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故事-1
甘一飞
乡下牛棚前的稻田 （2004年夏）
2016年秋得半年学术休假，回国后，平时东奔西跑之外，大部分待在我成都的工作室，在那里做了些作品，策划了几个大中型展览，弄岀些不大不小的动静。
11月16日从自贡返蓉途中，因有高速公路开通的便利，忽发奇想，决定驱车顺路去一趟原来当知青时下乡的农村看看。在此之前，我曾回过生产队两次，第一次是在国内大学毕业的1983年，第二次是2004年从国外回国休假，也是学术假。前两次都是夏天，这次是冬天。好在我原来下乡的生产队离成自泸高速路口不算太远，从宝飞镇下高速后仅需一个小时左右车程。
汽车在宝飞镇一下高速，迎面扑来的是运矿卡车掀起的滾滾粉尘，仿佛又回到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时整个国家像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工地，今天似亦然。通往乡下的公路虽已是混凝土修成，但经过超重运矿大车不停息的辗压，大部分路面巳残破不堪。一路颠簸，这滾滚的粉尘将我带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下乡之地，追忆往昔的思绪也在这粉尘的雾霭中展开。
这个一待就是六年的“仁寿县禾嘉公社新华七队”，是一個四川盆地內典型的丘陵地帶。剛下鄉時覺得無比生猛巍峨的山勢，現在看來不過是一座座土包似的小山丘。估計是剛到此地时，年僅十六歲、營養不足的我，個子小、見識也不廣，只覺得天大地大，自己非常的渺小。这对后来走南闯北，遍游世界的我，眼前之山，巳然成丘。足见境随心移，见山不是山了。看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能改变人生，更能拓展胸襟，开阔眼界。
村里人告诉我，随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化，我这个曾经待过六年之久（1971-1976）的禾嘉区禾嘉公社新华七队，现巳更名为仁寿县禾嘉镇迴龙村，旧有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小队”类似军事单位的建制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社会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是进入生产队的路口，这条横穿生产队的小公路曾被我暗自称之为“流放之路”（摄于1983年夏）
1983年大学毕业后，首次回乡时拍下了这两张故居照。照片中草棚左侧即是我曾经住过的牛棚，相比原来的破茅棚，照片中的这款已旧貌新颜，失去了原来破落的感觉。
此草棚正房是生产队的牛棚，有大门出入，还配有窗户。我和我的知青室友住左侧偏房，开小门，无窗。牛是队里主要劳动力，比人精贵，住正房似是理所当然。只是在夏秋时节，这正房里的户主们很不安分，赤身裸体的它们引来成群的蚊虫，叮牛又叮人，时常向隔壁的人类邻居发起轮番进攻，让人苦不堪言。我下乡的六年中，很多时候就由隔壁牛魔王们蹭擦牛栏搔痒的“哐当”声，和蚊虫们雷鸣般嗡嗡声中入眠。
我们队里有三位插队知青。本来应该是四位，成都两位，自贡两位。其中一位成都知青巳在我们抵达前被招工，回了城里。二位成都知青都姓王，村里人依年龄下小分别叫他们“大王”和“二王”。余下的这位是大王，叫王希云。他老爹是省城里的一个小资本家，文革前就被整得很惨，家财散尽之外，还背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名头。怕影响儿子的前程，把他过继给了自家兄弟、大王的伯父。王希云因此出身成份有了升级，由原来资本家出身改为他伯父家的职员成份，结果仍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中学毕业后，一样如同90%的城里毕业的中学生，被赶出成都，“上山下乡”落户到了我们这个村。大王可能与我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因而一见如故，有不少的共同语言。他是老三届的中学生，比我大好几岁。我们到达村里时，大王已在此地待过了近两年时间。作为大城市里人，大王不仅见识较广，还喜欢读书和思考。在生产队的几年间，我们俩在一起有过无数次“谈文论武，指点江山、煮酒（茶）论英雄”的时光，当然对时势不满的发泄一直是主要的节目。因他见我喜欢画画，曾专程把他家传的“芥子园画谱”从成都家里带来给我，真算是雪中送炭，为我的艺术梦想加了一把大火。与王希云老哥如此的时光和友谊至今不敢忘记。他比我早一年多返城顶替了他伯父的工作，后来在成都开了一家中型发廊，成功晋升为中产阶级，赴了他老爹后尘。在我离开中国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而与我同时插队的室友，虽然他曾是我母亲的学生，但总仗着他工人家庭出身，政治成份比我“优秀”，年龄比我大，以及不知何来的优越感，总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我。他的这种优越感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政治狂热，整天就想着如何向组织靠拢，成为先进分子的一员，不时见他在煤油灯下，埋头撰写他的入党申请，一副有志青年壮志凌云的模样。因此，同他近两年多的同室相处，全然没有滋养出什么患难之交的情谊，相互的关系显得十分微妙、不太和谐。
所幸的是他有个妹妹，连同另外两位女生也同时下乡在相邻的第八生产队，三位女知青也都曾是我母亲的学生。自下乡之始，这三位老姐一直待我亲如兄弟。也因此，我与这位室友的关系不至弄得太剑拔弩张，表面关系还算过得去。室友后来参军入伍去了西藏，实现了他的革命理想，至于是否入党做官，我无从得知。不过，他的离开，我终于可以独占这间经常被夏雨秋风所破的茅屋，有了自己个人的天地。
这帧王希云与我在禾嘉镇 在1975年拍的合影照十分珍贵。那年他已顶替伯父招工回了成都，趁工休假期专程回来探望我和村里的人。
老农张国忠
1983年首次回乡，我在地里与生产队老农张国忠夫妇重逢。这个迴龙村以张姓家族为主，张国忠虽在村里辈份很高，但因性情耿直，不太受村里人待见。他却喜欢与我们知青交往，时常送我们些蔬果表达他们的关切，透出的那种当地农民憨厚淳朴的善良，十分让人感动。
张国忠还曾有恩于我。一次我在公社修水库体力不支，饿晕，他见状后毫不犹豫地掏出他随身带的干粮，一大只玉米饼给我救急，让我缓了过来，算是救命之恩。后来他儿子张星上学时，我也刚满十八岁，正好当上了民办老师，教的第一个一年级班里就有这小家伙。我因此应该算是他的启蒙老师。因他老爸的原因，我曾格外关照这小子，但这娃儿生性顽皮，不爱学习，成绩在班里不上不下，不算出众。当然，责任也在我这个无证上岗的老师，教学经验不足也应该是一大原因。据说张星成年后长年在外打工，成了典型的农民工一族。
遗憾的是，这次回村没能见到张国忠夫妇。据说他们都去儿女家帮忙带孙娃儿了。
与依稀记得原来的地貌相比，村里时下已面目全非，建了不少新的房子。我原来住过的茅屋牛棚早被拆除，原来房前屋后的几株大树和竹林蕩然无存，只剩得我隔壁的杨师家的老瓦房还残留旧址，在初冬的阳光下，孤寂地屹立原地。
这位隔壁邻居的杨师是村里外姓人中较受尊敬的长者。好像曾经在镇里开过裁缝铺子，算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物，或又因他好为人师，于是村里人就叫他“杨师”，直到我离开村里时也不得知他的全名。刚到村里时，不知为何，发现老杨师对我们两位知青邻居保持着高度的提防。后来才发现因为他这老瓦房前有几棵他们家的大李子果树，结的李子苦中带甜，味道不错。每到初夏时节，树上果满枝头，秀色可餐，难免诱人犯错，特别像我们这些整日饥肠辘辘的饿鬼。杨师对我们的高度警惕也就不难理解了。
杨师因年轻时出远门跑过不少码头，有不少荤素的故事，时常在地里歇息之时，在人群中绘声绘色地摆开了龙门阵。记得他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年轻人：“找婆娘一定不要找乖的，粗碗细碗都一样干酒吃饭，油灯一吹，全都一个样……，乖的婆娘容易招蜂引蝶、找野男人，麻烦哦、麻烦……”，他的这番告诫，算是他好为人师的注脚。当人们见到杨师的老婆，才相信他此言不虚，因为这位杨师母可真是一位世间难得一见的丑妇。不过，她人虽面相难看，但心地善良，每年李子成熟时，她都会背着杨师送我们一小竹筐。看来，“相由心生”之说对于杨师母，显然失灵。
如今这几棵大李子果树连同杨师都已作古，杨师的龙门阵也早已随风飘散。现在暗自庆幸，幸好没有遵循杨师的教诲，不然找个不对眼的丑妇过一生，怎么对得起自己。
见到现在的健康食品红薯，在当年曾是大半年的主粮。如今一见此物就很容易勾起对过去痛苦经历的回忆。当年天天吃红薯，任凭如何制作，那东西让胃酸分泌过多，经常引起胃部不适，见到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这一桶作为猪饲料的红薯，在过去饥饿的岁月里足以救命，让人多活几日。
我在村里当知青的年代，每年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村里人都有近两个月缺粮时段，当地人称之为“过荒月”，（又叫“春荒”月）。一到每年早春，村里人虽个个面带菜色，饥饿成了主要问题。但他们不像北方人出远门讨饭，仅在附近觅食，能入口果腹者，绝不放过。野菜、草根、天上飞的鸟儿、地上窜的耗子、田里偶见的泥鳅、黄鳝均成入口宝物。地里有时冒出的红薯苗更是救命的好东西，这些幼苗暗示土里有年前余下的红薯残茎，或许还有整支“漏网之薯”。
依现在照片中这桶饲料红薯状况，可见村里农民在改开后，真的摆脱了饥饿贫困的人民公社时代，不再过荒月。记得八三年我第一次返乡时，张国忠感概地告诉我：“真日妈搞不懂，过去起早食黑地干活路，还吃不饱饭，现在包产到户后，干活不如以前那么累，缸里还有余粮…..。”
我也纳闷，曾经每天出工时举着红旗、呼着如“农业学大寨”的革命口号，全村人却几乎家家都赤贫如洗。看来，过去乌托邦的理想、或主义，除了将人整成一个劳动机器的零部件外，还将人们忽悠在通往奴役的大道上狂奔。
刘家湾
村里离公路较远的一个山凹处，叫刘家塆。湾里有几家农户，一座大院。曾经有一刘姓乡坤世代居于此地，其家人知礼识文，算是当地诗书传家的文化人，刘家主人曾効力国民政府，估计抗战前线战功卓著，得过蒋委员长亲赐佩剑，剑身镌刻“蒋中正赠”四字。刘家老爷子却因此在1949年土改时掉了脑袋，一家人被划为地主家庭成分，从此贬入人间地狱，成了村里人人可欺负的下等人。
刚下乡时就有村里人告诫我要与刘家人保持距离、划清阶级界限。但几经接触，发现其母容貌端庄，待人友善，几兄妹也个个长相出众，智商奇高。刘家人在村里虽地位卑微，但骨子里透出的为人谦和、耕读世家的风范依然。特別对我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过惺惺相惜之谊，经常暗中助我。
刘家有二男三女。估计是基因作用，据说女儿们个个都长得如花似玉，大女儿和二女儿早已嫁去它乡，我没见过，但小女儿肯定是一个农村中少见的美少女。或许是受了杨师的盎惑，也或许是营养不良引起的青春发育迟缓，我对这乖妹子从未有过半点非份之念，只把她当成一枚掩入蓬蒿的璞玉、一件养眼的艺术品。
这三个女娃中，二女儿命运最为悲慛，在文革高峰时，因其地主出身的背景，姿色出众的她，全然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能力，无端地被村里几位贫农造反派把她抓进地里给强暴了，人差点被整疯。幸好后来她嫁人远走他乡。这帮坏人如此的犯罪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处罚，他们还不时向人们津津乐道地炫耀他们当时干坏事的情景，当成黄色故事到处讲。
这群人渣里的一位是队里张姓家族的一位入赘女婿。此人心地极度阴暗邪恶，从里到外都透顶的坏。对我们知青也不知那来的仇恨，时常给我们使绊。最可笑的是，他这个文盲，也有入党做官之念，但写入党申请书成了问题。这厮明明知道我不待见他，却也厚着脸皮来求我帮他。我这人从小就疾恶如仇，善恶分明，虽然体弱个小，但内心强大。我一方面对这渣人过往的恶行有无比的憎恶，二来怕这货有了党员的名号，更会肆无忌惮地祸害乡邻，就绝意不帮他。于是左推右挡，就不动笔。最后他找了我的知青室友替他写了申请。据说几年后居然还光荣地成了组织的人，为他的不少恶行更添了助力。不过，坏人终不得好报，这一远近闻名的恶棍也没活多久。当我八三年回村时，没有见到他，好奇一打听，才知这厮N年前就得了癌症，见他马克思大爷去了。
估计被村里人对刘家妖魔化蛊惑的影响，或许是那里迷漫着的深重冤气，当年出工时，每到刘家湾，就会有一种神秘阴森的感觉所笼罩，这种感觉似乎至今挥之不去。听村里人讲，刘氏兄妹在改开之后，都巳远走高飞，据说几兄弟在县城做生意发了财，成了大款，再也没有回过村里。
时光如梭，几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我以前住过的牛棚连同这里发生过的历历往事，早已飞灰烟灭。这条以前天天踏过的田埂小路现正在被拓宽，修成省级大道，让成都市的红星路南延线直通此地，一切都在不停地改变。
我经常自我发问：在这里付出的青春年华、磋砣岁月、留给我的，究竞是人生历练的财富，还是无法弥补的青春损失？这或许是一个将困挠我終身的难解之问。
公路上飘来的漫天粉尘，让我对往昔追忆的思绪更加迷茫。弥漫开来的惆怅，像那荒垠上的秋草，在冬日的残阳中，随风摇曳。
2016.12 于马州月桂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