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74：关税库卷风波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解财政拮据之困，发行了宋子文发明的、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善后债券来筹措资金，此类债券名为“库券”。从1929年至1935年，先后发行了盐税库券、统税库券、卷烟库券等。库券以批准发行的年份为代号，比如民国十九年批准发行的盐税库券，其代号是“十九盐”；民国二十三年批准发行的关税库券，代号就是“二三关”。1935年，被称为“无冕女王”的宋蔼龄，倚仗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丈夫孔祥熙之势，对“二三关”进行违规恶性炒作，非法牟利两千五百万元，导致中国实业银行储信部经理沈宝昌等二十四人自杀或急病身亡。该事件由此名列“民国股市三大炒”之首……
1934年，孔祥熙替代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批准发行“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代号“二三关”。这款库券总额一亿元，根据《中华民国公债发行条例》的规定，每一百元实收九十八元。但之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留下的操作惯例是，以对折即五十元抵押给银行，然后送证券交易所开拍，通常做出来的行情在原价的六折上下。最后，财政部跟银行则以低于行情一折半的价格予以结算。这样算下来，银行有不少于40%的利润可得，当时的银行都乐意承购库券。
宋蔼龄虽然未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但她在利用政府关系进行投机倒把生财方面绝对精通。她平时常在寓所研究经济、金融、证券交易，且颇有心得。对于库券发行，早在宋子文刚刚推出时，她就认为可以从中牟利，曾向老弟试探过，因宋子文没有表态，只好打消主意。现在轮到了丈夫执掌财政部，宋蔼龄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当即举行“三不公司”会议。所谓“三不公司”，并非真的一家什么公司，而是被当时社会舆论所“封”，意指听命于宋蔼龄的三个高官显要：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常务副部长）兼钱币司长、握有财政部发行证券与交易最高之权的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兼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由宋子文、孔祥熙及上海十七家银行和政界要人投资组成，利用官僚银行的资本投资多项建设事业，如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等，发展迅速）总经理宋子良（宋蔼龄二弟）；因与宋蔼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三人被外界称为“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合称“三不公司”。宋蔼龄有这三位同伙操纵炒作“二三关”，要想不成功也难。四人凑在一起几番密议后，当即开始实施。
1935年3月1日，“二三关”库券开始发行。之前，各银行照例跟财政部签署了抵押协议，然后，由证券交易所开拍。头天证交所一公布价格，各银行都大觉意外：“二三关”库券开出的市价竟然在七十元以上，这跟以往所有的库券都开六十元完全不同。这是什么意思？各银行的老法师（金融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估断，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价格向无先例，银行界不会托盘，这个行情绝对是站不住脚的。于是，银行都把财政部抵押给本行的“二三关”库券送进交易所卖掉，买进其他六折库券。银行界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根据协议规定，财政部会在三个月内与抵押“二三关”库券的各家银行结价，以往是以行情一半价位结算，这次就算提高些，打足按六折结算吧，银行也仍旧有赚头，毫无风险，笃定如泰山。
其实，这是宋蔼龄与“三不公司”策划定下的计谋。据知情人事后透露，主要是由徐堪反复研究后想出来的。徐堪根据以往发行公债、库券的经验，认为引诱银行界上钩并不特别难，关键是在银行与财政部结价之前，设法使其把“二三关”库券卖出手。而根据财政部规定，银行是不能把抵押的库券出售的，只能通过委托证交所交易后的库券账款跟财政部结价（每三个月一次）后获取差价利润。库券交送证交所的权力在库券发行者财政部手里。可是，规定是规定，银行出于牟利考虑未必愿意遵守，只要让银行感到有利可图而且无风险，他们绝对会搏一把的。
而只要银行卖出了库券，往下的事就好办了：把价位往上炒高，期限到时，财政部要跟银行结价算账，银行就不得不贴进钞票忍痛买进库券以应付清点。到时候，“三不公司”买进卖出的差价就是这次宋蔼龄等人炒“二三关”库券的利润。
那么，怎样做才能使那些由老法师智囊团支撑着的银行界卖出库券呢？这个其实也简单，把“二三关”库券的市场交易价位抬高，给银行界造成错觉，误判该库券不牢靠，不久价位必跌。银行界就会先违规把库券以高出平时价位的价格抛出，跌至比他们卖出时的七十元低出一截时，他们再买入，然后等待财政部来结价算账。反正合同中写明了的，以证券交易价位对折结算。这样，银行方面就有之前的“七十元抛出，后以七十元以下价位买入”和“财政部合同规定的抵押对折价（按三个月一结价的市场平均价的对折计算）”两笔利润可赚。在银行界看来，如此操作，没有不赚的道理。
如此这般计议定当后，开始分工。宋蔼龄把抬高库券价位的差使交由二弟宋子良负责。宋子良跟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等混得不错，暗地吩咐一声，自会有人安排一班喽啰在“二三关”库券开盘伊始立刻抢抬价格。当然，光抬高价位是引诱不了银行界那班老狐狸出手的，还得动点儿真格的。那就是“三不公司”的老二陈行的活儿了。他掌握着“三不公司”临时筹措的巨额资金，开盘后立刻抢购“二三关”库券。与此同时，安排一些人四下散布谣言，说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收回“二三关”库券，改发“二三关”税公债。抬高的价位和四下传播的谣言互相配合，使众多散户信以为真，纷纷入市抢购“二三关”库券，还有一些散户甚至不惜抛出手头的其他公债、库券，变现后大量买进“二三关”库券。银行界面对这种行情，认为这是一个只赚不赔的绝佳机会，纷纷抛售“二三关”库券。银行界当时的普遍想法是：“二三关”库券跟其他证券、股票一样，有涨就有跌，现在先以打折价位抛出去，就算以后涨至百元，没人接盘了，那就只好跌下来。一周后，一半以上的银行已经把“二三关”库券抛出来了，但另有一部分银行还沉得住气，按兵不动。这个情况事先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已经估计到，徐堪早就开好了药方。第八天头上，宋蔼龄通知徐堪：可以下药了。
徐堪奉命行动，当天约请亲信刘子余共进午餐。刘子余是中国实业银行下设的“中记号”经理、兼中实行南京分行经理，他另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证券交易所第32号经纪人。两人共进午餐时，徐堪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起“二三关”库券，说财政部确实已经作出决定收回该库券，“二三关”近日必大涨，故委托刘子余以当日价位代购进八十万元“二三关”，说那是他私人筹措的资金，过几天抛掉，赚上若干也是好的。以徐堪的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负责发行证券与交易的财政部最高负责人身份，散布这类信息，刘子余绝对不可能怀疑其真实性。他不但完成了徐堪的委托，还以亲朋好友的名义自己也买进了数十万元。
刘子余跟徐堪次长的关系银行界都知晓，处于“二三关”库券价位上涨的当儿，一些人正暗暗注意刘的一举一动，他与徐堪共进午餐的一幕自然已落在他人眼里。见其午餐后直奔邮电局拍发加急电报，就有人行贿邮电局经办人调出电报底稿，一看是通知上海方面下午开盘时速做“多头”。此消息一时四处传播，议论纷纷。当晚，“京（南京）沪等地不知有多少有钱大佬夜不能寐矣”。
次日，证券交易市场掀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刘子余所供职的中国实业银行的许多中高级职员迅即跟进，拿出多年积蓄甚至祖传遗金抢购“二三关”库券，有一部分人还四处挪借钱款作为炒股资金，甚至借高利贷。此举又牵动了抢购者银行界的朋友，他们也纷纷“跟批头”（其时证券行业的行话，意即随大流购买股票债券）。这些人中，斥资购买“二三关”库券最多的是中国实业银行储蓄信托部经理沈宝昌。宋蔼龄恶炒“二三关”库券时，沈宝昌已经年过半百，身体有疾，正盘算归隐故乡，林下养老。他想临退隐前有机会赚一笔钱，确保养老有本，子嗣也能托其余荫。这时正好“二三关”库券出笼，一开始沈宝昌不敢贸然投入，只在旁观察。待等刘子余出手，并且四面八方都在风传“二三关”要被财政部收回的消息，他终于坐不住了，考虑再三，斥资五十万元之多来打这必操胜算的一仗。
“跟批头”斥资名列第二的名叫蒋履福，外交官出身，做过中国驻法大使馆三等秘书，时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而他的女婿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子文的亲信贝淞荪，也是金融界名人。宋蔼龄和“三不公司”行事严密，连蒋履福这样的直接负责公债发行业务的财政部高层也对“二三关”库券的行情深信不疑，他在得知刘子余的举动后，斥资三十万元抢购“二三关”。
当然，也有银行界的大亨级人物对“收回‘二三关’库券”的传言有所怀疑，寻思这等大事，国家不大可能轻易决策的，总得弄个水落石出后再决定是否该出手。当时财力最为雄厚的浙江财阀集团之首、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李馥荪专程去了趟南京，当面向财政部长孔祥熙询问，外界正传得沸沸扬扬的“收回库券，改发一亿元关金公债”之说是否确实？宋蔼龄策划恶炒“二三关”库券时，跟孔祥熙通过气，孔祥熙预料到会有记者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当面询问此事，已经有了一番考虑，当下从容作答：“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二三关’库券发行一亿，实价只有五千万，若按照以往与银行的结价通例，财政实收不过两千五百万，这于解决国家财政之需可以说是基本无济于事啊！”
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如此说法，打消了银行界所有人士的顾虑。大伙儿二话不说，立马往证交所钻，都盯着“二三关”库券买进。到这当儿，该库券立马变成了紧俏品，别说原先的七十元价位，就是七十五元也买不到了。继而有人就把价位升至七十六元，由第77号经纪人福大（拥有中国实业银行背景）以该实价收进。这下，价位便直线上升。“三不公司”手中掌握了大量“二三关”库券，却并不抛出，而是让预先承诺“保证让你有钱赚”招揽的那部分散户把手头的库券抛出，他们则继续吃进。于是，那段时期的“二三关”库券的价格就继续上升，最后竟炒到九折以上。
“二三关”库券是分期还本的，这时该库券的票面余额已经只剩八十七元了，而市面上最高的价位竟被做到八十一元，距离票面余额只有六元。这时的情势，即使“三不公司”不再发力，也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大批散户不断传播谣言，市场上对于“二三关”库券的说法不断加码，甚至有说该库券将会涨过百元，溢价超过票面价值。
这时，宋蔼龄和她掌控的“三不公司”知道已经稳操胜券了，遂偃旗息鼓，不再露面。连宋蔼龄的二女儿孔令伟想见母亲一面竟然也不知该到哪里去找她。徐堪、陈行和宋子良，也是休息的休息，旅游的旅游，宋子良更是带着两个来历不明的女子住进了法租界广慈医院专辟的特等病房，闭门不出。一直关注着四人行踪的银行界大佬获悉后，这才感到异样，意识到这可能是人家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
就在银行界大佬开始清醒的时候，宋蔼龄与“三不公司”授意财政部通过中央社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称财政部近日举行部务会议，其中一项议题是关于与银行结算库券的，说必须按照之前跟银行签署的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价清算。银行如有拖延，将一律以“破坏债信”论处。发布这一消息的财政部发言人特地强调，“该决定业经财政部呈报行政院批准，并获得蒋委员长的首肯”。
消息一发布，银行界顿时乱作一团，“破坏债信”这可是一顶大帽子，弄得不好真会压死人的——财政部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抬出来，这不是明摆着可以以“军法从事”来解决“破坏债信”的案犯吗？那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有的，不过得花大钱：把那些当初以七十元价格卖出去的“二三关”库券买回来就是，抛出去多少，买回来多少，总之银行必须拿出财政部当初抵押的等额库券。这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子，是宋蔼龄和“三不公司”精心设置的一个陷阱，是银行界大佬这次炒股的终极归宿。
所有跟财政部签过销售“二三关”库券协议的银行，以及那些“跟批头”的金融界大中小佬，都已经被财政部发言人催醒，赶紧从市场抢购“二三关”债券。宋蔼龄认为市面已经做足，遂指令“三不公司”把之前大量吃进的“二三关”多头出笼，并乘机翻空。
几天后，“三不公司”的大额空头计划完成。财政部发言人再次登场，“郑重声明并无收回‘二三关’库券改发公债之举”。一时间，市场上“二三关”库券价格狂跌，极度混乱。而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已经完成了预定的计划，抛光了之前吃进的库券，到了清点战果的时候。据金融界人士估算，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在这次炒作中牟取了约两千五百万元的巨额利润。再说那个中国实业银行储蓄信托部经理沈宝昌。财政部发布消息那晚他正在友人家打麻将，玩了一个通宵，次晨回家倒头便睡，一觉醒来方知市场行情大变，“二三关”大跌，赶紧出手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全部家产赔了个精光，证券公司纷纷上门催其追缴保证金。沈宝昌原本就患有高血压症，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血压窜高，导致脑溢血发作。家人将其急送英租界宏恩医院救治，医生也回天乏力，死时五十二岁。
沈宝昌并非这次金融风波中死于非命的唯一一人，同样的不幸者还有二十三人，其中九人是原有病患，受刺激而导致病情猝然发作而死；十四人是以跳黄浦江、卧轨、坠楼（塔）、服毒的方式自杀的。另有一些人原本健康状况良好，受此刺激，因而得病，这其中就包括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他自此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夺其性命的也是这个病。
