伯”、“仲”之类的排行，死后用谥号。宣王就是个谥号，死后才定的，他活着的时候肯定不叫宣王。
这规矩是可以变通的： 《礼记 曲礼》里说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长辈和上级会直接叫对方小时候用的名（大概想享受高人一等的感觉）。与之对应，也许有特为仰视的时候。《六月》的末句——“张仲孝友”，可能说明此人姓张、名孝，排行老二，是众人的朋友。可能他年轻，不能用“甫”字（作为男子美称，“二十之時曰某甫”），所以用“友”替代；那照理更不该写“仲”，但作者就这么写了，谁让人家拿了第一呀。
伤脑筋啊，青铜器上的金文是给祖先看的，而史书写给后人瞧，这就难免同人不同名。比如山西的晋侯墓地群里一共葬了九位晋侯，随葬的青铜器也都有名字，但只有8号墓地的晋侯稣可以让专家们拐弯抹角联系到晋献侯。等他的墓地定下来，专家们才能依照墓葬中的青铜器顺序，一个一个推测其他墓主。
兮甲盘上的名字也不见经传，但兮甲本人会不会很有名呢？猜猜看吧。也许专家是这么想的：铭文里有王，有猃狁，那么大概在西周时期。打完猃狁就去找淮夷的，查下来只有宣王。于是把宣王的大臣们找出来，一个一个去对。一般来说，古人的名（幼时）和字（冠礼后）会有关联。“甲”按顺序是第一，而“吉”可以指代每月的初一，对上了。
还有旁证：铭文后面写了“兮白吉父乍般”（兮白吉父作盘），“兮甲”和“兮吉”估计是同一个人，他名“甲”，字“吉”。
“白”通“伯”，应该是排行，作器者年过五十岁了。
“兮白吉父”这四个字去掉排行，然后用通假字“甫”代替“父”，得到“兮吉甫”，跟尹吉甫很象，又是一个相似点。再考虑到铭文上的功绩，多半就是他了。那么，尹吉甫本人姓“兮”，排行老大。
盘中的“兮甲”是写给祖先看的，通名报姓，恭恭敬敬；后面的“兮白吉父”是在对子孙讲，要好好保存此盘啊，长宜子孙；要是晋侯们也这么体贴就好了，专家们能省多少脑细胞啊。
宣王五年，兮甲一鸣惊人，过了几十年，出征日尚且记得清清楚楚，他又怎会忘了帅师时的忐忑和风光？只是，压过宣王的高光时刻，不方便讲。铭文记了宣王的出征日，强调兮甲从王，而且自己半途工伤，抓捕讯问时把手弄折了，后来就去休息，没奋战到底。不过，宣王的赏赐总归要写，当时的人们大概看一眼就知道他立过特等功。这番谨慎没有白费，尹吉甫安安稳稳得当着太师。功高震主，又全身而退的，能有几人？
宣王六年还是大旱，祭祀无果，收成是不用指望了，另辟蹊径吧，正好方叔研发了尹吉甫战法的南方版，于是，召穆公、宣王、皇父、休父都往东南跑。《竹书纪年》写着“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它的意思可能是召穆公和宣王分头去收保护费，然后在淮河附近会合。
以前宗周自顾不暇，没空过来，现在战术革新，可以立规矩了。尹吉甫的手大概已经长好，正好派他去收税，有时还是武装收税。
周人讲究师出有名，“淮夷舊我帛畮（賄）人”就是收税的理由。讲好了要出丝织品的，不能赖啊。这十几年旧账一日收，多过瘾。后来大概把人家库房里的丝织品都搜光了，存粮、劳力也拿来折价。再后来，给当地商人定规矩，要到他们的市场上贩卖，不听就打；到了最后，连周人地盘上的市场也管起来了，远来商贾不得与本地人私下买卖，否则要用刑罚。这一步步越收越紧，可能意味着税收越来越少，但总部的要求不少；底下人只好不停地想新花样。
如此看来，真不怪淮夷造反。周人大军过来，开口就要，不给就打，哪有双赢呢？尹吉甫威风八面，把东西全搜走了不算，还逼着商人去特定的市场买卖，不用说，肯定要抽成。就算这些商人去周人的地盘，也免不了交抽成费。交易税一加，姬姓地盘的百姓买不了便宜货，扣他一顶与民争利的帽子不冤吧？史书上却不骂他，反而表扬宣王中兴，这让背着骂名的荣夷公情何以堪。
也许尹吉甫的幸运光环也笼罩了他的器物，讲讲兮甲盘的经历吧。
它曾经是南宋宫廷的旧藏，后来兵荒马乱的，不知去了哪里。到了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在撩属李顺父的家中发现了它，当时它正在厨房里发光发热呢。为烙饼，他们把碍事的圈足去了，从此兮甲盘成了平底锅。这口锅毕竟来历不凡，也许鲜大人发觉饼上印有金文痕迹，特意去主人家的厨房查看，才把它认了出来。清代时它入了保定管库，到了清末被陈介祺收藏，后来它又不见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传闻说日本书道博物馆里藏着兮甲盘，不过专家认为那是民国做的赝品：不但盘子有圈足，而且文字跟流传的拓本也对不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又传说香港中文大学有兮甲盘。专家鉴定后认为那确实是周代的青铜盘，不过铭文却是后人伪造的。造假者参考了《三代吉金文存》中的拓本，跟陈介祺的拓本合不上。那铭文是用强酸腐蚀出来的，想来不好做，可惜底稿不对，辛苦白费。2010年，有华人在海外买到了兮甲盘。这次金文完全对上了，专家们从各个角度都认定它是真品，在2017年拍出了两亿一千多万人民币。
注：
专家大概是这么鉴定的：
大多数西周青铜器的铭文跟器物一起成型。
青铜器制作示意图
如图所示，将铜液注入外范和内范之间的空腔中，等冷却后，一件青铜器就铸好了。这个范可以用石头，也可能用金属，不过最常用的是陶范。
先用细土做出模子，烧好了，把土团敷在外面，成形以后分割，然后添加纹饰，阴干，烧成陶范。再把陶范重新拼成一个整体，就可以铸造了。
直接把铭文跟纹饰一起刻到范上多省力呀？所以大多数青铜器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当铜液倒入，填满了刻着铭文的空隙，铸好的笔画肯定比边上厚，铭文是凸出来的。要是器物造好了再加铭文，直接刻上去比较容易，这样写出来的字是凹进去的。兮甲盘的造假者用强酸刻字，铭文当然也是凹的。这一看就已经不太对了，真品还给他另外加了个难度：凸出的文字不好拓，容易变形，按一个变形的版本造假，怎能成功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